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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宿跟宋庠、宋祁同榜，他和宋氏兄弟的关系也不错。一上来就说这一点，是最近读胡宿《文恭集》，发现他的诗文作风，颇多与宋祁同调。宋祁作文章，讲究简净古雅，为此不惜以僻涩为代价，他也因此颇受訾议，被当做“好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说”的坏典型。在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中，他的同事欧阳修甚至以“宵寐匪祯，札闼洪休”的恶搞，来取笑他。这个故事突出了欧阳修的平易文风，却让宋祁的名声多少受了些影响。其实，在节简词句这点上，并不只是宋祁有此习惯，像晏殊和胡宿，都有同好，好像那是个时代风尚似的。后面这二位，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曾各拣一例批判之：晏殊《赋得秋雨》的“楚梦先知薤叶凉”，出现了一个“楚梦”，其实就是指楚怀王梦巫山神女那件事，这已经是“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而胡宿《漫成》的“城东有客歌盆久，不敢将春上老台”一句，竟把《老子》的“如登春台”缩成了“老台”，在不通的程度上则更甚于晏殊了。
像“老台”这样的用典，是煞费苦心凝练出来的，看着就费力。但比起作者的不容易，读者其实更不容易，因为要读懂作品，先得就着典故被割截后的样子去猜测原貌。这一来，连渊博的四库馆臣，也被胡宿搞得头痛不已。胡宿的集子，据说有四十一卷，一说有七十卷，可惜很早就亡佚了。乾隆时开馆编《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五十卷，数量相当可观。其中有十卷，包括道场青词之类，因为“政治”不正确，被乾隆严令删汰。所以，现在《四库全书》所收的，只是四十卷本。话说馆臣重编胡宿的诗文时，就发现有一些词句实在难懂——除了避讳和抄写讹误之外，还有一批似乎是自出心裁的生鲜词汇，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任是见多识广的馆臣，也只好承认闻所未闻，于是耐下心来，作了一些考证。这些考证作为编校者的成果，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还保存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比如下面这几个例子：
逢僧谈止观，数刻尽牛香。（《浮石寺》）
丽赋凭乌有，清篇托畔牢。（《送曹生归临江别墅》）
昆灰多妙辨，平日集朝缨。（《寄善慧大师禅斋》）
破恨凭相酹，流哀寄蜀弦。葛华与参宿，此见恐无缘。（《悼往》）
雌堂夕宴沉宾辖，绿野春耕驻使旗。（《送魏屯田出守山阳》）
文成洛纸贵，诏下武泥馨。（《送苏贤良之任豫章》）
牛香、畔牢、昆灰、相酹、葛华、雌堂、武泥这些词，馆臣都表示没见过，但基本可以断定是在用典，所以分别做了推测。“牛香”，馆臣认为可能是“节用”《法苑珠林》“牛头之香生于海岸”一句。“畔牢”，馆臣指出是节用了《畔牢愁》的题名，《畔牢愁》是扬雄一篇失传的辞赋，《汉书·扬雄传》有记载。“昆灰”比较好猜，就是昆明池的劫灰。葛华，馆臣认为可能节用梁乐府《前溪
有意思的是，牛香、畔牢、雌堂、武泥这几个词，虽然确实十分生僻，但居然还有一个人全部使用过，那就是宋祁。
宋祁《善惠大师禅斋》云：“丈室传心地，安闲岁腊赊。水能涵宝月，风解去萎花。鹄焰纱围短，牛香篆引斜。化城无惮远，门外即三车。”这可见牛香就是当时僧家所用的一种篆香。“畔牢愁”这个名字，本身其实有点费解，宋祁当年读《汉书》，就对此词有所留意，还把诸家释义记到了笔记中，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既然学了新词，就要用来造句，《答屯田齐员外见赠》就拿来操练一番：“淹卧清漳续畔牢，平时赋笔谢登高。”巧的是，他的哥哥宋庠也用过这个词：“年华摇落自骚骚，衰境牵人更畔牢。”（《小园秋思》）胡宿的“畔牢”仗着“乌有”为对，其实不难猜出所指，宋庠把它当做形容词来用，阅读难度恐怕还更大些。雌堂，宋祁《初到郡斋》云：“姑俟天藏疾，雌堂日宴居。”武泥，《翰长再有北门之拜》云：“宫月旧蟾涵静滴，武泥前札燥残芝。”又《博州骆太保》云：“计日民谣喧魏阙，褒功仙札武泥封。”这个词宋庠也用过：“武泥给板言如，汉庾临波粟似京。”（《送苗郎中出漕江西》）至于“酌湘吴之醇酎”，可不可以节成“湘酎”呢？二宋集中未见用例，但胡宿的另一个朋友梅尧臣干过类似的事，他把这个词节作了“吴酎”：“浅绽燕脂紫蜡芳，深斟吴酎白琼觞。”（《次韵王舍人忆省中小桃寄江学士》）若是胡诗真作“湘酎”，就算是与梅尧臣殊途同归吧。
“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令人费解，对此胡宿自己也有警惕，所以有的时候，怕人实在看不懂，他会加上自注。比如《和原甫侍读从幸后苑观稻之什》“经帷惜外迁”一句下就有自注云：“后汉杨秉出为右扶风太尉，黄琼惜其去，上言劝讲帷幄，不宜外迁。留拜光禄大夫。”奇特的是这诗题中的原甫不是别人，正是汉史专家刘攽，不知道胡宿是在和诗的时候就附上这个自注的，还是事后所为。若是连刘攽都要靠注释才能明白胡宿用的汉代典故，那我们真要庆幸四库馆臣智慧地抓住了“节用式”的路数，在既没有自注也没有同好作品可参的情况下，还了那么多谜团——不过，除了这首《馆中候马》：
紫陌归鞍后，端门午鼓馀。
铜池衔落景，铁掩残书。
水远沟声细，花闲壁影疏。
去驺呼已远，自笑守应庐。
“应庐”两个字，《佩文韵府》上没有，连今人编的《汉语大词典》上也查不到。馆臣认真细读文本，作了一番思考，加上这么一段案语：“‘应庐’二字，未详所本。宿又有《上小谢学士启》云：‘更直应庐。’当是指秘阁直舍而言。”《上小谢学士启》见《文恭集》卷三十一。尽管《文恭集》中出现了两个用例，馆臣还是只能猜测大意，至于“应庐”的具体出处，他们没有找到。 时隔不久，卢文弨看到了《文恭集》。卢文弨一生用功，集中在经史之学，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对这部文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可能是参加《四库》馆的朋友们告诉他的。《抱经堂文集》卷一三《胡方平文恭集书后》和他的学术笔记《龙城札记》卷二都有专门《文恭集》中疑难典故的内容。馆臣没有注释到的典故词，卢文弨又找出一些，比如“强抉巴音还首鼠
而这种“姓氏+人物事迹/作品”的典故造词法，在《文恭集》里正有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老台”外，又如“卓瓮”和“庄轩”——“卓瓮何妨卧，庄轩或自来。”（《招公仪小饮》）“卓瓮”是毕卓醉盗邻家酒的故事——此公一辈子也就做过两件出名的事，另一件被宋庠“节用”了：“衔杯思左蟹。”《晋书·毕卓传》记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庄轩”一词，参照“老台”就不难，盖出自《庄子·缮性》：“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来，寄者也”。
其实，将古人姓氏和事迹、作品粘合起来的用典构词方法，自来诗文中并不少见，单一个陶渊明，就衍生出“陶篱”、“陶巾”、“陶腰”、“陶琴”、“陶庐”、“陶窗”等典故词。胡宿自己用过“陶窗”——“何须更寄陶窗傲，自有余凉在此轩。”宋庠用过“陶庐”——“邵圃瓜畴熟，陶庐菊径存。”（《岁晏思归五首》之四），还顺带上一个“邵圃”，但这些词我们都并不觉得生僻。究其原因，一则是典故涉及的古人名气大，二则是人物后面跟的那个名词，与人物形象息息相关并为人熟知，三则上下文对典故有充足的提示信息。三条之中，其实后二条更重要。而“应庐”的怪异之处正是，即便读者知道应璩这个人，应璩在大家心中的形象也和“庐”没有什么联系，就像老子的形象和“台”、庄子的形象和“轩”没有什么联系一样。“庐”、“台”、“轩”不过是他们作品中的一个词，并没有参与过这些名人的形象构成。所以，“古人姓氏+作品内容”粘合出的典故词，理解难度远大于“姓氏+事迹”粘合出的典故词，“邵圃”、“卓瓮”比“应庐”、“老台”要好猜。更何况，一个人的事迹，藉史传传下来的多不过几件，而作品却可能相当丰富，若上下文提示不强，读者又怎能迅速反应出原典呢？也只有陶渊明，从他的作品中拣出只字片语，配上一个陶字，尚不算冷僻，这是因为他的事迹即在作品——几乎是陶渊明自己的作品为后人提供了他自己的形象，算是个特例罢了。
话说回来，既然如此用典易致费解，为什么胡宿还要这么写呢？我们看他的《岁晩禁直呈承旨侍郎同院五学士》也说：“广内施重闼，承明敞直庐”，这不是比“应庐”显豁多吗？可是，他就是更偏好奇怪的写法。“黄堂”太熟了，他就换做“雌堂”，“紫泥”太熟了，他就换做“武泥”。明明要表达“知君诗敌千户侯”的意思，他偏要用“知君诗户敌千侯。”卢文弨说，胡宿“畔牢”的那次用典，是为了凑韵而截去“愁”字，其实，在胡宿的用典案例中，平仄、韵字、对仗都不是不可调的，再说，就像“诗户”一词，若不如此格律难合，又何必非用这个典故呢？看看宋庠的“衔杯思左蟹”就明白了，不说毕蟹卓蟹，偏说左蟹，图的就是个新鲜有趣。“老台”比“春台”新鲜，“应庐”比“承明庐”新鲜，用一个比新鲜更新鲜的称呼，这叫做陌生化。
可惜，对于胡宿等人陌生化的努力，后来人都不太领情。卢文弨说这些用典是“斗凑之病”、“皆生僻不可为训”，钱钟书先生则深挖思想根源：“这种修辞是唐人类书《初学记》滋长的习气，而更是模仿李商隐的流弊。”（《宋诗选注》）确实，这种“节用式用典”，不是胡宿一人独创，而是西昆体诗人所共有，具体到每个诗人，遣用的典故或同或异，但“节”的路数差不多，所以这些后来看上去诡异不通的词，当初也能在他们内部流通。
至于李商隐，他为这些素未谋面的学生背的黑锅也太多，我们不妨把根子再深挖一些。裁截经典、拼造新词的现象，在汉碑铭文中已不罕见，比如《景君碑》“玺追嘉锡，据北海相”的“玺追”（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玺书追而与之”）、《孔彪碑》“有仁必有勇，可以托六”的“托六”（出《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等等，从拼截的方法上说，和胡宿的作法已无二致，只是从动机上说，这恐怕并非如胡宿那样有意为之，而是其时用典技术尚不成熟，面对铭文四言的限制，作者只好将原典割肌裂肉，俾就矩矱。
到了用事弥繁的元嘉时期，这种“节用式用典”似乎又流行起来，比如颜延之《拜陵庙作》“陪厕回天顾，朝宴流盛情”的“陪侧”（出《大雅·荡》“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时无陪无聊”），谢灵运《种桑》“常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的“富教”（出《论语·子路》“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之类。颜、谢二家集中，类似例子正不在少，而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一种“穷力而追新”的自觉了。在鲍照《从登香炉峰》诗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亲列涂”和胡宿的“上老台”、“守应庐”，不正是一模一样的构造程序吗？
《文心雕龙·通变》论其时文风，谓“宋初讹而新。”其实，辞人好奇，无代不有，既厌黩旧式，难免穿凿取新，而“新”又是一种极具风险的实验，施诸文体章法词句，都会造就“讹”的试验品。又不知道曾有多少像“应庐”一样的试验样本，又不像它那样幸运地碰到高手作注，也就在主人集中寂寂然自生自灭了。这么说来，胡宿和他的“应庐”算得上幸运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像“老台”这样的用典，是煞费苦心凝练出来的，看着就费力。但比起作者的不容易，读者其实更不容易，因为要读懂作品，先得就着典故被割截后的样子去猜测原貌。这一来，连渊博的四库馆臣，也被胡宿搞得头痛不已。胡宿的集子，据说有四十一卷，一说有七十卷，可惜很早就亡佚了。乾隆时开馆编《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五十卷，数量相当可观。其中有十卷，包括道场青词之类，因为“政治”不正确，被乾隆严令删汰。所以，现在《四库全书》所收的，只是四十卷本。话说馆臣重编胡宿的诗文时，就发现有一些词句实在难懂——除了避讳和抄写讹误之外，还有一批似乎是自出心裁的生鲜词汇，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任是见多识广的馆臣，也只好承认闻所未闻，于是耐下心来，作了一些考证。这些考证作为编校者的成果，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还保存在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比如下面这几个例子：
逢僧谈止观，数刻尽牛香。（《浮石寺》）
丽赋凭乌有，清篇托畔牢。（《送曹生归临江别墅》）
昆灰多妙辨，平日集朝缨。（《寄善慧大师禅斋》）
破恨凭相酹，流哀寄蜀弦。葛华与参宿，此见恐无缘。（《悼往》）
雌堂夕宴沉宾辖，绿野春耕驻使旗。（《送魏屯田出守山阳》）
文成洛纸贵，诏下武泥馨。（《送苏贤良之任豫章》）
牛香、畔牢、昆灰、相酹、葛华、雌堂、武泥这些词，馆臣都表示没见过，但基本可以断定是在用典，所以分别做了推测。“牛香”，馆臣认为可能是“节用”《法苑珠林》“牛头之香生于海岸”一句。“畔牢”，馆臣指出是节用了《畔牢愁》的题名，《畔牢愁》是扬雄一篇失传的辞赋，《汉书·扬雄传》有记载。“昆灰”比较好猜，就是昆明池的劫灰。葛华，馆臣认为可能节用梁乐府《前溪
摘自：学术论文网www.udooo.com
歌》：“黄葛何蒙茏，生在洛溪中（按“中”当为“边”）。花落随流去，何见逐流还。”从意思上说，这首乐府和胡句倒也相关，只是果真指此，那大概只有四库馆臣能做得胡宿的读者了。至于相酹，连馆臣也猜不出了，于是怀疑有传写讹误，原本应该作“湘酎”，是节用谢惠连《雪赋》“酌湘吴之醇酎”之句——这可见馆臣对胡宿的“节用式用典”已相当熟悉，思维也已被胡宿锻炼得足够曲折了。雌堂，馆臣云：“考《郡国志》，太守所居，涂以雌黄，故称黄堂。此名雌堂，疑即取雌黄之义。”武泥，馆臣谓节用“武都紫泥”而来，汉代蔡邕《独断》有言：“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有意思的是，牛香、畔牢、雌堂、武泥这几个词，虽然确实十分生僻，但居然还有一个人全部使用过，那就是宋祁。
宋祁《善惠大师禅斋》云：“丈室传心地，安闲岁腊赊。水能涵宝月，风解去萎花。鹄焰纱围短，牛香篆引斜。化城无惮远，门外即三车。”这可见牛香就是当时僧家所用的一种篆香。“畔牢愁”这个名字，本身其实有点费解，宋祁当年读《汉书》，就对此词有所留意，还把诸家释义记到了笔记中，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既然学了新词，就要用来造句，《答屯田齐员外见赠》就拿来操练一番：“淹卧清漳续畔牢，平时赋笔谢登高。”巧的是，他的哥哥宋庠也用过这个词：“年华摇落自骚骚，衰境牵人更畔牢。”（《小园秋思》）胡宿的“畔牢”仗着“乌有”为对，其实不难猜出所指，宋庠把它当做形容词来用，阅读难度恐怕还更大些。雌堂，宋祁《初到郡斋》云：“姑俟天藏疾，雌堂日宴居。”武泥，《翰长再有北门之拜》云：“宫月旧蟾涵静滴，武泥前札燥残芝。”又《博州骆太保》云：“计日民谣喧魏阙，褒功仙札武泥封。”这个词宋庠也用过：“武泥给板言如，汉庾临波粟似京。”（《送苗郎中出漕江西》）至于“酌湘吴之醇酎”，可不可以节成“湘酎”呢？二宋集中未见用例，但胡宿的另一个朋友梅尧臣干过类似的事，他把这个词节作了“吴酎”：“浅绽燕脂紫蜡芳，深斟吴酎白琼觞。”（《次韵王舍人忆省中小桃寄江学士》）若是胡诗真作“湘酎”，就算是与梅尧臣殊途同归吧。
“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令人费解，对此胡宿自己也有警惕，所以有的时候，怕人实在看不懂，他会加上自注。比如《和原甫侍读从幸后苑观稻之什》“经帷惜外迁”一句下就有自注云：“后汉杨秉出为右扶风太尉，黄琼惜其去，上言劝讲帷幄，不宜外迁。留拜光禄大夫。”奇特的是这诗题中的原甫不是别人，正是汉史专家刘攽，不知道胡宿是在和诗的时候就附上这个自注的，还是事后所为。若是连刘攽都要靠注释才能明白胡宿用的汉代典故，那我们真要庆幸四库馆臣智慧地抓住了“节用式”的路数，在既没有自注也没有同好作品可参的情况下，还了那么多谜团——不过，除了这首《馆中候马》：
紫陌归鞍后，端门午鼓馀。
铜池衔落景，铁掩残书。
水远沟声细，花闲壁影疏。
去驺呼已远，自笑守应庐。
“应庐”两个字，《佩文韵府》上没有，连今人编的《汉语大词典》上也查不到。馆臣认真细读文本，作了一番思考，加上这么一段案语：“‘应庐’二字，未详所本。宿又有《上小谢学士启》云：‘更直应庐。’当是指秘阁直舍而言。”《上小谢学士启》见《文恭集》卷三十一。尽管《文恭集》中出现了两个用例，馆臣还是只能猜测大意，至于“应庐”的具体出处，他们没有找到。 时隔不久，卢文弨看到了《文恭集》。卢文弨一生用功，集中在经史之学，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对这部文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可能是参加《四库》馆的朋友们告诉他的。《抱经堂文集》卷一三《胡方平文恭集书后》和他的学术笔记《龙城札记》卷二都有专门《文恭集》中疑难典故的内容。馆臣没有注释到的典故词，卢文弨又找出一些，比如“强抉巴音还首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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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君诗户敌千侯”（《子庄见求近诗以一阕为介》），这古怪的“诗户”来自杜牧诗“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鹄版飞书到此山，海簪重拾更弹冠”（《隐客旧居》），这里面有一个漂亮的生词“海簪”，但经卢文弨发覆，我们才知道此词来自《北山移文》：“昔闻投簪逸海岸。”——海和簪压根没多大关系。能一口气举出这么多例证，可见卢文弨对这部文集是认真读过的，他也掌握了胡宿的用事特点和方法。于是，对让馆臣折戟的“应庐”这个词，卢氏也顺利给出了答案，此词其实就出于应休琏《百一诗》：“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这首《百一诗》因收入《文选》，算不得生僻篇章，但是，正如卢文弨指出的，关键是这种造词法“亦太牵强”。而这种“姓氏+人物事迹/作品”的典故造词法，在《文恭集》里正有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老台”外，又如“卓瓮”和“庄轩”——“卓瓮何妨卧，庄轩或自来。”（《招公仪小饮》）“卓瓮”是毕卓醉盗邻家酒的故事——此公一辈子也就做过两件出名的事，另一件被宋庠“节用”了：“衔杯思左蟹。”《晋书·毕卓传》记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庄轩”一词，参照“老台”就不难，盖出自《庄子·缮性》：“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来，寄者也”。
其实，将古人姓氏和事迹、作品粘合起来的用典构词方法，自来诗文中并不少见，单一个陶渊明，就衍生出“陶篱”、“陶巾”、“陶腰”、“陶琴”、“陶庐”、“陶窗”等典故词。胡宿自己用过“陶窗”——“何须更寄陶窗傲，自有余凉在此轩。”宋庠用过“陶庐”——“邵圃瓜畴熟，陶庐菊径存。”（《岁晏思归五首》之四），还顺带上一个“邵圃”，但这些词我们都并不觉得生僻。究其原因，一则是典故涉及的古人名气大，二则是人物后面跟的那个名词，与人物形象息息相关并为人熟知，三则上下文对典故有充足的提示信息。三条之中，其实后二条更重要。而“应庐”的怪异之处正是，即便读者知道应璩这个人，应璩在大家心中的形象也和“庐”没有什么联系，就像老子的形象和“台”、庄子的形象和“轩”没有什么联系一样。“庐”、“台”、“轩”不过是他们作品中的一个词，并没有参与过这些名人的形象构成。所以，“古人姓氏+作品内容”粘合出的典故词，理解难度远大于“姓氏+事迹”粘合出的典故词，“邵圃”、“卓瓮”比“应庐”、“老台”要好猜。更何况，一个人的事迹，藉史传传下来的多不过几件，而作品却可能相当丰富，若上下文提示不强，读者又怎能迅速反应出原典呢？也只有陶渊明，从他的作品中拣出只字片语，配上一个陶字，尚不算冷僻，这是因为他的事迹即在作品——几乎是陶渊明自己的作品为后人提供了他自己的形象，算是个特例罢了。
话说回来，既然如此用典易致费解，为什么胡宿还要这么写呢？我们看他的《岁晩禁直呈承旨侍郎同院五学士》也说：“广内施重闼，承明敞直庐”，这不是比“应庐”显豁多吗？可是，他就是更偏好奇怪的写法。“黄堂”太熟了，他就换做“雌堂”，“紫泥”太熟了，他就换做“武泥”。明明要表达“知君诗敌千户侯”的意思，他偏要用“知君诗户敌千侯。”卢文弨说，胡宿“畔牢”的那次用典，是为了凑韵而截去“愁”字，其实，在胡宿的用典案例中，平仄、韵字、对仗都不是不可调的，再说，就像“诗户”一词，若不如此格律难合，又何必非用这个典故呢？看看宋庠的“衔杯思左蟹”就明白了，不说毕蟹卓蟹，偏说左蟹，图的就是个新鲜有趣。“老台”比“春台”新鲜，“应庐”比“承明庐”新鲜，用一个比新鲜更新鲜的称呼，这叫做陌生化。
可惜，对于胡宿等人陌生化的努力，后来人都不太领情。卢文弨说这些用典是“斗凑之病”、“皆生僻不可为训”，钱钟书先生则深挖思想根源：“这种修辞是唐人类书《初学记》滋长的习气，而更是模仿李商隐的流弊。”（《宋诗选注》）确实，这种“节用式用典”，不是胡宿一人独创，而是西昆体诗人所共有，具体到每个诗人，遣用的典故或同或异，但“节”的路数差不多，所以这些后来看上去诡异不通的词，当初也能在他们内部流通。
至于李商隐，他为这些素未谋面的学生背的黑锅也太多，我们不妨把根子再深挖一些。裁截经典、拼造新词的现象，在汉碑铭文中已不罕见，比如《景君碑》“玺追嘉锡，据北海相”的“玺追”（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玺书追而与之”）、《孔彪碑》“有仁必有勇，可以托六”的“托六”（出《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等等，从拼截的方法上说，和胡宿的作法已无二致，只是从动机上说，这恐怕并非如胡宿那样有意为之，而是其时用典技术尚不成熟，面对铭文四言的限制，作者只好将原典割肌裂肉，俾就矩矱。
到了用事弥繁的元嘉时期，这种“节用式用典”似乎又流行起来，比如颜延之《拜陵庙作》“陪厕回天顾，朝宴流盛情”的“陪侧”（出《大雅·荡》“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时无陪无聊”），谢灵运《种桑》“常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的“富教”（出《论语·子路》“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之类。颜、谢二家集中，类似例子正不在少，而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一种“穷力而追新”的自觉了。在鲍照《从登香炉峰》诗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亲列涂”和胡宿的“上老台”、“守应庐”，不正是一模一样的构造程序吗？
《文心雕龙·通变》论其时文风，谓“宋初讹而新。”其实，辞人好奇，无代不有，既厌黩旧式，难免穿凿取新，而“新”又是一种极具风险的实验，施诸文体章法词句，都会造就“讹”的试验品。又不知道曾有多少像“应庐”一样的试验样本，又不像它那样幸运地碰到高手作注，也就在主人集中寂寂然自生自灭了。这么说来，胡宿和他的“应庐”算得上幸运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