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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汪曾祺复出之后的散文创作名重一时，但在散文史的大背景下对其进行考量，其优点和缺失都很明显。《桃花源记》与《岳阳楼记》分别代表了中国散文的两种传统写作手法，共同丰富了中国的散文创作。在评价汪曾祺及当代散文创作时，应警惕：在否定检测大空的政治化散文的同时，又极端地排斥富于思想性的厚重的散文传统；在肯定汪曾祺散文的纠偏作用的同时，又将这种名士风的散文神化，从而带来另一种压抑。
关键词：汪曾祺 散文 《桃花源记》 《岳阳楼记》 限度
那么，《湘行二记》到底是怎么写的？
先来看看《桃花源记》。开头一如既往地平淡，介绍作者一行来到了桃花源，桃花源和《桃花源记》的关系。接着就是游记的重头部分：擂茶。作者兴致勃勃地将吃擂茶、擂茶的制作方法、擂茶的来历、擂茶的掌故、“擂”的用法、茶里放姜风俗的考证，信笔写来，一千余字。整篇游记两千六百多字，有关“擂茶”的部分就占了将近一半。汪老散文中，写食物，述掌故的，不在少数。这种知识性、趣味性的“擂茶大观”的写法，于汪曾祺，可谓轻车熟路，典型的汪氏笔法。
既然是游记，游桃花源，自然少不了桃花源的景点。于是，作者又不咸不淡地将桃花观、秦人洞、方竹亭的几处景点一一加以介绍。其间，虽不乏关于人造景点的调侃、揶揄，与一般游记相比，并未见得脱出窠臼。
倒是文中后面的三首诗，别出一格。一首为题诗：“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今与昔，世外桃源与十年大乱，劫后余生的惊心与庆幸，尽在其中。另两首借景而发，其一：“修竹姗姗结子长，山中高树已经霜。经霜竹树皆无语，小鸟啾啾为底忙？”此诗自比长结的修竹、经霜的高树，以言虽历寒霜，而志节不变；劫乱过后，小鸟啾啾，忙忙碌碌，到处控诉，招人耳目；经霜竹树，历经磨难，却无声无语，伤痕自舐。全诗既赋哲理，亦含嘲讽。
倘若联系汪曾祺“”前后的境遇：划，监督劳动，进牛棚，受赏识，奉命写作《沙家浜》，赐上天安门城楼，“”后受审查……这首诗则更有意味。在世人看来，汪曾祺形象尴尬，座上宾，荣登天安门城楼，此种际遇，难免政治投机、“”受益的嫌疑。因此，才有汪曾祺“”后的两年受审遭遇。而在汪曾祺看来，自己屡遭挫折，“”前划，“”中虽受赏识，但只是被人“有选择地使用”，身逢乱世，荣辱沉浮，皆不得已；且自己“从未害过人”，内心在某种程度上仍葆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节，因此属于“”受害者之一。拨乱反正的大合唱，应有自己一席之地。此诗正是隐含了诗人当
至于后一首：“山下鸡鸣相应答，林间鸟语自高低。芭蕉叶响知来雨，已觉清流涨小溪。”则以“鸡鸣相应答”“鸟语自高低”寓示万物复苏、一派欢愉、雨来溪涨，前景乐观，一扫前两诗的沉重、沧桑，轻快而灵动。此时诗人已获解放，《受戒》《大淖记事》也已发表，文坛瞩目。此次湘西之行，亦是春风化雨的明证。
三首诗，社会变故，个人遭际，虚幻的理想，真实的现实，尽在其中。所有痛楚和希冀、沉重和轻快，都从心中流出。可以说，正是这三首诗，为这篇游记增色不少。
再来看看第二篇——《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写得很悠游，从岳阳楼与张说、滕子京、范仲淹的关系说起，延及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逸闻，岳阳楼屡遭兵火的历史际遇，岳阳楼的建筑特点，岳阳楼的美与洞庭湖的关系，“波”、“涌”的区别，最后以评点关于岳阳楼的诗词收束。
全文将岳阳楼的历史知识、掌故、轶闻、文学点评融为一炉，材料丰富，显示出作家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积累。这样的散文，吸引读者，靠的不是性情，而是学养才识。单纯就这两篇游记来看，写得还是很不错的，语言平实中含奇崛，行文从容不迫、顿挫有致，情感朴实真诚，不忸怩作态、不做作。
作为千古名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语言上简洁洗练、朴素自然，在叙述上煞有介事的小说笔法，都令人折服。不过，操现代汉语的汪曾祺，也是语感极强，深得语言三味的。单论语言的干净利落、行文的飘逸，他的《桃花源记》倒也不落下风。然而，陶渊明塑造的那种引人遐思的自由乌托邦的理想世界，那种不著一字、暗含褒贬的现实批判精神，恐怕是汪曾祺的《桃花源
记》难以比肩的，而这正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卓绝千古之所在。如前所述，汪曾祺的《桃花源记》虽也有切身之痛，但相较陶作，在格局气度与精神穿透力上，都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陶作是以人类作为背景的，而汪作则似乎更多局限于“”、局限于自身的沉浮得失了。“小”和“大”在美学上没有绝对性，但“小”和“大”的分野总还是有的。汪作后出，虽受“影响的焦虑”挤压，但是两个桃花源的暗中比附也是在在可见，并构成汪作的行文张力之一，早出的陶作也为汪曾祺写作《桃花源记》借力不少。
关键词：汪曾祺 散文 《桃花源记》 《岳阳楼记》 限度
一、汪曾祺的《桃花源记》《岳阳楼记》
汪曾祺先生复出之后，以散文和小说名重一时。在他的散文里有两篇游记——《桃花源记》《岳阳楼记》非常醒目，两篇合起来称作《湘行二记》。《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一为陶渊明的名篇，一为范仲淹的佳作，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篇目、精神食粮。要在这样的题目之下做出新花样，既要有胆识，更要有底气。所以，李陀看到汪曾祺写这两个题目，“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当然，待到李陀“一口气将这两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寂寞中突入灵山，只觉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遗憾的是，李陀只是自得其乐地陶陶然，没有深入解释他的阅读感受缘何而来，让人不明就里。汪老谦谦君子，为人内敛，但当李陀问他为何写这两篇文章时，竟也有些咄咄逼人——“怎么了？”“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1}洒脱之外的自负，溢于言表。时过境迁，数年之后，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里，这两篇游记赫然在列。可见，汪曾祺自己对这两篇游记也是相当看重的。那么，《湘行二记》到底是怎么写的？
先来看看《桃花源记》。开头一如既往地平淡，介绍作者一行来到了桃花源，桃花源和《桃花源记》的关系。接着就是游记的重头部分：擂茶。作者兴致勃勃地将吃擂茶、擂茶的制作方法、擂茶的来历、擂茶的掌故、“擂”的用法、茶里放姜风俗的考证，信笔写来，一千余字。整篇游记两千六百多字，有关“擂茶”的部分就占了将近一半。汪老散文中，写食物，述掌故的，不在少数。这种知识性、趣味性的“擂茶大观”的写法，于汪曾祺，可谓轻车熟路，典型的汪氏笔法。
既然是游记，游桃花源，自然少不了桃花源的景点。于是，作者又不咸不淡地将桃花观、秦人洞、方竹亭的几处景点一一加以介绍。其间，虽不乏关于人造景点的调侃、揶揄，与一般游记相比，并未见得脱出窠臼。
倒是文中后面的三首诗，别出一格。一首为题诗：“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今与昔，世外桃源与十年大乱，劫后余生的惊心与庆幸，尽在其中。另两首借景而发，其一：“修竹姗姗结子长，山中高树已经霜。经霜竹树皆无语，小鸟啾啾为底忙？”此诗自比长结的修竹、经霜的高树，以言虽历寒霜，而志节不变；劫乱过后，小鸟啾啾，忙忙碌碌，到处控诉，招人耳目；经霜竹树，历经磨难，却无声无语，伤痕自舐。全诗既赋哲理，亦含嘲讽。
倘若联系汪曾祺“”前后的境遇：划，监督劳动，进牛棚，受赏识，奉命写作《沙家浜》，赐上天安门城楼，“”后受审查……这首诗则更有意味。在世人看来，汪曾祺形象尴尬，座上宾，荣登天安门城楼，此种际遇，难免政治投机、“”受益的嫌疑。因此，才有汪曾祺“”后的两年受审遭遇。而在汪曾祺看来，自己屡遭挫折，“”前划，“”中虽受赏识，但只是被人“有选择地使用”，身逢乱世，荣辱沉浮，皆不得已；且自己“从未害过人”，内心在某种程度上仍葆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节，因此属于“”受害者之一。拨乱反正的大合唱，应有自己一席之地。此诗正是隐含了诗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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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不平与不甘，可谓有切身之痛。这在讲求节制与和谐的汪曾祺，是很少见的。至于后一首：“山下鸡鸣相应答，林间鸟语自高低。芭蕉叶响知来雨，已觉清流涨小溪。”则以“鸡鸣相应答”“鸟语自高低”寓示万物复苏、一派欢愉、雨来溪涨，前景乐观，一扫前两诗的沉重、沧桑，轻快而灵动。此时诗人已获解放，《受戒》《大淖记事》也已发表，文坛瞩目。此次湘西之行，亦是春风化雨的明证。
三首诗，社会变故，个人遭际，虚幻的理想，真实的现实，尽在其中。所有痛楚和希冀、沉重和轻快，都从心中流出。可以说，正是这三首诗，为这篇游记增色不少。
再来看看第二篇——《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写得很悠游，从岳阳楼与张说、滕子京、范仲淹的关系说起，延及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逸闻，岳阳楼屡遭兵火的历史际遇，岳阳楼的建筑特点，岳阳楼的美与洞庭湖的关系，“波”、“涌”的区别，最后以评点关于岳阳楼的诗词收束。
全文将岳阳楼的历史知识、掌故、轶闻、文学点评融为一炉，材料丰富，显示出作家深厚的学养，广博的知识积累。这样的散文，吸引读者，靠的不是性情，而是学养才识。单纯就这两篇游记来看，写得还是很不错的，语言平实中含奇崛，行文从容不迫、顿挫有致，情感朴实真诚，不忸怩作态、不做作。
二、古今《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之比较
然而，检测如将汪曾祺的散文置于散文史中间来考察，或者就像汪曾祺自己所做的那样，写《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与历史上的文人墨客暗较高下。那么，我们对汪曾祺散文的理解可能会更全面。作为千古名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语言上简洁洗练、朴素自然，在叙述上煞有介事的小说笔法，都令人折服。不过，操现代汉语的汪曾祺，也是语感极强，深得语言三味的。单论语言的干净利落、行文的飘逸，他的《桃花源记》倒也不落下风。然而，陶渊明塑造的那种引人遐思的自由乌托邦的理想世界，那种不著一字、暗含褒贬的现实批判精神，恐怕是汪曾祺的《桃花源
记》难以比肩的，而这正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卓绝千古之所在。如前所述，汪曾祺的《桃花源记》虽也有切身之痛，但相较陶作，在格局气度与精神穿透力上，都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陶作是以人类作为背景的，而汪作则似乎更多局限于“”、局限于自身的沉浮得失了。“小”和“大”在美学上没有绝对性，但“小”和“大”的分野总还是有的。汪作后出，虽受“影响的焦虑”挤压，但是两个桃花源的暗中比附也是在在可见，并构成汪作的行文张力之一，早出的陶作也为汪曾祺写作《桃花源记》借力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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