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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性报道是最具新闻价值的题材之一。从实践中看，只要处理得当，并非争议性报道都会形成事端。其实，很多事端属于技术层面。如何既能做好报道，又能避开事端。本文的探索值得借鉴。
不少同行在新闻实践中发现，一些本来没有事实性理由的报道，也会引发被报道者或者相关者的强烈反弹。酿成事端。虽然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后果，但这些事端毕竟会对公信力，以及当事记者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一些同行干脆因此放弃做争议性的题材，而选择了最为稳妥的宣传性报道。
集中报道对象，勿贪多求全
在一些事件发生时，必定涉及大量人和事。如果追根溯源，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和事被牵扯进来。在这时，如果花大量精力描述事实的全部，恐怕首先会碰到无处下手的情况。其次，以媒体的能力不可能做到。那么，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当然不是说要罔顾事实，做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而是说，要集中篇幅报道其中的一个片断。相对于事件整体来说，这当然只是其中—部分，但就片断而言，却是完整的。
2011年上半年，《乐清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竞选村官》的深度报道。当时做这个选题时，报社内部大多同仁不看好，认为这名竞选村官的报道对象做人做事太高调。但后来选题还是坚持进行，记者在采写时，非常注意竞选者的种种状态，包括高调的竞选筹备，报道对象自己都承认，有时都为自己的高调难为情，听到村口的高音喇叭里不断地重播自己的演讲时，“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很想捂上耳朵连夜逃离村庄。
正因为有了对选题的争议，记者尤其注意报道分寸拿捏，将竞选者的种种心态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看到了一个高调而害羞、而无奈、既渴望参与乡村自治又害怕在乡亲心目中丢分、充满矛盾的青年村官候选人。后来这篇报道被《浙江日报》转载，在当地引起了反响，深受读者喜爱，也受到组织部门肯定。
就事论事，勿作全面评价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样的评价，恐怕只能是身后评，而不能在世时评，所谓盖棺论定，便是此意。
记得我刚进报社工作时，采写了这样一篇稿件，说一个林场场长在海拔七百多米高的深山中守护了34年。没想到稿件发表后，引发了几位退休林业干部来报社投诉，他们很激愤地说：“这个场长很会‘拍马’，也很专权，都安排自己家人进林场工作，林场都成了他的家天下了，你还替他这样宣传，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这个人物是你们林业局主动要求报道的，稿子也经过林业局负责人的把关过目，至于人品理由，我们没有义务核实。只要他34年守在高山上的事实存在，我的报道也就没理由。可投诉的老同志还是强烈不满，他们说：“你在文章中写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34年，写他一心为公，用这些赞扬的话语，就是非常不合适。他长守山中，自有他的利益。”几位老同志的投诉，虽然不能构成我报道失实的“罪名”，但从此对我写人物报道起了警醒作用：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写人物报道时，不能轻易给其好评或差评。在那篇报道刊发两三年后，那名林场场长因为经济理由被判了刑。这更坚定了我的人物报道写作首要原则：只写事实，不给评价。
论公不论私，勿人身攻击
浙江某报曾经遭遇过一场民事诉讼。当时，报社接到一封群众来信，投诉方是一名女性。女事主称在婆家遭遇了家暴，要求记者采访。年轻的记者写女事主遭受了婆家全家人的暴力，依据为女事主提供的一些受伤照片。报道刊发后，婆家强烈不满，引发了一场当事人对报社的民事诉讼。婆家说自己没有打儿媳，认为报道失实。虽然报社没有输掉官司，但胜得还是有点悬。结果当然是女事主的婚姻彻底破裂。
此类夫妻间、婆媳间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剧烈、令人听了义愤填膺，但是切不可忘记，这是人家的私事。当事人不主张自己的权益，或者一时性起主张、次日即重归于好，此时媒体一旦报道，其实是害了这个家庭而非提供帮助。清官难断家务事，介入此类事件报道，惹出事端实在是自找麻烦。
此外，非公共领域的报道，不可避开地涉及个人的隐私，尽管是事实，但很有可能影响外界对个人的品行看法，变成了公开的人身攻击，媒体切忌无心犯错。
让渡部分判断权，勿自作主张
有些媒体在采编手册中规定，孤证不能使用；万不得已一定要用，则须注明：此事未得到其他当事方的证实，即存疑之义。
很多时候，复杂的事情有很多关联方，各方又有互相矛盾避开新闻争端的五个路径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冲突的证据，每方都有可能拿出对自己有利、同时隐匿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的倾向，在这种时候，平衡报道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仅有平衡是不够的，如果要对每一项证据做出完全有把握的真检测判断，其实很困难，事实上也做不到。在这时，记者一定要勇于承认自己在这项判断上的无力，只将采访到的各方事实呈现在报道中，让读者自己判断。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误导读者，也不会误判材料，从而保证相对的客观公正。
呈现相反的材料，从而使得记者置身事外，成为第三者、旁观者，可基本保证当事人对记者不会生事端。
如腾讯制作的有关戴尔员工过劳死的专题，源自《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报道中对戴尔、员工家属和政府部门的三方说辞均有充分报道。在此基础上，腾讯专题充分发挥网站专题的优势，将双方冲突的观点和事实进行对比排列，由读者自行作出判断。
报社要有合理的处理机制
一些当事人会无理取闹，或者确有瑕疵的报道一出台，难免会有事端发生，这个时候，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形成新的事端。
避开当事记者与当事人直接见面，以免形成新的对抗。除非当事记者有足够的信心或证据，主动提出与当事人见面沟通，否则，当事人对于当事记者的敌意，很难一时消弭。贸然的直接见面，对于双方都缺乏理性缓冲的过程。
媒体应有专门负责处置当事人投诉的机构，并且要配置懂新闻、有社会阅历、善于倾听与表达的工作人员，处置报道事端引发的纠纷。在这方面，《乐清日报》已做了些有益尝试，成立了读者怎么写作中心，由一位从事新闻采编多年的具有副高专业称职的人员挂帅，处理日常纠纷。从专业角度与读者沟通，对出了理由的报道，该处罚的处罚，该教育的教育，该调离重要岗位的就调离。可以说，一个好的与读者沟通的团队，就是为报社建起了一堵防火墙。
对于媒体来说，“更正”“致歉”等纠锴声明的发表频率过高，虽能获得“真诚认错”“有错必纠”的评价，但终究会产生更多的负面评价。因此，与其白纸黑字公开更正或致歉，不如当面交流，耐心倾听当事人的批评甚至辱骂。耐心倾听，真诚安抚，有时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工作人员切忌态度傲慢，言语失当，与当事方发生新的冲突。一些时候，要换位深思，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媒体读耆怎么写作中心或群工部的工作人员，相当于调解人员，既维护媒体利益，也要考虑到投诉的合法权益。
真诚沟通，积极调停只是一种“扑火”的软手段，所谓该软的要软。另外，该硬的也要硬。媒体应及早咨询法律顾问，对报道事端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风险评估。对“软性”策略解决不了的报道事端，要在“硬件”层面——法律上做好应对准备。在权衡轻重之后，媒体再选择恰当的解决方案。
不少同行在新闻实践中发现，一些本来没有事实性理由的报道，也会引发被报道者或者相关者的强烈反弹。酿成事端。虽然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后果，但这些事端毕竟会对公信力，以及当事记者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一些同行干脆因此放弃做争议性的题材，而选择了最为稳妥的宣传性报道。
集中报道对象，勿贪多求全
在一些事件发生时，必定涉及大量人和事。如果追根溯源，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和事被牵扯进来。在这时，如果花大量精力描述事实的全部，恐怕首先会碰到无处下手的情况。其次，以媒体的能力不可能做到。那么，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当然不是说要罔顾事实，做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而是说，要集中篇幅报道其中的一个片断。相对于事件整体来说，这当然只是其中—部分，但就片断而言，却是完整的。
2011年上半年，《乐清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竞选村官》的深度报道。当时做这个选题时，报社内部大多同仁不看好，认为这名竞选村官的报道对象做人做事太高调。但后来选题还是坚持进行，记者在采写时，非常注意竞选者的种种状态，包括高调的竞选筹备，报道对象自己都承认，有时都为自己的高调难为情，听到村口的高音喇叭里不断地重播自己的演讲时，“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很想捂上耳朵连夜逃离村庄。
正因为有了对选题的争议，记者尤其注意报道分寸拿捏，将竞选者的种种心态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看到了一个高调而害羞、而无奈、既渴望参与乡村自治又害怕在乡亲心目中丢分、充满矛盾的青年村官候选人。后来这篇报道被《浙江日报》转载，在当地引起了反响，深受读者喜爱，也受到组织部门肯定。
就事论事，勿作全面评价
“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样的评价，恐怕只能是身后评，而不能在世时评，所谓盖棺论定，便是此意。
记得我刚进报社工作时，采写了这样一篇稿件，说一个林场场长在海拔七百多米高的深山中守护了34年。没想到稿件发表后，引发了几位退休林业干部来报社投诉，他们很激愤地说：“这个场长很会‘拍马’，也很专权，都安排自己家人进林场工作，林场都成了他的家天下了，你还替他这样宣传，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这个人物是你们林业局主动要求报道的，稿子也经过林业局负责人的把关过目，至于人品理由，我们没有义务核实。只要他34年守在高山上的事实存在，我的报道也就没理由。可投诉的老同志还是强烈不满，他们说：“你在文章中写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34年，写他一心为公，用这些赞扬的话语，就是非常不合适。他长守山中，自有他的利益。”几位老同志的投诉，虽然不能构成我报道失实的“罪名”，但从此对我写人物报道起了警醒作用：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写人物报道时，不能轻易给其好评或差评。在那篇报道刊发两三年后，那名林场场长因为经济理由被判了刑。这更坚定了我的人物报道写作首要原则：只写事实，不给评价。
论公不论私，勿人身攻击
浙江某报曾经遭遇过一场民事诉讼。当时，报社接到一封群众来信，投诉方是一名女性。女事主称在婆家遭遇了家暴，要求记者采访。年轻的记者写女事主遭受了婆家全家人的暴力，依据为女事主提供的一些受伤照片。报道刊发后，婆家强烈不满，引发了一场当事人对报社的民事诉讼。婆家说自己没有打儿媳，认为报道失实。虽然报社没有输掉官司，但胜得还是有点悬。结果当然是女事主的婚姻彻底破裂。
此类夫妻间、婆媳间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剧烈、令人听了义愤填膺，但是切不可忘记，这是人家的私事。当事人不主张自己的权益，或者一时性起主张、次日即重归于好，此时媒体一旦报道，其实是害了这个家庭而非提供帮助。清官难断家务事，介入此类事件报道，惹出事端实在是自找麻烦。
此外，非公共领域的报道，不可避开地涉及个人的隐私，尽管是事实，但很有可能影响外界对个人的品行看法，变成了公开的人身攻击，媒体切忌无心犯错。
让渡部分判断权，勿自作主张
有些媒体在采编手册中规定，孤证不能使用；万不得已一定要用，则须注明：此事未得到其他当事方的证实，即存疑之义。
很多时候，复杂的事情有很多关联方，各方又有互相矛盾避开新闻争端的五个路径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冲突的证据，每方都有可能拿出对自己有利、同时隐匿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的倾向，在这种时候，平衡报道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仅有平衡是不够的，如果要对每一项证据做出完全有把握的真检测判断，其实很困难，事实上也做不到。在这时，记者一定要勇于承认自己在这项判断上的无力，只将采访到的各方事实呈现在报道中，让读者自己判断。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误导读者，也不会误判材料，从而保证相对的客观公正。
呈现相反的材料，从而使得记者置身事外，成为第三者、旁观者，可基本保证当事人对记者不会生事端。
如腾讯制作的有关戴尔员工过劳死的专题，源自《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报道中对戴尔、员工家属和政府部门的三方说辞均有充分报道。在此基础上，腾讯专题充分发挥网站专题的优势，将双方冲突的观点和事实进行对比排列，由读者自行作出判断。
报社要有合理的处理机制
一些当事人会无理取闹，或者确有瑕疵的报道一出台，难免会有事端发生，这个时候，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形成新的事端。
避开当事记者与当事人直接见面，以免形成新的对抗。除非当事记者有足够的信心或证据，主动提出与当事人见面沟通，否则，当事人对于当事记者的敌意，很难一时消弭。贸然的直接见面，对于双方都缺乏理性缓冲的过程。
媒体应有专门负责处置当事人投诉的机构，并且要配置懂新闻、有社会阅历、善于倾听与表达的工作人员，处置报道事端引发的纠纷。在这方面，《乐清日报》已做了些有益尝试，成立了读者怎么写作中心，由一位从事新闻采编多年的具有副高专业称职的人员挂帅，处理日常纠纷。从专业角度与读者沟通，对出了理由的报道，该处罚的处罚，该教育的教育，该调离重要岗位的就调离。可以说，一个好的与读者沟通的团队，就是为报社建起了一堵防火墙。
对于媒体来说，“更正”“致歉”等纠锴声明的发表频率过高，虽能获得“真诚认错”“有错必纠”的评价，但终究会产生更多的负面评价。因此，与其白纸黑字公开更正或致歉，不如当面交流，耐心倾听当事人的批评甚至辱骂。耐心倾听，真诚安抚，有时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工作人员切忌态度傲慢，言语失当，与当事方发生新的冲突。一些时候，要换位深思，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媒体读耆怎么写作中心或群工部的工作人员，相当于调解人员，既维护媒体利益，也要考虑到投诉的合法权益。
真诚沟通，积极调停只是一种“扑火”的软手段，所谓该软的要软。另外，该硬的也要硬。媒体应及早咨询法律顾问，对报道事端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风险评估。对“软性”策略解决不了的报道事端，要在“硬件”层面——法律上做好应对准备。在权衡轻重之后，媒体再选择恰当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