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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5日清晨，人们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的太平湖中，发现了一位投湖老者的尸体。他的外衣挂在一棵小树上，树下放着眼镜和手杖。在其外衣口袋里，放有粮票、零钱和他自己准备好的名片，名片上没有头衔，只有两个字：“老舍”。据老舍儿子舒乙回忆，“他已经饿了两天两夜，颗粒未进，虽然，到最后，他是有粮票的。”
同年，顾准因再次戴上帽子被秘密羁押，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一时间，妻离子散。从河南干校回京后，顾准在给子女的信中写道，“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附了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的油票。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对粮票、油票知之甚少。老舍口袋里的粮票是干什么用的？顾准为什么将父亲之责寄托在那小小的油票和粮票中？吃饭穿衣凭粮票、布票、油票；写电冰箱、电视机、自行车，凭工业购物券、彩电票、冰箱票等，那段奇特的生活经历，就像被放进博物馆里的票证一样，已经变成一种记忆。
对此，舒乙不无感慨地说道：“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流行过的各种票证，出乎意外，终于飞出了自己的躯体，成了一种奇特的符号，带着它无奈的合理，生来共存的悲哀，和不堪回首的苦涩。”
收进的少，销售的多
1953年6月2日，粮食部向报告了一个情况：在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更为严重的是，1953年的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形势相当严峻。
理由反映到那里，令时任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1953年6月，在薄一波的主持下，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展开讨论。结论是：理由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此时距新中国成立，仅仅过去了4年。就在一年前，也就是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3278亿斤，超过战前最高水平9.3%，成为继土地改革之后的首个大丰收年。
为何大丰收之后粮食会出现供不应求（收进的少，销售的多）的情况呢？对此，陈云分析道，“就是现在农民不把粮食卖给商人，商人也就无粮可卖，全部由我们来卖，所以我们卖出的就多了。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卖出的少了，我们卖出的多了。”
1953年，我国城镇人口为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非农人口的需粮量急剧加大，人民生活的改善，农业人口的需粮量也不断增加。据薄一波调查，“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理由之一。”
人民购写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小集镇与乡村之间，囤积粮食，搞粮食投机，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农民不愿卖粮的情绪。
地区之间相互封锁，造成了粮食的抢购和抬价。粮价的大幅度波动，威胁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果继续放任下去，就会引起人心不安，社会震动，大规模经济建设恐怕难以正常运转。怎么解决粮食理由？成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理由。
两种“”中的选择
千百年来，粮食理由始终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薄一波曾说：“建国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这不是饥饿营销短缺经济的无奈选择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1951年至1952年粮食年度为61∶39；而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则为56∶44……据估算，由于供应面继续扩大，1953至1954年的粮食年度内，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要收到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非采用新的购粮办法和新的粮食供应办法不可。统购统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
其实早在1952年1月，陈云在向作的《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报告中就指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这里的“征购”，就是后来所说的统购。但由于一些地方干部觉得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陈云的倡议就被搁下了。
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提出，在粮食理由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所要采取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为此，他提出了八种解决方案：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
经反复比较，陈云认为，“上面这些办法，看来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
为什么提出征购？陈云表示，“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写的办法，我看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那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写的办法把粮食写齐呢？如果能够写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
陈云把粮食理由形象地比喻成一担，“前面是‘黑色’，后面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理由是要确实把粮食写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两害相权取其轻，陈云“又征又配”的倡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同意，他采纳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提法，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加上倡议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这套又征又配的方案被定名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6日和11月19日，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又出台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同年9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名义制定的1955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各地发行使用，有着“神州第一票”、“第二货币”、“吃饭的护照”之称的粮票，开始正式登上新中国的历史舞台，自此拉开了长达约40年的“票证经济”帷幕。
只有写红宝书不用票
刚开始发行全国粮票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太大，因为起初的粮食定量还是够吃的。全国粮食供应紧张，是在1958 年“大跃进”造成大倒退之后。1959年起，国家陷入“困难时期”，几度强制城镇居民降低“定量”，于是粮票成为了比人民币更重要的“命根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过去鸡鸭鱼肉，要吃总能写到一些；此时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都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了。粮食定量、发粮票，本来何兹全定量是32 斤，妻子良玉31 斤。困难时期要求减少粮食定量，何妻的定量减为28 斤。她一直忍饥挨饿，体重由130 斤减少到93 斤，瘦成一个小黑老鸹（乌鸦），真可怜。
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写信函告诉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同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发放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工业品的68%、副食品的90%都凭票证供应。
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在服装和日用品方面，汗衫票、背心票、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充斥其中，种类齐全，应有尽有。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手帕票、鞋票。
一些贵重物品，如各类电器、自行车、手表则是一票难求，人们写东西时不免还要排队。物品短缺，造成了消费者心理的紧张，人们在路上行走，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跟在后面先排上，然后再去问卖的是什么。
有的票规定了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放。平时，城镇居民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若干包，“甲级”只在节日期间提供，烟票上清楚地印着“几等烟几包”。什么样的商品就得用对应的票证去购写，对号入座，缺一不可。在那个年代里，要说不用凭票购写的东西，恐怕只有“红宝书”（《选集》或《语录》）了。
1963 年，国民经济形势略有好转。北京市在春节时增发“特供票”，按照户口本每人补助半斤好米、一块蛋糕、半斤花生、三两瓜子、二两香油……春节的特供票上都印着小红灯笼。据当时的一个小女孩回忆：1963 年的春节，拿着点心票去果子巷写蛋糕，排了好长的队。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蛋糕非常粗糙，可当时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蛋糕，觉得那是天下第一的美味。回家的路上小心地捧着，生怕掉了一块，还忍不住用手指蘸点口水，去粘纸袋底儿散落的蛋糕渣吃。
到1965年时，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逐渐消失。“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陷入谷底，种类繁多的票证卷土重来，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
单就粮票而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上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不仅种类繁杂，而且所有与粮食有关的食品都要凭粮证或粮票购写。
改革开放，粮票走进历史
1984年11月1日，一则告示的出现，转变了人们延续30年凭票购粮的生活。深圳大大小小的粮店突然宣布：从今日起，写粮不需凭粮本。三号大米每斤由0.146元调到0.29元……这一天，深圳副食品全部敞开供应，放开，取消一切票证和国家对粮、油、肉、布等商品的补贴。一瞬间，粮票、油票被抛到九霄云外。
深圳经济特区刚成立时，推行的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随着大量建设者和外来人员的涌入，粮食定量开始不足，深圳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据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牌价粮（平价粮）占60%，剩下40%的议价粮；议价粮比牌价粮高出40%以上。有户口的写牌价粮，没户口的就必须写高价粮，这对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口来说，显然很不公平。
如何打通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障碍，取消粮票可不可行？如果取消粮票的话，会不会造成居民哄抢粮食的情况？这都成为深圳市委需要解决的重要理由。事实证明，由于发挥了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1985年1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有学者称，这是真正作用上的中国第一次粮这不是饥饿营销短缺经济的无奈选择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食流通体制改革。此后，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加之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正式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伴随城镇居民将近40年岁月的命根子——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谢幕演出，它们优雅地离开，躺在者的纪念册、博物馆的橱窗里供世人欣赏。
粮食定，天下定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基本消费品会呈现短缺状态呢？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其著名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答案。他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转过程的分析，得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社会经济关系与制度环境，导致企业出现‘投资饥渴症’，使整个社会不仅在消费品领域，而且在一切物资领域都呈现出‘短缺’状态”的结论。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现象，所以采取通过有计划发放票证的形式，实现对粮食等短缺消费品的相对公平的分配，成为当时物资短缺状态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
张贤亮在《票证的副作用》一文中指出，“一个据说是在‘伟大领袖’领导下的充满阳光的幸福平等的国度，人民普遍生活在按严格等级进行分配的票证的浓重阴影里，以致不仅是一般人，即使经济学家也把以票证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社会主义=票证，成了一个公式。这段历史将永远让后人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给全人类提供了永远研究不尽的课题。”
姑且抛开社会主义是否等同于票证这个命题不谈，单就时代而言的话，我们的父辈果真普遍生活在为票证所笼罩的浓重阴影中无法自拔吗？在那个“难以区分我们是在被制约，还是被照顾”的年代里，“统购统销”制度的出台、粮票的出现，票证时代的到来对于中国的发展真是百害而无一益吗？
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前苏联，看看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开始，苏联采取的义务交售制，便可略知一二。
1933年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发布《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决议》，以义务交售制代替预购合同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半无偿或近乎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大量农产品，策略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这种收购实际上带有课税性质，斯大林曾公开称之为农业“贡税”，即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曾公开批评道，“苏联采取义务交售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那是既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1933年，苏联开始推行义务交售制，其交售仅相当于成本的13.3%，另一方面，国营零售商品平均上涨了10倍，形成了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剪刀差”政策。结果，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1953年农产品中粮食人均占有量比1913年的水平还要低。
与此相比，我国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发行粮票后的“一五”期间，全国农产品收购提高了22.4%，而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只提高了1.6%，两者比价缩小了17%，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呈缩小态势。1957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8%，年均增长4.5%，五年中农民实际收人比1952年增长了17.1%，这与苏联推行的义务交售制的后果完全不同。而统购统销体系真正发挥积累资金的作用则是在1960年以后。
可以这样说，粮票的出现、“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在那个年代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薄一波曾评价说：“在那种条件下，确实是‘粮这不是饥饿营销短缺经济的无奈选择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食定，天下定’，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物价稳，则国家稳。”“后来，我们国家遇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两次大灾难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局面，应该说，与统购统销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密切相关的。”
也许正如1985年1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毕竟，任何制度，一旦与变化了的新形势相脱节，就不可避开地会走向衰亡。
参考资料：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陈云文选》、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薛炎文、王同立《票证旧事》、刘洋《统购统销——建国初期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文刃《方寸粮票：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
同年，顾准因再次戴上帽子被秘密羁押，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一时间，妻离子散。从河南干校回京后，顾准在给子女的信中写道，“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附了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的油票。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对粮票、油票知之甚少。老舍口袋里的粮票是干什么用的？顾准为什么将父亲之责寄托在那小小的油票和粮票中？吃饭穿衣凭粮票、布票、油票；写电冰箱、电视机、自行车，凭工业购物券、彩电票、冰箱票等，那段奇特的生活经历，就像被放进博物馆里的票证一样，已经变成一种记忆。
对此，舒乙不无感慨地说道：“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流行过的各种票证，出乎意外，终于飞出了自己的躯体，成了一种奇特的符号，带着它无奈的合理，生来共存的悲哀，和不堪回首的苦涩。”
收进的少，销售的多
1953年6月2日，粮食部向报告了一个情况：在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更为严重的是，1953年的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形势相当严峻。
理由反映到那里，令时任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1953年6月，在薄一波的主持下，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展开讨论。结论是：理由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此时距新中国成立，仅仅过去了4年。就在一年前，也就是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高达3278亿斤，超过战前最高水平9.3%，成为继土地改革之后的首个大丰收年。
为何大丰收之后粮食会出现供不应求（收进的少，销售的多）的情况呢？对此，陈云分析道，“就是现在农民不把粮食卖给商人，商人也就无粮可卖，全部由我们来卖，所以我们卖出的就多了。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卖出的少了，我们卖出的多了。”
1953年，我国城镇人口为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非农人口的需粮量急剧加大，人民生活的改善，农业人口的需粮量也不断增加。据薄一波调查，“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理由之一。”
人民购写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小集镇与乡村之间，囤积粮食，搞粮食投机，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农民不愿卖粮的情绪。
地区之间相互封锁，造成了粮食的抢购和抬价。粮价的大幅度波动，威胁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果继续放任下去，就会引起人心不安，社会震动，大规模经济建设恐怕难以正常运转。怎么解决粮食理由？成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理由。
两种“”中的选择
千百年来，粮食理由始终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薄一波曾说：“建国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这不是饥饿营销短缺经济的无奈选择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1951年至1952年粮食年度为61∶39；而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则为56∶44……据估算，由于供应面继续扩大，1953至1954年的粮食年度内，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要收到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非采用新的购粮办法和新的粮食供应办法不可。统购统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的。”
其实早在1952年1月，陈云在向作的《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报告中就指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这里的“征购”，就是后来所说的统购。但由于一些地方干部觉得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陈云的倡议就被搁下了。
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提出，在粮食理由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所要采取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为此，他提出了八种解决方案：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
经反复比较，陈云认为，“上面这些办法，看来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
为什么提出征购？陈云表示，“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写的办法，我看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那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写的办法把粮食写齐呢？如果能够写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
陈云把粮食理由形象地比喻成一担，“前面是‘黑色’，后面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理由是要确实把粮食写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两害相权取其轻，陈云“又征又配”的倡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同意，他采纳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提法，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加上倡议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这套又征又配的方案被定名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6日和11月19日，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又出台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同年9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名义制定的1955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各地发行使用，有着“神州第一票”、“第二货币”、“吃饭的护照”之称的粮票，开始正式登上新中国的历史舞台，自此拉开了长达约40年的“票证经济”帷幕。
只有写红宝书不用票
刚开始发行全国粮票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太大，因为起初的粮食定量还是够吃的。全国粮食供应紧张，是在1958 年“大跃进”造成大倒退之后。1959年起，国家陷入“困难时期”，几度强制城镇居民降低“定量”，于是粮票成为了比人民币更重要的“命根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过去鸡鸭鱼肉，要吃总能写到一些；此时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都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了。粮食定量、发粮票，本来何兹全定量是32 斤，妻子良玉31 斤。困难时期要求减少粮食定量，何妻的定量减为28 斤。她一直忍饥挨饿，体重由130 斤减少到93 斤，瘦成一个小黑老鸹（乌鸦），真可怜。
1961年夏天，吴宓准备从四川到广州探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写信函告诉吴宓：“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同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发放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工业品的68%、副食品的90%都凭票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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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贵重物品，如各类电器、自行车、手表则是一票难求，人们写东西时不免还要排队。物品短缺，造成了消费者心理的紧张，人们在路上行走，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跟在后面先排上，然后再去问卖的是什么。
有的票规定了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放。平时，城镇居民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若干包，“甲级”只在节日期间提供，烟票上清楚地印着“几等烟几包”。什么样的商品就得用对应的票证去购写，对号入座，缺一不可。在那个年代里，要说不用凭票购写的东西，恐怕只有“红宝书”（《选集》或《语录》）了。
1963 年，国民经济形势略有好转。北京市在春节时增发“特供票”，按照户口本每人补助半斤好米、一块蛋糕、半斤花生、三两瓜子、二两香油……春节的特供票上都印着小红灯笼。据当时的一个小女孩回忆：1963 年的春节，拿着点心票去果子巷写蛋糕，排了好长的队。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蛋糕非常粗糙，可当时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蛋糕，觉得那是天下第一的美味。回家的路上小心地捧着，生怕掉了一块，还忍不住用手指蘸点口水，去粘纸袋底儿散落的蛋糕渣吃。
到1965年时，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逐渐消失。“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陷入谷底，种类繁多的票证卷土重来，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
单就粮票而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上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不仅种类繁杂，而且所有与粮食有关的食品都要凭粮证或粮票购写。
改革开放，粮票走进历史
1984年11月1日，一则告示的出现，转变了人们延续30年凭票购粮的生活。深圳大大小小的粮店突然宣布：从今日起，写粮不需凭粮本。三号大米每斤由0.146元调到0.29元……这一天，深圳副食品全部敞开供应，放开，取消一切票证和国家对粮、油、肉、布等商品的补贴。一瞬间，粮票、油票被抛到九霄云外。
深圳经济特区刚成立时，推行的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随着大量建设者和外来人员的涌入，粮食定量开始不足，深圳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据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牌价粮（平价粮）占60%，剩下40%的议价粮；议价粮比牌价粮高出40%以上。有户口的写牌价粮，没户口的就必须写高价粮，这对进城务工的外来人口来说，显然很不公平。
如何打通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障碍，取消粮票可不可行？如果取消粮票的话，会不会造成居民哄抢粮食的情况？这都成为深圳市委需要解决的重要理由。事实证明，由于发挥了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1985年1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有学者称，这是真正作用上的中国第一次粮这不是饥饿营销短缺经济的无奈选择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食流通体制改革。此后，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加之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正式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伴随城镇居民将近40年岁月的命根子——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谢幕演出，它们优雅地离开，躺在者的纪念册、博物馆的橱窗里供世人欣赏。
粮食定，天下定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基本消费品会呈现短缺状态呢？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其著名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答案。他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转过程的分析，得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社会经济关系与制度环境，导致企业出现‘投资饥渴症’，使整个社会不仅在消费品领域，而且在一切物资领域都呈现出‘短缺’状态”的结论。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现象，所以采取通过有计划发放票证的形式，实现对粮食等短缺消费品的相对公平的分配，成为当时物资短缺状态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选择。
张贤亮在《票证的副作用》一文中指出，“一个据说是在‘伟大领袖’领导下的充满阳光的幸福平等的国度，人民普遍生活在按严格等级进行分配的票证的浓重阴影里，以致不仅是一般人，即使经济学家也把以票证为主要形式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社会主义=票证，成了一个公式。这段历史将永远让后人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给全人类提供了永远研究不尽的课题。”
姑且抛开社会主义是否等同于票证这个命题不谈，单就时代而言的话，我们的父辈果真普遍生活在为票证所笼罩的浓重阴影中无法自拔吗？在那个“难以区分我们是在被制约，还是被照顾”的年代里，“统购统销”制度的出台、粮票的出现，票证时代的到来对于中国的发展真是百害而无一益吗？
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前苏联，看看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开始，苏联采取的义务交售制，便可略知一二。
1933年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发布《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决议》，以义务交售制代替预购合同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半无偿或近乎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大量农产品，策略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这种收购实际上带有课税性质，斯大林曾公开称之为农业“贡税”，即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曾公开批评道，“苏联采取义务交售等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那是既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1933年，苏联开始推行义务交售制，其交售仅相当于成本的13.3%，另一方面，国营零售商品平均上涨了10倍，形成了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剪刀差”政策。结果，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1953年农产品中粮食人均占有量比1913年的水平还要低。
与此相比，我国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发行粮票后的“一五”期间，全国农产品收购提高了22.4%，而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销售只提高了1.6%，两者比价缩小了17%，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呈缩小态势。1957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8%，年均增长4.5%，五年中农民实际收人比1952年增长了17.1%，这与苏联推行的义务交售制的后果完全不同。而统购统销体系真正发挥积累资金的作用则是在1960年以后。
可以这样说，粮票的出现、“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在那个年代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薄一波曾评价说：“在那种条件下，确实是‘粮这不是饥饿营销短缺经济的无奈选择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食定，天下定’，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物价稳，则国家稳。”“后来，我们国家遇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两次大灾难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局面，应该说，与统购统销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密切相关的。”
也许正如1985年1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毕竟，任何制度，一旦与变化了的新形势相脱节，就不可避开地会走向衰亡。
参考资料：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陈云文选》、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薛炎文、王同立《票证旧事》、刘洋《统购统销——建国初期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文刃《方寸粮票：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