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化自觉

2013年11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老中青三代教育学者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敬文讲堂隆重开幕。中国比较教育创始人、中国教育学会前会长、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主席顾明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学报》执行主编、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于述胜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80后新锐王熙老师分别作为老、中、青三代教育学者的代表针对“教育的文化自觉”展开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楚江亭教授、北京市丰台区“十二五”第二期小学骨干校长高级研修班的50位校长书记、教育学社第二任社长杨中华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本次论坛。此次论坛的三位教育者从“什么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作用”、“教育与文化自觉”、“如何培养教育的文化自觉”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什么是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里的人，他不但要熟悉自身文化的历史、来历及其形成过程，而且要能够理解自身文化的特性以及它未来的发展趋势。简而言之，文化自觉就是一种文化的自知之明。
深刻理解文化自觉需要人们了解文化的一些特点。顾明远先生指出，所谓文化就是民族文化，离开了民族就没有文化，文化具有民族性；文化不是一定的，它是发展的。仔细品味，人们就会发现文化自觉其实是由文化自身的特性推演而形成的。基于这样一种联系，王熙老师指出，文化自觉必定是在一种纵横对比的视野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它需要一种非常理性的文化解读方式，不再满足于生活是什么，而是要提出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到底要朝哪个方向发展等理由，并进行理性的深思。
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怎么进一步创造新的文化。文化自觉就是要审视我们的文化，哪些文化应该继承，哪些文化应该抛弃，哪些文化应该自觉地去创造。

二、文化自觉的作用

文化自觉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应对文化竞争与冲击的必定结果。王熙老师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提出“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非常有作用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的交流，必定也包含非常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希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价值战争中占据主动的地位，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也就是说能够在精神层面拥有一种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然而，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目前状况却令人担忧。王熙老师指出，她在留学的时候就发现唐人街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与她作为一个80后的大陆青年所感受到的中国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总觉得唐人街给人一种旧社会的感觉，好像历史的脚步停在了那里，而它偏偏又是向国外展示中国文化的最直接的窗口。王熙老师说她自己总是会不厌其烦地对她的外国朋友解释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但有时她不禁会问自己：“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样法和精神面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其传递给世界？”一谈起中国文化，人们就会直接想教育的文化自觉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到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好像是在说只有古代的东西才是纯中国的，是领先世界的，是拿得出手的；而且在这种厚古薄今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经常习惯于在文化和政治之间划清界限，谈起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和当今的政治理念在遭遇西方的概念时总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所以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人们总是采取一种莫谈政治、时局的心态。这样一种综合的对外交流方式和态度，会使外国人带着一种猎奇的心态看待中国，而且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很难找到真正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对个人发展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熙老师指出，文化自觉并不仅仅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保障，它对每个人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外留学五年多的经历让她体验到了异文化的冲击。当看到自己的行为处事方式、追求、理想和别人的不一样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想：“到底谁的更好一些？到底在什么地方需要向别人学习？判断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能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他们的生活样法与精神状态就更好、更先进？”王熙老师说她自己不甘心这样，总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的。但也有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王熙老师指出，当时有中国留学生与她交流过这样的观点：“就算我完全地脱亚入欧，完全忘掉自己是中国人，按照或模仿西方人的方式去深思、去生活，那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这只会让我更快地融入西方社会，在西方社会求职。”王熙老师指出，虽然这种理由也一直困扰着她，但她认为人们不能用一种特别功利、特别短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理由，不能陷入一种妄自菲薄与盲目媚外的极端情绪中。如果一个人总是带有这样一种盲目性，那么他就很少会真正静心地深思文化差异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理由。在盲目跟随流行词汇、流行概念时，人们也就很少会真正地把这个词汇放在它生成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同时，如果一个人真的长期停留在这种浮躁跟风的层面上，那么他很少会有锻炼出理性深思、冷静批判和积极反思能力的机会，这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能力上的缺憾。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反思精神和批判能力，他顶多只能做到模仿得很像，而不是创新和创造。
文化自觉是文化创新的必定要求。顾明远先生指出，要创造新的文化需要处理好古代、近代、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创新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于述胜教授鲜明地指出，所谓创新在他看来不过是对理由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思想理论创新都是通过与历史或文化传统进行深入对话，在新的视野和高度上去把握历史和文化传统。理解理论仅凭表面的几句话是不行的，还要从它提供的新视野和高度重新回到历史传统中去品味和咀嚼历史的经典文化和传统，才能真正地把握和理解一种理论。学哲学的人讲：哲学就是哲学史，离开了哲学史就没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的重大理论创造一定来自于对历史传统的深刻把握，反过来又引导人们更深入地去体会、去理解，形成自己的智慧。文化创新也离不开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借鉴。顾明远先生讲道，中华民族的文化很优秀，但其中也有一些文化并不适用于现代。以思维为例，往往存在思维定式，缺乏批判性思维，这就会影响人们去接受新的事物。在文化理由上，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非常核心的。以《论语》为例，《论语》中的很多言论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并没有论证为什么，西方文化讲究论证，人们应该吸收人家的优点，不能固守过去的思维方式。

三、教育与文化自觉

在教育与文化的理由上，于述胜教授指出，教育史学家舒新城先生认为接受教育和研究学术是不同的，不同在于接受教育首先是一个文化理由，教育就是用文化来化人，中国的教育首先是用中国的文化来化中国的人；研究学术主要是一个知识理由，让本土的青年人去留学，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策略去了解国外的文化、社会和学术，获取新知，并用新知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和新社会。于教授指出，这一区分并不是完美的，应该怎样看待知识和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课程教育很重要，课程表层是知识，知识背后隐藏的是民族的文化、深思理由的方式及其价值理想，需要用知识来传达文化。基于此，教育与课程改革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意识，教育要有经典意识。
在素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上，于教授认为素质教育就是要用文化来打好做人的根基。这种文化首先是人文文化，同时科技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并不是工具性的，它也是用来化人、完善人的心智和品格的。自然科学教学不是为了让学生都成为自然科学家，而是要打开学生认识世界的窗口、丰富心智、发展心灵。因此，素质教育的对立面不仅仅是应试教育，而是一切功利主义的教育，不管它是政治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还是文化功利主义。
在学术理论创新与文化的关系上，于教授说道，人文社会科学中任何重大的思想理论创新都是通过与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入对话，站在新的视野和高度去把握历史和文化传统而实现的。对理论的理解仅凭表面几句话是不行的，要回到历史传统中去品味和咀嚼历史的经典文化和传统，才能真正地把握和理解一种理论。
此外，在教育的理由层面，顾明远先生结合当下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以学生为本、推动公平、提高质量，使每一个孩子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硬件方面讲，我国的教育事业总体上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是教育“软件”——教师队伍仍有待提高，提高教师的质量是当前教育发展的关键。教育是一项事业，是关系到民族未来、人类延续的事业。教育关系民族的未来，教师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有献身的精神，就应该对中国年轻的一代负责，要把爱献给教育事业。教师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何在课程中传递知识文化与培养文化自觉，这是教师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四、怎样培育教育的文化自觉

明确并坚持自身的文化立场，于述胜教授在认同对待文化要有科学理性态度和批判反思精神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理由。于教授指出，人们是不是也要像对待西方文化一样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对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存活的前提还是一个理论的检测设，对其批判的根基在哪？人们在文化理由上，怀疑批判和同情理解哪个居于首位，尤其是在对待自己的文化时？
顾明远先生坚持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指出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文化已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与知识分子，要对本土文化和外国文化给予理性审视，否则人们就会躺在传统文化的摇篮中永远长不大。而且中华文化是在吸收众多民族与国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学者要有一个理性认识，无论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批判中国文化，还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化，这都是不对的，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有理性认识。
对此，王熙老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指出文化有自发和自觉两个层面，自发文化是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融进人类血脉当中，是家庭教育和社会交往中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在文化教学中，体验式教学很重要，文化传承真正深入到文化层面才是有效的。在自觉文化层面，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面对整个世界文化转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要进行更多的理性深思，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于述胜教授表示，学者应该理性化，但理性化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他们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才开始做学问，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有较大的割裂，特别是大学文化。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中国现代文化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复兴不是复古，它是让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进一步向前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大同世界不是只有一种文化，而是各种不同的文化既自我肯定又相互欣赏而和谐共存，人们无法借助理性总结出一种世界文化，学术深思具有文化主体性。
在教育中培育和践行文化自觉，王熙老师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来阐明教育在培育文化自觉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文化自觉是有关文化的一套本体论、认识论和策略论。也就是说，它是一系列非常理性的文化深思。那么，这样一种文化深思和文化解读视角是不太容易通过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重复积累而自发形成，必须通过学校教育这样一种系统性的、规模性的和结构化的教育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进。
针对国学教育，王熙老师结合自身体验指出，很多情况下，年轻人强调不能完全西化，但又不理解中国文化，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因此，年轻人应该对历史文化传统有一个系统的学习和整理，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顾明远先生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学习时指出，年轻人如果要真正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及早好好地看一些书，等到年纪大了就很难理解与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作为一门学问，恐怕只有少数人会去研究，真正能把古文读懂的人很少，但国学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于教育的文化自觉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述胜教授并不太赞同“国学”这个提法，他指出，若干年前国学盛行时，他就提出了一个理由，即何国何学？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国学是“儒学”，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学是“三义”，中国建立新中国后的国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于教授认为“国学”这个概念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小学最好不要搞国学教育，而应该加强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文化经典看起来是很高深的东西，其实它是一种文化常识，是在民族文化熏陶中获得的，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此次论坛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落幕，我们也许无法在一次讲座或论坛中获得何谓“教育的文化自觉”的确切答案，但学术的探讨与观点的冲撞一定可以推动中国教育向前发展。教育的思索没有穷尽，教育的道路仍需求索。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