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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前后蜀时期蜀文化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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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导致藩镇割据加重,中原板荡,天下分裂,以致朱温代唐(907年),出现五代十国的局面。五代十国时期在蜀地先后建立前、后蜀的王建、孟知祥,当属北人入蜀而执掌权柄。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军队,而且也带来了一大批北方士大夫和文化人,从而也把中原深厚的儒学传统、礼仪文化、规章制度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带入蜀地,促成蜀中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一、前蜀的崇文兴教

王建(847—918,907年—918年在位)为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少无赖”,绰号“贼王八”,唐末为忠武军卒,因护卫僖宗奔蜀有功,升禁军将领。天祐四年(907年),他在其中原亲兵老臣(《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言王建的“老将大臣多许昌故人”)的拥戴下,趁天下大乱之际称帝于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他虽系军人出身,没什么文化,却极有韬略,懂得文化的作用,颇重文化人,从而吸引来大批中原士子陆续入蜀,既避乱谋生,更再展所长。《新五代史·前蜀世家》有一段记载,可资为证:
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庄,见素之孙;格,濬之子也。建谓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 ,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礼尤异,其余宋玭等百余人,并见信用。
王建对唐朝衣冠避难入蜀者十分尊重,时常与他们聊天谈心,并多加礼用,故而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一个能够出谋划策、兴邦定国、且有“唐之遗风”的智囊团。公元907年前蜀政权建立时,王建以“武成”(908年—910年)为年号。他在《郊天改元敕文》中指出:
国之教化,庠序为民;民之威仪,礼乐为本。废之则道替,崇之则化行。其国子监直令有司约故事速具修之。兼诸州应有旧文宣王庙,各仰崇饰,以时释奠,应是前朝旧制。(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五)
这篇“敕文”应被视作王建在蜀地崇文兴教的宣言书。王建在开国伊始,便仿照唐朝旧制,在京城成都设国子监,恢复成都与治下各州的学校与孔庙。永平元年(911年),王建修建新宫,储存四部书籍。宰相王锴上表劝王建兴文教,选用名儒专门掌管图书。通正元年(916年),王建又起文思殿,购置群书存放其中,用清资五品正员官管理,以内枢密使毛文锡为文思殿大学士。

二、后蜀的刻经弘儒

前蜀咸康元年(925年),后唐枢密使郭崇韬及魏王李继岌攻至成都,后主王衍出降,前蜀灭亡。前蜀历二主,共23年。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孟知祥(874—934,934年在位)旋以后唐成都尹、西川节度使身份入蜀,随同的是他任太原尹时的北方军。此时,连同先前入蜀的后唐军,北方军在蜀已达数万人。后唐应顺元年(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这些军人便成了后蜀军主力而留在蜀地,成为北方移民的一部分。后蜀明德元年(934年)六月,孟知祥卒,子孟昶(919—965,934年—965年在位)继位。后蜀在广政二十八年(965年)为宋所灭,历二主,计33年。
后蜀后主孟昶爱好文学,凡为文,本于理,反对轻薄浮淫之辞。他从前蜀王衍因荒淫而亡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即位之初颇勤政事,不仅整饬吏治,打击专横旧臣,而且劝农恤刑,肇兴文教,恢复科举,大兴儒学。据后蜀时蜀人杨九龄《蜀桂堂编事》记,广政年间(938年—965年),孟昶曾置礼部贡举,至少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试诗赋、策题,进士及第者16人。广都前后蜀时期的蜀文化概貌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今四川双流)人费黄裳在这16人中位居第一。
五代十国之际,战乱频仍,但前蜀和后蜀统治的巴蜀地区是相对安宁的地方。大批文人流寓蜀中,为儒经的学习、传播,进而推动巴蜀文化入臻顶峰,准备了条件。不过,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儒学之所以在官学、私学中得以不断传授,蜀中学者在这段历史时期是做了巨大努力的。如刘孟温的父亲刘再思在唐朝做御史, 从僖宗奔蜀。僖宗回长安后,刘孟温即留在成都传授儒学。刘孟温的长子刘玙在后蜀广政十年(947年)补石室教授。刘氏父子自唐末历两蜀,皆以传授儒学为业,孜孜矻矻,不遗余力。又如刘僖、王昭图,人称宿儒;刘保治《尚书》《左氏》尤精。他们除带有私家弟子外,还为后蜀诸王讲读。另有名士李谌,饱读经书,不入仕而设馆聚徒,讲授《诗》《书》《易》《礼》《春秋》,教授四十余年,循循善诱,其弟子来自四面八方。
在从北方流寓蜀中的文人中,贡献最大者,当推毋昭裔。他是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早年追随孟知祥入蜀,在后蜀先后担任御史中丞、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博学而有才名,嗜藏书,精经术。他为蜀文化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乃是“出私财百万营学馆”,大抓学校教育;又再出私资镌刻儒学九经于成都学宫石壁;还在唐末蜀中“墨板”(雕版)的基础上,奏请镂版印九经,刻版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尔后宋代蜀刻所以能甲天下,北方移民毋昭裔当有前绪之功),使境内文学大盛。其中石经从广政七年(944年)开刻,历时8年,终成就盛举。对孟蜀石经与蜀地教育的肯定褒赞,史书不乏记载。宋人张俞《华阳县学馆记》说:
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僭袭唐轨,既而绍汉庙学,遂勒石书《九经》,又作都内二县学馆,蜀师弟子讲学,以儒远人。王师平蜀,仍而不废。
孟氏后蜀政权在天下大乱,社会百废待兴之时,还能紧抓儒学文化教育,刻儒家经典于石壁,显示出宏大的眼光,令人敬仰。作为孟蜀石经的镌刻倡导者毋昭裔,以“雍都旧本九经”即开成石经为蓝本,加以精心订正后书写勒石。这九经是《孝经》《论语》《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另外还刻有《尔雅》,其实是十种儒经。除去《尔雅》,其他九经的正经和注,加上《孝经》《论语》《左传》的序,共计117.3万余字,用去碑石达千块,蔚为大观。如此浩大的工程,加之长达8年的镌刻工夫,足见后蜀政权对复兴儒学,推广教育文化的虔诚与热情。
到了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从中原入蜀任益州知州的田况(开封人)继续将《左传》补完,又增刻了《公羊》《穀梁》二传,经注共计16.3万余字。到了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又一位中原人席旦(《宋史》记为河南人)在任蜀守时,再补刻《孟子》14卷(未详其经注字数)。至此,儒学十三经便齐刻于四川成都府学即汉文翁石室,后即通称为“石室十三经”;总计经石一千余块,字数133万字以上。这还未包括《尔雅》和《孟子》的经注字数。多达千余块的青石经碑,巍然屹立于成都府学石室礼殿的两庑和前后蜀时期的蜀文化概貌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石经堂内,甚为肃穆壮观。府学内的蜀中儒师学子,朝夕讲诵于石经之间、殿庑之下,在儒学十三经的潜移默化下,其所获教益自可想见。
蜀石经是当时文字最精确,也是唯一刻有注解的儒家经典版本,又兼由蜀中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家书刻而成,字皆精谨而清丽。宋代著名学者洪迈以为“有贞观遗风”,所以后来各朝代都将它作为标准版本颁行全国,并作为各地官学的教本。
孟蜀石经及其后刻的石经(总称为蜀石经),从广政七年(944年)始刻,到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全部刻齐,前后共历时180年,堪称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一项巨大工程。因此,历代对孟蜀石经多加保护。宋哲宗(1085年—1100年在位)时,成都知府、尚书右丞胡宗愈专门盖石经堂于周公礼殿的东南隅,用以保存蜀石经。南宋时,石经尚完好。宋末元初的战乱,使石室十三经的上千块经石毁坏殆尽;但直到清代其拓片仍屡屡出现,被视作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清高宗乾隆七年(1742年),在杭州武陵门外的广仁义学内,发现蜀石经《毛诗》“周南”“召南”“邶风”三章拓本二卷,经注共一万六千余字,被余杭学者视为珍宝,一时人们接踵观摩,竞相赋诗题跋。清嘉庆年间,安徽庐江还有位藏书家将珍藏的蜀石经《周礼》《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四种拓片残本180页影印行世,并附印有乾隆以来诸人题跋多达三百六十余条,为存世蜀石经残拓最多的最早印本。
蜀石经,这部刻在石头上的经书,不仅成为古代四川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象征,而且也是蜀文化已推至最阶段的一个标尺。当然,它同时也是外地入蜀者与本土蜀人携手治蜀、融洽共荣的一组丰碑。
北方来蜀文人中,除毋昭裔倡刻石经等对蜀文化极富贡献外,还有柳玭在成都“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1]。这些书籍不仅畅销巴蜀,而且流传全国。敦煌石室发现的《切韵》残卷,大概就是此时的蜀版雕印。以麻或楮制成的蜀纸也相应扬名国中,以致南唐中主李璟专门遣使“求纸工于蜀”。后来南唐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在蜀工匠带领下制作出来的。外地文人还给蜀地带来大量图书典籍。《益州名画录》卷上记载,“安史之乱”后自京入蜀者携来大批图书名画,散落民间。前蜀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杜光庭(先前随唐僖宗奔蜀)仅以一己之力,即为蜀搜集到图书达一万一千卷;而后来建都开封的宋朝,具有国家图书馆功能的崇文院最初拥有图书也不过八万卷。
史载后蜀社会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保持着良好势头,斗米三钱,金币充实,百姓大致都过着较为安稳的生活。“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十国春秋》卷十)所以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当亡国后的孟昶被送往宋京开封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蜀梼杌》卷下)

三、具有北方因子的蜀地新文学

前后蜀的文学,以文人词名重一时。当时全国文人词的创作有两个中心,一在南唐 ,以后主李煜与其父李璟(中主)为代表,后人将他俩的作品集为《南唐二主词》;一在西蜀,词人群星辉映,将巴山蜀水装点得流光溢彩。其中北方入蜀者以韦庄、牛峤、毛文锡、李珣、牛希济等有名气,本土则由欧阳炯、魏承班、尹鄂、毛熙震、鹿虔扆等领衔。后蜀广政三年(940年),蜀人赵崇祚主编《集》,录晚唐五代词人十八家凡五百首,主要是前后蜀时的作品。《大辞海·中国文学卷》称其“词风艳丽,对后代影响很大”。郑振铎先生则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写道:
《》一集在中国文学史上乃是一个可怪的诗的热力的中心。……这十八个词人构成了所谓“派”,打开了中国诗中的一条大路,灌溉了后来的无数的诗人的心田,创始了一个最有影响,且根柢最为深固的作风。[2]
《集》里的韦庄(约836—910,长安杜陵人),著词四十七首,从作品数量来说仅居第四位,但是因为他先为王建的书记,王建称帝后,他又为丞相,故对蜀中文学的发展做有很大的贡献。郑振铎说:“到了韦庄的入蜀,于是蜀中乃俨然成为一个文学的重镇了。”[3]《集》的另一位重要作者毛文锡(河北高阳人),先后在前后蜀供职,郑振铎论及其成绩时说:“他结束了前蜀的词坛,又开始了后蜀的文风。在他以前,蜀中文学是‘移民的文学’,在他之后,方才是本土的文学。”[4]这说明了这位外来的文人已将自己融进了巴蜀文化的血脉里,并试图构建具有北方移民因子的蜀地新文学。
至于这一时期的蜀地诗坛,由于有了“伟大的诗人韦庄”(郑振铎语)以及著名诗僧贯休(前蜀主王建称其为“禅月大师”)的加入而颇有景致。本土的两个夫人(前蜀王建妃,即小徐妃;后蜀孟昶妃,姓徐或费)的宫词,则写得风光流转,有时还绵里藏针。如后蜀的那位夫人的《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直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薛雪:《一瓢诗话》)。而他的夫君孟昶,据传曾自撰联句于新岁桃符:“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宋史·西蜀孟氏世家》)是为后世春联之始。郑振铎先生论及五代文学时说:
后蜀主孟昶,是一位天才很高的词人皇帝。他是当时许多重要文人的东道主;但他的词却来不及被选入《》,在别的选本里也极罕见。这是极大的一个损失!他的一阕《玉楼春》,苏轼仅记住两句,已为之惊赏不已。[5]
而前蜀主王衍,也不输孟昶。他的《醉妆词》(者边走)写得珠圆玉润而又顿挫有致,为世所乐道。今人编《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即列有此篇。
注释:
[1]《旧五代史》卷四十三《明宗纪》注引《柳氏家训》序。
[2][3][4][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432页,435页,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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