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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三大转折

收藏本文 2024-02-29 点赞:19606 浏览:91296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不变”和三个“转折”的阶段。所谓“不变”,是增速仍难以回归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而三个“转折”是:全球复苏形势的转折、全球货币政策趋势的转折和中国增长模式的转折。
简单来说,全球经济已从危机模式过渡到了复苏模式,但仍处于修复性增长阶段,未来三年很难快速复苏;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趋势分化并开始出现转折,使环境更复杂、宏观调控难度更大;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增长模式将要进入深度调整。
政治风险、去杠杠化、政策空间不足、缺乏核心产业带动这四大因素,将在中期内(至少2016年前)阻碍全球经济增速回归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虽然全球经济仍难以回归高增速,但在这一“不变”的大背景下,三个大的“转折”正在上演。
复苏形势的转折
尽管全球经济增速2013年可能跌至2010年以来的新低,但就所处阶段而言,全球经济已从危机模式过渡到了复苏模式。关键性的标志是,欧债危机逐渐平复,欧元崩溃的可能性已基本消除,欧洲经济开始走出衰退,同时其他主要经济体爆发系统性危机的概率也不大。二季度以来,全球景气活跃程度显示,全球经济复苏的能量正在积累。例如,美国继续温和增长,欧洲在经历了最长的衰退后初现复苏迹象,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强力刺激下明显扩张。不过,新兴经济在内部失衡、政策变化和外需不足的影响下增速全球经济的三大转折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低于预期。
从2010年至今的增长节奏来看,全球经济受到了长期损害,难以出现过去数次衰退后的较快回归,目前仍处于修复性增长,本轮复苏需要的时间也远超以往。从阶段来看,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连续冲击,导致发达经济的复苏始终疲弱;而新兴经济受益于全球巨量的流动性支持,在前期反弹较快,但也因高增长失去了调整结构的动力,导致其增速在外部政策趋势转变时出现大幅动荡。这种此消彼长的持续存在,决定了全球经济无法实现快速和全面的反弹。未来的全球高增长需要一个带动全局的契机,它也许来自于技术革命,也可能是制度性的突破。
货币政策趋势的转折
由于复苏进程的差异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2013年出现了分化,并开始进入转折期。美联储放缓宽松的预期不断明确,日本央行则继续力推激进的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宽松立场趋向于越来越灵活,但整体仍在矛盾与博弈中维持。
新兴市场国家则陷于更复杂的局面,中国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稳增长之下的融资规模虽然时有反弹,但长期稳中趋紧的思路清晰。巴西、印度和印尼等新兴经济开始连续加息,以对抗通胀和资本外流。全球分化的政策趋势导致市场波动更为频繁和复杂,宏观调控的难度也大幅增加。
政策趋势的分化与转折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大,跨境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增加。在此前长达6年的全球巨量流动性的推动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相当程度的资产泡沫,其风险不可忽视,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央行在它们的“前瞻性指引”中一再强调宽松将继续维持的理由之一,它们需要确保人们在宽松退出前具备应对资产泡沫破灭的能力。因此,未来的欧美宽松政策的退出必定是一个谨慎和逐渐的过程。
受到外部政策变化的冲击,新兴经济的结构失衡理由在2013年凸显,资本外流和泡沫破裂的风险随之而来,全球市场自5月以来的动荡就是这种不安的体现。巴西、印度和印尼等新兴经济的稳定性已明显减弱,并且陷入宏观调控的两难。一方面,它们的货币大幅贬值,同时通胀不断飙升,需要加息;另一方面,经济活力的降低又需要宽松货币的刺激。不论优先调控哪个方向,短期内经济的动荡都难以结束。多数新兴经济选择加息,以对抗通胀和资本外流。
虽然美联储延后削减QE规模给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喘息时间,但这也只是个时间理由,新兴经济体继续对国内经济和政策进行调整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其更好地面对外部政策的转变。目前新兴经济体的风险仍处于局部危机阶段,但造成大规模危机的概率不大。
全球资本在2013年已出现了三大“转移”趋势:从债市转移至股市,从新兴市场转移至发达市场,从美国股市转移至欧洲和日本股市。背后的逻辑正是基于:全球经济从危机模式转向复苏模式、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预期、新兴与发达市场的“双速”复苏差距收窄,以及欧洲与日本资产的相对低位。第四个趋势可能出现在2014年,当美联储正式退出QE时,美元将开始周期性走强。全球复苏的缓慢和美元的走强,可能意味着大宗商品进入周期性底部。在新兴市场的结构调整到位前,这些趋势将持续影响全球市场,并加剧新兴经济的调整痛苦。
中国增长模式的转折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高达10%,最关键的动力来自于期间三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红利: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与特区开放、90年代初南巡后的加速改革、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如今,过去十年的“出口+投资+信贷”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内外压力再次倒逼中国经济的改革。
内忧来自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加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三个方面,导致产能过剩的日益严重、资本效率的降低和整体债务的上升、消费难以正常增长,以及地产泡沫的快速膨胀等。这些失衡在过去十年急剧积累,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靓丽数据掩盖下,主动调整结构的动力不足。随着失衡程度的放大,过去增长模式的效率已显著降低,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滑。更重要的是,这种效率和增速的下滑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长期趋势的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提升,在受益全球增长的同时,外部下滑对中国的影响也在加大。虽然中国经济曾经独善其身,但从2008-2009年的全球衰退至今,中国经济已经无法 “脱钩”。外患主要源自全球复苏不稳、外需不足、政策环境复杂,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动荡,进而加剧了内部失衡的伤害。不过,外部市场的动荡既会带来冲击,也隐藏着机遇。例如,美国的国会僵局和财政乱象正在损害美元的公信力。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因为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管理难度大增;也是契机,美元信心降低恰是人民币加速国际化良机。
内外压力之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如何调整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理由的决定》已全面描绘出宏伟的改革前景。简而言之,稳增长仍是改革的前提,行政体制改革铺路,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财税、金融、要素、国企、土地和户籍改革将是调结构的核心部分。这所反映出的改革决心和前景是令人欣喜的,但落实才是关键中的关键,而且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谋求更均衡的增长模式,中期内必须承受去杠杠和去产能的痛苦,长期的增长点可能来自于:更有效率的投资、城镇化和消费升级、人民币国际化下的自由贸易。
在全球经济的“不变”和“转折”背景下,对于跨国或外向型企业而言,这一轮经济周期中的国别风险相比以往更值得关注,关键风险包括:欧债危机的长期化、美国财政政策和债务的不确定性、中东和东亚的地缘政治动荡、新兴市场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阵痛和政策变化。
不过,全球的系统性风险已降低,对前景不宜过于悲观。欧美的去杠杆化、新一轮技术革新、新兴经济的改革、贸易格局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这些外部变化对企业意味着调整,也带来新的机会。在全球货币政策趋势分化与转折的背景下,企业需重点关注政策趋势变化,做好应对利率上行周期的准备,适当降低杠杠,并警惕期限错配风险。在内外压力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应内避“失衡”,外借“开放”,抓住改革契机,实现全球竞争力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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