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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衡阳是我国古代建筑年代较早，地方行政区划存续较长，较固定的著名的南方城市，不仅在交通和军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中国古代是沟通和推动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重要枢纽。本文试以政治中心地理位置为主线来探析衡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致情况，进而从政治地理学的视角来浅析古代政治统治中心与衡阳发展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古代；政治中心；地理位置；衡阳；存续发展
衡阳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交通枢纽，在某种程度上讲对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融合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先秦时期政治色彩浓厚的统一活动到西汉武帝时期对两越的用兵，再到隋唐之际南、北交流的水、陆枢纽以及两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衡阳存续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与当时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中心对于地方威慑作用的生动写照。同时封建大一统政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需求是衡阳建设起步的重要原始推动力。
秦、汉政权形成后，由于对外不断的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最终形成了中国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制国际秩序框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位于中国南部的衡阳以它独有的地理优势相应的担负起了将中国最早的政权影响力由内地逐步向南方传递的历史任务。由于与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联系上的紧密性，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南方的经略活动最初就是通过与衡阳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展现出来的。在秦统一之前，湘南地区还没有城市，但经过秦的经略与开发，政治上推行了郡县制，衡阳才进入城镇的初步形成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剪灭六国后为了海内实现一统，在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发尝逋人、赘壻、贾人，使尉屠睢将五军，略取杨越”，为了战时的方便，就以交通作为统一的手段，秦始皇下令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所修的驰道达到了今天的衡阳地界，从而为战争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秦平定岭南之后为了更好的制约天下诸境，又整治了自西向东的四条新道，其中一条“杨越新道”是从今天湖南零陵西南行，过广西全州，经漓江要口，秦城、严关，走湘桂走廊而至桂林……，据考证走湘桂走廊一般要经过衡阳地境。所以说封建大一统政权在由政治中心对外辐射的战略当中，衡阳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渐的纳入统治阶级的视野，并且成为其自身作为军事与交通要冲的内在力量。因此以咸阳为政治中心的大秦帝国在向南部实施其政治影响力之时，也为衡阳的城镇建设起步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而随后建都在长安的西汉王朝，则使衡阳的军事要冲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西汉政权—特别是西汉武帝统治时期是我国古代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之一，出于政治中心的统治力量向南方的广大地区实施政治、军事影响的需要，地处长安至南方的交通咽喉衡阳的军事地位迅速凸显，也极大地推动了衡阳作为古代军事要地。的进一步发展。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为平定南越诸国发五路大军南下，而其中一支由湘江、灵渠而入出兵南越，陆路大军则沿秦驰道南下，由于衡阳是水、陆两军的必经之路因此当时有大量的军队屯集在衡阳，这些南下的士兵带来了大量的器物、粮食和当时北方先进的手工制造业，这些无疑为衡阳早期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封建社会早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互动的，然而在古代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的客观环境古代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与衡阳存续发展的关系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之下，政府力量特别是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因素对于衡阳的发展，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时也反映出秦、汉时代中原王朝对江南与岭南地区的经略是同步的。
在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南、北分治状态，国力渐强，其对于南方区域的影响也日渐增强。并且派出使臣出使南方推行了恩威并济的措施安抚诸部落，使之臣服于。继隋之后唐朝承之。由于衡阳水、陆交通便利，在当时是南方重要的官驿站设置点，据《明代驿站考》所载：唐代在衡州所设置的水、陆官驿站主要有临蒸水驿、七里水驿、皇华水驿、黄堡驿、河州水驿、柏坊水驿等六个，这为后朝历代所基本沿用。这对于当时衡阳在全国的知名度是可想而知。
由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对政治的高度依附性，随着政治中心位于长安—洛阳一线的隋唐政权日益强盛，衡阳逐渐成为隋唐时期岭南各部落所派遣的朝贡者去京城的必经之路，甚至当时许多外来进京觐见的使者也选择衡阳作为中转的站。
另外，两宋之际在中国古代是经济大发展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的迅速繁荣与发展，促成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的最终定位，同时，也为发展海外交往提供了物质前提与现实性。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偌斯在《全球通史》中写到“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外贸易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邓广铭先生评价“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衡阳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经济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充分的反映了两宋的京城和临安也似隋、唐时期的两京一样，以其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优势影响着南方的广大地区。
从疆域来看两宋实际上没有真正作用上像隋、唐统一过全国，其仅仅局限于中原的大部和东南的全部地区，由于当时契丹、女真和党项及后来的蒙古族兴起，并且经常南下侵扰中原。因此，两宋时期西北和北方及东北的陆路贸易与交通基本上断绝。特别是南宋时期，淮河以北沦陷，迁都临古代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与衡阳存续发展的关系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安（今浙江杭州），漕运供应仰赖江南各路，如《宋史·职官志》所载发运使“……漕淮、浙、江、湖等六路储癝以输中都。”充分说明了当时政治中心的变移后贡粮依赖“东南漕运”。所以漕运路线的变化也就促使了南方各水运网的建立与发展，而衡阳位于“苏湖熟，天下足”的南方主要产粮区域这无疑也为衡阳水运网建设带来了良机，同时也为衡阳进一步对外交流创造了条件。湘江作为当时中国古代水上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它将中南、华东和东南沿海勾连成一个“金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区域包括了整个富裕的江南地区及当时各著名的港城，这无疑给衡阳与外省的联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而南方的海外贸易和交流日益兴盛，许多商贾之人与很多大宗商品一路是陆路主要由广州经衡阳进入荆吴之地，一路是水路经衡阳入三吴之地。这样衡阳也成为了当时商贾云集之地和江南很有影响的商品物质集散之处，“水程通海货，地利亲吴风”可以说是当时生动的写照。这也充分的印证了“北通荆吴”之说是有根据的，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两宋时期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变移对衡阳的经济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五、结语
由上述可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阳交通频繁程度的变化受北方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影响，如：秦汉隋唐都城建在关中或洛阳，走荆襄、湖湘一线较为便捷；五代北宋以后都城东移到华北平原的开封、北京，再走西线就显得迂远，而以走江西过岭为常。而古代的衡阳在交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逐步提升的事实，证明衡阳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中南地区比较重要的枢纽城市。在唐朝，陆路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南及荆襄，经衡州，再达岭南，以至交州”。另一条是“北路过太原，再经范阳至北方各地”，这是南、北两大主要的交通线。而衡阳作为交通要冲在唐朝早期就基本形成了，唐朝时期向南较有影响的对外贸易的交通线路是从长安出发，往南经过襄樊，到潭州，再经衡州前行至广州最后到达出海口与南亚各国进行海上贸易，又自衡州能到达邕州。当时与唐朝政权在经济文化和贸易乃至政治方面来往较为密切的，日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大多数都位于岭南的广大地区，这样不仅促使了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深，而且也起到了稳固南部边疆的作用。总之，衡阳交通枢纽地位的奠定主要是由于自古以来政治中心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而较其他线路在各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存续性。
参考文献：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2]（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理由》[J]，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6，第2期
[4]郭志坤：《秦始皇大传》[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5]衡阳市志编委会：《衡阳市志》[M]，长沙：湖南省人民出版社，1998
[6]阎崇年：《中国市县大辞典》[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年
[7]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8]王遽常：《秦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雷依群：《中国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0]（宋）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宋）·高斯德《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13]元）·脱脱《宋史》·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
[14]《汉书·贾邹枚路传》·卷十二
作者简介：
沈飚（1973～），男，湖南衡阳市人，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青藏历史地理。
关键词：古代；政治中心；地理位置；衡阳；存续发展
衡阳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交通枢纽，在某种程度上讲对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融合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先秦时期政治色彩浓厚的统一活动到西汉武帝时期对两越的用兵，再到隋唐之际南、北交流的水、陆枢纽以及两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衡阳存续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与当时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中心对于地方威慑作用的生动写照。同时封建大一统政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需求是衡阳建设起步的重要原始推动力。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衡阳古称衡州，它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地处东经112°31′16″—112°42′32″，北纬26°46′05″—26°55′24″，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由于地处南岳衡山之南，又因山南水北为“阳”，故而称为“衡阳”。 衡阳的位置处于湖南省凹形面的轴带部分，四周山、丘围绕，为古老宕层形成断续环带的岭脊山地，东部为罗霄山余脉天光山、四方山、园明坳，南部为南岭余脉塔山、大义山、天门仙、景峰坳，西部为越城岭的延伸熊罢岭、四明山、腾云岭，西北部、北部为大云山、九峰山和南岳衡山；中部主体大面积分布白垩系和下第三系红层的红色丘陵台地，使衡阳地区的地貌轮廓成为一个以衡阳市为中心、南高北低 ，向东北方向稍有延伸的类椭圆形盆地。因此，整个衡阳的地形主要是由西南向东北复合倾斜，而盆地则由四周向中心降低。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对于衡阳地理位置的描述是“城东面涉湘江，通四门，余北、西、南三面鼎峙，而北为蒸水所夹。”又有载“东傍湘江，带其左，衡山为宗，回雁为首”。同时衡阳“东联吴会，北通荆吴，南控岭南，西接黔、川、滇、蜀的通衢，为南方重要之城市”。因此其有“南扼两广，北锁荆吴”之说，另外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也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之说。综上所述，可以证明衡阳自古以来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是十分优越的，同时以其便利的水路交通，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名扬天下，因此衡阳一直是湘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湖南省重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城市。二、秦、汉时期是衡阳政治军事地位的起步阶段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期的统一政权当中，封建统治者基本上是把国都建立在咸阳、长安和洛阳等关中或者中原地区，由于政治中心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这些政权想要中南地区施加政治影响或者采取军事行动，从当时整个战局的角度来讲位于湘南的衡阳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应当是兵员和各种战备物质补充及转运的重要地带，这就不言而喻将成为当时的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秦、汉政权形成后，由于对外不断的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最终形成了中国近代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制国际秩序框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位于中国南部的衡阳以它独有的地理优势相应的担负起了将中国最早的政权影响力由内地逐步向南方传递的历史任务。由于与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联系上的紧密性，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南方的经略活动最初就是通过与衡阳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展现出来的。在秦统一之前，湘南地区还没有城市，但经过秦的经略与开发，政治上推行了郡县制，衡阳才进入城镇的初步形成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剪灭六国后为了海内实现一统，在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发尝逋人、赘壻、贾人，使尉屠睢将五军，略取杨越”，为了战时的方便，就以交通作为统一的手段，秦始皇下令以都城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所修的驰道达到了今天的衡阳地界，从而为战争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秦平定岭南之后为了更好的制约天下诸境，又整治了自西向东的四条新道，其中一条“杨越新道”是从今天湖南零陵西南行，过广西全州，经漓江要口，秦城、严关，走湘桂走廊而至桂林……，据考证走湘桂走廊一般要经过衡阳地境。所以说封建大一统政权在由政治中心对外辐射的战略当中，衡阳的政治军事地位逐渐的纳入统治阶级的视野，并且成为其自身作为军事与交通要冲的内在力量。因此以咸阳为政治中心的大秦帝国在向南部实施其政治影响力之时，也为衡阳的城镇建设起步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而随后建都在长安的西汉王朝，则使衡阳的军事要冲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西汉政权—特别是西汉武帝统治时期是我国古代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之一，出于政治中心的统治力量向南方的广大地区实施政治、军事影响的需要，地处长安至南方的交通咽喉衡阳的军事地位迅速凸显，也极大地推动了衡阳作为古代军事要地。的进一步发展。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为平定南越诸国发五路大军南下，而其中一支由湘江、灵渠而入出兵南越，陆路大军则沿秦驰道南下，由于衡阳是水、陆两军的必经之路因此当时有大量的军队屯集在衡阳，这些南下的士兵带来了大量的器物、粮食和当时北方先进的手工制造业，这些无疑为衡阳早期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封建社会早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互动的，然而在古代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的客观环境古代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与衡阳存续发展的关系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之下，政府力量特别是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因素对于衡阳的发展，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时也反映出秦、汉时代中原王朝对江南与岭南地区的经略是同步的。
三、隋唐时期是衡阳经济文化的发展阶段
由于与政治中心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古代政权乃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盛在衡阳也得到了集中而全面的显现。在中国古代集权环境下的社会结构当中，国都作为封建国家的政治中心，往往同时承担了经济贸易、文化教育中心的重要角色。封建王朝政治中心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成为了衡阳发展并逐步走向繁荣的重要契机，这一趋势在隋、唐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得以集中反映出来。从隋朝统一到唐朝的建立，中国古代社会实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统一局面，封建经济文化与社会各方面都取的了显著的进步，因此可以讲隋唐之际是整个古代中华文明的最高峰。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及其变化轨迹沿袭了秦、汉和三国魏晋时期的关中—中原路线，都城主要设在洛阳和长安两地，因为在封建社会经济日渐兴盛，政治中心对外交流日渐扩大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南方广大地区的交往日臻频繁，衡阳作为当时南来北往交流与联系的重要城市，其枢纽地位可见一般，此时的衡阳的经济文化也逐渐的实现了全面的腾飞。在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南、北分治状态，国力渐强，其对于南方区域的影响也日渐增强。并且派出使臣出使南方推行了恩威并济的措施安抚诸部落，使之臣服于。继隋之后唐朝承之。由于衡阳水、陆交通便利，在当时是南方重要的官驿站设置点，据《明代驿站考》所载：唐代在衡州所设置的水、陆官驿站主要有临蒸水驿、七里水驿、皇华水驿、黄堡驿、河州水驿、柏坊水驿等六个，这为后朝历代所基本沿用。这对于当时衡阳在全国的知名度是可想而知。
由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对政治的高度依附性，随着政治中心位于长安—洛阳一线的隋唐政权日益强盛，衡阳逐渐成为隋唐时期岭南各部落所派遣的朝贡者去京城的必经之路，甚至当时许多外来进京觐见的使者也选择衡阳作为中转的站。
四、两宋时期是衡阳交通与经济的进一步提升阶段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在开封建立了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近六十年的对峙和纷争状态，而此时中国的经济重心由于北方长期的战乱逐渐南移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由于农业、手工制造业的大力发展，促使了南方各城市的经济恢复。另外，两宋之际在中国古代是经济大发展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的迅速繁荣与发展，促成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的最终定位，同时，也为发展海外交往提供了物质前提与现实性。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偌斯在《全球通史》中写到“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外贸易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邓广铭先生评价“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衡阳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经济与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充分的反映了两宋的京城和临安也似隋、唐时期的两京一样，以其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优势影响着南方的广大地区。
从疆域来看两宋实际上没有真正作用上像隋、唐统一过全国，其仅仅局限于中原的大部和东南的全部地区，由于当时契丹、女真和党项及后来的蒙古族兴起，并且经常南下侵扰中原。因此，两宋时期西北和北方及东北的陆路贸易与交通基本上断绝。特别是南宋时期，淮河以北沦陷，迁都临古代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与衡阳存续发展的关系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安（今浙江杭州），漕运供应仰赖江南各路，如《宋史·职官志》所载发运使“……漕淮、浙、江、湖等六路储癝以输中都。”充分说明了当时政治中心的变移后贡粮依赖“东南漕运”。所以漕运路线的变化也就促使了南方各水运网的建立与发展，而衡阳位于“苏湖熟，天下足”的南方主要产粮区域这无疑也为衡阳水运网建设带来了良机，同时也为衡阳进一步对外交流创造了条件。湘江作为当时中国古代水上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它将中南、华东和东南沿海勾连成一个“金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区域包括了整个富裕的江南地区及当时各著名的港城，这无疑给衡阳与外省的联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而南方的海外贸易和交流日益兴盛，许多商贾之人与很多大宗商品一路是陆路主要由广州经衡阳进入荆吴之地，一路是水路经衡阳入三吴之地。这样衡阳也成为了当时商贾云集之地和江南很有影响的商品物质集散之处，“水程通海货，地利亲吴风”可以说是当时生动的写照。这也充分的印证了“北通荆吴”之说是有根据的，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两宋时期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变移对衡阳的经济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五、结语
由上述可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阳交通频繁程度的变化受北方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影响，如：秦汉隋唐都城建在关中或洛阳，走荆襄、湖湘一线较为便捷；五代北宋以后都城东移到华北平原的开封、北京，再走西线就显得迂远，而以走江西过岭为常。而古代的衡阳在交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逐步提升的事实，证明衡阳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中南地区比较重要的枢纽城市。在唐朝，陆路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南及荆襄，经衡州，再达岭南，以至交州”。另一条是“北路过太原，再经范阳至北方各地”，这是南、北两大主要的交通线。而衡阳作为交通要冲在唐朝早期就基本形成了，唐朝时期向南较有影响的对外贸易的交通线路是从长安出发，往南经过襄樊，到潭州，再经衡州前行至广州最后到达出海口与南亚各国进行海上贸易，又自衡州能到达邕州。当时与唐朝政权在经济文化和贸易乃至政治方面来往较为密切的，日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大多数都位于岭南的广大地区，这样不仅促使了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深，而且也起到了稳固南部边疆的作用。总之，衡阳交通枢纽地位的奠定主要是由于自古以来政治中心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而较其他线路在各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存续性。
参考文献：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2]（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理由》[J]，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6，第2期
[4]郭志坤：《秦始皇大传》[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5]衡阳市志编委会：《衡阳市志》[M]，长沙：湖南省人民出版社，1998
[6]阎崇年：《中国市县大辞典》[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年
[7]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8]王遽常：《秦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雷依群：《中国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0]（宋）祝穆：《方舆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宋）·高斯德《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13]元）·脱脱《宋史》·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
[14]《汉书·贾邹枚路传》·卷十二
作者简介：
沈飚（1973～），男，湖南衡阳市人，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青藏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