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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遗产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行相关综述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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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保护利用形式。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工作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提出了研究中的不足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综述
1008—0139(2012)03—0091—9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的昆曲在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进入国人视野。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我国开始逐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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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引起学界关注,众多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相关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以往的研究做回顾和总结。
在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用高级检索项搜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检索项为“关键词”)+并且(关系)+“旅游”(检索项为“关键词”),检索年份从2003年至2011年11月,结果显示共有文章854篇。从下表可以看出,2006年以后的研究成果数量激增。学者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辨证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评价、开发方法、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旅游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理论研究

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必要性、适宜性,旅游开发的方法、对策及旅游开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论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必要性

1.旅游开发对物质文化非遗产保护起到的积极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旅游开发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旅游能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经济支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宣传,提高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一些衰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恢复和振兴;可以提高政府和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等。袁力还提出旅游、游憩街区的开发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载体。姚玲玲认为开展旅游业可以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重要意义。

2.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对旅游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

谭宏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提高旅游资源品味,打造旅游项目品牌,帮助旅游景区、景点再造,增加旅游审美体验。王汝辉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民族村寨旅游中,可以满足产品差异化需求。宋河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旅游中心城市的有形化利用可以增加城市旅游吸引力,增加城市对区域旅游的向导作用。田青刚则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旅游业态创新的重要元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适宜性

1.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适宜类型

有学者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而曹诗图、鲁莉提出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适合进行旅游开发,表演艺术类、工艺美术类和民俗类旅游开发适应性更为理想。

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征

夏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地域性与可移动性并存,观赏性与无季节性并存,综合型与非永续性并存的特征n引。宋河有认为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具备存储上的易逝性,利用上的可持续性,时间上的历史传承性与演变性,空间上的地域性与蔓延性和形式上的多样性等特征。

3.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和开发潜力

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和开发潜力大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科学、合理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学者们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考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和谐价值等方面。孙九霞则强调遗产价值并不等同于旅游价值。
一些学者采取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期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陈金华、张艳等采用昂普(RMP)分析模式,分别对泉州南音和河南省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的实证研究;顾金孚、王显成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价值、遗产影响力、遗产开发潜力、遗产生态敏感度、遗产旅游开发条件为主要指标体系,对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价;郭剑英提出采用模糊总和判断方法来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对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价;苏卉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的多层次灰色评价模型,并对河南3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实证研究1,23);代凌枝等运用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潍坊市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级评价;尹华光、彭小舟尝试采用专家问卷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潜力评估指标体系。这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多借助已有的统计分析方法,但这些基于评价体系建立的个案实证性研究为其他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价提供了范本。
这些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是进一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规划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但以往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资源的适宜类型和前提条件等问题关注较少,研究尚且薄弱。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路径

1.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方法和模式

开发模式上,贾鸿雁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原生地静态开发、原生地活态开发、原生地综合开发、异地集锦式开发四种模式。蔡朝双还提出综合开发和物品开发模式。王德刚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生存可分为舞台化——景区旅游模式和生活化——社区旅游模式两种类型。学者们还站在保护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讨论。薛群慧借用“活态文化”概念,提出民俗旅游村可以将本民族活态文化遗产完整的、原生态地保存和展示,有利于培养文化传人,促进当地民族自觉承担保护本民族活态文化的责任。彭振坤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与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相结合。黄继元对云南省石林县大糯黑村进行了实地调查,认为生态博物馆模式是旅游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王汝辉则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不易感知,更难接受政府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有明显公共产权特征,容易引发“公地悲剧”。谭卫华对几种旅游开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整体性和主体性保护。
开发方法上,邓小艳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中应以“符号意义”为核心,挖掘和建构符号意义,选择合适的符号展示载体,引导和启发旅游者参与符号消费。石美玉提出应在前期准备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和现状调查、旅游者需求调查以及相关利益者协调三大环节。郑宇飞认为屈原文化旅游开发应该按照“物化—活化—地方化一品牌化”的路径,对旅游空间、旅游活动和旅游商品进行深度开发。王红宝提出应从旅游体验角度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邓婷认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纳入旅游产品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关键,并提出了三种参与方式。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地旅游开发和保护,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周谦认为分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于异地开发既可以保证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又可以满足城市居民旅游的可达性。蔡梅也认为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异地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新思路。持反对意见的有:阚如良认为异地开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原生态文化土壤的保护,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规律。张博批评了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脱离了它的本土文化空间,被简化为一种微缩景观,失去了它的真实性。
本文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地旅游开发,不能简单地徘徊于是非争论,而应在异地旅游开发的适宜类型、原真性开发方法及异地开发后的有效保护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2.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产品类型

众多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产品类型进行了探讨,总结为以下几种类型:博物馆、文化节事、演艺、主题空间(主题街区、主题公园)、旅游商品、影视开发、主题旅游线路等。马木兰、贺小荣认为实景舞台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创新模式。冯晓娜设计了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珠三角地区文化旅游线路。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热点论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些学者分析了旅游开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开发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化、商品化和庸俗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遭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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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遭到削弱和破坏;竞争关系的存在、利益分配的冲突,制约了民众对遗产保护的积极性等。肖刚认为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主要有: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调查不充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视不够,保护不足;法律法规体系滞后;政府的行政保护方式有待改善,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利益不协调等。
赵巧艳借用张力概念,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由目标张力、价值张力和机制张力三者构成的张力层次体系,并分析了张力体系形成的原因和时空演化特征。

2.旅游开发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向龙、梁春媚都认为应该构建产权保护,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旅游产业发展。周丽洁认为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文化重构是行之有效的保护路径。还有其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建立数据库;旅游产品设计上要突出特色,尤其是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特征;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等。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中的政府主导

张瑛、辛儒等许多学者认为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起到的行政管理和保护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赵巧艳则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保护与经济价值实现的张力下,要求政府独立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保护的重任缺乏可行性,提出引入委托写作技巧机制加以调和。余凤龙、谭宏等学者都从相关主体角度论述了政府、公众、专家、企业和旅游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中应起到的作用。
一些学者还对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刁统菊、郭海红对山东淄河镇的孟姜女传说进行了田野调查,结论认为政府主导的旅游发展的介入,可能会改变传说在地方的发展和变异。杨丽琼、马平认为政府主导下的过度商业化操作会逐渐减少传统文化因子,客观上会曲解甚至弱化文化传统。谭红春以“中国瑶族盘王节”为例,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进行了反思,认为在政府主控的旅游文化节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缺场”或“失语”,给民族“精神家园”带来危机。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中的关键词

1.“原真性”

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最早提出“原真性”(Authenticity)概念,正式确认和规定了原真性对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自1960年代以来,原真性观念作为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遗产保护的起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相关研究中很多学者使用了这个概念,少数学者对“原真性”的概念和原真l生保护进行了专门探讨。
罗茜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系统,其真实性是相对的,要保护的是创造某种文化连续形式的可能性和空间。邓小艳基于建构主义原真性理论视角,认为原真性是一个动态的、旅游主体体验真实性和旅游客体原真性互为建构的过程。王艳平认为作为旅游资源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的不是遗产的“原始本真”,而是“唯旅游本真”。“唯旅游本真”创造了原始本就没有或者原始虽有但旅游介入时已经没有的存在,在不改变原有本真基础上增添了有助于保护的新本真,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曾萍、张晓萍介绍了纳尔逊·格雷本的观点:“对真实性的评判,为谁而真实,这些问题应当从表演者和观众两方面来考虑。”彭兆荣分析了产生“真实性”认识差异的根本原因:在全球化的“移动性”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造成“真实性”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研究者在历史语境中所关注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形成的范式等有所不同,使他们对“真实性”样态的把握和反应上出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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