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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管变更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理由。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其高管变更现象更值得研究。同时，金融危机以来，风险因素倍受关注。本文以中国2006—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风险因素考察了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面对的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但是与非政治关联的高管相比，当风险增加时，与政治关联的高管不易被变更。上述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削弱了高管面对风险的敏感度，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企业风险；高管变更
1005—2674（2013）11—088—05
一、引言
伴随着高管变更现象的日益出现，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理由。高管为什么会更换？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被迫？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其高管变更现象更值得研究。这些高管由于企业的身份和性质具有天然的政治相关性，而这种政治相关性又因高管自身的履历背景而显现出不同的强度，那么，他们在国有企业是职位更具刚性还是与其他企业的高管一样参与优胜劣汰的竞争？
关于高管变更的理由，现有研究表明，主要在于经营业绩、制约权转换及财务丑闻。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逐渐意识到风险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风险甚至是企业存活和发展的基石。高层管理者作为公司行为的制定和决策者，对风险具有高度敏感性，当风险增加时，因公司治理惩治功能的作用发挥，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会增加。因此，有必要从企业风险层面探讨高管变更现象，从而全面识别公司治理的效率以及企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进一步，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风险对高管变更机制的作用？2012年年报显示，作为大型央企的中国远洋和鞍钢股份分别亏损95.6亿元和41.6亿元，面对巨额亏损的风险，两家公司董事长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在连续亏损、已经冠名ST鞍钢的董事长张晓刚职务并未发生变化，还当选为十八大代表（曾当选过十七大代表）；而随着中国远洋的巨亏发生，公司董事长魏家福于2012年落选十八大代表，2013年7月1日正式退休。同样是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变更的差异？政治背景真的会转变高管命运吗？
本文以中国2006—2011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视角来考察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试图发现风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并揭示政治关联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抑制效应，从而推动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开展。
政府会通过制定一系列公共政策影响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企业会试图向政府寻租，建立政治关联，希望借此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获取优惠待遇，进而有益于企业的发展和投资收益。尤其在市场化水平低、政府干预性强、产权保护弱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但是，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是“掠夺之手”，如Shleifer和Vishny构建了政府官员与高管博弈的模型，指出政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会损害企业利益，并且政府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企业财富；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是“扶持之手”，与企业间联系紧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能给企业带来各种好处。Faccio利用42个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股票收益较高，尤其是在法律制度不健全、腐败严重的国家。
由于中国制度的特殊性，在转型经济下，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稀缺资源及分配的权力，复杂的政企关系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理由。总体上，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能提升企业价值；而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负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大部分实行政府委派制，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并不一定擅长经济管理，相对于企业的利益，他们更注重个人的政治升迁，而在追求政绩的同时往往背离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宗旨。同时，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也会将压力转移到其控股的企业中，如增加就业、提供社会怎么写作等，会加大企业的负担，损害企业的利益。逯东等以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高管为了实现政治升迁和追逐个人利益，有动机将资源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上，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多非生产性支山。
尽管因政治关联，国有企业的高管担负着政治任务，会增加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但由于其与政府间的紧密联系，他们也会利用自身的政治关系为企业带来福利。大量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更易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没有财政约束，享受更优惠的税收政策，获得更长期贷款和更多的政府补贴。正是因为政府“扶持之手”的存在，政治关联很可能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使得高管变更不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游家兴等研究发现，强势的高管也可能会利用其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构筑职位壕沟。王方成等发现，公司审计意见为非标时，高管变更的概率更大；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来说，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时高管变更的概率更低。吴超鹏等研究表明，CEO并购绩效越差越容易被变更，但是政治关联CEO即使并购业绩差，也不易被变更。
关于高管变更的理由，目前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绩效、制约权转移、财务丑闻三个方面展开。安然、世通事件及金融危机让人们逐步认识到风险对企业至关重要，只有有效管理企业风险才能做出正确决策，实现经营目标。但是，通过风险管理来完善公司治理，变更不称职高管的研究目前还比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较少见。而事实上，以上三点高管变更理由都与风险密不可分。首先，企业风险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李延喜等从环境变化的角度对高科技企业面对的风险进行量化，证实了风险对高科技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影响。Walls和Dyer也发现企业的风险决策会对业绩产生显著影响。其次，企业风险也会影响控股权转移。李善民、曾昭灶发现管理层的效率低下，财务资源有限，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股权较分散，股权流动性较高的企业易发生制约权转移。通常这类企业的风险也会较高，即风险高的企业易发生制约权转移，而控股股东更换与高管变更关系密切，这也间接说明风险影响高管变更。最后，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导致管理者往往会为自身利益考虑，通过一些手段查重掩盖对其不利的信息。而一旦这些查重信息被披露，企业风险会大幅度增加。当企业的欺诈行为被发现时，高管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人，将会成为“替罪羊”被迫离职，这也表明，企业的风险与高管变更存在一定的联系。李维安认为，经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执行机构，对公司的经营负有直接责任，从2005年开始的“高管落马”现象，其根本理由在于“行政性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换过程中形成的治理失控”，这一转换过程中的风险不断增加。Wei Ting也发现违约风险高的公司，更容易在下一个财务会计报表期间更换高管，且变更高管之后的一年，企业风险变小。但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会影响其发生变更的行为。当风险增加时，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也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游刃有余，从而降低企业风险与高管变更的相关性。因此，本文提出两个检测设。检测设1：企业风险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企业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检测设2：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会削弱高管因企业风险高而离职的可能性。
（2）解释变量：企业风险、政治关联（political）。本文用年度贝塔系数Beta作为企业风险的写作技巧变量。Beta指标越大，表示企业的风险越大。本文对政治关联的界定如下：①政府工作背景：公司高管曾在地方政府、政府、银行任职；②政府政治背景：公司高管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③政府职业荣誉：公司高管曾获得政府授予的各种荣誉，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若高管有政治关联背景，该变量则取1，否则为0。
（3）制约变量。根据相关文献，本文加入ROA（净利润/总资产）、Leverage（总负债/总资产）、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Age（总经理年龄）、Number（董事会人数）、Larges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作为制约变量，并对年度和行业进行了制约。
其中，Control为制约变量。Beta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风险对高管变更有显著影响，且风险越大，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支持了检测设1。企业风险对高管变更具有显著影响，在内部委托写作技巧关系中，倘若高管在经营活动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最终会因风险增加而
表1的3、4列为模型2的实证结果。由此可见，turnover与Beta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支持了检测设1，企业风险越大，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Turnover与political系数不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不存在直接的影响；但是political与Beta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具有间接影响，政治关联背景会抑制高管因企业风险增加而变更的概率，换言之，即使企业的风险增加，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不易被变更。这一结论支持了检测设2。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高管构筑了“职位壕沟”，考虑到其为企业带来的潜在利益，即使政治关联高管因经营不善、决策失误而导致企业风险增加，也不易被变更。
四、结语
本文以2006～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因素的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面对的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但是与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相比，当风险增加时，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并不易被变更。上述结果表明，高管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削弱了其对企业风险的敏感度，成为其构筑职位壕沟的资本，弱化了公司治理对高管的约束机制，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我国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改造，是以国有企业为起点、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上市公司大多是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演进而来的，国有资本始终占据着公司制约权的主导地位。正是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具有这一特殊性，使其与政府保持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政治关联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复杂的政企关系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理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国有企业也正处于改革深化阶段，在完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上，有关方面应正确处理高管与政府的关系，认识到高管的政治背景可能会为企业带来额外成本，应更注重高管的经营能力，对于国企高管实施有效地激励与约束，以提高企业绩效。本文的结论也证明了近年来国资委逐步推行的国企高管市场化选拔机制改革有助于国企经营绩效的改善。因此，国有企业应减少政府委派高管的现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明确高管权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放宽政府的资源约束，将“政府之手”转化为“市场之手”，使企业处于健康正常的市场化竞争环境中，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
责任编辑 梁洪学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企业风险；高管变更
1005—2674（2013）11—088—05
一、引言
伴随着高管变更现象的日益出现，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理由。高管为什么会更换？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被迫？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其高管变更现象更值得研究。这些高管由于企业的身份和性质具有天然的政治相关性，而这种政治相关性又因高管自身的履历背景而显现出不同的强度，那么，他们在国有企业是职位更具刚性还是与其他企业的高管一样参与优胜劣汰的竞争？
关于高管变更的理由，现有研究表明，主要在于经营业绩、制约权转换及财务丑闻。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逐渐意识到风险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风险甚至是企业存活和发展的基石。高层管理者作为公司行为的制定和决策者，对风险具有高度敏感性，当风险增加时，因公司治理惩治功能的作用发挥，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会增加。因此，有必要从企业风险层面探讨高管变更现象，从而全面识别公司治理的效率以及企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进一步，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风险对高管变更机制的作用？2012年年报显示，作为大型央企的中国远洋和鞍钢股份分别亏损95.6亿元和41.6亿元，面对巨额亏损的风险，两家公司董事长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在连续亏损、已经冠名ST鞍钢的董事长张晓刚职务并未发生变化，还当选为十八大代表（曾当选过十七大代表）；而随着中国远洋的巨亏发生，公司董事长魏家福于2012年落选十八大代表，2013年7月1日正式退休。同样是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变更的差异？政治背景真的会转变高管命运吗？
本文以中国2006—2011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视角来考察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试图发现风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并揭示政治关联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抑制效应，从而推动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文献回顾与检测设提出
自Krueger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利益以来，政治关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在西方，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大股东（至少有10%的权）或高管（CEO、董事长、董秘等）中至少有一人是议会成员，或与高层政治家、政党关系密切，也有很多学者用公司对政治人物选举的捐赠行为度量政治关联。政府会通过制定一系列公共政策影响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企业会试图向政府寻租，建立政治关联，希望借此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获取优惠待遇，进而有益于企业的发展和投资收益。尤其在市场化水平低、政府干预性强、产权保护弱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但是，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是“掠夺之手”，如Shleifer和Vishny构建了政府官员与高管博弈的模型，指出政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会损害企业利益，并且政府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企业财富；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是“扶持之手”，与企业间联系紧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能给企业带来各种好处。Faccio利用42个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股票收益较高，尤其是在法律制度不健全、腐败严重的国家。
由于中国制度的特殊性，在转型经济下，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稀缺资源及分配的权力，复杂的政企关系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理由。总体上，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能提升企业价值；而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负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大部分实行政府委派制，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并不一定擅长经济管理，相对于企业的利益，他们更注重个人的政治升迁，而在追求政绩的同时往往背离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宗旨。同时，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也会将压力转移到其控股的企业中，如增加就业、提供社会怎么写作等，会加大企业的负担，损害企业的利益。逯东等以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高管为了实现政治升迁和追逐个人利益，有动机将资源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上，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多非生产性支山。
尽管因政治关联，国有企业的高管担负着政治任务，会增加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但由于其与政府间的紧密联系，他们也会利用自身的政治关系为企业带来福利。大量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更易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没有财政约束，享受更优惠的税收政策，获得更长期贷款和更多的政府补贴。正是因为政府“扶持之手”的存在，政治关联很可能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使得高管变更不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游家兴等研究发现，强势的高管也可能会利用其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构筑职位壕沟。王方成等发现，公司审计意见为非标时，高管变更的概率更大；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来说，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时高管变更的概率更低。吴超鹏等研究表明，CEO并购绩效越差越容易被变更，但是政治关联CEO即使并购业绩差，也不易被变更。
关于高管变更的理由，目前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绩效、制约权转移、财务丑闻三个方面展开。安然、世通事件及金融危机让人们逐步认识到风险对企业至关重要，只有有效管理企业风险才能做出正确决策，实现经营目标。但是，通过风险管理来完善公司治理，变更不称职高管的研究目前还比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较少见。而事实上，以上三点高管变更理由都与风险密不可分。首先，企业风险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李延喜等从环境变化的角度对高科技企业面对的风险进行量化，证实了风险对高科技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影响。Walls和Dyer也发现企业的风险决策会对业绩产生显著影响。其次，企业风险也会影响控股权转移。李善民、曾昭灶发现管理层的效率低下，财务资源有限，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股权较分散，股权流动性较高的企业易发生制约权转移。通常这类企业的风险也会较高，即风险高的企业易发生制约权转移，而控股股东更换与高管变更关系密切，这也间接说明风险影响高管变更。最后，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导致管理者往往会为自身利益考虑，通过一些手段查重掩盖对其不利的信息。而一旦这些查重信息被披露，企业风险会大幅度增加。当企业的欺诈行为被发现时，高管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人，将会成为“替罪羊”被迫离职，这也表明，企业的风险与高管变更存在一定的联系。李维安认为，经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执行机构，对公司的经营负有直接责任，从2005年开始的“高管落马”现象，其根本理由在于“行政性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换过程中形成的治理失控”，这一转换过程中的风险不断增加。Wei Ting也发现违约风险高的公司，更容易在下一个财务会计报表期间更换高管，且变更高管之后的一年，企业风险变小。但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会影响其发生变更的行为。当风险增加时，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也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游刃有余，从而降低企业风险与高管变更的相关性。因此，本文提出两个检测设。检测设1：企业风险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企业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检测设2：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会削弱高管因企业风险高而离职的可能性。
三、实证分析
1.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6～2011年间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并对样本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了金融保险、房地产企业；（2）剔除了相关高管信息或相关财务数据不完整；（3）剔除sT公司。最终获得混合样本4062个。本文研究所需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和CAR数据库，政治关联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各公司高管简介获得。2.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高管变更（turnover）。由于总经理是企业决策的最终制订和执行者，本文将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高管定义为总经理。若该年度内企业发生总经理变更，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2）解释变量：企业风险、政治关联（political）。本文用年度贝塔系数Beta作为企业风险的写作技巧变量。Beta指标越大，表示企业的风险越大。本文对政治关联的界定如下：①政府工作背景：公司高管曾在地方政府、政府、银行任职；②政府政治背景：公司高管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③政府职业荣誉：公司高管曾获得政府授予的各种荣誉，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若高管有政治关联背景，该变量则取1，否则为0。
（3）制约变量。根据相关文献，本文加入ROA（净利润/总资产）、Leverage（总负债/总资产）、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Age（总经理年龄）、Number（董事会人数）、Larges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作为制约变量，并对年度和行业进行了制约。
3.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4062个混合样本中，高管变更的均值为0.208，表明样本的20.8%，即845个总经理被变更。政治关联的均值为0.122，表明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总经理有496个，占样本的12.2%。Beta的均值接近于中值，说明样本公司的风险比较均衡。
我们还将样本区分为变更组与非变更组，对两组间风险变量与political做了均值检验，各变量均具有显著差异。变更组样本Beta更高，说明企业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初步支持了检测设1；同时结果显示大部分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未发生变更。4.回归分析
（1）企业风险与高管变更的关系。为了检验企业风险与高管变更概率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1：其中，Control为制约变量。Beta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风险对高管变更有显著影响，且风险越大，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支持了检测设1。企业风险对高管变更具有显著影响，在内部委托写作技巧关系中，倘若高管在经营活动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最终会因风险增加而
表1的3、4列为模型2的实证结果。由此可见，turnover与Beta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支持了检测设1，企业风险越大，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Turnover与political系数不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不存在直接的影响；但是political与Beta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具有间接影响，政治关联背景会抑制高管因企业风险增加而变更的概率，换言之，即使企业的风险增加，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不易被变更。这一结论支持了检测设2。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高管构筑了“职位壕沟”，考虑到其为企业带来的潜在利益，即使政治关联高管因经营不善、决策失误而导致企业风险增加，也不易被变更。
5.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结论的稳健性，进行如下检验：（1）将样本按是否具有政治关联背景分为政治关联子样本和非政治关联子样本，分别对其进行回归，结论与前文一致，仍支持本文的研究检测设。（2）对样本期间内每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与前面基本一致。由于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末列出。四、结语
本文以2006～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因素的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面对的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但是与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相比，当风险增加时，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并不易被变更。上述结果表明，高管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削弱了其对企业风险的敏感度，成为其构筑职位壕沟的资本，弱化了公司治理对高管的约束机制，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我国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改造，是以国有企业为起点、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上市公司大多是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演进而来的，国有资本始终占据着公司制约权的主导地位。正是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具有这一特殊性，使其与政府保持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政治关联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复杂的政企关系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理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国有企业也正处于改革深化阶段，在完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上，有关方面应正确处理高管与政府的关系，认识到高管的政治背景可能会为企业带来额外成本，应更注重高管的经营能力，对于国企高管实施有效地激励与约束，以提高企业绩效。本文的结论也证明了近年来国资委逐步推行的国企高管市场化选拔机制改革有助于国企经营绩效的改善。因此，国有企业应减少政府委派高管的现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明确高管权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放宽政府的资源约束，将“政府之手”转化为“市场之手”，使企业处于健康正常的市场化竞争环境中，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
责任编辑 梁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