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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热点评析(2011—2013年)

收藏本文 2024-02-29 点赞:5344 浏览:16344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编者按:
2013年渐行渐远,而发生在艺术文化方面的诸多现象更值得我们思考,本期特别聚焦择选这一组文章:甄巍、李岩的《中国当代艺术热点评析》,周星的《2013电影“小时代”兴旺现象的冷静深思》,张璐的《2013年度音乐焦点解读》和邓宝剑的《当代书法界关于“民间书法”的争论及相关理由》,对当下艺术的目前状况及存在的理由予以回顾、梳理,以飨读者。
中国当代艺术自1979年9月“星星画会”开始,短期内几乎将西方艺术史上百年的流派打破脉络、共同传承、重新演绎。中国当代艺术同时存在着“现代性”与“当代性”,“具有‘后发达的现代性’特征”(潘公凯语)。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当代艺术逐渐形成了既与西方当代艺术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体制。从艺术创作传播和市场角度看,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媒体、拍卖行、美术馆、者、赞助人、运营商等组成的当代艺术业态,在矛盾和动荡中保持着繁荣和发展。有关的行政、管理、市场、学术等机制渐趋成熟。但整体而言,中国当代艺术仍处于“迷茫与焦虑”期。对此领域近期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或现象进行分析深思,有助于加深对当下艺术存活状况的理解,把握未来变化的趋势。

一、艺术主体多元化

艺术主体是指在艺术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与审美对象相对应的具一定创造力的艺术实践者。在中国,艺术主体的古典作用主要指专业和民间的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以后,艺术主体增加了策展人、批评家。近两年来,艺术主体更趋丰富与多元。除艺术家之外,策展人、批评家、艺术机构、媒体、资本、画廊、博物馆、者甚至大众在当代艺术中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加强。主导作品审美呈现和阐释的可以是多元化主体中的任何人。创作边界、话语权、参与机制、策划机制、传播效果,诸多因素在当下的变化,使得作品的艺术效果和艺术理念在不同角度与阐释策略下,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与特征。艺术作品的批评与描述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渠道复杂多样,公众数字媒体和自媒体效果显著。艺术话语权从以专家为主分散至传媒、市场、营销及公众等多个层面,传统的行政性权威资源如美协及其组织的画展、学术刊物等影响力进一步减弱。
很多独立策展人和艺术推广机构成为传达和表达艺术观念、创造艺术效果的主体。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在某些情境下,如同画家笔下的颜料或图片,成为策展人或推广机构表达意念、阐述观念的素材。
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加速国际化的态势。一方面,国外大量的报道特别是关于中国艺术市场方面的消息,加深了国际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和认识。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国际交流十分活跃,中外合作艺术小组、出国展或入境展络绎不绝,艺术家创作小组和团队合作大量涌现。其中不乏跨界组合创作团队,体现出艺术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艺术与策划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艺术家与专业营销队伍的合作日益深入,许多工作室按公司形式运作。当代艺术生产体系较传统艺术生产更具有组织性和系统性。艺术主体呈现出专业化分工与跨界协作特征。
2013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艺术家大规模海外集中亮相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本届展会主题是“百科全书式宫殿”,由主题展、国家馆和平行展构成。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多个中国当代艺术平行展在威尼斯的举办,其中仅“中国独立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参展艺术家就达100多人。争议的焦点多集中在平行展的作用、作品质量、展览效果、运作方式以及中国艺术家对威尼斯双年展趋之若鹜现象背后的“镀金”心理等方面。也有观点认为,此事件显现出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接轨的主动性、开放性,是中国艺术地位提升的表现。从其影响和争论可见,中国当代艺术正处于内部话语权转移,展览与市场渐与国际接轨,各种艺术观点并存和不同群体利益冲突愈加明显的调整期。
在当代多元艺术主体中,中国当代艺术热点评析(2011—2013年)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美术馆的学术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不少对思想及艺术创新有启发性的“理由式”展览。如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尤伦斯中心在2013年陆续推出的世界级大师杜尚、博伊斯、安迪沃霍等大型展览,就力图通过探讨当代艺术史关键人物在当下的作用,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补课式的观念训练。

二、艺术家身份和创作态度

在中外艺术交流的过程中,艺术家对身份与态度的选择显现出其当代性。有些艺术家带着背景,具有相当自觉的国家政治或民族身份意识,如中国国家画院组织的大型展览中,不少以少数民族风情为题材的作品就着力于表现民族身份或地域文化身份。有些艺术家则强调国际视野,淡化了国家身份。有的则通过微观叙事,消解宏大叙事背后的集体价值指向,更突出个体感受和认知的作用。王端廷提出的中国当代艺术“超民族主义”观点,就将徐冰、蔡国强、张洹等,以及缪晓春、钟飚、陈文令等的近期创作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超越或者反省艺术家国家身份理由的论点。
艺术创作过程的文献愈加重要,其反映的社会关联与文本研究价值,常常与最后的完成品一起形成完整的“作品效果”。将艺术品或创作行为作为文化研究文献的观念也越来越普遍。
从批评和欣赏的角度看,当代艺术出现的大量交互式作品和现场行为需要批评者与观众的互动和参与。“在场”成为作品存在的要点,传统的单向度印刷品复制形态或口头传播都不足以表述作品需要“在场”才能产生的感觉。
艺术家所选择的身份和态度代表了自己的观念与主体性,成为当下艺术界关注的理由。以什么身份介入艺术?谁来做?为何而做?与观众的关系怎样?作品将来怎样传播与流通?这些都成为身份与态度的抉择。
观众的参与也成为艺术活动的核心内容,很多艺术活动与展览的艺术主体发生了变化。例如,2013年4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的“隐没地——上圈组村民与艺术家的影像实验”展览作品有一部分是由艺术家创作完成的,而大部分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29名村民独立完成的。展览的艺术主体既包括策展人和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也包括参与并独立完成艺术创作实践活动的村民。
“艺术态度”成为当下艺术表达的关键词,是艺术家面对现实有、有态度取向的选择。当代艺术家在图示内涵上基本抛弃了“装饰”和“粉饰”的思路。尤伦斯中心2013年展出的王兴伟画展通过多样图示趣味的追求以及有态度的表达,传递出作者对当下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戏谑、讽刺、哲思,以及对急剧变化、复杂呈现的中国式生活作用的追问。在当代艺术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艺术的公共性、教育性价值在很多非职业艺术家的推动下得到发展。如广州市少年宫2013年在广州、北京、西安等多地举办的“海上儿童:世界儿童融合艺术大展”,展现了特殊儿童群体教育的策略和成果,呈现了当代艺术社会功能和价值体现的变化。

三、艺术形式与媒介的当代实验与拓展

中国当代艺术家不断加强创作中对各种材料与媒体的敏锐度、观念性的掌控,并在多领域跨媒介的融合交汇中进行横向的尝试。近年来,综合材料、影像装置、声光电装置、多媒体互动、行为水墨等跨学科、跨媒介或将传统媒介进行当代转化的实验层出不穷。
媒介、形式的探索与艺术内涵的创新拓展本就密不可分。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就体现了形式媒介的实验性与当代性、创新性相结合的特点。2012年2月在深圳举办的“中国现当代水墨艺术展暨第一届水墨双年展”和“第一届水墨双年展国际高峰论坛”,从多角度、全方位对中国水墨艺术进行了学术探讨。2012年4月“水墨纵横——2012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以及由湖北美术馆、今日美术馆、99艺术网联合主办的“再水墨——2000—2012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均提出了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重新定位与理解,以及中国当代水墨日益走向开放及多元等理由。
中国抽象艺术的兴起也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赵无极、朱德群等老一代抽象大师作品拍卖纪录攀升,出现了一些有影响、有规模的抽象艺术展览。如2011—2012中国抽象艺术巡回展、2012年第十五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主题展“新抽象——绘画的当代趋向”等。艺术家的语言实践渐趋成熟,于振立、闫振铎、谭平、张国龙、丁乙、秦一峰、李磊、王川等一大批艺术家显示出很强的创作实力。以抽象为主题的展览、研讨、出版活动方兴未艾。讨论的一个焦点是中国本土抽象艺术与西方抽象艺术的关系,包括美术史、传统文化和语言创新等难题。
以传统艺术形态为特征,以往被忽视的经典性艺术也在沉思中积淀和发展。2011年6月靳尚谊“向维米尔致意”展览,传达了画家对油画传统形式体验式沉思后的感悟。2011年10月“士者如斯”何多苓展、2013年5月毛焰佩斯北京展、2013年7月“浮世·游观”庞茂琨艺术展等,反映出坚守架上绘画的艺术家坚持深入地探究造型语言规律和手工绘画意趣,在当下学术语境中具有的探索性和严肃性。

四、政府主导下的当代艺术发展与价值

在国家大力推进软实力和文化大发展背景下,各级政府大力推进文化艺术建设,诞生了各式各样的双年展、艺术节、艺术博览会。但纵观全国多个当代艺术领域的大型展会,其存在的价值和水平却参差不齐。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掩盖的却是专业性的缺失以及巨大的资源浪费。仅2012年至今,全国就有不下20个大大小小的双年展,如“2012上海双年展”“中国西部国际艺术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山东双年展”“新疆双年展”等。虽然各级政府积极发掘地方文化并嫁接至当代艺术的初衷是好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学术性与专业性缺失,造成了各种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浪费。
一些重要的公立美术馆、博物馆积极举办专业性强、观念新颖的国内外艺术学术展览,效果明显。国家博物馆的“启蒙的艺术”就对艺术的普及、教育、创新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政府、市场和艺术家应当建立怎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一方面,政府介入和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理念与能力进步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发展过快,面对商业利益和政府行为,艺术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北京798艺术区和宋庄艺术区多个艺术家工作室被清退、拆迁事件,反映出建立良好互动艺术管理机制的紧迫性。宋庄在文化产业庸俗化和雷同化发展的环境下,正在迅速失去中国当代艺术实验区的特色。艺术究竟是否应当强调其产业特性,利弊得失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和商榷。从长远看,在国家和地方的文化软实力战略中,艺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却不是急功近利、能够快速取得效果的。中国艺术的创意领导能力和文化价值观尚未得到世界普遍认同,个中理由值得思考。

五、当代艺术批评的建构

中国的当代艺术批评始终与当代艺术同呼吸、共命运。如伯牙、子期的知音之交一般,艺术家们需要经历的是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重考验,批评家始终是艺术家身边清醒的观察者以及真诚的解读者。当代艺术批评家不但要具有渊博的学识,更应具备在面对理由时敢于确定态度的勇气与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责任心。2012年9月在西安美术馆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提出了“提倡而严肃的艺术批评以及对艺术批评的批评,同时推动当代艺术批评的公众影响力”的倡议,对艺术理想与艺术市场、批评家和批评文本的转型、当代艺术趋势等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艺术批评成果丰硕,如杭春晓的《从“迷失”到“理性”“70后”艺术中的质疑精神》(2012年1期《艺术财经》)、朱其《被扭曲的转型:当代艺术进入瓶颈期》(2012年4期《》)、皮力《向道德主义告别》(2012年9期《艺术财经》)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目前状况、理由与困境展开讨论。朱青生《艺术组的存在与价值》(2012年3期《东方艺术》)、栗宪庭《行为艺术很“近人情”——代序蔡青的“行为艺术与心灵治愈”》(2013年1期《大艺术》)等对当代艺术家身份、价值与功能进行了分析与评论。杭春晓《“二元对立”的“主体检测想”——身份焦虑的“中国画”之反思》(2012年中国当代艺术热点评析(2011—2013年)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1期《美术》)、栗宪庭《文人精神与水墨的当代性》(2012年2期《》)等文章则围绕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性探索展开辨析与判断,体现了对当下传统艺术转型的肯定。此外,批评与公共媒体、展览、的互动理由,艺术批评策略与批评规则的构建理由等在艺术批评界也多有讨论。
中国是人情社会,真实的批评和大量的应酬性、人情性批评共存,体制内外权力和资源依然不平衡、不平等,艺术市场充斥着炒作与伪作乱象,这些都对艺术批评家自律、独立、反省,追求艺术批评的真实性提出了要求。

六、艺术市场的危机与希望

2008年后,经济危机风暴席卷全球,尚显稚嫩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在风波跌宕中曲折前行。在中国,艺术品被作为一般商品征收关税,无形中加大了艺术品进出口的成本。2012年4月,正是艺术品市场迎来新一轮春季拍卖会的好时候,一则“海关严查艺术品关税”的消息却使得艺术品市场危机四伏,危机感由开始的家和境外拍卖行,延伸到经纪人、当代艺术推手、艺术基金、艺术信托等许多艺术金融资本领域,很多画廊、机构和家不敢轻易出手。中国当代艺术热点评析(2011—2013年)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这一事件再次将艺术品市场推入低谷。其实在2012年初,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2012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决定自2012年起暂行一年将三类艺术品关税税率降低一半,希望能够刺激到低靡的艺术市场,但一条网络传闻便对整个市场造成伤害,说明业界对大环境安全感的缺失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匮乏。这一年,有不少国际艺术机构撤离了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国际艺术交易机构、藏家和拍卖行对中国兴趣大增。据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和古董博览会(TEFAF)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里,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艺术品市场,也是按国内拍卖额计最为重要的新兴市场。2012年9月,苏富比宣布与北京歌华公司合资成立首家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的国际艺术品拍卖行。2013年4月,有着247年历史的佳士得成为首家在中国内地获得独立运营牌照的国际艺术品拍卖行,紧接着5月,亚洲首个巴塞尔艺——中国香港巴塞尔艺隆重登场,这种种现象,显示出国际艺术市场对中国市场未来走势的乐观与重视。
当艺术市场整体低迷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艺术家们的存活与创作。与法国等西方艺术发达国家不同,艺术家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可领取国家创作津贴的“正式职业”,很多艺术家依赖艺术品市场存活。当整个市场陷入困境时,艺术家的创作动力与热情大受影响,这时的艺术品市场已经不单是金融资本领域的概念,其还是关乎民生、信仰、态度、理想的抽象形态。值得高兴的是,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艺术品市场管理条例”与“艺术品交易税”等相关法规,相信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定能进入良性发展的时期。

七、艺术家个案研究日益得到重视

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比以往更有作用和价值。当今是强调艺术家个人态度的时代,拒绝、继承、创新等以往评价风格的标准转变为选择的态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架上绘画的技法,无论是写实、写意或抽象,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脱去了曾经有过的神秘外衣。艺术家无论是像毛焰一样坚持一种画法一个模特,还是像王兴伟一般手法多样、类型混搭。或者超越架上,像徐冰在近年创作中将策划、材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时间、空间与观念元素跨界运用,不限于造型本身——这些特征仅仅是艺术家个性及创作习惯、观念、手法的选择,不再具有被夸大的普遍和共性。艺术家所体现的国家身份、民族特性和群体属性渐渐弱化,个体选择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要。
这种情况并非表示艺术家对社会理由的漠视。相反,很多艺术家表达了对社会理由的关切。同时,观念、媒介、符号的选择与搭配和艺术家个人态度,以及生活、社会与其艺术关联性,为其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文献。但遗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个案研究尚缺乏应有的厚度和系统性,画廊、艺术销售和推广机构、广告等对当代艺术的介绍过多,而博物馆、大学等对代表性艺术家持续、系统、深入的个案学术研究还较薄弱。巫鸿、殷双喜、吕澎、刘礼宾等理论家多次提到个案研究的必要,并在各自的研究中以徐维辛、张大力、徐冰、隋建国等艺术家为对象,对当代艺术开展多角度和深入持续的研究讨论。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艺术在困惑中不断发展,对艺术主体、艺术态度、艺术媒介、艺术家身份、艺术市场等理由的理解,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艺术创作行为和对艺术理论认识和观念永不间断的反思与批判上。
(注:本文为“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张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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