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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玛蒂亚·森是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森成功的重要原因。索罗也不无公允地称森为“经济学的良心”。而森也被称为“当代的亚当·斯密”，因为他以其杰出的才能和超常的使我们回到了永远也说不完的亚当·斯密，因为他以“接着讲”的方式在斯密的基础上“重建”而非“开拓”了经济学的层面。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亚当·斯密；经济
阿玛蒂亚·森与亚当·斯密一样都具有一颗经济学的良心，他们的研究均关注社会底层人民，他们都在为普通人而呐喊。提到亚当·斯密就不得不说到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现代经济学的故事也从这一年开始。在此之前，从罗马时代经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人们辛苦劳作，为生存而斗争，但经常只能勉强糊口。在18世纪，当时平均寿命只有40岁，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人们的生活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兽性、短暂”。而亚当·斯密为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写了一本书。在他的代表作中，他向读者保证他的经济模型将导致“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它不是为贵族和国家写的书。实际上，亚当·斯密对既得利益者和商业势力鲜有尊重。他的同情放在普通人一边，他们在几百年中，屡受、屡受压迫。现在他们被从每天16小时的工作、活命工资和40年的寿命中解放了出来。《国富论》的出版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它创造了一个每个人的，不仅仅是商人和统治者的，而且也是普通人的新世界。《国富论》提出了一种使劳动者从霍布斯世界的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公式。概括地说，《国富论》是经济独立的宣言。1776年，希望和日益光明的前景第一次波及了普通劳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劳动者有了获得最基本的衣食住条件的可能。
阿玛蒂亚·森不仅关心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并与亚当·斯密一样溶入了人类的同情、怜悯，这正是道德应该特别重视的十分实际的问题。不同的是森的研究以悲惨的贫困与饥荒为线索，将重点转向了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1981年，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问世。在传统观点中，对饥荒的最重要的解释是粮食匮乏，但是，《贫困与饥荒》对此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孟加拉和撒哈拉非洲的研究，森发现饥荒曾经发生在粮食供应并不很低的时期，并且，遭受饥荒的地区有时甚至还在出口粮食。因此，森认为，对饥荒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并决定他们的实际机会的基础上。森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权利检测说。根据这个检测说，饥荒可能不是因为食物的总体短缺造成的，而是因为获取食物的权利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由于相对收入的急剧下降而失去换取食物的权利，从而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森的研究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但是他认为在粮食（经济）问题后面，涉及粮食（经济）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利关系问题、社会制度安排问题。森通过对饥荒产生根源的分析，认为饥饿并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而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反映。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换权利，而交换权利本身则依赖于市场交换以及社会保障。福利的任务就是要维护那些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森对福利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认为福利的保障根源于人的权利，只有人的权利得到了确保，人的福利才能在实现人的平等中发挥作用。
与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森非常关心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他每年都要回一次Bengal邦，除参加由泰戈尔发起的一个节日外，还与当地的长期合作者一起到印度农村实地考察农民的生活，由此可见他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怀。在学术上，这体现在他对贫困指数、福利指数的研究上。森提出了全新的福利和贫困指数。以往衡量
常常被人们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其实是一个理论通才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斯密教学和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了我们后来所细分而成的诸多学科，主要包括神学、学、法学和政治学。而其中的政治学，又包括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政治经济学。同时，政治学又与当时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政治学、学、政治经济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这可以从《尼各马可学》和《政治学》这两本书之中看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学的一个分支”，森这样说到。正是在斯密作为道德哲学教授和经济学源于学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启示下，森坚定地认为经济学与学不可相互分离。
但斯密对森的启发性并不仅限于此，斯密对森影响最大的地方恐怕在于他对人性复杂的看法上。在斯密的著作中，对人性的探索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斯密的良师益友——同样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休谟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所有各种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而且无论其中的某几种科学从表面看来距离人类本性有多么遥远，它们也都仍然要通过某种途径回到这种本性上来。甚至数学、自然哲学，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认识范围，并且要由他们的权力和能力来判断。”（《人性论引论》），而斯密正是这种思想的积极实践者。在其1759年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写道，“同情”是仁慈的、繁荣的社会的推动力。在他后来的著作《国富论》中，“自我利益”成了主要动力。德国哲学家称这一明显的矛盾为“亚当·斯密难题”，但斯密自己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冲突。他把他的两部著作看成是互相补充的，是自由社会的系统的世界观。斯密相信每个人都有想被他人接受的基本。为获得同情，人们将按能获得尊重和爱慕的方式行动。在经济生活中，这意味着开明的自我利益，在其中写卖双方在交易中互利。并且，斯密争论说，经济进步和剩余财富是同情和慈善的先决条件。简言之，斯密意欲将经济学和道德行为结合在一起。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相信人既受自我利益推动，也由仁慈推动。但在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中，个人远离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家庭，自我利益成了更强大的力量。按罗纳德·科斯的阐释，“市场的最大优势是它能利用自我利益的力量弥补人次的微弱和偏宠，使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缺少魅力、地位低微之人的需要得以满足”。所以斯密并不赞同不受羁绊的贪婪，而是赞成自我约束。
同时，阿玛蒂亚·森在《学与经济学》中进一步指出，现代学文献的内容远比已经进入经济学中的内容更加丰富，是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检测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正如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森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例解释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在日本，那里以规则为基础行为，系统的偏离了自利行为的方向——责任、荣誉和信誉——都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森指出，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了亚当·斯密，那么无论是在学中还是在经济学中都不会出现对自利行为的狭隘解释，以及对这一解释的支持和倡导。
参 考 文 献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阿玛蒂亚·森.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亚当·斯密；经济
阿玛蒂亚·森与亚当·斯密一样都具有一颗经济学的良心，他们的研究均关注社会底层人民，他们都在为普通人而呐喊。提到亚当·斯密就不得不说到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现代经济学的故事也从这一年开始。在此之前，从罗马时代经黑暗时代到文艺复兴，人们辛苦劳作，为生存而斗争，但经常只能勉强糊口。在18世纪，当时平均寿命只有40岁，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人们的生活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兽性、短暂”。而亚当·斯密为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写了一本书。在他的代表作中，他向读者保证他的经济模型将导致“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它不是为贵族和国家写的书。实际上，亚当·斯密对既得利益者和商业势力鲜有尊重。他的同情放在普通人一边，他们在几百年中，屡受、屡受压迫。现在他们被从每天16小时的工作、活命工资和40年的寿命中解放了出来。《国富论》的出版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它创造了一个每个人的，不仅仅是商人和统治者的，而且也是普通人的新世界。《国富论》提出了一种使劳动者从霍布斯世界的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公式。概括地说，《国富论》是经济独立的宣言。1776年，希望和日益光明的前景第一次波及了普通劳动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劳动者有了获得最基本的衣食住条件的可能。
阿玛蒂亚·森不仅关心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并与亚当·斯密一样溶入了人类的同情、怜悯，这正是道德应该特别重视的十分实际的问题。不同的是森的研究以悲惨的贫困与饥荒为线索，将重点转向了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1981年，森的著作《贫困与饥荒》问世。在传统观点中，对饥荒的最重要的解释是粮食匮乏，但是，《贫困与饥荒》对此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孟加拉和撒哈拉非洲的研究，森发现饥荒曾经发生在粮食供应并不很低的时期，并且，遭受饥荒的地区有时甚至还在出口粮食。因此，森认为，对饥荒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中不同群体并决定他们的实际机会的基础上。森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权利检测说。根据这个检测说，饥荒可能不是因为食物的总体短缺造成的，而是因为获取食物的权利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由于相对收入的急剧下降而失去换取食物的权利，从而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森的研究表面上看是经济学问题。但是他认为在粮食（经济）问题后面，涉及粮食（经济）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利关系问题、社会制度安排问题。森通过对饥荒产生根源的分析，认为饥饿并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而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反映。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换权利，而交换权利本身则依赖于市场交换以及社会保障。福利的任务就是要维护那些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森对福利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认为福利的保障根源于人的权利，只有人的权利得到了确保，人的福利才能在实现人的平等中发挥作用。
与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森非常关心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他每年都要回一次Bengal邦，除参加由泰戈尔发起的一个节日外，还与当地的长期合作者一起到印度农村实地考察农民的生活，由此可见他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怀。在学术上，这体现在他对贫困指数、福利指数的研究上。森提出了全新的福利和贫困指数。以往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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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福利的指数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一项。森指出，国民收入不是衡量一国福利的终极指标，只有创造这些收入的能力的集合才是这样的指标。他不仅在理论上澄清了这个问题，而且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使其成为多个国际组织衡量各国发展水平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他由为数不多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一个反映一国贫困水平的合理指数。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创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另一方面，阿玛蒂亚·森继承发展了亚当·斯密经济学与学相结合的观点。在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学与经济学》这两本书中，亚当·斯密的影响显而易见。特别的是，在《学与经济学》中，我们发现亚当·斯密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常常被人们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其实是一个理论通才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斯密教学和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了我们后来所细分而成的诸多学科，主要包括神学、学、法学和政治学。而其中的政治学，又包括我们后来所熟知的政治经济学。同时，政治学又与当时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政治学、学、政治经济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这可以从《尼各马可学》和《政治学》这两本书之中看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学的一个分支”，森这样说到。正是在斯密作为道德哲学教授和经济学源于学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启示下，森坚定地认为经济学与学不可相互分离。
但斯密对森的启发性并不仅限于此，斯密对森影响最大的地方恐怕在于他对人性复杂的看法上。在斯密的著作中，对人性的探索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斯密的良师益友——同样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休谟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所有各种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而且无论其中的某几种科学从表面看来距离人类本性有多么遥远，它们也都仍然要通过某种途径回到这种本性上来。甚至数学、自然哲学，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认识范围，并且要由他们的权力和能力来判断。”（《人性论引论》），而斯密正是这种思想的积极实践者。在其1759年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写道，“同情”是仁慈的、繁荣的社会的推动力。在他后来的著作《国富论》中，“自我利益”成了主要动力。德国哲学家称这一明显的矛盾为“亚当·斯密难题”，但斯密自己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冲突。他把他的两部著作看成是互相补充的，是自由社会的系统的世界观。斯密相信每个人都有想被他人接受的基本。为获得同情，人们将按能获得尊重和爱慕的方式行动。在经济生活中，这意味着开明的自我利益，在其中写卖双方在交易中互利。并且，斯密争论说，经济进步和剩余财富是同情和慈善的先决条件。简言之，斯密意欲将经济学和道德行为结合在一起。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相信人既受自我利益推动，也由仁慈推动。但在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中，个人远离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家庭，自我利益成了更强大的力量。按罗纳德·科斯的阐释，“市场的最大优势是它能利用自我利益的力量弥补人次的微弱和偏宠，使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缺少魅力、地位低微之人的需要得以满足”。所以斯密并不赞同不受羁绊的贪婪，而是赞成自我约束。
同时，阿玛蒂亚·森在《学与经济学》中进一步指出，现代学文献的内容远比已经进入经济学中的内容更加丰富，是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检测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正如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森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例解释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在日本，那里以规则为基础行为，系统的偏离了自利行为的方向——责任、荣誉和信誉——都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森指出，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了亚当·斯密，那么无论是在学中还是在经济学中都不会出现对自利行为的狭隘解释，以及对这一解释的支持和倡导。
参 考 文 献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阿玛蒂亚·森.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