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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兴师动众，以参拜、为甲级战犯招魂的方式，为其“无恙执政一周年”大行“还愿之礼”。其荒唐至极的行为、与时代错位的封建意识，暴露了其对亚洲的蔑视，对战后国际体系的践踏，重重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使近邻关系雪上加霜，地区格局更加动荡，直接破坏了来之不易的亚洲合作大局，必将把日本引向“孤立主义”道路。
安倍试图给中美合作拆台
安倍参拜，引起中韩愤慨的同时，也让世界震惊，令美国“失望”。早在去年“日美外交防卫2+2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亲自给的“千之鸟渊”公墓献花，明示日本政治家如果要缅怀战殁者，这里是最恰当的场所，无需参拜。显然日本的政治家并不认同“美国的文明”，不仅大批的议员、高官成群结队地参拜，作为总理大臣安倍晋三也悍然大张旗鼓地参拜。如此，“美国的失望”堪称日美政治文明的冲突。
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在世界排名第二，日本政界便极度不适应，不断在中日间制造麻烦，致使中日矛盾不断显露。首先，在2010年9月，日本制造钓鱼岛撞船事件，使中日关系磕磕绊绊；其次，2012年“9·11”纪念日，野田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事实上否认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所达成的“搁置争议的默契”，致使中日对立尖锐化。而在此背景下，安倍政治一路高歌猛进，拿下众参两院选举，掌控长期稳定政权，积累了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本钱，不断出台与中国对立的政策，使中日矛盾进一步升级。
安倍上台后，重拾第一次内阁时期的“安倍经济学”，大搞新版重商主义，政策性地推动日元贬值，刺激资产回涨，虚拟经济复苏，提振安倍内阁支持率，赚取维护长期执政的政治资本。一年来，在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波动中，日本经济“一枝独秀”，安倍得以在纽约挺胸宣告“日本回来了”。
在外交上，过去一年，安倍“俯瞰地球仪”，穿梭美俄、游走土耳其和欧洲，遍访东盟十国，要资源、占地缘、抢市场，美其名曰“积极的和平主义”、“国际的和平贡献”，俨然一副大国政治领袖形象。在中国周边，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大搞“美日+1”、“日本+1”，搞扩大版“2+2”机制，拉网围堵中国的同时，在国际漫画板上，涂抹一幅印象派图画—美国实力下降，中国尚不懂主导国际秩序，日本才堪演主角。为此，安倍在政治身份上，刻意给自己装裱了一份“正统贵族的血统证明书”，即继承岸信介的右倾民族主义，传承安倍晋太郎的外交哲学，汲取里根“安倍政治”正将日本引向孤立主义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的强国保守主义。
安倍通过政治作秀，虚构日本在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全面重返”，向美国讨要独立主权和国际秩序主导权，蓄势“盟国危机”，但难掩“日本沉没”的悲凉地位。事实上，早在冷战结束初期，克林顿政府已经给日本模式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异类”，使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经贸摩擦”演变为90年代的“体制碰撞”。而进入2001年，在国际政治上，“9·11事件”重袭美国，暴露了美国本土地缘政治风险，迫使美国掀起全球反恐战略，国际政治格局急剧裂变。而在世界经济上，2001年“中国入世”，世界投资涌入，中国贸易扩大，经济发展，推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新兴国群雄并起，形成世界经济的全新结构。而日本经济地位急剧下沉，在跨太平洋中的位置漂移，中美日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历经21世纪的前十年，中美两大市场对接，两大文明板块接触，日本及其主导的“地区主义”，面对被淹没于太平洋的险境。对此，日本的国际政治学者倡议，日本只有迂回东盟，从海上登陆亚洲，才有可能避开沉沦。而2010年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同时，在APEC横滨峰会期间宣告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使日本主导“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事实上被拆解。美国回归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开始转变地区力量分布，加固新的跨太平洋桥墩，日本地位动摇，充其量只能扮演“海空一体战”的“前沿阵地”。面对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地缘政治变迁，安倍深感险情重重，唯有扰乱地区局势，缠住美国西进的脚步，才能给自己保留一席诺亚方舟的座位。
这或许是安倍版“国家安全战略”的精髓所在。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安倍意图对中国实施牵制和掣肘。2014年北京将主办APEC峰会，也将主持阿富汗和平重建会议。日本领导人到场或不可或缺。而安倍在中日关系的微妙期，突然参拜，无疑是要给中国出难题：放之任之，则造成“参拜合情合理”的既成事实，遗患无穷；过于计较，则影响大局。与此同时，2014年缅甸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主持东盟、东亚峰会。而日本历来自诩为缅甸化的推动者、贡献者和资金提供者，自然少不了的参与。但是安倍忽视了自1993年APEC西雅图峰会以来，APEC不仅是美国主导亚太的舞台，更是体现中美合作的重要场地。雁栖湖APEC的剧情将折射中美关系的走向；而2014年的阿富汗既是奥巴马全球战略的关键棋，也是中美合作的主要章节。在此，中美日如何登场，关乎美国的印太两洋战略的成败。尽管安倍自打算盘认为参拜是钳制中美的一石多鸟招数，但正如美国驻日使馆早早表示的“失望”所示，安倍的一石多鸟，不排除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可能。
转移内政矛盾，维持安倍信用
安倍的另一意图是激化外部矛盾，拯救内在危机。安倍虽赢了参院选举，巩固了执政根基，但党政权的前车之鉴警示，日本的政治危机并不仅仅取决于大选。安倍虽获得了国会上的稳定多数，但其历史观和侵略观依然未变，日本政治思潮的右倾化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安倍政府也没有如市场期待的那样，用好“选举资本”推进结构改革，以确保“日本经济复兴”，反而更加照顾保守的既得利益，推迟财政健全化、保护落后产业。其结果是，日经股指下挫，日元汇率不稳，“安倍经济学”演变为“安倍风险”。安倍内阁信任度下降，政治日显焦躁。
安倍政治的焦躁，折射日本政治生态的恶化。从政局看，日本政局的主要矛盾由选前的围绕政权的政党之争，转变为执政党内部的权利之争。由此，安倍政治内环境日趋恶化，党内派系争斗、代表不同利益的“族议员”的利益纷争，逐渐开始挑战“安倍权威”，“官邸主导”的决策体制渐趋虚弱，阵脚紊乱。尤其是在国内改革上，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突出，以至于安倍标榜的改革之箭迟迟难发；而在争夺21世纪国际贸易体系主导权的TPP谈判上，更是遭遇自由派与保护派的明争暗斗，致使日本的发达国家地位面对危机。而麻生爆出的“纳粹修宪论”，引起内外谴责安倍的“任命责任”，堪称其内政矛盾的提前暴露。而2006年安倍“跨时代夺权”埋下的旧怨，也开始复发，新旧裂痕令官邸难安。安倍的支持率成为直接影响安倍政权稳定性的纠结。奥巴马横跨两洋，搞跳，日本地位悬空。而从国际环境看，奥巴马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步幅日益加大，其战略抓手也越来越瞄向体量更大、潜在影响力更强的新伙伴，日本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地位日趋矮小化，“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撒手”的危险性上升。与此同时“安倍政治”正将日本引向孤立主义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美国又要收缩财政支出，减少军事投放，乃至调整基地转移和部署，其衍生的安全负担和成本诱使日本要有所作为。而眼下，日本国家借款总额已超过1000万亿日元，政府债务占GDP比居高难下，突然增加“防卫成本”谁来写单，为谁写单，已经引起日本内政矛盾，让安倍两难选择。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日本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原本期待盟国共主亚太新规则，共同治理新兴国。但在首轮谈判中，美国拉着原来的谈判伙伴集体坐到了监考席上，日本沦为唯一的“补考者”，而且美国又专门给日本设立了与TPP并行的“日美双边谈判桌”，额外增加“补考题”，让日本进退维谷，备受煎熬。围绕TPP谈判，日本原本就存在“内部分裂风险”，如今，安倍骑虎难下，内政矛盾进一步激化，执政根基恐由此动摇。对此，搞点极端动作、耍点牵制手段，便成为安倍争宠的唯一选择。
日本经济无法摆脱中国市场。从世界经济角度看，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下调世界经济的预测，日本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而美联储不断释放收紧量宽信号，不仅让“黑田量宽”效果归零，而且引起东南亚、印度等经济风险上升，增速下滑，使日本企业对该地密集投资的风险膨胀。日本原本期待的“分散中国风险”、“摆脱对华依赖”的南亚、东南亚基地无法继续支撑日本经济，安倍与中国对立的本钱逐渐花光。特别是，中国结构改革启动，产业调整加速，市场活力再度上扬，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悄悄布局中国市场，“日本资本”却在门外观望，心急如焚，唯恐错过战略机遇。安倍政治面对“日本资本”的埋怨和压力，与中国比“耐力”的底气渐虚。安倍右倾化躁动，不过是强弩之末，色厉内荏。
日本国家风险难以掩饰
事实上，安倍执政一年，表面上取得重大成功，但难掩内在的深层矛盾，支持率开始下降，酝酿了“国家风险”。
“政治集权”是安倍内阁留给日本的最大国家风险。安倍执政以来，通过精心安排内阁和自民党领导班子，确立了独揽大权的条件。对此，副首相麻生太郎警告称，“你已经是战后日本最大的‘者’了”。集中便是风险。安倍政治集权化，必将导致日本国家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酿成“国家风险”。
安倍经济学加重了日本财政风险。在经济政策上，安倍力推非传统金融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但执政一年来，其政策重点集中于“日元贬值”和“财政扩张”，通过大规模放币，推进日元贬值，扩张企业账面收益，拉升股价。自2012年党政权宣布解散众院，举行大选以来，日元对美元贬值超过25%，对人民币贬值超过30%，近期对欧元也呈现危机后罕见的贬值态势，在形成政策性出口扩张的同时，极大地恶化了亚洲各国的贸易交易条件，导致亚洲经济复苏失速，风险加大，事实上直接破坏了日本经济的外部环境。
在国家借款突破1000万亿日元的背景下，安倍不断扩张财政维持景气，国家信用风险接近悬崖，日本国债潜伏暴跌风险。当前，日本政府债务已突破1000万亿日元，而新的年度预算被大幅扩张，社保费用和国债费用年度规模超过180万亿日元。即使年度税收总额超过了50万亿日元，也不足以弥补新增国债额度。政府债务超负荷，意味着公共储蓄亏空。而人口老龄化下，日本实际工资不涨，民间储蓄下降，能源进口膨胀，贸易呈现进口超过出口的结构性赤字化，经常收支顺差急剧缩小，“日本版双赤字”浮现。即使消费税率提升至10%，日本政府承诺的2015年基础财政赤字减半、2020年实现顺差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日本版财政悬崖”在所难免。
安倍的安全观折射右倾保守主义逆流
早在201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安倍便抛出了“新政权构想”—“迈向新国家”，沿袭保守主义思路，渲染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意识，主张“把亚洲当成日本国来经营”，突出反映了日本政治中深深存在的“民族主义暗流”。在对中国政策上搞鹰派强硬主义，强调“友好”仅仅是手段，“权力”和“利益”才是目标，不能把手段和目标本末倒置。在国家战略和政治走向上，主张转变战后体制，修宪、争取“集体自卫权”，丰富外交中的军事手段，增强在亚洲的政治存在，以“强大的经济”、“强韧的国土”、“强而有力的法治”，主导亚洲价值体系，构建“亚洲门户”地位。面对美国亚太战略回归大潮，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立足日美基轴，谋求“亚太地区总裁”名分。而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上，安倍则主张以日本利益优先，试图在“日美与日亚”间找平衡。
但安倍忽略了美国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群雄并起，亚太结构已呈现多元依存、广泛辐射、相互影响的新态势。“日美基轴”已经分化，追求日美与日亚的两轴平衡，恐将跌入新失衡。2014年，安倍若真想搞平衡，必须以更广的视野、更高的站位，重新审视亚太坐标系，找到日本真实且合理的定位，坚持和平、合作、共赢的基本战略，而不是在“经济与安全”、在“亚洲与美国”间走钢丝。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安倍试图给中美合作拆台
安倍参拜，引起中韩愤慨的同时，也让世界震惊，令美国“失望”。早在去年“日美外交防卫2+2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亲自给的“千之鸟渊”公墓献花，明示日本政治家如果要缅怀战殁者，这里是最恰当的场所，无需参拜。显然日本的政治家并不认同“美国的文明”，不仅大批的议员、高官成群结队地参拜，作为总理大臣安倍晋三也悍然大张旗鼓地参拜。如此，“美国的失望”堪称日美政治文明的冲突。
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在世界排名第二，日本政界便极度不适应，不断在中日间制造麻烦，致使中日矛盾不断显露。首先，在2010年9月，日本制造钓鱼岛撞船事件，使中日关系磕磕绊绊；其次，2012年“9·11”纪念日，野田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事实上否认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所达成的“搁置争议的默契”，致使中日对立尖锐化。而在此背景下，安倍政治一路高歌猛进，拿下众参两院选举，掌控长期稳定政权，积累了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本钱，不断出台与中国对立的政策，使中日矛盾进一步升级。
安倍上台后，重拾第一次内阁时期的“安倍经济学”，大搞新版重商主义，政策性地推动日元贬值，刺激资产回涨，虚拟经济复苏，提振安倍内阁支持率，赚取维护长期执政的政治资本。一年来，在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波动中，日本经济“一枝独秀”，安倍得以在纽约挺胸宣告“日本回来了”。
在外交上，过去一年，安倍“俯瞰地球仪”，穿梭美俄、游走土耳其和欧洲，遍访东盟十国，要资源、占地缘、抢市场，美其名曰“积极的和平主义”、“国际的和平贡献”，俨然一副大国政治领袖形象。在中国周边，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大搞“美日+1”、“日本+1”，搞扩大版“2+2”机制，拉网围堵中国的同时，在国际漫画板上，涂抹一幅印象派图画—美国实力下降，中国尚不懂主导国际秩序，日本才堪演主角。为此，安倍在政治身份上，刻意给自己装裱了一份“正统贵族的血统证明书”，即继承岸信介的右倾民族主义，传承安倍晋太郎的外交哲学，汲取里根“安倍政治”正将日本引向孤立主义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的强国保守主义。
安倍通过政治作秀，虚构日本在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全面重返”，向美国讨要独立主权和国际秩序主导权，蓄势“盟国危机”，但难掩“日本沉没”的悲凉地位。事实上，早在冷战结束初期，克林顿政府已经给日本模式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异类”，使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经贸摩擦”演变为90年代的“体制碰撞”。而进入2001年，在国际政治上，“9·11事件”重袭美国，暴露了美国本土地缘政治风险，迫使美国掀起全球反恐战略，国际政治格局急剧裂变。而在世界经济上，2001年“中国入世”，世界投资涌入，中国贸易扩大，经济发展，推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新兴国群雄并起，形成世界经济的全新结构。而日本经济地位急剧下沉，在跨太平洋中的位置漂移，中美日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历经21世纪的前十年，中美两大市场对接，两大文明板块接触，日本及其主导的“地区主义”，面对被淹没于太平洋的险境。对此，日本的国际政治学者倡议，日本只有迂回东盟，从海上登陆亚洲，才有可能避开沉沦。而2010年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同时，在APEC横滨峰会期间宣告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使日本主导“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事实上被拆解。美国回归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开始转变地区力量分布，加固新的跨太平洋桥墩，日本地位动摇，充其量只能扮演“海空一体战”的“前沿阵地”。面对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地缘政治变迁，安倍深感险情重重，唯有扰乱地区局势，缠住美国西进的脚步，才能给自己保留一席诺亚方舟的座位。
这或许是安倍版“国家安全战略”的精髓所在。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安倍意图对中国实施牵制和掣肘。2014年北京将主办APEC峰会，也将主持阿富汗和平重建会议。日本领导人到场或不可或缺。而安倍在中日关系的微妙期，突然参拜，无疑是要给中国出难题：放之任之，则造成“参拜合情合理”的既成事实，遗患无穷；过于计较，则影响大局。与此同时，2014年缅甸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主持东盟、东亚峰会。而日本历来自诩为缅甸化的推动者、贡献者和资金提供者，自然少不了的参与。但是安倍忽视了自1993年APEC西雅图峰会以来，APEC不仅是美国主导亚太的舞台，更是体现中美合作的重要场地。雁栖湖APEC的剧情将折射中美关系的走向；而2014年的阿富汗既是奥巴马全球战略的关键棋，也是中美合作的主要章节。在此，中美日如何登场，关乎美国的印太两洋战略的成败。尽管安倍自打算盘认为参拜是钳制中美的一石多鸟招数，但正如美国驻日使馆早早表示的“失望”所示，安倍的一石多鸟，不排除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可能。
转移内政矛盾，维持安倍信用
安倍的另一意图是激化外部矛盾，拯救内在危机。安倍虽赢了参院选举，巩固了执政根基，但党政权的前车之鉴警示，日本的政治危机并不仅仅取决于大选。安倍虽获得了国会上的稳定多数，但其历史观和侵略观依然未变，日本政治思潮的右倾化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安倍政府也没有如市场期待的那样，用好“选举资本”推进结构改革，以确保“日本经济复兴”，反而更加照顾保守的既得利益，推迟财政健全化、保护落后产业。其结果是，日经股指下挫，日元汇率不稳，“安倍经济学”演变为“安倍风险”。安倍内阁信任度下降，政治日显焦躁。
安倍政治的焦躁，折射日本政治生态的恶化。从政局看，日本政局的主要矛盾由选前的围绕政权的政党之争，转变为执政党内部的权利之争。由此，安倍政治内环境日趋恶化，党内派系争斗、代表不同利益的“族议员”的利益纷争，逐渐开始挑战“安倍权威”，“官邸主导”的决策体制渐趋虚弱，阵脚紊乱。尤其是在国内改革上，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突出，以至于安倍标榜的改革之箭迟迟难发；而在争夺21世纪国际贸易体系主导权的TPP谈判上，更是遭遇自由派与保护派的明争暗斗，致使日本的发达国家地位面对危机。而麻生爆出的“纳粹修宪论”，引起内外谴责安倍的“任命责任”，堪称其内政矛盾的提前暴露。而2006年安倍“跨时代夺权”埋下的旧怨，也开始复发，新旧裂痕令官邸难安。安倍的支持率成为直接影响安倍政权稳定性的纠结。奥巴马横跨两洋，搞跳，日本地位悬空。而从国际环境看，奥巴马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步幅日益加大，其战略抓手也越来越瞄向体量更大、潜在影响力更强的新伙伴，日本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地位日趋矮小化，“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被撒手”的危险性上升。与此同时“安倍政治”正将日本引向孤立主义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美国又要收缩财政支出，减少军事投放，乃至调整基地转移和部署，其衍生的安全负担和成本诱使日本要有所作为。而眼下，日本国家借款总额已超过1000万亿日元，政府债务占GDP比居高难下，突然增加“防卫成本”谁来写单，为谁写单，已经引起日本内政矛盾，让安倍两难选择。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日本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原本期待盟国共主亚太新规则，共同治理新兴国。但在首轮谈判中，美国拉着原来的谈判伙伴集体坐到了监考席上，日本沦为唯一的“补考者”，而且美国又专门给日本设立了与TPP并行的“日美双边谈判桌”，额外增加“补考题”，让日本进退维谷，备受煎熬。围绕TPP谈判，日本原本就存在“内部分裂风险”，如今，安倍骑虎难下，内政矛盾进一步激化，执政根基恐由此动摇。对此，搞点极端动作、耍点牵制手段，便成为安倍争宠的唯一选择。
日本经济无法摆脱中国市场。从世界经济角度看，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下调世界经济的预测，日本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而美联储不断释放收紧量宽信号，不仅让“黑田量宽”效果归零，而且引起东南亚、印度等经济风险上升，增速下滑，使日本企业对该地密集投资的风险膨胀。日本原本期待的“分散中国风险”、“摆脱对华依赖”的南亚、东南亚基地无法继续支撑日本经济，安倍与中国对立的本钱逐渐花光。特别是，中国结构改革启动，产业调整加速，市场活力再度上扬，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悄悄布局中国市场，“日本资本”却在门外观望，心急如焚，唯恐错过战略机遇。安倍政治面对“日本资本”的埋怨和压力，与中国比“耐力”的底气渐虚。安倍右倾化躁动，不过是强弩之末，色厉内荏。
日本国家风险难以掩饰
事实上，安倍执政一年，表面上取得重大成功，但难掩内在的深层矛盾，支持率开始下降，酝酿了“国家风险”。
“政治集权”是安倍内阁留给日本的最大国家风险。安倍执政以来，通过精心安排内阁和自民党领导班子，确立了独揽大权的条件。对此，副首相麻生太郎警告称，“你已经是战后日本最大的‘者’了”。集中便是风险。安倍政治集权化，必将导致日本国家走向充满不确定性，酿成“国家风险”。
安倍经济学加重了日本财政风险。在经济政策上，安倍力推非传统金融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战略”。但执政一年来，其政策重点集中于“日元贬值”和“财政扩张”，通过大规模放币，推进日元贬值，扩张企业账面收益，拉升股价。自2012年党政权宣布解散众院，举行大选以来，日元对美元贬值超过25%，对人民币贬值超过30%，近期对欧元也呈现危机后罕见的贬值态势，在形成政策性出口扩张的同时，极大地恶化了亚洲各国的贸易交易条件，导致亚洲经济复苏失速，风险加大，事实上直接破坏了日本经济的外部环境。
在国家借款突破1000万亿日元的背景下，安倍不断扩张财政维持景气，国家信用风险接近悬崖，日本国债潜伏暴跌风险。当前，日本政府债务已突破1000万亿日元，而新的年度预算被大幅扩张，社保费用和国债费用年度规模超过180万亿日元。即使年度税收总额超过了50万亿日元，也不足以弥补新增国债额度。政府债务超负荷，意味着公共储蓄亏空。而人口老龄化下，日本实际工资不涨，民间储蓄下降，能源进口膨胀，贸易呈现进口超过出口的结构性赤字化，经常收支顺差急剧缩小，“日本版双赤字”浮现。即使消费税率提升至10%，日本政府承诺的2015年基础财政赤字减半、2020年实现顺差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日本版财政悬崖”在所难免。
安倍的安全观折射右倾保守主义逆流
早在201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安倍便抛出了“新政权构想”—“迈向新国家”，沿袭保守主义思路，渲染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意识，主张“把亚洲当成日本国来经营”，突出反映了日本政治中深深存在的“民族主义暗流”。在对中国政策上搞鹰派强硬主义，强调“友好”仅仅是手段，“权力”和“利益”才是目标，不能把手段和目标本末倒置。在国家战略和政治走向上，主张转变战后体制，修宪、争取“集体自卫权”，丰富外交中的军事手段，增强在亚洲的政治存在，以“强大的经济”、“强韧的国土”、“强而有力的法治”，主导亚洲价值体系，构建“亚洲门户”地位。面对美国亚太战略回归大潮，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立足日美基轴，谋求“亚太地区总裁”名分。而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上，安倍则主张以日本利益优先，试图在“日美与日亚”间找平衡。
但安倍忽略了美国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群雄并起，亚太结构已呈现多元依存、广泛辐射、相互影响的新态势。“日美基轴”已经分化，追求日美与日亚的两轴平衡，恐将跌入新失衡。2014年，安倍若真想搞平衡，必须以更广的视野、更高的站位，重新审视亚太坐标系，找到日本真实且合理的定位，坚持和平、合作、共赢的基本战略，而不是在“经济与安全”、在“亚洲与美国”间走钢丝。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