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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明川（1963-），男，四川西充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公共政策与对外投资等方面的研究。Email：pmc 2004 @ vipsinacom
摘要：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先后出现了市场依附于政府、“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等多种模式。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强政府—弱市场”的独特模式，既明显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弱政府—强市场”模式，也不同于同属于转轨国家的俄罗斯“弱政府—弱市场”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也推进了改革的进程与体制的完善，其形成有着植根于中国特点的体制基础、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合理逻辑。在体制完善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目标是构建“强政府—强市场”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又强化和规范政府的作用，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转轨经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强政府—强市场”模式
1000176X（2013）12000308
一、引言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在经济理论界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如果从诞生于15世纪的早期重商主义开始算起，迄今已逾五个多世纪了；如果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开始算起，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70年怎么发表生的“滞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引发了理论界与政府决策部门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激烈争论和反思。传统的争论包括相互对立的二元论即“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View）和“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 State View）以及在反思中东欧经济转轨经验和“东亚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增进论”（Market-Enhancing View）。其中，“市场亲善论”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过度强调政府从经济与社会中的激进退出，忽视政府的作用，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将自发地产生；而“国家推动发展论”则认为改革是一个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在内的全面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改革的过程应是渐进式的。政府干预经济是必须的，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政府应当通过一定的行政干预来弥补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由此可见，这两种观点把市场和政府分别作为理想的、优于另一方的资源配置机制。当一方出现失灵时，不合逻辑地检测定另一方即是弥补该失灵和缺陷的合理选择，认为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超越二元论的“市场增进论”虽然强调改革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但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推动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这种观点实质上跳出了传统的“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思维模式，认为市场失灵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市场力量，而政府的职能只是推动这一市场力量的培育和正常发挥[1]。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对危机理由的深刻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都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政府或市场二分法的观点逐渐被政府与市场二者相互作用动态演进的观点所取代。
对于经济体制相对成熟的经济体来说，其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一般体现在：在经济运转正常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当危机来临时适当的政府干预就成为政策的不二选择。对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经济体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来说，情况就复杂得多，争议也更多。多数学者认为，既然已确立市场体制，就应该仿效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摈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有学者认为，转轨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的作用应该主导经济的各个方面。而对于中国这一特殊的转轨经济体而言，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显然远比一般的转轨国家更为复杂，理论分歧更趋激烈。其中，主要的分歧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路：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理由还在于市场化不足，国有经济垄断，政府干预过多，因此，应当继续减少和取消政府干预，进一步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加快非国有化进程，并逐步引入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为自由市场的作用奠定政治和法律基础；二是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理由是泛市场化，在改革的方向上存在着过分迷信和依赖市场的理由，因此，应当强化政府职能和政府调节，加强国有经济作用，纠正过分市场化倾向[2]。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对新的抉择之时，如何客观审视和重新调整中国这一转轨经济体特殊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不仅关系到对中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和评价，而且直接关系到现阶段所面对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与顶层设计。“更清晰地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应尽早推进的改革之一，因为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越长，改革的难度就越高”[3]。也正是在这一作用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理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不仅把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来认识，而且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从纵向演进的角度来看，自15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干预的萌芽阶段（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萌芽和逐步成长，商业资本开始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推动了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西欧一些国家建立的专制的集权国家也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发展与国家支持商业资本政策的实施，导致重商主义（Mercantili）的国家干预理论的诞生。因此，作为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体现出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一种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接近两个世纪的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阶段是完全自由市场阶段（17世纪中叶至1929年）。17世纪中叶，古典经济学在吸取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营养后诞生，并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思想，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认为市场是万能的，不需要国家干预便能运转良好，国家的作用仅仅表现为“守夜人”的角色。在理论上，斯密“看不见的手”和马歇尔的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都充分论证了市场经济在自利的“看不见的手”作用下能够实现经济繁荣和国家福利；在实践中形成了“弱政府—强市场”模式，市场的作用被充分释放。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实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第三阶段是政府干预确立阶段（1929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市场万能的观点受到普遍质疑，“市场失灵”使得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国家干预的呼声越来越大。学术界也开始为国家干预寻找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作为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形成的标志应运而生，不仅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的理论，而且还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与此同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罗斯福新政”成为将凯恩斯式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实践中成功运用的一个典型案例。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各国纷纷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道路。随着二战后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西方国家也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期。第四阶段是政府与市场分工均衡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1998年）。20世纪70年代，由于长期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建立丰厚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累积起来的矛盾暴露出来而陷入“滞涨”之中，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减缓，经济危机频发，失业数字不断攀升，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对此，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一贯的解释力，国家干预主义又让位于新自由主义。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左右国家经济生活。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与市场相互交织，逐渐形成了“强市场—强政府”的均衡局面。第五阶段是政府干预重新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至今）。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普遍推行各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在实践上表现为长期退居非主流地位的凯恩斯式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青睐和追捧，直接导致三十年来几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居非主流地位。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由优秀论文网站{#GetFullDomain}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相关论文由{#GetFullDomain}收集应当说，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由政府主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是由政府发动和推进的，市场体系的培育、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等都是由政府来进行的。因此，目前的市场经济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一体制虽然还存在诸如“缺位”、“越位”等不足与政府失灵理由，但强大的政府力量在应对危机中显示出其优越性。从总体上看，正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呈现出由“强政府—弱市场”向“强政府—强市场”的转变，与俄罗斯等其他转轨国家呈现出的由“弱政府—弱市场”向“强政府—强市场”的转变存在显著的区别。
首先，从体制基础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大和高效的政府来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它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它必定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另一方面，它还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因此，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又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创举。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制约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而立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和政府则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制约国民经济命脉的根本保证。因而，强大而高效的政府作用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对于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来说，由于普遍呈现“弱市场”状态，也需要政府的作用加以培育。转轨伊始，中国市场的情形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发育不足和市场残缺，市场规模的扩大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市场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正常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市场不会自发形成。市场的培育就需要一个强制性的权威力量即政府采取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来完成。因此，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不是一般地纠正“市场失灵”，而是必须直接地参与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实现对市场发育不足或对残缺市场的部分替代。因此，在中国转轨经济中，政府不是一般地去校正“市场失灵”，而是谋求构建市场运转的规则，通过扩张和发育市场，实现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上政府对市场的部分替代。而在市场体制得到基本确立、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市场规则的完善、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市场缺陷的弥补等仍需要政府的作用。因此，面对转轨经济中存在的市场具有明显的缺陷、市场失灵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客观现实，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在保护市场和弥补市场缺陷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集权传统和长期计划经济的实践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惯性，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成为一种常态。其一，传统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影响。秦朝开创了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由此奠定两千多年统一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影响至今。其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的长期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依照俄共（布）建党制度创建中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长期支持，还因为原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人和“老大哥”，因此，在受资本主义封锁，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学习原苏联模式就成为中国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寻求原苏联援助的需要。而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速跻身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家，并取得了二战的伟大胜利，对世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学习的模式。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当然地选择了这一样板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从1956年起，新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探索并未能使中国从根本上突破原苏联模式的束缚，仍然是在原苏联模式的总体框架下建设社会主义。直到1978年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才真正走上了扬弃原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有学者认为：“我国曾长期实行计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划经济体制……由于路径依赖，计划经济的思维和行为仍然存在”[7]。
再次，从东亚近邻的经济实践来看，“强政府”在“东亚奇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理所当然地成为实行“赶超战略”的中国学习的一个极佳样板。二战以后，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实行了“赶超式”发展战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被称为“东亚奇迹”。在这一奇迹的背后，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具有能够认知和执行“强政府”的官僚体系等，都成为各种对于“东亚奇迹”进行阐释的重要理由之一。有学者认为，在东亚，“权威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经济取得优异成就的核心[8]。李晓将东亚模式的内涵概括为：“在共同或相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强政府’。这种‘强政府’不仅以较高乃至极高的‘政府强度’（Government Strenght）实现了有利于发动经济增长和缓解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而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Government Quality），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9]。斯蒂格利茨也高度肯定了东亚模式的“强政府”：“东亚奇迹以及该地区过去10—20年时间里惊人的发展速度，令世人对其理由感到迷惑不解。……由于市场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一些观察家得出了只有市场才是它们成功秘诀的结论。但是，政府在经济中几乎处处都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韦德将他研究台湾经济成功的著作命名为《支配市场》时，这无疑是在强调政府通过市场干预经济的作用”[10]。由于这些国家都属于中国的近邻，其推行的具有“强政府”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这一模式就极为自然地成为中国借鉴和效仿的样板。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GetFullDomain},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
庞明川（1963-），男，四川西充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公共政策与对外投资等方面的研究。Email：pmc 2004 @ vipsinacom
摘要：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先后出现了市场依附于政府、“弱政府—强市场”和“强政府—弱市场”等多种模式。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强政府—弱市场”的独特模式，既明显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弱政府—强市场”模式，也不同于同属于转轨国家的俄罗斯“弱政府—弱市场”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也推进了改革的进程与体制的完善，其形成有着植根于中国特点的体制基础、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合理逻辑。在体制完善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目标是构建“强政府—强市场”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又强化和规范政府的作用，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转轨经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强政府—强市场”模式
1000176X（2013）12000308
一、引言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在经济理论界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如果从诞生于15世纪的早期重商主义开始算起，迄今已逾五个多世纪了；如果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开始算起，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70年怎么发表生的“滞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引发了理论界与政府决策部门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激烈争论和反思。传统的争论包括相互对立的二元论即“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View）和“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 State View）以及在反思中东欧经济转轨经验和“东亚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增进论”（Market-Enhancing View）。其中，“市场亲善论”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过度强调政府从经济与社会中的激进退出，忽视政府的作用，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将自发地产生；而“国家推动发展论”则认为改革是一个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在内的全面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改革的过程应是渐进式的。政府干预经济是必须的，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政府应当通过一定的行政干预来弥补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由此可见，这两种观点把市场和政府分别作为理想的、优于另一方的资源配置机制。当一方出现失灵时，不合逻辑地检测定另一方即是弥补该失灵和缺陷的合理选择，认为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超越二元论的“市场增进论”虽然强调改革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但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推动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这种观点实质上跳出了传统的“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思维模式，认为市场失灵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市场力量，而政府的职能只是推动这一市场力量的培育和正常发挥[1]。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对危机理由的深刻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都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政府或市场二分法的观点逐渐被政府与市场二者相互作用动态演进的观点所取代。
对于经济体制相对成熟的经济体来说，其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一般体现在：在经济运转正常时期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当危机来临时适当的政府干预就成为政策的不二选择。对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经济体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来说，情况就复杂得多，争议也更多。多数学者认为，既然已确立市场体制，就应该仿效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摈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有学者认为，转轨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的作用应该主导经济的各个方面。而对于中国这一特殊的转轨经济体而言，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显然远比一般的转轨国家更为复杂，理论分歧更趋激烈。其中，主要的分歧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路：一是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理由还在于市场化不足，国有经济垄断，政府干预过多，因此，应当继续减少和取消政府干预，进一步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加快非国有化进程，并逐步引入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为自由市场的作用奠定政治和法律基础；二是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理由是泛市场化，在改革的方向上存在着过分迷信和依赖市场的理由，因此，应当强化政府职能和政府调节，加强国有经济作用，纠正过分市场化倾向[2]。因此，当中国经济改革又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对新的抉择之时，如何客观审视和重新调整中国这一转轨经济体特殊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不仅关系到对中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和评价，而且直接关系到现阶段所面对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与顶层设计。“更清晰地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应尽早推进的改革之一，因为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越长，改革的难度就越高”[3]。也正是在这一作用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理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不仅把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来认识，而且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演进与比较
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总是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和特点，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纵向演进的角度来看，自15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干预的萌芽阶段（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萌芽和逐步成长，商业资本开始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推动了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西欧一些国家建立的专制的集权国家也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发展与国家支持商业资本政策的实施，导致重商主义（Mercantili）的国家干预理论的诞生。因此，作为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体现出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的一种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接近两个世纪的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阶段是完全自由市场阶段（17世纪中叶至1929年）。17世纪中叶，古典经济学在吸取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营养后诞生，并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思想，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认为市场是万能的，不需要国家干预便能运转良好，国家的作用仅仅表现为“守夜人”的角色。在理论上，斯密“看不见的手”和马歇尔的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都充分论证了市场经济在自利的“看不见的手”作用下能够实现经济繁荣和国家福利；在实践中形成了“弱政府—强市场”模式，市场的作用被充分释放。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实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第三阶段是政府干预确立阶段（1929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市场万能的观点受到普遍质疑，“市场失灵”使得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国家干预的呼声越来越大。学术界也开始为国家干预寻找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作为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形成的标志应运而生，不仅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的理论，而且还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与此同时，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推行的“罗斯福新政”成为将凯恩斯式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实践中成功运用的一个典型案例。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各国纷纷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道路。随着二战后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西方国家也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期。第四阶段是政府与市场分工均衡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1998年）。20世纪70年代，由于长期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建立丰厚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累积起来的矛盾暴露出来而陷入“滞涨”之中，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减缓，经济危机频发，失业数字不断攀升，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对此，凯恩斯主义失去了一贯的解释力，国家干预主义又让位于新自由主义。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左右国家经济生活。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政府与市场相互交织，逐渐形成了“强市场—强政府”的均衡局面。第五阶段是政府干预重新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至今）。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普遍推行各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计划，在实践上表现为长期退居非主流地位的凯恩斯式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青睐和追捧，直接导致三十年来几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退居非主流地位。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由优秀论文网站{#GetFullDomain}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相关论文由{#GetFullDomain}收集应当说，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由政府主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是由政府发动和推进的，市场体系的培育、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等都是由政府来进行的。因此，目前的市场经济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一体制虽然还存在诸如“缺位”、“越位”等不足与政府失灵理由，但强大的政府力量在应对危机中显示出其优越性。从总体上看，正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呈现出由“强政府—弱市场”向“强政府—强市场”的转变，与俄罗斯等其他转轨国家呈现出的由“弱政府—弱市场”向“强政府—强市场”的转变存在显著的区别。
四、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机理：基于体制基础、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的一种阐释
前已述及，转轨时期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正经历由“强政府—弱市场”向“强政府—强市场”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强大而有效的政府作用即“强政府”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并成为国内外学者热议中的“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将其称为“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5]。而事实上，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独特范式不仅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6]，而且有着基于中国特殊的体制基础、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的形成机理与内在逻辑。首先，从体制基础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大和高效的政府来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它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它必定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另一方面，它还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因此，既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又要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创举。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制约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而立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和政府则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制约国民经济命脉的根本保证。因而，强大而高效的政府作用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对于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来说，由于普遍呈现“弱市场”状态，也需要政府的作用加以培育。转轨伊始，中国市场的情形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发育不足和市场残缺，市场规模的扩大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市场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正常运作的程度。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市场不会自发形成。市场的培育就需要一个强制性的权威力量即政府采取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来完成。因此，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不是一般地纠正“市场失灵”，而是必须直接地参与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实现对市场发育不足或对残缺市场的部分替代。因此，在中国转轨经济中，政府不是一般地去校正“市场失灵”，而是谋求构建市场运转的规则，通过扩张和发育市场，实现在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上政府对市场的部分替代。而在市场体制得到基本确立、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市场规则的完善、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市场缺陷的弥补等仍需要政府的作用。因此，面对转轨经济中存在的市场具有明显的缺陷、市场失灵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客观现实，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在保护市场和弥补市场缺陷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集权传统和长期计划经济的实践所带来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惯性，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成为一种常态。其一，传统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影响。秦朝开创了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由此奠定两千多年统一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影响至今。其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的长期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依照俄共（布）建党制度创建中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长期支持，还因为原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人和“老大哥”，因此，在受资本主义封锁，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学习原苏联模式就成为中国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寻求原苏联援助的需要。而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速跻身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家，并取得了二战的伟大胜利，对世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学习的模式。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当然地选择了这一样板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从1956年起，新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探索并未能使中国从根本上突破原苏联模式的束缚，仍然是在原苏联模式的总体框架下建设社会主义。直到1978年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才真正走上了扬弃原苏联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有学者认为：“我国曾长期实行计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划经济体制……由于路径依赖，计划经济的思维和行为仍然存在”[7]。
再次，从东亚近邻的经济实践来看，“强政府”在“东亚奇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理所当然地成为实行“赶超战略”的中国学习的一个极佳样板。二战以后，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实行了“赶超式”发展战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被称为“东亚奇迹”。在这一奇迹的背后，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具有能够认知和执行“强政府”的官僚体系等，都成为各种对于“东亚奇迹”进行阐释的重要理由之一。有学者认为，在东亚，“权威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经济取得优异成就的核心[8]。李晓将东亚模式的内涵概括为：“在共同或相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强政府’。这种‘强政府’不仅以较高乃至极高的‘政府强度’（Government Strenght）实现了有利于发动经济增长和缓解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而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Government Quality），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9]。斯蒂格利茨也高度肯定了东亚模式的“强政府”：“东亚奇迹以及该地区过去10—20年时间里惊人的发展速度，令世人对其理由感到迷惑不解。……由于市场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一些观察家得出了只有市场才是它们成功秘诀的结论。但是，政府在经济中几乎处处都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韦德将他研究台湾经济成功的著作命名为《支配市场》时，这无疑是在强调政府通过市场干预经济的作用”[10]。由于这些国家都属于中国的近邻，其推行的具有“强政府”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这一模式就极为自然地成为中国借鉴和效仿的样板。转轨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范式的形成与演进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GetFullDomain},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