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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理由”

收藏本文 2024-01-07 点赞:5229 浏览:14949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1951年11月,联共(布)为评定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书稿,召开了经济理由讨论会。斯大林根据会上提出的一些理由,于1952年2—9月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理由的意见》和相关的三封信,于当年结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出版。该书根据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些基本规律,涉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经济规律及其性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理由。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在斯大林逝世后,于1954年正式出版的。随后经过多次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书观点相似,互为补充。
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多次阅读这两本书。1952年12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刚翻译出中文版。就批示将其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1958年。他又三次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作了不少批注。《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卷收录了主要批语。1958年11月9日和10日,他还给出席郑州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讲解了这本书的前三章。这个讲解记录,也多有披露,主要内容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为题,收入《文集》第七卷。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阅读。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党内“秀才”。他们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小组的同志将他的谈话作了详细记录,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叫《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二个叫《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的谈话按理由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的原始谈话。《文集》第八卷,节选了部分谈话记录,分为关于世界观和策略论、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由等四个部分,24000字左右。
对这两本书,始终以分析的态度来阅读。在评论中,常常指出书里哪些讲得正确,值得注意;哪些不正确或不太正确,应该怎样理解;哪些讲得模糊,作者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的不足,认为:第一童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最后一封信几乎完全是错的,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计划经济有话没有说完;工农业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没有讲清楚;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等等。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人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理由不容易说清楚;书中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理由,说得不对;书里表达出想用经济力量制约别的国“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理由”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家,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等等。
阅读和评论这两本书,从头到尾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涉及新中国搞建设,哪些搞得对。哪些搞得不对,理由在哪里,今后应该怎么办。例如,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提出:“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他在读该书的批语中甚至提出,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一贯联系实际读“本本”的风格,在这里又_次得到生动体现。
在这段时间为什么如此集中地提倡并带头阅读这两本书?他在阅读中实现了怎样的收获?

(一)从大的历史背景看,读这两本书是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理由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怎样搞建设并没有经验,开始时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于这种“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评价说:这“是必要的”,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怎么走出中国自己的路的理由一直困扰着他。
事实上,从1953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就在深思探索中国自己的路了。虽然能够参考的还是苏联的东西,但深思的重点却转向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这个新鲜课题。
1953年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文章中,之所以专门提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这本书,理由是它“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这年7月29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其他领导人还专门听取并讨论了陈伯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理由的报告,在会上说:“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搞国家资本主义,就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会议决定,政治局准备讨论一次价值理由,由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价值理由”的若干文献,印成小册,先送各同志阅读。《人民日报》于1954年11月连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2章的译文,看到后即刻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说:“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看来,那段时间,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深思经济法则理由。中国能够创造性地找到一个社会主义和平改造方式,对资产阶级实行赎写政策,不能说与尊重经济法则没有关联。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弊病,这时相继显露出来,实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一个紧迫的历史课题摆在了全党的面前。但是,中国依然没有成套的经验和理论可循,对这个理由甚至连系统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开展过。正如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工作会议上说的那样,“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本书,来得很及时,恰好适应了中国的需要。
有一个事例,不是偶然的巧合。在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意在全面了解经济建设中带规律性的理由,由此形成著名的《论十大关系》。4月4日,正是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期间,在书记处会议上谈道:“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在读的时候,“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理由”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理由,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到1958年11月上旬,在郑州会议上又说,“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随后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讲,“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理由”。一直到1961年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谈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时,依然恳切地说:“我这话一直讲他几年,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听厌了,我就不讲了。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三十五年的总结。我们才十一年,写不出政治经济学来。这本书里,斯大林讲了两个经济法则: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必定性。”读这两本书,摸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目的,再明显不过。
(二)从具体动因上看,读这两本书是为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理由
1958年10月,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共产风”,即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纠正这些“左”倾错误,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几乎是逢会必讲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本书。
在1958年11月4日郑州工作会议上,谈得很直接:“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理由,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理由。”11月9日,他还给全党县委以上的领导千部写信,提出要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要求“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澄清“左”倾错误认识,并不是讲几次话就能够马上见效的。1958年11月下旬武昌工作会议期间,看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立即批示作会议文件印发。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理由的决议(草案)》,进一步反映了他纠“左”的努力。
到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开始也是沿着前两次会议思路进行的。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理由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由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千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深思理由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理由。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议方向大扭转,实际上影响了领导干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安排。
到1960年1月,在上海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再次要求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倡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策略是用批判的策略,不是用教条主义的策略。”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工作会议上再次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理由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三)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所作的理论深思
提倡并带头阅读这两本书,对纠正“大跃进”期间“左”倾错误,提高全党的认识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a对本人来讲,也是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进行的一次深入深思和艰苦探索。正是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及谈话中,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难得的观点。诸如: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不行,任何国家的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现实怎么写作;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所有制理由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是管理理由,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这个理由很有文童可做,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太早;搞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我们还没有掌握经济运转的客观法则,从必定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否符合中国的经济规律,还要研究;搞经济计划,我们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未必反映了经济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不摸到商品生产规律,会把农民引到敌人那里去;商品生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限于个人消费品,也应该包括生产资料;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将来的城市不要那么大,需要建立许多小城市;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算算土地的价值;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和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变化,等等。这些观点,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反思与总结,还有对未来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些设想。
当然,的这些认识还带有不稳定、不完备的特点,其思想发展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他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探索的精神让人感佩。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发表的下面这个议论,尤其值得后人思考: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理由”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也就是说,没有实践的充分发展,没有足够的经验准备,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不现实的。
(责任编辑 史小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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