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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纪事
□ 高尔泰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43岁。
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友人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前后三年。
但我对不起他：三年间，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
二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依我看，胜似乃师（启功）。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上午的“政治学习”，各研究室一般都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么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作报告。那口气，像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个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时政。领导人如此，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地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么多年，该补一补了。
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秘密写作的手稿。那是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倡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小雨后来成为作者的妻子）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相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开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像一个逃亡者穷年漂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四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咔咔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叠叠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申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像积雪下面的草芽，像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么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从广阔天地带来各种荒谬体验，忙着谋生。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看风转舵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检测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旋涡，发出金石般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斗争各有胜负。鼓儿咚咚地打，锣儿当当地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像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像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写出来后才发现，要把手稿变成铅字，很难。那时可以随便说话，但公开发行的报刊，言路虽有所放宽，还是有个底线。
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社会科学院纪事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主编林伟兼《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思想开放、正直勇敢著称。编辑谢韬兼《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曾因胡风案坐过十几年牢。他们都喜欢《异化现象近观》，下决心打个擦边球。观察形势数月，终于在1979年秋天，给作了一些删节和 “穿靴戴帽”之后，基本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采用此文不久，林伟就被撤职。毕竟是“新时期”，处理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么追究。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像《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知识性的、学科介绍性质的《大众美学》。计划12万字，列入了1980年的所谓“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心写作，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平时没人去。我是8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作。辩证法室的金吾仑先生是自然科学家，有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么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吗？！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怎么写作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叫做里达的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都不来上班，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都交给我，让我自己管自己。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400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开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么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么呢？没有内心的冲动，我会社会科学院纪事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挂念，都不写信。十分抱歉，无法解释，失去许多珍贵友谊。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别无选择。日复一日，我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一寸一寸地在格子上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
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吗那么认真？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么什么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专制的厌恶和对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风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知道得也确实多，挨着个儿数说他们1957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芥蒂全无。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年后，终于写到了预定的12万字。
使劲地把圆珠笔甩向墙壁（吓得里达猛然站起），我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着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然后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需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么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的煎熬前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三篇文章，先发表的是《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判中展开，过后读之，颇悔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定。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小组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封为黑帮祖师，到追问“为什么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又为众所周知。我很困惑，以李泽厚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上世纪50年代是三种观点，80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两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
1999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美学在台湾》。开卷就说，1949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历史，“全部一片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让小雨交给他。小雨拒绝，说她没看过。
那份惊险，回头后怕。
万万想不到，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
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谁也无法可想。档案被退回兰大，我只有回去。回去后给包遵信画了一幅敦煌壁画，感谢他的大力奔走。题目云“画壁曾思秉烛游”。
（选自《寻找家园》/高尔泰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
□ 高尔泰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43岁。
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友人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前后三年。
但我对不起他：三年间，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
二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依我看，胜似乃师（启功）。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上午的“政治学习”，各研究室一般都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么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作报告。那口气，像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个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时政。领导人如此，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地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么多年，该补一补了。
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秘密写作的手稿。那是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倡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小雨后来成为作者的妻子）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相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开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像一个逃亡者穷年漂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四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咔咔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叠叠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申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像积雪下面的草芽，像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么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从广阔天地带来各种荒谬体验，忙着谋生。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看风转舵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检测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旋涡，发出金石般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斗争各有胜负。鼓儿咚咚地打，锣儿当当地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像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像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写出来后才发现，要把手稿变成铅字，很难。那时可以随便说话，但公开发行的报刊，言路虽有所放宽，还是有个底线。
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社会科学院纪事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主编林伟兼《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思想开放、正直勇敢著称。编辑谢韬兼《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曾因胡风案坐过十几年牢。他们都喜欢《异化现象近观》，下决心打个擦边球。观察形势数月，终于在1979年秋天，给作了一些删节和 “穿靴戴帽”之后，基本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采用此文不久，林伟就被撤职。毕竟是“新时期”，处理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么追究。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像《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知识性的、学科介绍性质的《大众美学》。计划12万字，列入了1980年的所谓“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心写作，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平时没人去。我是8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作。辩证法室的金吾仑先生是自然科学家，有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么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吗？！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怎么写作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叫做里达的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都不来上班，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都交给我，让我自己管自己。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400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开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么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么呢？没有内心的冲动，我会社会科学院纪事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挂念，都不写信。十分抱歉，无法解释，失去许多珍贵友谊。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别无选择。日复一日，我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一寸一寸地在格子上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
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吗那么认真？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么什么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专制的厌恶和对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风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知道得也确实多，挨着个儿数说他们1957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芥蒂全无。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年后，终于写到了预定的12万字。
使劲地把圆珠笔甩向墙壁（吓得里达猛然站起），我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着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然后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需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么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的煎熬前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三篇文章，先发表的是《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判中展开，过后读之，颇悔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定。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
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
《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吗？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视点平等商榷”。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小组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封为黑帮祖师，到追问“为什么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又为众所周知。我很困惑，以李泽厚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上世纪50年代是三种观点，80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两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
1999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美学在台湾》。开卷就说，1949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历史，“全部一片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让小雨交给他。小雨拒绝，说她没看过。
那份惊险，回头后怕。
万万想不到，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
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谁也无法可想。档案被退回兰大，我只有回去。回去后给包遵信画了一幅敦煌壁画，感谢他的大力奔走。题目云“画壁曾思秉烛游”。
（选自《寻找家园》/高尔泰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