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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效率是社会治理关注的核心理由。社会治理中的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受制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演变。从总体趋势看，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等级统治、科层管理与网络治理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与效率的关系亦呈现出潜隐、冲突、协调三种不同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治理价值观念的变迁规律。与效率的关系由冲突向协调转变，对现阶段中国社会治理价值观念的优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与效率；社会治理；等级统治；科层管理：网络治理
1003-854X（2013）04-0040-05
公平与效率是与效率搭配使用的最常见的二元表达式，相比之下，与效率的使用频率较低，公平与效率所受的关注程度远胜于与效率。从本质上说，公平与效率是资源配置关注的核心理由，与效率是社会治理关注的核心理由，而资源配置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公平与效率是与效率在资源配置中的具体表现。所以与效率是更具战略价值的研究课题。
有种近乎常理的观念认为。与效率天然就是相互冲突的。实际上，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等级统治、科层管理与网络治理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中存在不同的形态。在农业社会的等级统治中，由于政治缺失、效率尚未获得其完整形态等理由，与效率的关系处于潜隐形态：在工业社会的科层管理中，由于效率的阶段形态与相悖，以及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价值相异且存在交互关系等理由，与效率的关系处于冲突形态；在后工业社会的网络治理中，由于效率的高级形态与的目的趋于一致，以及协商、团队合作、社会资本等治理工具的运用等理由，与效率的关系处于协调形态。与效率的关系由冲突向协调的转变，对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价值观念从“效率主义”向“与效率整合”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农业社会的等级统治中，社会治理中的与效率的关系处于潜隐形态。究其根源，一是由于缺乏制度基础与生活基础的支撑，等级统治中的政治缺失；二是由于效率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效率甚至连其完整的初级形态都不具备。
等级统治缺乏政治的制度基础。等级统治，不论是君主专制、贵族统治还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都强调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对权力的独占性，在这三种政权形式中，最高统治权的独占者分别为君主、贵族和教皇。等级统治还强调权力运转方式的人格化，以暴力为保障，要求被统治者无条件地遵从，更多显示的是不甚至残暴的一面。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它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参与，尤其是对政治决策的平等参与。很显然，在等级统治中，统治者对权力的独占性和权力运转方式的人格化，是与不相容的。
等级统治缺乏政治的生活基础。一般来说，是一个适用于陌生人社会的概念。确切地说，公共领域是得以产生的生活基础。在农业社会，古典公共领域被家庭领域所吞没，并且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才以新的面貌出现。农业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只有“私”，却没有“公”的社会，表面上为“公”的事物，其实质还是“私”的。马克斯·韦伯准确地把握了这种特征，认为农业社会的“政治团体彻底为一种领主和他的封臣之间的纯粹个人关系的体制所取代”。正是由于这种“私”的特征，农业社会的等级统治中缺乏政治的生活基础。
效率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获得其完整形态的。效率的完整形态包括初级形态、基准形态和高级形态。其初级形态为时效，是人们关于效率的一种朴素观念；其基准形态为技术效率或投入一产出比，这是工业社会对效率的标准定义；其高级形态为社会性效率，这是后工业社会对效率的规范。
在农业社会中，效率尚未获得其完整形态。时效这种效率的初级形态在农业社会的治理中仅有不完整的体现。比如要几个月时间可以完成河流的疏浚，要几年时间可以完成大型宫殿的建造等等。这种时效观念，只是一个模糊而非明确的概念。其根源在于农业社会的时间一般与特定空间相联系，或者是根据与效率的关系：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考察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判定的，直到工业社会机械钟的发明与推广，造就了一种“虚化”时间的统一尺度。社会治理才有了统一的、精确的时间制约。因此，在农业社会的治理中，作为效率的初级形态，时效也是发育不完善的。技术效率则完全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比率计算对数字的精确性要求与工业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密不可分。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导致的实际生活的计算性，……把世界转化成一道数学题，根据数学公式将世界的每一个部分连结起来”。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技术效率才有可能产生，并扩散到社会治理领域之中。与技术效率内在的理性化要求相反，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更多地是依赖于朴素的经验积累，理性化的想法与行为只是个别现象。社会性效率在现代技术水平下尚难纳入效率范畴进行测定，更遑论农业社会了。与效率的关系：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考察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在后工与效率的关系：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考察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业社会的网络治理中，社会治理中的与效率的关系处于协调形态。究其根源，一是社会性效率这种效率的高级形态与的目的趋于一致，与效率可以形成“伙伴关系”；二是社会治理决策与执行活动中，网络治理借助协商和团队合作、社会资本等治理工具来实现与效率的协调，为与效率冲突的消解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网络治理中，社会性效率与的目的趋于一致，与效率可以形成“伙伴关系”。后工业社会中的效率更多体现为新公共行政学派所倡导的社会性效率，它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色彩。不少学者亦明确提出，公共利益的实现应该包括在效率的形态中。而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治理中的目的即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效率形态的变革，使高级形态的效率与的目的趋于一致，与效率的关系由冲突走向协调由此成为可能。
在社会治理决策活动中，网络治理借助协商来实现与效率的协调。首先，协商是网络治理中的决策模式，它是社会治理中最能实现价值的方式。“就是通过信息交流与共识来治理，在此过程中，公民通过与政府的协商使之直接对公民负责”。协商主张让公民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中，并让政府直接对公民负责。因此，与“环式”相比，它能更好地实现。其次，协商可以是高效率的。协商能更好地实现社会性效率，因为它“提升公共决策理性质量的前景”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是其他模式难以比拟的，它能确保社会治理去做“对的事情”，即确保治理活动符合公共利益。协商亦能实现与时效一定程度的均衡，因为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协商所涉共同体的规模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决策既是的，也是有利于提高时效的。
在社会治理执行活动中，网络治理借助团队合作、社会资本等治理工具来实现与效率的协调。首先，团队合作能保证与技术效率的协调。团队合作体现了组织人本主义，同时拒绝领导或专家，从而解决了执行活动中的理由。与科层管理通过统一命令、标准化与专业化来追求执行活动中技术效率的思路不同，斯托克认为，通过团队合作，找到“最佳的策略”去执行，才是实现效率的更优之选。其次，社会资本是与效率的黏合剂。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结果来看，科层管理与社会资本最终都能够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不过与科层制的强制与命令相比，社会资本通过多元主体的相互信任、规范与网络来推动合作，无疑是和人性化的。
四、小结
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考察，与效率的关系是历史的产物，受制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演变。从总体趋势看，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等级统治、科层管理与网络治理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与效率的关系形态亦由潜隐、冲突走向协调（详见表1）。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治理价值观念的变迁规律，对于缓解中国工业社会中社会治理领域与效率的冲突，对于在基层治理等特定场域中努力实现与效率的协调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时至今日，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历了完整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所以本文中的相关论述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后，开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其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复合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本文依据其场域适应性进行适度的参照。此外，本文探讨的是社会治理中的与效率的关系，而国家政治统治中的与效率的关系，往往以目的一工具逻辑为轴，进行着均衡一失衡或者协调一冲突的循环运动，当然这已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外。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与效率；社会治理；等级统治；科层管理：网络治理
1003-854X（2013）04-0040-05
公平与效率是与效率搭配使用的最常见的二元表达式，相比之下，与效率的使用频率较低，公平与效率所受的关注程度远胜于与效率。从本质上说，公平与效率是资源配置关注的核心理由，与效率是社会治理关注的核心理由，而资源配置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公平与效率是与效率在资源配置中的具体表现。所以与效率是更具战略价值的研究课题。
有种近乎常理的观念认为。与效率天然就是相互冲突的。实际上，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等级统治、科层管理与网络治理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中存在不同的形态。在农业社会的等级统治中，由于政治缺失、效率尚未获得其完整形态等理由，与效率的关系处于潜隐形态：在工业社会的科层管理中，由于效率的阶段形态与相悖，以及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价值相异且存在交互关系等理由，与效率的关系处于冲突形态；在后工业社会的网络治理中，由于效率的高级形态与的目的趋于一致，以及协商、团队合作、社会资本等治理工具的运用等理由，与效率的关系处于协调形态。与效率的关系由冲突向协调的转变，对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价值观念从“效率主义”向“与效率整合”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等级统治：潜隐的与效率关系
等级统治在此用以指涉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即社会治理采用等级制的组织结构，社会治理活动的本质和表现形式都是统治行为。首先，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组织是等级制组织。其主要依据如下：其一，存在一定形式化的层级结构。层级结构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并以统治者的权威命令或者惯例等形式固定下来。社会治理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家庭、氏族等初级群体的副本，等级制亦往往以个人社会地位的层级结构形式出现。其二，缺乏现代作用上的专业化结构。社会治理组织的发育程度较低，只孕育出初级的等级制组织结构，未能在专业化的作用上孕育出现代组织结构。其三，运转方式的人格化。社会治理组织的运转，很大程度上出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尚不具备法制化、规范化的特征。总之，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组织远未达到科层制组织的高度，它只是一种等级制组织。其次，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在本质与形式上都是统治行为。恩格斯认为，国家是“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时的产物。国家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的基本手段，是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值得关注的是，在农业社会中，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功能是含混的。社会管理不仅在本质上由政治统治所规定，甚至在形式上也不能取得独立性。正如亨廷顿所说。“在中世纪的政府和都铎时代的政府之内，功能的专门化发展并不充分。……都铎时代的英国政府是一种‘权力（即功能）混合的政府’”，政治统治统摄了社会管理功能。在农业社会的等级统治中，社会治理中的与效率的关系处于潜隐形态。究其根源，一是由于缺乏制度基础与生活基础的支撑，等级统治中的政治缺失；二是由于效率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效率甚至连其完整的初级形态都不具备。
等级统治缺乏政治的制度基础。等级统治，不论是君主专制、贵族统治还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都强调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对权力的独占性，在这三种政权形式中，最高统治权的独占者分别为君主、贵族和教皇。等级统治还强调权力运转方式的人格化，以暴力为保障，要求被统治者无条件地遵从，更多显示的是不甚至残暴的一面。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它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平等参与，尤其是对政治决策的平等参与。很显然，在等级统治中，统治者对权力的独占性和权力运转方式的人格化，是与不相容的。
等级统治缺乏政治的生活基础。一般来说，是一个适用于陌生人社会的概念。确切地说，公共领域是得以产生的生活基础。在农业社会，古典公共领域被家庭领域所吞没，并且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才以新的面貌出现。农业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只有“私”，却没有“公”的社会，表面上为“公”的事物，其实质还是“私”的。马克斯·韦伯准确地把握了这种特征，认为农业社会的“政治团体彻底为一种领主和他的封臣之间的纯粹个人关系的体制所取代”。正是由于这种“私”的特征，农业社会的等级统治中缺乏政治的生活基础。
效率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获得其完整形态的。效率的完整形态包括初级形态、基准形态和高级形态。其初级形态为时效，是人们关于效率的一种朴素观念；其基准形态为技术效率或投入一产出比，这是工业社会对效率的标准定义；其高级形态为社会性效率，这是后工业社会对效率的规范。
在农业社会中，效率尚未获得其完整形态。时效这种效率的初级形态在农业社会的治理中仅有不完整的体现。比如要几个月时间可以完成河流的疏浚，要几年时间可以完成大型宫殿的建造等等。这种时效观念，只是一个模糊而非明确的概念。其根源在于农业社会的时间一般与特定空间相联系，或者是根据与效率的关系：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考察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判定的，直到工业社会机械钟的发明与推广，造就了一种“虚化”时间的统一尺度。社会治理才有了统一的、精确的时间制约。因此，在农业社会的治理中，作为效率的初级形态，时效也是发育不完善的。技术效率则完全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比率计算对数字的精确性要求与工业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密不可分。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导致的实际生活的计算性，……把世界转化成一道数学题，根据数学公式将世界的每一个部分连结起来”。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技术效率才有可能产生，并扩散到社会治理领域之中。与技术效率内在的理性化要求相反，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更多地是依赖于朴素的经验积累，理性化的想法与行为只是个别现象。社会性效率在现代技术水平下尚难纳入效率范畴进行测定，更遑论农业社会了。与效率的关系：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考察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在后工与效率的关系：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考察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业社会的网络治理中，社会治理中的与效率的关系处于协调形态。究其根源，一是社会性效率这种效率的高级形态与的目的趋于一致，与效率可以形成“伙伴关系”；二是社会治理决策与执行活动中，网络治理借助协商和团队合作、社会资本等治理工具来实现与效率的协调，为与效率冲突的消解提供了实践基础。
在网络治理中，社会性效率与的目的趋于一致，与效率可以形成“伙伴关系”。后工业社会中的效率更多体现为新公共行政学派所倡导的社会性效率，它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色彩。不少学者亦明确提出，公共利益的实现应该包括在效率的形态中。而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治理中的目的即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效率形态的变革，使高级形态的效率与的目的趋于一致，与效率的关系由冲突走向协调由此成为可能。
在社会治理决策活动中，网络治理借助协商来实现与效率的协调。首先，协商是网络治理中的决策模式，它是社会治理中最能实现价值的方式。“就是通过信息交流与共识来治理，在此过程中，公民通过与政府的协商使之直接对公民负责”。协商主张让公民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中，并让政府直接对公民负责。因此，与“环式”相比，它能更好地实现。其次，协商可以是高效率的。协商能更好地实现社会性效率，因为它“提升公共决策理性质量的前景”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是其他模式难以比拟的，它能确保社会治理去做“对的事情”，即确保治理活动符合公共利益。协商亦能实现与时效一定程度的均衡，因为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协商所涉共同体的规模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决策既是的，也是有利于提高时效的。
在社会治理执行活动中，网络治理借助团队合作、社会资本等治理工具来实现与效率的协调。首先，团队合作能保证与技术效率的协调。团队合作体现了组织人本主义，同时拒绝领导或专家，从而解决了执行活动中的理由。与科层管理通过统一命令、标准化与专业化来追求执行活动中技术效率的思路不同，斯托克认为，通过团队合作，找到“最佳的策略”去执行，才是实现效率的更优之选。其次，社会资本是与效率的黏合剂。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结果来看，科层管理与社会资本最终都能够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不过与科层制的强制与命令相比，社会资本通过多元主体的相互信任、规范与网络来推动合作，无疑是和人性化的。
四、小结
基于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考察，与效率的关系是历史的产物，受制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演变。从总体趋势看，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等级统治、科层管理与网络治理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与效率的关系形态亦由潜隐、冲突走向协调（详见表1）。该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治理价值观念的变迁规律，对于缓解中国工业社会中社会治理领域与效率的冲突，对于在基层治理等特定场域中努力实现与效率的协调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时至今日，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历了完整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所以本文中的相关论述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后，开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其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复合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本文依据其场域适应性进行适度的参照。此外，本文探讨的是社会治理中的与效率的关系，而国家政治统治中的与效率的关系，往往以目的一工具逻辑为轴，进行着均衡一失衡或者协调一冲突的循环运动，当然这已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外。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