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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山东高密人，当代著名作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其作品将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将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相交融，创造出一个复杂性堪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世界。在早期，莫言的作品充满了“怀乡”与“怨乡”的复杂情感，虽然一度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大胆新奇、作品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展现出独特的风貌。可以说，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最具创新意识的作家之一，是中国当代文坛一颗闪耀的明星。读莫言的小说，首先征服你的并不是故事与人物，而是其语言本身。在莫言的小说中，其语言气势磅礴、色彩绚丽，打破了很多约定俗成的惯例，或酣畅淋漓或诙谐幽默，或土气十足或斑斓多彩，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人深陷其字里行间。
《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是莫言早期的作品，也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在《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莫言站在民间立场描写了抗日战争，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描写了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突出了一种没有道德规范的民间，高扬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无法无天的，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属于红高粱的英雄，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剧，以汪洋恣肆的笔力张扬着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下面，本文以《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为例，就莫言小说中对时代背景塑造的语言特点进行探讨。
狂欢式的语言展现出高密东北乡所富有的野性
《红高粱家族》是一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了一个抗日战争故事。但不同于其他抗战题材小说仅只是正义与邪恶的强烈对比，是塑造几乎完美的正义爱国英雄。《红高粱家族》塑造的是一些兼具正义与邪恶的化身，一群独特的属于红高粱的英难。在莫言粗犷野性的笔触之中，赋予了人物以英雄豪杰加流氓的气魄，展现了那个特定的充满的年代，展现出了那个高密东北乡富有野性的只属于红高粱的时代背景。
在时代背景的塑造中，莫言以狂欢式的语言展现出了抗日战争年代最初始的时代情绪，一方面充满了凄楚、荒凉、压抑、沉闷，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欢乐、激愤、抗争，在复杂的氛围激荡之下构筑起抗日战争年代的时代旋律，在纠结与冲突之间表达出一种忧郁的悲剧主调，有动荡的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祸患，有列强入侵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性伤害。这种狂欢式的语言笔触，完全颠覆了传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在塑造时代背景时，那种循规蹈矩的、一板一眼的，由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冲突所展现出的生活观、历史观。
在《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莫言不遗余力地精心雕刻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场面，大到抗日战争、小到乡里纠纷，甚至于人在与吞噬尸体中的野狗之间的较量，也运用了极深的笔力，展现出一幕幕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血淋淋的场面。有人被拦腰割裂、有狗吞人尸、有动物的痛苦挣扎、有人像动物一样被宰割、有刘罗汉被剥皮。在这些血与肉的激荡之中，莫言塑造了一片红得像血的红高粱，塑造了一个血红的世界。红高粱既是人们的粮食、药物、酒的来源地，也是人们的婚床、尸床、战场和墓地。[1]在红高粱的世界中所发生的比比皆是的暴行，那些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展现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历史背景。
正是在这种狂欢式的语言下，莫言以天马行空的笔触，在极力挥洒的艺术世界里，塑造出了处于道德边缘的“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以余占鳌的土匪式英雄取代了传统正义化身的英雄形象，他们杀人越货却也精忠报国，他们缠绵相爱英勇搏杀，洋溢着一种离经叛道但却拥有勃然生气的时代气息，正是这些人承载着那个战争年代的社会主体，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所演绎的历史。可以说，正是这种狂欢式的笔触，展示了莫言放下正统道路的写作姿态而切实地走入民间的决心。
多种声音的复调烘托了纷乱的抗日战争年代
《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是一个满含着爱情与战争、秩序与魔幻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荒诞的氛围之中，以“第一人称视角”构建起多种声音的复调，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真实与幻觉之间、内心与外界之间，切实地烘托出了抗日战争时期那个纷乱的年代。实际上，《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的故事并非新颖，而是一幕幕很简单的抗日战争年代的故事，但在莫言式的语言下却凸显出了动乱年代的时代背景，拉动出了一道道陌生的时代轨迹。
在文中，莫言以“我”这一游离于小说历史事件之外的身份，灵活地通过“我爷爷”、“我奶奶”、“我二奶奶”、“我父亲”等人的历史事件，淡化了历史本该具有的厚重、神圣与客观，取而代之的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等多种声音所重新搭建的历史舞台上的混响。杀人越货的土匪余占鳌，为了女人放火霸占戴凤莲，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毙酒后施奸的亲叔，他剿杀过土八路，绑架过国民军，最后发起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抗日战争，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争最终全军覆没；戴凤莲温热、泼辣、果断，她敢爱敢恨、蔑视传统道德，因憎恨父母将其嫁于麻血病人而将其父拒之门外，为了爱毅然与余占鳌结合，为了报复刺激余占鳌和黑眼莫言小说中对时代背景塑造的 语言特点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厮混，为了抗日让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她自己也在抗日中英勇牺牲最后埋没在高粱地之中；还有给日本人带路害死村里几百个男人，又参加土八路袭击日军杀死许多日本鬼子的成麻子，等等。在多种声音的复调之下，莫言所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那个一板一眼的遵从理性的时代背景，而是切实的战争年代的混乱与多种情绪的激荡。
如果说传统小说是在用一种隐藏的语言塑造时代背景的话，那莫言多种声音的复调则是在用一种暴露的策略塑造时代背景，使故事里的人真实得不像人，故事里的时代真实得不像那个时代。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地里上演的这一幕幕故事，他们在高粱地里、在高粱地里抗战、在高粱地里死去、在高粱地里埋葬，活着他们不标榜道德正义，既杀人放火又抗击日本，既是英雄好汉又是最王八蛋的人。[2]血红的高粱、血红的土壤、血红的酒、血红的太阳、血红的人，演绎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故事。史诗般的吟唱打造了宏大的时代背景
史诗本是一种古代民间文学体裁，用以歌诵每个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战胜和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以及英雄事迹。在莫言的小说中，充分运用了史诗般的语言风格塑造出了宏大的时代背景。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都认为莫言的作品是一种对“史诗性”的解构，有明显的“反史诗”意味，但正是这种“反史诗”的风格使得莫言的小说作品更具另类的“史诗性”语言特点，而这种另类的“史诗性”语言特点则几乎成了莫言小说中的一个“共性”，这种独特的“史诗性”语言为时代背景的塑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整个《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由《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部中篇小说构成，作者以史诗般的语言站在身处现代社会晚辈的角度，突破了历史的束缚，大开大合地回顾历史，以宏大磅礴的笔触描写着战争场面，又以荡气回肠的语言描写着“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全书在这种史诗般的笔触之下，将历史与民间、土匪和英雄、与烈女融合到一起，让读者在这种宏大的时代背景塑造之中，多视角、全方位地了解了故事所发生的年代，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置身其中的感觉。
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的颜色，也是高粱的颜色，高粱酒的莫言小说中对时代背景塑造的 语言特点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颜色，在莫言史诗般的语言之下，有“我奶奶”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有喜庆的红盖头，有如火般的红轿子，有似红雨般的高粱酒，有血淋淋的人肉，有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3]红色似乎成为凝固在整个作品之中的永恒的沉寂效果，舒展流动充满在了整个作品之中，有辉煌、华丽和壮美，也有凄婉、悲伤和低沉，单纯化的色彩变得神秘而阔大，形成了一个崇高神圣的时代空间，演绎着时代背景下民间庞大而又自然的生命符号，有生命诞生的见证，有生命摧残的震撼，在史诗般的字里行间之中颂扬了中华民族豪放激扬的民族精神。
混乱的异质融合以强烈的刺激塑造着时代背景
在保罗·麦金托对《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的评论中说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4]作品所描述的故事主要集中于1945年之前，融合了多种混乱的异质，而最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刺激塑造着时代特色，站在民间立场再现了抗日战争年代，为存活而爆发出的奋起反抗的暴力。
主人公余占鳌既有野蛮又有正义，他因为奚落杀了和尚，他为了女人杀人放火，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法，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毙亲叔，为了小姜与妻子分居，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日。在莫言这种混乱的异质融合的语言下，余占鳌实际上是一个“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的人，他的人生即使是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但也掺杂着深刻的兽行性因素”。余占鳌确实抗日，但他却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战争的实质，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表达着对苦难的反抗与不满，是以坚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自由，自己生活的强度。这也正是那个年代，普通平民最为真实的写照。
可以说，莫言小说中这种对时代背景塑造的语言特点，完全是当代文坛中的一个“异类”，大量对立的、异质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汇聚于一起，如崇高与卑下、土匪与英雄、美好与丑陋、诞生与死亡，等等，在诙谐、荒诞、戏谑多种混乱的语言之中，使时代背景的塑造暗藏着勃然生机，让书中的人物自己成为历史的主角来描述着他们所处的时代，汇集出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又是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也正是这种混乱的大杂烩式的异质融合，让莫言的作品在时代背景塑造上，让各式各样的语言得以尽情表演，颠覆了传统文学的语言规范，具有了更为强烈的表现能力。
结束语
通过《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对时代背景塑造的语言特点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小说作品之中，对时代背景的塑造完全巅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而以一种另类的笔触构造出了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在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和魔幻般的语言之中，热烈而又洪亮地超越了所谓的正义与神圣，深入地揭示了人性的根本、时代的根本，将读者置身于不同的美学氛围之中。这种陌生化的语言特点，颠覆了语言规范和语法法则，而又顺理成章地形成故事本身，合理地在揭示着时代背景，在紧张、变动的时空切割与视角转移之下，以狂欢化的语言、多种声音的复调、史诗般的吟唱将多种异质融合为一体，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刺激。可以说，正是这种摆脱传统束缚的语言特点，莫言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哲学与艺术世界，用幽默的笔调书写着沉痛的人生，用荒诞的场景再现了真实的时代生活。
参考文献：
[1]宋宇.红高粱家族语言的“混搭”艺术[J].青春岁月，2012，（06）.
[2]冯常荣.浅析都梁小说的语言特色[J].作家，2009，（10）.
[3]邱晓岚，南瑛.论莫言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1）.
[4]刘秋云.试论莫言小说语言的乡土特征[J].时代文学，2008，（02）.
作者简介：
李虹飞（1974— ），女，天津人，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天津青年职业学院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是莫言早期的作品，也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在《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莫言站在民间立场描写了抗日战争，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描写了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突出了一种没有道德规范的民间，高扬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无法无天的，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属于红高粱的英雄，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剧，以汪洋恣肆的笔力张扬着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下面，本文以《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为例，就莫言小说中对时代背景塑造的语言特点进行探讨。
狂欢式的语言展现出高密东北乡所富有的野性
《红高粱家族》是一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了一个抗日战争故事。但不同于其他抗战题材小说仅只是正义与邪恶的强烈对比，是塑造几乎完美的正义爱国英雄。《红高粱家族》塑造的是一些兼具正义与邪恶的化身，一群独特的属于红高粱的英难。在莫言粗犷野性的笔触之中，赋予了人物以英雄豪杰加流氓的气魄，展现了那个特定的充满的年代，展现出了那个高密东北乡富有野性的只属于红高粱的时代背景。
在时代背景的塑造中，莫言以狂欢式的语言展现出了抗日战争年代最初始的时代情绪，一方面充满了凄楚、荒凉、压抑、沉闷，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欢乐、激愤、抗争，在复杂的氛围激荡之下构筑起抗日战争年代的时代旋律，在纠结与冲突之间表达出一种忧郁的悲剧主调，有动荡的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祸患，有列强入侵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性伤害。这种狂欢式的语言笔触，完全颠覆了传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在塑造时代背景时，那种循规蹈矩的、一板一眼的，由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冲突所展现出的生活观、历史观。
在《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莫言不遗余力地精心雕刻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场面，大到抗日战争、小到乡里纠纷，甚至于人在与吞噬尸体中的野狗之间的较量，也运用了极深的笔力，展现出一幕幕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血淋淋的场面。有人被拦腰割裂、有狗吞人尸、有动物的痛苦挣扎、有人像动物一样被宰割、有刘罗汉被剥皮。在这些血与肉的激荡之中，莫言塑造了一片红得像血的红高粱，塑造了一个血红的世界。红高粱既是人们的粮食、药物、酒的来源地，也是人们的婚床、尸床、战场和墓地。[1]在红高粱的世界中所发生的比比皆是的暴行，那些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展现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历史背景。
正是在这种狂欢式的语言下，莫言以天马行空的笔触，在极力挥洒的艺术世界里，塑造出了处于道德边缘的“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以余占鳌的土匪式英雄取代了传统正义化身的英雄形象，他们杀人越货却也精忠报国，他们缠绵相爱英勇搏杀，洋溢着一种离经叛道但却拥有勃然生气的时代气息，正是这些人承载着那个战争年代的社会主体，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民众所演绎的历史。可以说，正是这种狂欢式的笔触，展示了莫言放下正统道路的写作姿态而切实地走入民间的决心。
多种声音的复调烘托了纷乱的抗日战争年代
《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是一个满含着爱情与战争、秩序与魔幻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荒诞的氛围之中，以“第一人称视角”构建起多种声音的复调，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真实与幻觉之间、内心与外界之间，切实地烘托出了抗日战争时期那个纷乱的年代。实际上，《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的故事并非新颖，而是一幕幕很简单的抗日战争年代的故事，但在莫言式的语言下却凸显出了动乱年代的时代背景，拉动出了一道道陌生的时代轨迹。
在文中，莫言以“我”这一游离于小说历史事件之外的身份，灵活地通过“我爷爷”、“我奶奶”、“我二奶奶”、“我父亲”等人的历史事件，淡化了历史本该具有的厚重、神圣与客观，取而代之的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等多种声音所重新搭建的历史舞台上的混响。杀人越货的土匪余占鳌，为了女人放火霸占戴凤莲，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毙酒后施奸的亲叔，他剿杀过土八路，绑架过国民军，最后发起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抗日战争，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争最终全军覆没；戴凤莲温热、泼辣、果断，她敢爱敢恨、蔑视传统道德，因憎恨父母将其嫁于麻血病人而将其父拒之门外，为了爱毅然与余占鳌结合，为了报复刺激余占鳌和黑眼莫言小说中对时代背景塑造的 语言特点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厮混，为了抗日让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她自己也在抗日中英勇牺牲最后埋没在高粱地之中；还有给日本人带路害死村里几百个男人，又参加土八路袭击日军杀死许多日本鬼子的成麻子，等等。在多种声音的复调之下，莫言所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那个一板一眼的遵从理性的时代背景，而是切实的战争年代的混乱与多种情绪的激荡。
如果说传统小说是在用一种隐藏的语言塑造时代背景的话，那莫言多种声音的复调则是在用一种暴露的策略塑造时代背景，使故事里的人真实得不像人，故事里的时代真实得不像那个时代。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地里上演的这一幕幕故事，他们在高粱地里、在高粱地里抗战、在高粱地里死去、在高粱地里埋葬，活着他们不标榜道德正义，既杀人放火又抗击日本，既是英雄好汉又是最王八蛋的人。[2]血红的高粱、血红的土壤、血红的酒、血红的太阳、血红的人，演绎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故事。史诗般的吟唱打造了宏大的时代背景
史诗本是一种古代民间文学体裁，用以歌诵每个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战胜和经历的种种艰难险阻以及英雄事迹。在莫言的小说中，充分运用了史诗般的语言风格塑造出了宏大的时代背景。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都认为莫言的作品是一种对“史诗性”的解构，有明显的“反史诗”意味，但正是这种“反史诗”的风格使得莫言的小说作品更具另类的“史诗性”语言特点，而这种另类的“史诗性”语言特点则几乎成了莫言小说中的一个“共性”，这种独特的“史诗性”语言为时代背景的塑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整个《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由《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部中篇小说构成，作者以史诗般的语言站在身处现代社会晚辈的角度，突破了历史的束缚，大开大合地回顾历史，以宏大磅礴的笔触描写着战争场面，又以荡气回肠的语言描写着“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全书在这种史诗般的笔触之下，将历史与民间、土匪和英雄、与烈女融合到一起，让读者在这种宏大的时代背景塑造之中，多视角、全方位地了解了故事所发生的年代，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置身其中的感觉。
红色是太阳的颜色，是血的颜色，也是高粱的颜色，高粱酒的莫言小说中对时代背景塑造的 语言特点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颜色，在莫言史诗般的语言之下，有“我奶奶”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有喜庆的红盖头，有如火般的红轿子，有似红雨般的高粱酒，有血淋淋的人肉，有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3]红色似乎成为凝固在整个作品之中的永恒的沉寂效果，舒展流动充满在了整个作品之中，有辉煌、华丽和壮美，也有凄婉、悲伤和低沉，单纯化的色彩变得神秘而阔大，形成了一个崇高神圣的时代空间，演绎着时代背景下民间庞大而又自然的生命符号，有生命诞生的见证，有生命摧残的震撼，在史诗般的字里行间之中颂扬了中华民族豪放激扬的民族精神。
混乱的异质融合以强烈的刺激塑造着时代背景
在保罗·麦金托对《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的评论中说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4]作品所描述的故事主要集中于1945年之前，融合了多种混乱的异质，而最终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刺激塑造着时代特色，站在民间立场再现了抗日战争年代，为存活而爆发出的奋起反抗的暴力。
主人公余占鳌既有野蛮又有正义，他因为奚落杀了和尚，他为了女人杀人放火，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法，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毙亲叔，为了小姜与妻子分居，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日。在莫言这种混乱的异质融合的语言下，余占鳌实际上是一个“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的人，他的人生即使是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但也掺杂着深刻的兽行性因素”。余占鳌确实抗日，但他却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战争的实质，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表达着对苦难的反抗与不满，是以坚强地守护着自己的自由，自己生活的强度。这也正是那个年代，普通平民最为真实的写照。
可以说，莫言小说中这种对时代背景塑造的语言特点，完全是当代文坛中的一个“异类”，大量对立的、异质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汇聚于一起，如崇高与卑下、土匪与英雄、美好与丑陋、诞生与死亡，等等，在诙谐、荒诞、戏谑多种混乱的语言之中，使时代背景的塑造暗藏着勃然生机，让书中的人物自己成为历史的主角来描述着他们所处的时代，汇集出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又是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也正是这种混乱的大杂烩式的异质融合，让莫言的作品在时代背景塑造上，让各式各样的语言得以尽情表演，颠覆了传统文学的语言规范，具有了更为强烈的表现能力。
结束语
通过《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对时代背景塑造的语言特点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小说作品之中，对时代背景的塑造完全巅覆了传统的文学范畴，而以一种另类的笔触构造出了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在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和魔幻般的语言之中，热烈而又洪亮地超越了所谓的正义与神圣，深入地揭示了人性的根本、时代的根本，将读者置身于不同的美学氛围之中。这种陌生化的语言特点，颠覆了语言规范和语法法则，而又顺理成章地形成故事本身，合理地在揭示着时代背景，在紧张、变动的时空切割与视角转移之下，以狂欢化的语言、多种声音的复调、史诗般的吟唱将多种异质融合为一体，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刺激。可以说，正是这种摆脱传统束缚的语言特点，莫言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哲学与艺术世界，用幽默的笔调书写着沉痛的人生，用荒诞的场景再现了真实的时代生活。
参考文献：
[1]宋宇.红高粱家族语言的“混搭”艺术[J].青春岁月，2012，（06）.
[2]冯常荣.浅析都梁小说的语言特色[J].作家，2009，（10）.
[3]邱晓岚，南瑛.论莫言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1）.
[4]刘秋云.试论莫言小说语言的乡土特征[J].时代文学，2008，（02）.
作者简介：
李虹飞（1974— ），女，天津人，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天津青年职业学院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