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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已进入转型社会，转型就意味着风险，未来5～10年的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责任也在加大。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走？要了解中国现实，必须认清转型与战略这两个关键词。未来30年的改革，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转机制，使中国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使每个人都有温馨感和安全感。
四大挑战
转型意味着风险社会来临。我国风险社会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包括对未来改革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未来5～10年中国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责任也在加大。我国进入转型社会，主要有四大标志，或者说挑战。
第一，政府威信在不断下降。政府公信力下降必定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都面对着严峻考验，需要花更大力气。
第二，部门不负责任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部门、组织、公共机构，以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重，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食品安全事故、拆迁事故等。一旦组织不负责任，社会治理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要抓责任机制。
第三，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等。现在我们研究理由，好多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是顾左右而言他。社会主义又到了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但是学术界基本上是解释派。在很多研究实验里，把中国的现实系统排除在理论思维之外。
第四，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80后、90后的主体意识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强得多。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表征。可是，很多人认为，出现不一致会把社会搞乱。古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说和谐，就是承认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能出现和谐。主体意识的强大，总体来说是好事，但同时也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
中国进入转型社会的这四个标志，每个都是要做的大工程。这要求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研究下一步的改革路径。“十八大”和今年全国的一些主要观点，都试图在理论上解决这些理由。比如，从1982年至今，我国已进行七次政府机构改革，只有这次把职转型社会的理由与挑战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能转变放在了标题里，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事实上，职能转变要重点解决机构内部绩效机制、责任机制、奖惩机制的建立理由，使政府机构内部的运转机制符合现实需要，符合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这一状况。
五大理由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五大颠覆性理由。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我国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即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2010年一个调查显示，我们的财富分配变成了“一九开”。
第二，三农理由日益突出。我国在抓城镇化，大批农民进城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财政成本都很高。三农理由搞不好，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
第三，腐败理由趋于恶化。现在的反浪费也好，改作风也罢，都是治标不是治本。我认为，先治标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疗，这是正确的。可怎么止血呢？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向常委学习，公开家庭信息，主要就是三样：有几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不要光把党章、社会价值挂在口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新一届领导上任后，首先转变作风，抑制公款吃喝，已经初见成效。
第四，就业理由非常严重。我国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近800万职业院校毕业生，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500万。按照我国每年8%～10%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是900万～1200万，每年几乎有一半的人不能就业。要直面这些理由，采取解决措施。
第五，社会信任出现危机。有人说，啥都靠不住，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丈夫靠不住。这话恐怕太邪乎，但不少人却在理论上认同它。还有毒牛奶、地沟油等，诸如此类，已经形成了一条相互伤害的链条。
战略管理
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乃至个人，什么都可以失败，但战略不能失败。战略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
前苏共一个政治局委员2008年出版《苏共失败的教训》一书，书中提出苏共是战略性失败。长期以来，苏共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百姓开始相信你，因为你带他们闹革命、反剥削、要公平。可是，之后作为公仆的你，住好房、坐好车，老百姓生活却比你差很远。久而久之，苏共失去了百姓信任。这导致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局面，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2000万党员时一晚上垮台。
可见，执政的合理性，应该是其价值理念与制度实践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护。
战略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很多人认为，战略是国家领导人的事，离我们很远。事实上，战略决策决定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乃至前途。
每个人都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好多事情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实际上离我们很近，战略是事关群体里所有人的理由。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动员全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管理阶层、政府阶层、干部党员，人人都要负起责任。
改革路径
未来5～10年，乃至未来30年，中国从哪些方面切入来规划改革大局呢？我觉得，中国未来发展面对四个重大战略转变。
第一，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转变。中国改革的重点要转移，要健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权力结构。过去30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体制性改革。中国没有解决的体制性理由是政治行政体制，要以公正为中心，重构中国改革话语。要实现社会公正，权力配置是关键，而在权力配置中，人民群众必须占主导地位。
第二，尽快完成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现代性是一个结果。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观点，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初级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利益比较一致，改革容易达成共识。到了人均GDP4000～6000美元，就进入中等现代化阶段，利益出现分化，改革难以达成共识，这一阶段又被称为发展陷阱。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十二五”期间能不能跳出发展陷阱不得而知。中国有三种前景：越过陷阱，进入一个稳定性的、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掉入陷阱；社会崩溃。倘若社会崩溃，谁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第三，从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未来30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发展转型期，就是要从生产型经济、资源型经济、加工型经济向技术型、环保型、休闲型经济转变。
第四，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到公民协商性权力转变，即实现从官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尊严，就必须按照温家宝曾讲的给老百姓五权，即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幸福社会
未来30年的改革，要从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转机制。人民幸福的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标志。幸福是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体发展的终极目标。
幸福不是一个对象性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概念。幸福是一种持续、稳定的感觉状态，这种感觉状态只能存在于关系中。我们说要建立一个美好、和谐、幸福的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
英国有心理学家研究说，有三种关系决定人的幸福度：家庭关系，决定幸福度的50%；同事关系，占幸福度的25%；朋友关系，占幸福度的25%。
从哲学角度讲，人有三个最基本的规定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偶然性。美国有位哲学家讲过，裹尸袋上没有口袋。在世的时候，我们浑身都是口袋，贪婪的人装、偷、拿，恨不得把这个世界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死了以后什么也带不走，一个口袋也没有。所以要做有作用的事，要与人为善。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提出了中国梦。从幸福的角度讲，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这也是幸福的指向。因此，未来30年的改革，主要是从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转机制，包括良好的人际环境，使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一种温馨感和安全感。
（本文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岭南大讲堂的讲座）
责任编辑：赵涛
四大挑战
转型意味着风险社会来临。我国风险社会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包括对未来改革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强。未来5～10年中国改革举步维艰，政府责任也在加大。我国进入转型社会，主要有四大标志，或者说挑战。
第一，政府威信在不断下降。政府公信力下降必定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都面对着严峻考验，需要花更大力气。
第二，部门不负责任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部门、组织、公共机构，以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重，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食品安全事故、拆迁事故等。一旦组织不负责任，社会治理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要抓责任机制。
第三，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等。现在我们研究理由，好多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是顾左右而言他。社会主义又到了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候，但是学术界基本上是解释派。在很多研究实验里，把中国的现实系统排除在理论思维之外。
第四，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80后、90后的主体意识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强得多。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表征。可是，很多人认为，出现不一致会把社会搞乱。古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说和谐，就是承认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能出现和谐。主体意识的强大，总体来说是好事，但同时也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
中国进入转型社会的这四个标志，每个都是要做的大工程。这要求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研究下一步的改革路径。“十八大”和今年全国的一些主要观点，都试图在理论上解决这些理由。比如，从1982年至今，我国已进行七次政府机构改革，只有这次把职转型社会的理由与挑战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能转变放在了标题里，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事实上，职能转变要重点解决机构内部绩效机制、责任机制、奖惩机制的建立理由，使政府机构内部的运转机制符合现实需要，符合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这一状况。
五大理由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五大颠覆性理由。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我国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即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2010年一个调查显示，我们的财富分配变成了“一九开”。
第二，三农理由日益突出。我国在抓城镇化，大批农民进城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财政成本都很高。三农理由搞不好，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
第三，腐败理由趋于恶化。现在的反浪费也好，改作风也罢，都是治标不是治本。我认为，先治标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疗，这是正确的。可怎么止血呢？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向常委学习，公开家庭信息，主要就是三样：有几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不要光把党章、社会价值挂在口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新一届领导上任后，首先转变作风，抑制公款吃喝，已经初见成效。
第四，就业理由非常严重。我国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近800万职业院校毕业生，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500万。按照我国每年8%～10%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是900万～1200万，每年几乎有一半的人不能就业。要直面这些理由，采取解决措施。
第五，社会信任出现危机。有人说，啥都靠不住，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丈夫靠不住。这话恐怕太邪乎，但不少人却在理论上认同它。还有毒牛奶、地沟油等，诸如此类，已经形成了一条相互伤害的链条。
战略管理
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乃至个人，什么都可以失败，但战略不能失败。战略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
前苏共一个政治局委员2008年出版《苏共失败的教训》一书，书中提出苏共是战略性失败。长期以来，苏共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百姓开始相信你，因为你带他们闹革命、反剥削、要公平。可是，之后作为公仆的你，住好房、坐好车，老百姓生活却比你差很远。久而久之，苏共失去了百姓信任。这导致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局面，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2000万党员时一晚上垮台。
可见，执政的合理性，应该是其价值理念与制度实践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护。
战略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很多人认为，战略是国家领导人的事，离我们很远。事实上，战略决策决定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乃至前途。
每个人都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好多事情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实际上离我们很近，战略是事关群体里所有人的理由。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动员全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管理阶层、政府阶层、干部党员，人人都要负起责任。
改革路径
未来5～10年，乃至未来30年，中国从哪些方面切入来规划改革大局呢？我觉得，中国未来发展面对四个重大战略转变。
第一，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转变。中国改革的重点要转移，要健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权力结构。过去30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体制性改革。中国没有解决的体制性理由是政治行政体制，要以公正为中心，重构中国改革话语。要实现社会公正，权力配置是关键，而在权力配置中，人民群众必须占主导地位。
第二，尽快完成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现代性是一个结果。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观点，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初级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利益比较一致，改革容易达成共识。到了人均GDP4000～6000美元，就进入中等现代化阶段，利益出现分化，改革难以达成共识，这一阶段又被称为发展陷阱。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十二五”期间能不能跳出发展陷阱不得而知。中国有三种前景：越过陷阱，进入一个稳定性的、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掉入陷阱；社会崩溃。倘若社会崩溃，谁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第三，从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未来30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发展转型期，就是要从生产型经济、资源型经济、加工型经济向技术型、环保型、休闲型经济转变。
第四，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到公民协商性权力转变，即实现从官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要实现每个个体的尊严，就必须按照温家宝曾讲的给老百姓五权，即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幸福社会
未来30年的改革，要从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转机制。人民幸福的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标志。幸福是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体发展的终极目标。
幸福不是一个对象性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概念。幸福是一种持续、稳定的感觉状态，这种感觉状态只能存在于关系中。我们说要建立一个美好、和谐、幸福的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
英国有心理学家研究说，有三种关系决定人的幸福度：家庭关系，决定幸福度的50%；同事关系，占幸福度的25%；朋友关系，占幸福度的25%。
从哲学角度讲，人有三个最基本的规定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偶然性。美国有位哲学家讲过，裹尸袋上没有口袋。在世的时候，我们浑身都是口袋，贪婪的人装、偷、拿，恨不得把这个世界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死了以后什么也带不走，一个口袋也没有。所以要做有作用的事，要与人为善。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提出了中国梦。从幸福的角度讲，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这也是幸福的指向。因此，未来30年的改革，主要是从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转机制，包括良好的人际环境，使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一种温馨感和安全感。
（本文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岭南大讲堂的讲座）
责任编辑：赵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