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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和资本的罗网和历史的重负下，艺术还能有何作为？每个生命从个体角度都有激发、生长的过程，无奈放置在大文化的背景下，个体的作为都潜伏着宿命的阴影。国际化这个宿梦通过时间的积累会被年轻一代轻松实现。流利的英语、国外教育、理由意识、国际视野等向京和年轻艺术家聊天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如需论文查抄袭率.这些条件检测以时日都能实现；但是否能获得平等的对话空间，构建新的文化格局，不知还要几代人的努力。从各方面讲，热爱深思，动手能力强的刘辛夷是个值得期待的年轻人，对于中西文化背景和全球化种种议题的浓厚兴趣，特别的幽默感和举重若轻的视角选择，都让人印象深刻。难得的是，刘辛夷写得一手好文章，理论基础在创作者里也很突出，他总让我想起一个语义早已发生扭曲的词——“精英”。
向：全球化是个时髦话题，但在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对这个话题的认识也不是静止的，你怎么看待全球化中文化领域里作用的可能性？
刘：全球化的真身是个西方资本集团在冷战之后提出的全球战略，意在制约贸易流向和经济格局。人家很熟练地通过话语将全球化包装成一个让利机制，另一边通过设置世界银行，IMF，WTO等俱乐部让发展中国家在门口排队。其设计初衷是通过资本全球化最高效的资源配置获得最大的利润。是一次大战前经典的资本盛宴的逻辑翻版。
至于中国的角色在西方媒体上一直争议不断，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做庄国境内的全球化参与，这种组织结构给西方设计的游戏规则带来很烦，直到金融危机前后才发现低估了中国的体量带来的变数，不得不接受中国有了影响规则设定的权力。因而这些年所有的讨论其实只是想知道这种情况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
其实想象一下，要是没有名为全球化这回事，各地域的人一样发展贸易往来，文化和技术也一样会得到传播互通。但不得不说全球化大大加速了这些进程。如果把19世纪到今天的历史都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会发现中国社会比预想中更快地得到了现代化，也比想象中更快地失去了自己的文明节奏。讽刺的是，欧美的情况则正相反。唯一相同的地方是都只想得到现代化的好处，不愿接受相伴而来的代价。
政治经济力量对比迟早会关联到文化的话语权。可以预见西方的综合影响力会从历史高位有一定下滑。中国必定会有一定提升。媒体、投资实践和科研实力常常被人忽略为文化力量的贡献者，只要看一看互联网产业革新我们认知的频率，就知道事实上这已经成为现实。
向：政治一直是你感兴趣的议题，这和你到英国读书的经历有关吗？发现在东西方两个世界生活过的艺术家常常会深思这样的冲突或者说对照，你的观点和早期的艺术家有区别吗？
刘：出国前，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政治一向冷感，但多少也有些交集的片段。05年杭州反日游行的一个集合点就在我的学校附近，出于好奇，我跑去看热闹。但当看到大群激昂的大学生爬上吴山广场背后的山坡用力挥舞红旗以及人群向西湖边一家日料店扔砖头和啤酒瓶时，反感引得我一心只想着如何在心理上和这些人做切割。直到临近出国，在北京的生活才开始让我有些朦胧的政治意识，开始会想个人和国家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留学那会儿可以说是另一个人生的开始，我以最大的热忱去感知那个熟悉又不熟悉的理想环境，但在还没等到新鲜感过去，我就开始连续遇到作为外国人的各类现实理由。最快意识到的是自己的语言能力不足导致的交流上的不平等，原来英语流畅程度会被人关联到智力水平；除了吃的方面，华人乃至亚洲人的社会影响力小得可以被忽略；随后发现人家本国人和欧洲人的集体优越感在各个场合都是可以被默许的；他们的主流媒体在报道的新闻只要涉及中国大陆，都可以高度一致地使用轻挑的口吻而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永远在灌输读者中国不招人待见的他者印象。更终极的想象是，如果西方真如愿实现自己主导的世界大同，今天伦敦、纽约的那种表面上的多元杂糅，实则层阶分明的文化秩序最有可能是那个世界的缩影。
在我待了近一年后，无论是在左翼还是右翼的论述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痕迹被我注意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我发现身边的日韩台湾新加坡印度中南美同学对于这种现实的认可程度却都比我高出许多。这种积累起来的惊讶和不安让我觉得需要做个决定，是继续在自我排解它对我生活的负面影响还是主动去回应些什么？我能有的选项不多，最现成的途径就是把关于政治的情绪和深思作为创作素材。在随后近一年多的课程学习里，尽管在作品上体现的进展让人着急，也没让我放弃这个工作方向，或许是促成这个转变的环境压力始终足够强大。 好在后来我关心的政治也终于从国际身份引发的抗争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制度原理以及欧美社会内部无法调和的阶层矛盾等理由，这个过程也让我和老师同学们开始有更多启发性的讨论。
老一辈出国发展的中国艺术家对我影响很大。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一直很羡慕他们很早就有机会实地体验欧美的文化环境，以及对文化间的冲突性因素进行各自的挖掘和发挥。等我自己真到了英国，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我才慢慢知道，原来前前后后还有很多有才华的中国艺术家曾经奔赴西方国家却因各种不利因素最终无缘于自己的梦想。我们视为榜样的海外军团代表，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以外，后冷战的政治环境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的实践虽说很机智地反利用了身份政治的现成管道，在文化夹缝中艰难地保持了批判性，但他们其实大多数时候仍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客人，在艺术家的名头前面时时刻刻都加着“中国”的前缀，也就自然不会被鼓励去深究西方世界自身的理由，更极少能获得和一流西方艺术家对等的权力——代表全人类探讨现代化的因果得失。在我成长的20年间，获取知识的环境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转变了太多。国际大环境的向善更催使人不能停止寻找实践艺术的缘由并理解艺术工作的局限。
向：你去英国之前就决定会最终回来吗？记得你曾说过，很期待回到国内对中国现实有更切近的观察，那你现在的观察对你的艺术有哪些推动？毕竟，你现在的“身份”和在英国留学时已大不一样。
刘：我是抱着要回来的愿望出去的，出国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求学，再说如今留学生的生活质量不太可能让人留恋。更重要的是，我从没打算放弃回北京的发展可能。这和我在去伦敦前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有些关系。08年上半年我在北京见识到当代艺术背后的经济规模，那会儿当代艺术已经上位到了国内艺术品市场上的固定席位。虽然07以后市场的泡沫被刺破，仍有足够多的人不会轻易放弃好不容易争得的市场环境。我参与过的画廊展览虽然都不算是在核心，也能多少感受到还是有大把潜在的机遇。至于我是早回来，还是晚回来，就是看毕业后伦敦这个地方是否能继续提供给我养料。事实上，我毕业后工作了2年，在还有签证的情况下，决定回国发展的。我肯定算不上很有效率。我好像不能避开耗费很多时间在调整状态上，但这不妨碍我有实现高效低能耗的愿望。可能是更本质的对待工作的态度上，我不能认同把艺术当做手段。我有明确的工作计划，这些年真正持续在执行的计划可能是对自己和环境都长期维持较低的心理期待，调低环境对自己心态的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带动城市就业的考虑，也上马创意产业经济，鼓励文化领域在怎么写作业政策框架下加速产业化，却无暇顾及文化工作者的存活权益，政策缺位很严重。导致讲究效率的公权力和资本在目前的局面下过分强势。不幸的是，当代艺术家群体，特别是年轻艺术家在这些年后越发依赖国家事业单位系统和资本主义提供的发展环境。公家体制和商业规则没有什么理由鼓励平等，同属知识分子的艺术家群体骨子里同时信仰自由主义和均等主义，对机会不公尤为敏感而且脆弱。讽刺的是，看似更了的艺术媒体环境频繁地采用造星模式为自身求存活，不但对改善生态贡献有限，反而影响了年轻的艺术家对这种目前状况的认可。如果艺术家都热衷于践行成功学，至多关心文艺群体的价值，在新自由主义逻辑设置的国际竞技场内，就算人马再多，也只有被人操控的命。
回国是这些年来又一次经历的堪称剧烈的环境变化。我关心的是我是否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以找到主人的感觉，毕竟在外面当了多年的客人，有些习惯需要通过新的生活来革新。比如我在杭州城乡结合部生活了一年多，就城建环境而言，有很多的过渡状态的事物，比如成片的工地，即将废弃城中村，未开通的道路，新的小餐馆，不断换新面孔的快递员。除此之外，还有前所未有的频率工作旅行，频繁入住各种快捷酒店。对我来说，从一个一切都过于固定而缺少可能性的环境到了一个除了家人，几乎什么都在不停变化的时空中，真的很难描述清楚我是回到了过去，还是快进到了未来。这种生活体验可能让我更加热衷于在政治题材的创作中展现想象力的穿越，把不同背景，不同逻辑的信息拆散再组合，促成非常规思维条件下的意外反应。或许是我的感兴趣的政治话题里有关系到西方困境的比重比较大，在国内的环境里深思和创作，等于又一次获得一个距离。
向：和纽约、伦敦这样向京和年轻艺术家聊天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的城市相似，北京是个文化生态非常多样的地方，除了存活需要，艺术家的定居点选择对于你的深思重要吗？
刘：北京在搬除了大部分工业设施后，基本上是个消费城市，已经很接近发达国家首都的感觉，在城市生活上做到不落伍已经不难，但要做的更加时髦还有困难。因为外来人口实在太多，文化的包容度很高，但同时不同人群的隔阂也比较明显。她的政治地位，人口规模和未完成的形态在一直还在鼓励各行各业的梦想家，但也不妨碍这座城市理所当然地奚落社会弱势。大多数情况下，大城市往往先定义了她的艺术家，而艺术家很难反过来给大城市定调。艺术家似乎是表现得最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但实际情况却很在意集体是不是能够保护自己。对艺术家而言，一方面得益于资本带来的密集机会和国内最成熟的行业体系和配套，另一方面，又必须忍受大陆城市排名第一的综合成本。环境特点决定了人的深思轨迹和方向，艺术家更需要反过来深思自己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些什么。和纽约、伦敦一样，这是个矛盾重重、五味杂陈的城市，只能说具备了催生当代艺术的绝大多数条件。
向：你有焦虑感吗？
刘：必定有啊。不过新鲜的思维可以帮助消化掉相当一部分焦虑。事实上，是不是艺术家并不意味着自动就能拥有豁达和洞见，而许多看起来一点儿都没艺术范的劳动者却不见得没有这种思维能力。因而我时刻都在想方设法的把焦虑化解成葡萄糖。
向：全球化是个时髦话题，但在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对这个话题的认识也不是静止的，你怎么看待全球化中文化领域里作用的可能性？
刘：全球化的真身是个西方资本集团在冷战之后提出的全球战略，意在制约贸易流向和经济格局。人家很熟练地通过话语将全球化包装成一个让利机制，另一边通过设置世界银行，IMF，WTO等俱乐部让发展中国家在门口排队。其设计初衷是通过资本全球化最高效的资源配置获得最大的利润。是一次大战前经典的资本盛宴的逻辑翻版。
至于中国的角色在西方媒体上一直争议不断，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做庄国境内的全球化参与，这种组织结构给西方设计的游戏规则带来很烦，直到金融危机前后才发现低估了中国的体量带来的变数，不得不接受中国有了影响规则设定的权力。因而这些年所有的讨论其实只是想知道这种情况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
其实想象一下，要是没有名为全球化这回事，各地域的人一样发展贸易往来，文化和技术也一样会得到传播互通。但不得不说全球化大大加速了这些进程。如果把19世纪到今天的历史都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会发现中国社会比预想中更快地得到了现代化，也比想象中更快地失去了自己的文明节奏。讽刺的是，欧美的情况则正相反。唯一相同的地方是都只想得到现代化的好处，不愿接受相伴而来的代价。
政治经济力量对比迟早会关联到文化的话语权。可以预见西方的综合影响力会从历史高位有一定下滑。中国必定会有一定提升。媒体、投资实践和科研实力常常被人忽略为文化力量的贡献者，只要看一看互联网产业革新我们认知的频率，就知道事实上这已经成为现实。
向：政治一直是你感兴趣的议题，这和你到英国读书的经历有关吗？发现在东西方两个世界生活过的艺术家常常会深思这样的冲突或者说对照，你的观点和早期的艺术家有区别吗？
刘：出国前，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政治一向冷感，但多少也有些交集的片段。05年杭州反日游行的一个集合点就在我的学校附近，出于好奇，我跑去看热闹。但当看到大群激昂的大学生爬上吴山广场背后的山坡用力挥舞红旗以及人群向西湖边一家日料店扔砖头和啤酒瓶时，反感引得我一心只想着如何在心理上和这些人做切割。直到临近出国，在北京的生活才开始让我有些朦胧的政治意识，开始会想个人和国家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留学那会儿可以说是另一个人生的开始，我以最大的热忱去感知那个熟悉又不熟悉的理想环境，但在还没等到新鲜感过去，我就开始连续遇到作为外国人的各类现实理由。最快意识到的是自己的语言能力不足导致的交流上的不平等，原来英语流畅程度会被人关联到智力水平；除了吃的方面，华人乃至亚洲人的社会影响力小得可以被忽略；随后发现人家本国人和欧洲人的集体优越感在各个场合都是可以被默许的；他们的主流媒体在报道的新闻只要涉及中国大陆，都可以高度一致地使用轻挑的口吻而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永远在灌输读者中国不招人待见的他者印象。更终极的想象是，如果西方真如愿实现自己主导的世界大同，今天伦敦、纽约的那种表面上的多元杂糅，实则层阶分明的文化秩序最有可能是那个世界的缩影。
在我待了近一年后，无论是在左翼还是右翼的论述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痕迹被我注意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我发现身边的日韩台湾新加坡印度中南美同学对于这种现实的认可程度却都比我高出许多。这种积累起来的惊讶和不安让我觉得需要做个决定，是继续在自我排解它对我生活的负面影响还是主动去回应些什么？我能有的选项不多，最现成的途径就是把关于政治的情绪和深思作为创作素材。在随后近一年多的课程学习里，尽管在作品上体现的进展让人着急，也没让我放弃这个工作方向，或许是促成这个转变的环境压力始终足够强大。 好在后来我关心的政治也终于从国际身份引发的抗争逐渐转移到资本主义制度原理以及欧美社会内部无法调和的阶层矛盾等理由，这个过程也让我和老师同学们开始有更多启发性的讨论。
老一辈出国发展的中国艺术家对我影响很大。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一直很羡慕他们很早就有机会实地体验欧美的文化环境，以及对文化间的冲突性因素进行各自的挖掘和发挥。等我自己真到了英国，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我才慢慢知道，原来前前后后还有很多有才华的中国艺术家曾经奔赴西方国家却因各种不利因素最终无缘于自己的梦想。我们视为榜样的海外军团代表，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以外，后冷战的政治环境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的实践虽说很机智地反利用了身份政治的现成管道，在文化夹缝中艰难地保持了批判性，但他们其实大多数时候仍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客人，在艺术家的名头前面时时刻刻都加着“中国”的前缀，也就自然不会被鼓励去深究西方世界自身的理由，更极少能获得和一流西方艺术家对等的权力——代表全人类探讨现代化的因果得失。在我成长的20年间，获取知识的环境和政治经济格局已经转变了太多。国际大环境的向善更催使人不能停止寻找实践艺术的缘由并理解艺术工作的局限。
向：你去英国之前就决定会最终回来吗？记得你曾说过，很期待回到国内对中国现实有更切近的观察，那你现在的观察对你的艺术有哪些推动？毕竟，你现在的“身份”和在英国留学时已大不一样。
刘：我是抱着要回来的愿望出去的，出国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求学，再说如今留学生的生活质量不太可能让人留恋。更重要的是，我从没打算放弃回北京的发展可能。这和我在去伦敦前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有些关系。08年上半年我在北京见识到当代艺术背后的经济规模，那会儿当代艺术已经上位到了国内艺术品市场上的固定席位。虽然07以后市场的泡沫被刺破，仍有足够多的人不会轻易放弃好不容易争得的市场环境。我参与过的画廊展览虽然都不算是在核心，也能多少感受到还是有大把潜在的机遇。至于我是早回来，还是晚回来，就是看毕业后伦敦这个地方是否能继续提供给我养料。事实上，我毕业后工作了2年，在还有签证的情况下，决定回国发展的。我肯定算不上很有效率。我好像不能避开耗费很多时间在调整状态上，但这不妨碍我有实现高效低能耗的愿望。可能是更本质的对待工作的态度上，我不能认同把艺术当做手段。我有明确的工作计划，这些年真正持续在执行的计划可能是对自己和环境都长期维持较低的心理期待，调低环境对自己心态的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带动城市就业的考虑，也上马创意产业经济，鼓励文化领域在怎么写作业政策框架下加速产业化，却无暇顾及文化工作者的存活权益，政策缺位很严重。导致讲究效率的公权力和资本在目前的局面下过分强势。不幸的是，当代艺术家群体，特别是年轻艺术家在这些年后越发依赖国家事业单位系统和资本主义提供的发展环境。公家体制和商业规则没有什么理由鼓励平等，同属知识分子的艺术家群体骨子里同时信仰自由主义和均等主义，对机会不公尤为敏感而且脆弱。讽刺的是，看似更了的艺术媒体环境频繁地采用造星模式为自身求存活，不但对改善生态贡献有限，反而影响了年轻的艺术家对这种目前状况的认可。如果艺术家都热衷于践行成功学，至多关心文艺群体的价值，在新自由主义逻辑设置的国际竞技场内，就算人马再多，也只有被人操控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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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纽约、伦敦这样向京和年轻艺术家聊天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的城市相似，北京是个文化生态非常多样的地方，除了存活需要，艺术家的定居点选择对于你的深思重要吗？
刘：北京在搬除了大部分工业设施后，基本上是个消费城市，已经很接近发达国家首都的感觉，在城市生活上做到不落伍已经不难，但要做的更加时髦还有困难。因为外来人口实在太多，文化的包容度很高，但同时不同人群的隔阂也比较明显。她的政治地位，人口规模和未完成的形态在一直还在鼓励各行各业的梦想家，但也不妨碍这座城市理所当然地奚落社会弱势。大多数情况下，大城市往往先定义了她的艺术家，而艺术家很难反过来给大城市定调。艺术家似乎是表现得最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但实际情况却很在意集体是不是能够保护自己。对艺术家而言，一方面得益于资本带来的密集机会和国内最成熟的行业体系和配套，另一方面，又必须忍受大陆城市排名第一的综合成本。环境特点决定了人的深思轨迹和方向，艺术家更需要反过来深思自己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些什么。和纽约、伦敦一样，这是个矛盾重重、五味杂陈的城市，只能说具备了催生当代艺术的绝大多数条件。
向：你有焦虑感吗？
刘：必定有啊。不过新鲜的思维可以帮助消化掉相当一部分焦虑。事实上，是不是艺术家并不意味着自动就能拥有豁达和洞见，而许多看起来一点儿都没艺术范的劳动者却不见得没有这种思维能力。因而我时刻都在想方设法的把焦虑化解成葡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