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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3-02
作者简介：余泳泽，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编号：09JZD001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以及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资助。
摘要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检测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检测设命题。
关键词激励约束机制；节能减排效率；门槛效应
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93-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4
《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取得的成果，对所有国家分别提出了强制性和道义性的减排要求。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11年GDP已经达到了7.3万亿美元，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显示，我国经济预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1］，我国正在经历一个资源消耗和单位GDP能耗的“爬坡”过程。所以，我国的节能减排水平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但是，分析显示，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所处的位置，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问题。
对于解决好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回答好以下两个核心问题： 首先，节能减排必然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么？其次，节能减排的方法应如何把握？一般来讲，技术进步（技术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结构效应）等是节能减排的根本方法。那么，我们关心的是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发挥的“门槛特征”是什么？即：人均GDP达到什么程度时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才能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考察我国政府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节能减排投资，对节能减排进行奖励与对环境污染进行惩罚相结合的办法）是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否也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上述两个方面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节能减排的路径选择问题。基于以上两个核心问题，本文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些基本建议。
1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现状
虽然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目前存在的节能减排问题是我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式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是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和外向型经济的结果，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表现形式来看，我国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艰难“爬坡”阶段，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对“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想通过行政等手段实施节能减排只会牺牲经济增长［2］。我们看到2010年在全国出现的“拉闸限电”制造“节能减排”数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此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采取了逐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下，出现了“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不断向我国转移，而我国制造的产品却在国外进行消费，这种变相的高能高排“输入”，使得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不仅来自自身的内在压力，还受到了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外在压力。
余泳泽等：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其次，由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又会产生独特的政府行为，即所谓“促发展的政府”。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实施的GDP数据“锦标赛”代替了以制度变迁和全民福利水平提升为内涵的改革，让我们在增长的狂欢中陷入迷茫。地方政府那种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3］。加上我国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实行了有限任期制度和鼓励异地交流的惯例，而过于依赖GDP作为相对绩效的考评指标，势必造成地方政府GDP与节能减排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着重短期经济效益明显的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这给节能减排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最后，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我们认为的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存在的悖论并没有得到验证，尤其是2006年以来，在政府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反而加速。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已经在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寻得了平衡。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政府在煤炭、钢铁、水泥、电力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广泛实行了企业兼并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这与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大项目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目标高度契合，这种政策的实施从宏观上有利于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加速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效应。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看，政府采取的“扶大压小”的政策有利于大型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有利于节能减排。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来自大企业竞争的压力和政府政策的压力使其采取了循环经济模式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措施，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污染物排放。上述现象产生的直接结果是，重化工产业没有因为“扶大压小”而放慢增长速度，反而通过“扶大”而扩大了产能，拉动了整体经济加速增长［4］。但是这种重化工业的发挥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实施埋下了隐患。所以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尚需完善，所以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博弈现象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研究检测设与研究方法
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节能减排效率的关系也受到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影响。首先，从规模效应来看，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其次，从技术效应来看，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联。当经济处于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内生增长时，技术效应会起到主导作用，提高节能减排效率［5］。最后，从结构效应来看，一般认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第二产业能源消耗水平依次递增，同时产业内部不同行业能源效率也不尽相同。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工业与怎么写作业以及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是影响节能减排效率的主要因素。
作者简介：余泳泽，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编号：09JZD001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以及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资助。
摘要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检测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检测设命题。
关键词激励约束机制；节能减排效率；门槛效应
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93-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4
《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取得的成果，对所有国家分别提出了强制性和道义性的减排要求。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11年GDP已经达到了7.3万亿美元，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显示，我国经济预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1］，我国正在经历一个资源消耗和单位GDP能耗的“爬坡”过程。所以，我国的节能减排水平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但是，分析显示，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所处的位置，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问题。
对于解决好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回答好以下两个核心问题： 首先，节能减排必然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么？其次，节能减排的方法应如何把握？一般来讲，技术进步（技术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结构效应）等是节能减排的根本方法。那么，我们关心的是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发挥的“门槛特征”是什么？即：人均GDP达到什么程度时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才能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考察我国政府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节能减排投资，对节能减排进行奖励与对环境污染进行惩罚相结合的办法）是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否也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上述两个方面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节能减排的路径选择问题。基于以上两个核心问题，本文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些基本建议。
1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现状
虽然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目前存在的节能减排问题是我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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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节能减排问题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是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和外向型经济的结果，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表现形式来看，我国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艰难“爬坡”阶段，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对“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想通过行政等手段实施节能减排只会牺牲经济增长［2］。我们看到2010年在全国出现的“拉闸限电”制造“节能减排”数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此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采取了逐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下，出现了“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不断向我国转移，而我国制造的产品却在国外进行消费，这种变相的高能高排“输入”，使得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不仅来自自身的内在压力，还受到了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外在压力。
余泳泽等：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其次，由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又会产生独特的政府行为，即所谓“促发展的政府”。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实施的GDP数据“锦标赛”代替了以制度变迁和全民福利水平提升为内涵的改革，让我们在增长的狂欢中陷入迷茫。地方政府那种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3］。加上我国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实行了有限任期制度和鼓励异地交流的惯例，而过于依赖GDP作为相对绩效的考评指标，势必造成地方政府GDP与节能减排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着重短期经济效益明显的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这给节能减排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最后，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我们认为的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存在的悖论并没有得到验证，尤其是2006年以来，在政府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反而加速。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已经在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寻得了平衡。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政府在煤炭、钢铁、水泥、电力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广泛实行了企业兼并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这与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大项目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目标高度契合，这种政策的实施从宏观上有利于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加速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效应。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看，政府采取的“扶大压小”的政策有利于大型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有利于节能减排。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来自大企业竞争的压力和政府政策的压力使其采取了循环经济模式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措施，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污染物排放。上述现象产生的直接结果是，重化工产业没有因为“扶大压小”而放慢增长速度，反而通过“扶大”而扩大了产能，拉动了整体经济加速增长［4］。但是这种重化工业的发挥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实施埋下了隐患。所以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尚需完善，所以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博弈现象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研究检测设与研究方法
2.1研究检测设
借鉴Grosan和Krueger研究思路，本文根据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针对各地区节能减排实施路径，提出了以下两个实证检测设命题：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节能减排效率的关系也受到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影响。首先，从规模效应来看，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其次，从技术效应来看，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联。当经济处于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内生增长时，技术效应会起到主导作用，提高节能减排效率［5］。最后，从结构效应来看，一般认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第二产业能源消耗水平依次递增，同时产业内部不同行业能源效率也不尽相同。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工业与怎么写作业以及工业轻重结构的变化，是影响节能减排效率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