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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高达87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虽然从资产规模上看我国海外投资事业收获不少，但是投资失败率也很高。研究报告指出，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低于50%，而具体到中国则有67%的海外投资不成功，尤其矿产资源等领域的投资，几乎成为失败收购的重灾区。仅2013年前三季度，就有大量大型矿企并购案以失败告终。
“以防为主”应对海外投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利，也让我们认识到海外投资存在着一定风险，要谨慎对待。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出去”，在海外完成投资，并且取得良好的收益，就必须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时刻警惕在海外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对此，国浩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律师王卫东认为，虽然中国企业迎来了迄今为止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防范法律风险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最佳时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有认识不足才能防范风险。第一，对外投资累计规模较低。尽管中国对外出口额在全球出口额中的比例已经跃升至10%，但中国对外投资累计规模却仅为世界外商投资总规模的1%，约为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规模的10%；海外并购的金额只有美国的10%。第二，投资主体单一。国有企业“走出去”是目前我国海外并购的主要特征，但“主权基金”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猜忌。并购发生地对中国企业并购背后的政府行为的质疑和审查，是并购失败率高居不下的重要因素。第三，并购技巧有待改善。国内投行、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相似度检测机构不发达，导致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缺乏技巧。根据有关机构测算，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外并购失败率达到12%，远远超过发达国家2%的比率。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走出去”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据王卫东介绍，中国企业过去仅需承担生产经营风险，而现在却要承担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而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风险，其主要指一个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可能采取的转变其预期投资收益的各种手段，最终体现为对当地法律环境的影响，如任意修改法律、征收征用资产、提高税负、限制利润汇出、限制换汇、限制外来投资等。二是法律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税法、公司法、劳工法、外汇管理法、会计规则及其他与投资项目相关的法律风险。除此之外，东道国法律风险还包括该国法律变更的风险，以及在签署并购协议时出现没有预测到的法律变更，如提高准入要求、加重税负等，影响并购方利益的情况。
针对风险应该如何应对？王卫东表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应当坚持“事前预防、事中制约、事后补救”的原则，并应“以防为主”。首先要对被并购方所在国的外资准入制度、公司法律框架、税务体制、劳动法律制度、环保要求、外汇管制要求等与企业运营和收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做详尽的调研和确认。其次，要对被投资主体或目标资产的法律进行调查。在签署正式投资文件前，应确认未来合作方、被投资主体的法律资质、合规性，目标股权或目标资产是否存在任何瑕疵，完成相应法律尽职调查工作，以此有效避开海外投资的潜在法律风险。第三，要策划、设计交易结构和融资方式。根据国内企业未来着眼点的不同，从合理避税、退出机制等不同角度，分析各种交易结构的利弊，设计不同的交易结构、海外股权框架。同时，针对投资所在国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金融体制的不同，选择并购贷款、股东贷款、当地金融机构贷款以及私募股权基金注资等多种融资方式。
“走出去”的行为模式受法律意识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目前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有加深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态势。事在人为，人的行为受自主意识的支配。法律是规则，“走出去”的行为模式受法律意识的指导。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牛宝源表示，海外投资经营出现法律理由，就是因为欠缺真正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意识与实事求是的工作策略。“如果企业家对国际业务接触较少，在海外发展过程中，一旦不能根据所在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就容易把自己以往在国内认为较为有效的经验运用到国际化经营中，导致不能正视当地的法制环境，形成法律风险。再比如，某公司到国外设厂，按照当地标准作了环评，通过了政府批准。但在真正计算生产成本时，并未认真考虑环境保护成本，导致在实际作业中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本，造成资金缺失，长期无法开工。”
“‘走出去’为的是效益和发展，但核心理由却是法律理由，要具备自己的法律意识。”牛宝源指出，与运作模式、股权结构、法律风险管控、媒体、非政府组织、危机公关相比，我国企业家更习惯重视生产环节，如矿石含量、采掘条件等。“但要在海外经营发展，‘内功’和‘外功’都要硬，这个‘外功’主要表现在法律意识上，其将为制度设计和以后经营铺路。”
（本栏目由“我的律师网”协办）
“以防为主”应对海外投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利，也让我们认识到海外投资存在着一定风险，要谨慎对待。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出去”，在海外完成投资，并且取得良好的收益，就必须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时刻警惕在海外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对此，国浩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律师王卫东认为，虽然中国企业迎来了迄今为止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防范法律风险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最佳时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有认识不足才能防范风险。第一，对外投资累计规模较低。尽管中国对外出口额在全球出口额中的比例已经跃升至10%，但中国对外投资累计规模却仅为世界外商投资总规模的1%，约为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规模的10%；海外并购的金额只有美国的10%。第二，投资主体单一。国有企业“走出去”是目前我国海外并购的主要特征，但“主权基金”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猜忌。并购发生地对中国企业并购背后的政府行为的质疑和审查，是并购失败率高居不下的重要因素。第三，并购技巧有待改善。国内投行、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相似度检测机构不发达，导致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缺乏技巧。根据有关机构测算，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外并购失败率达到12%，远远超过发达国家2%的比率。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走出去”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据王卫东介绍，中国企业过去仅需承担生产经营风险，而现在却要承担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而这种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治风险，其主要指一个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可能采取的转变其预期投资收益的各种手段，最终体现为对当地法律环境的影响，如任意修改法律、征收征用资产、提高税负、限制利润汇出、限制换汇、限制外来投资等。二是法律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税法、公司法、劳工法、外汇管理法、会计规则及其他与投资项目相关的法律风险。除此之外，东道国法律风险还包括该国法律变更的风险，以及在签署并购协议时出现没有预测到的法律变更，如提高准入要求、加重税负等，影响并购方利益的情况。
针对风险应该如何应对？王卫东表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的防范应当坚持“事前预防、事中制约、事后补救”的原则，并应“以防为主”。首先要对被并购方所在国的外资准入制度、公司法律框架、税务体制、劳动法律制度、环保要求、外汇管制要求等与企业运营和收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做详尽的调研和确认。其次，要对被投资主体或目标资产的法律进行调查。在签署正式投资文件前，应确认未来合作方、被投资主体的法律资质、合规性，目标股权或目标资产是否存在任何瑕疵，完成相应法律尽职调查工作，以此有效避开海外投资的潜在法律风险。第三，要策划、设计交易结构和融资方式。根据国内企业未来着眼点的不同，从合理避税、退出机制等不同角度，分析各种交易结构的利弊，设计不同的交易结构、海外股权框架。同时，针对投资所在国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金融体制的不同，选择并购贷款、股东贷款、当地金融机构贷款以及私募股权基金注资等多种融资方式。
“走出去”的行为模式受法律意识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目前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有加深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态势。事在人为，人的行为受自主意识的支配。法律是规则，“走出去”的行为模式受法律意识的指导。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牛宝源表示，海外投资经营出现法律理由，就是因为欠缺真正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意识与实事求是的工作策略。“如果企业家对国际业务接触较少，在海外发展过程中，一旦不能根据所在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就容易把自己以往在国内认为较为有效的经验运用到国际化经营中，导致不能正视当地的法制环境，形成法律风险。再比如，某公司到国外设厂，按照当地标准作了环评，通过了政府批准。但在真正计算生产成本时，并未认真考虑环境保护成本，导致在实际作业中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本，造成资金缺失，长期无法开工。”
“‘走出去’为的是效益和发展，但核心理由却是法律理由，要具备自己的法律意识。”牛宝源指出，与运作模式、股权结构、法律风险管控、媒体、非政府组织、危机公关相比，我国企业家更习惯重视生产环节，如矿石含量、采掘条件等。“但要在海外经营发展，‘内功’和‘外功’都要硬，这个‘外功’主要表现在法律意识上，其将为制度设计和以后经营铺路。”
（本栏目由“我的律师网”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