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胡景任“临时”军委书记考析

[摘要]武胡景是上世纪30年代党内被错杀的任职最高的领导干部，也是获得平反昭雪公开宣传最晚的革命烈士。长期以来，直到1984年前，包括党史、军史工作者在内，人们并不知晓他是1932年“临时”的军委书记，甚至不知道党史上有这个重要人物。笔者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从事党史教学，1979年开始整理编撰《中国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初稿，1981年7月在最早稿内收入“临时”“军事部部长李富春（1931年6月）”，其后“部长吴何锦（1932年1月）”。从此，逐步解开了武胡景烈士长期鲜为人知之谜。
[关键词]武胡景；“临时”军委书记；考析
[]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09-0019-03

一、“临时”军委书记究竟是谁长期是个谜

（一）对于1931年1月党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党史界并无异议。9月成立“临时”后，周恩来已决定赴苏区，那么“临时”的军委书记是谁，公开出版的党史书刊或回忆录等并没人谈及。笔者最早从1954年编印的《党史资料》第一期（发地委以上干部）中看到，李富春简历内写曾任“临时军事部部长”。1980年传抄的《向忠发供词》内写有“军委负责人李福春”。考虑到1954年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均在北京，似能看到《党史资料》，未见有人提出异议，加上党史界认为《向忠发供词》是真的，据此，笔者在1983年定稿的《中国组织史资料——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初稿）书内，写入“临时”，军事部写作技巧部长李富春（1931年6月）。同1981年9月我在最早初稿表述不同，我用了“写作技巧”部长，主要因为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周恩来虽然转入隐蔽，但仍分管军事工作，应仍任军委书记。但删去了“部长吴何锦（1932年1月）”。主要认为史料不充分，没有把握。
（二）称“‘临时’军事部部长吴何锦”的依据。查见台湾王建民著《中国史稿》第二编第十三章，引自1931年国民党调查科印《分崩离折之》称：“至民二十九月陈绍禹赴俄，周恩来入苏区，再改组，如下：总书记（兼常委）：秦邦宪；常委：张闻天、赵容、王云程、廖成云（陈云）。各部部长：组织——李竹声，宣传——张闻天，职工——赵容（康生、旋亦赴俄），军事——吴何锦。”当时进行核对认为所讲其他人去向与任职均准确，对吴何锦讲法应亦可信。但当时遍查国内出版、流传资料，均没发现提到“吴何锦”，且不知“吴何锦”真名究竟是谁，因此在出书时将其删除。即在1984年前，笔者并不知道武胡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军事部部长）。

二、进行军委组织演变专题调研时的新发现

1983年8月中，军委下发文件，经军委批准进行党史资料七个专题调研。第五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委和中革军委组织演变情况”指定由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完成，后勤学院指定由我负责进行研究。随后，我持院政委亲批的介绍信到组织部、档案馆查阅曾在军委机关任职的高级干部档案的简历，收集核对史实。1984年3月，我编撰的《中国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初稿）由红旗出版社印出并在内部发行。时任总书记见书后作了批示，随后，乔石批示“请档案馆给予协助”，我得以入档案馆查阅历史文献。同年冬，我从档案馆保存的柯庆施档案和组织部保管的王世英自传内发现了关于“吴福晋”、“武胡进”、“武和进”的任职工作记载。
（一）柯庆施对“吴福晋”、“武胡进”的记述。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结合审查干部，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当时叫柯庆史）被作为重点接受查审，他几次讲到吴福晋。①1940年12月1日他亲笔写的《自传》内称，“一九三二年初，上海一月二十八日抗战时，我被调到军委工作。时在军委有吴福晋（是从满洲调来的，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奸细）。”②1943年10月18日他在《几件历史事实的补充材料》中写道：“我调到军委工作的时候，当时军委的负责人是吴福晋。他刚从满洲调回上海的。一共在军委工作的除吴和我以外，还有一个陕西人×××及一个老赵。王世英同志的老婆曾经在军委住过机关。陕西×××是保管材料的，他夫妻二人同住一个三层楼上（法租界）。他后来被捕了，吴福晋老婆发现他被捕了，后情不知道”。“吴福晋始终留在上海，当我一九三四年回到上海时，首先来找我的是他，以后同他见过几次。那时我知道他在特科工作。因为我去上海后，局要我做友军工作，开始是决定属于特科的，以后才改变的。我同吴福晋共同工作前后将一年……这个人据说有问题，在苏联被捕了。（后来有一次不知同王明谈什么谈到吴，我曾问过王明，吴福晋究竟如何？他说吴在新疆，吴究竟如何我不知道。）我过去是从没有感到他有什么可疑的，他对我也没有任何反对党的表示。”（此材料上有刘少奇铅笔写“毛、康、周阅後交若飞。”）③他在“关于一九三四年到上海工作及离开上海的经过”中写道，“我大约是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赴上海。到上海首先同我接头的是吴福晋，他说要我做军事工作，并交了山东王××的关系给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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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是归吴福晋领导。不久李竹声来谈了一次。李来后不久，吴福晋来告我说李已被捕，要我搬家。后吴介绍黄文杰同我接头”。④1943年7月23日他在大会上坦白时讲，“一九三四年三四月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光景，武来告诉我说李已经被捕。（以后到了一个姓王的我同他二人一起工作），武胡进来介绍黄文杰与我接头。”柯庆施明确讲了“吴福晋”又名“武胡进”。
（二）王世英对“吴福晋”、“武和劲”的记述。①1943年七八月他写的材料称，“李果毅（我老婆）说柯在1932年秋冬还在上海军委工作过一个时期。那时果毅正调到军委，柯与吴福晋常去他那里碰头谈工作，前后约有两三个月之久。……李竹声叛变，我们很快得到消息，报告吴福晋。他们还怀疑，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即将全部口供抄来。”②王1954年7月亲笔写的《历史自传》称，（1933年1月）“到上海即直接参加军委情报部工作，代号中兴公司。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向外派遣、接头、编情报供参考。……从此时起，情报部门的工作性质就有了变化，兼管地方工作了。……在这样不断的破坏与发展中，情报部门逐渐改变了他原有的性质，实际上已成为上海党工作领导核心。所有上海及各省市的工作，都集中在局领导之下。据我所知，当时负责者李竹声被捕后，为伍和进、欧阳新、贺昌子广大大杨、刘子华等，经常与他们个别开会见面，当时均不知真实姓名。一九三五年他们已无法存在，送他们到苏联，留下广东大杨、刘子华和我三个人领导。”③另据1956年4月30日王世英亲笔写给武胡景二女武华的信内称：“我同你父亲于一九三三——三五年在上海一起工作，我们是亲密的战友，因工作关系不需要同你妈妈见面，所以未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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