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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曙光先生在其位于北京丰台区方庄的家中，接受了笔者的专访。熟悉张曙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声名卓著却又十分低调的经济学家。当笔者联系采访时，开始他也不肯接受，只是因为多年前他与笔者的一段特殊“机缘”，不好坚辞。不过，这位一向不愿炒作自己的经济学家给笔者提出了这样的写作要求——要把我写成一个常人、一个有缺点和不足的人，而不是一个完人、超人、“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
出身
张曙光1939年9月8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一个普通农家。与很多孩子相比，张曙光的童年是不幸的，两岁时，其父就因病去世，这对于他那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母亲凭着勤劳刚毅，克服家庭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将他养大成人。
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张曙光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在传统社会，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母亲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我们母子身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现在想来，很是惭愧。”
也许是出身贫苦家庭的缘故，张曙光一直保持着朴素的本色，无论是出席各种会议，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总是穿得很简单，从不西装革履打领带。即便是步入老年，他还经常挤公交车和地铁上下班。
凭着勤奋好学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1959年，张曙光顺利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有何炼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说起这三位老师，张曙光兴致浓厚：“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多次听过他的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学术报告今天还历历在目。”
由于遇到了三位好老师，张曙光学习非常用功。1963年，张曙光面对毕业。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学校和老师鼓励他考研，并帮他报了名，给他时间复习准备。结果，他一举考中。和他同年考中而成为他师兄弟的还有杨圣明和李德华。他们的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导师是杨坚白教授，副导师是董辅礽和刘国光教授。
经历十年浩劫
考上研究生后，令张曙光没想到的是，他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经济所搞所谓“四清”，批判孙冶方，张曙光和几个来所不久的年轻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1965年，他又参加周口店农村“四清”；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接着就是十年“”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
在思潮的裹胁下，初期他当过造反派，做过蠢事，犯过错误。张曙光对此有深刻的反思和严格的自责。1967年5月，作为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他曾带人抄过张闻天的家。他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到他家之后，张闻天挺配合。我们把柜子一一打开，一件件清点查看，凡抄走的东西，列了一个清单，我在清单上签了字。记得有一封写给他的亲笔信，就是录有枚乘《七发》那封，他希望不要拿走，我们没有同意。”那天谈及，张曙光表示，此事对张闻天造成很大伤害，并再次向张闻天的在天之灵致歉。
但是，张曙光也曾挨过整。中后期张曙光的经济学之路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他被打成“5·16”反革命，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那是1968年冬，婚后一个月，他离家回京，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半夜，他挨过打，被抓住头发往墙上撞，在反复逼供的情况下，他也承认和交待过自己的所谓“反党罪行”。因为失去了一切自由，音信全无，其夫人整天在担心、屈辱和泪水中度日。后来，他可以给家人写信，但必须经过审查。而在干校劳动改造时，即便在他因病住院做手术（阑尾切除）期间，也有人监视和看管。直到1970年8月，大女儿半岁时，张曙光才被允许回家看望一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女儿。
而当张曙光第二次见到女儿时，已是两年后。那时，他女儿已经满地跑，一见面，竟跟着她的表姐叫他“舅舅”。张曙光说：“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那一刻，心里真不是滋味。切肤之痛，让我深知自由之可贵，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既不是老先生，也非年轻学者
结束后，1977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恢复业务。张曙光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乌家培教授主持下，为人民广播电台写“学习《论十大关系》宣传材料”。他开始做研究工作，是在1979年。那一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1980年，为了推进经济调整，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参加者包括林子力、刘国光、曾启贤、胡瑞梁、田光、肖灼基和张曙光。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为《资本论》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刘国光和张曙光负责第三篇；二是对《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删节，删去三分之二。一方面，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另一方面，在编撰者中除张曙光以外，都是前出道的名家，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经济研究》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专栏，约他就“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于是，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他当成了“老先生”。而借着已经出道的名家之光芒，张曙光在国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得以提升。
在改革开放之前，张曙光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他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曙光开始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而日益增长，于是他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更新知识结构。这虽不能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但也并不那么轻松。
经过近10年的努力，张曙光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策略，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这时，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他的文章，又把他当成一个年轻学者。说到这里，张曙光微微一笑：“其实，我既不是老先生，也不是年轻学者，而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范式转换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并实际完成和实现的人却很少。理由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和需求；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事情，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态度和策略，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轻人和留学者方面，对年轻人和留学生的态度，就成为一个重要理由。有人往往以己之长对别人所短，瞧不起年轻人；有人又感到年轻人咄咄逼人，对自己的名利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者抱残守缺，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搞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或者告老退休，离开学界。
张曙光之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一是他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国外著作，凡读过的著作，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策略一定要搞懂弄通。二是主动与年轻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其中，他与樊纲、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朋友感到不解，曾经问他，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为什么总和年轻人混在一起。每当此时，张曙光总是笑而不答。三是读书和评书。张曙光曾多次表示，自己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得来的。
当时，张曙光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可以说，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
以“不听话”著称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张曙光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重大课题进行的。他曾先后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理由及调整策略”、“2000年的中国”以及“深圳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等多项研究。
他认为，做这些研究工作既是必定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甚至垄断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推动思想解放的作用，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年轻，既有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学习和锻炼。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张曙光开始独挡一面，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张曙光的经济学之路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等。
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自己主持，张曙光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他之所以坚持独立深思，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参加孙尚清带队进行的长江考察，与一位同仁相处甚好，那位同仁写了一篇有关长江开发的文章，主张建设长江三峡大坝，张曙光虽有不同的看法，只是提出了一些理由，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后来，那位同仁提出要和他一起署名。张曙光去信说明自己的观点，要他再考虑考虑，但碍于情面，态度不够坚决，最后文章以二人名义发表。此事令他追悔莫及。通过这件事，张曙光时时提醒自己，学术研究要靠自己动手，不能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加之，他看到一些同仁依靠学生撰文而出现低级错误，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
当然，坚持学术独立谈何容易。为此，他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而且直接顶撞过他的顶头上司，甚至与其进行辩论，因而以“不听话”著称。为此，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时，张曙光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领导始终不给他这个机会。
公有制宏观经济学大纲
1988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换届，赵人伟任所长。那时，乌家培去了国家信息中心，沈立人回了江苏，田江海当了原国家计委投资所所长，剩下张曙光资格最老，理应做宏观室主任。但是，为了留住所里的年轻学者，张曙光主动让贤，提出让杨仲伟当主任，自己做副手。当时，由刘国光挂帅，经济所宏观室申报了一个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名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1989年初，初稿基本完成，参加人员一起讨论修改，张曙光和杨仲伟对初稿不大满意，认为未达到预期目标。所以，他们就去找樊纲商量。当时，樊纲刚从哈佛进修归来，他提出一个设想，做一个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转。张曙光认为这个主意好，于是大家又一起讨论，搞出一个写作提纲。张曙光在讨论会上说，“咱们不要搞论资排辈，谁的贡献大，谁做主编，樊纲的贡献大，樊纲当主编。”由于有不同意见，各人也有各人的安排，于是决定自愿参加。最后就留下了他和樊纲、杨仲伟、张燕生、袁钢明五个人。
在讨论提纲时，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响了。按照《大纲》的逻辑，公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谁知，他们不经意的一个玩笑竟然传到了中国社科院分管经济所的副院长耳朵里，而且，他又是这个项目名义上的负责人。所以，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先是打电话给樊纲的导师，要导师叫樊纲撤出来。樊纲与张曙光商量之后，决定继续做。接着，又找张曙光和杨仲伟去汇报工作，一开口就指责《大纲》是搞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张曙光据理以争，二人你来我往，争论了两个多小时，杨仲伟在旁边打圆场。他指责张曙光无组织无纪律，“为什么不经组织和领导同意，就擅自宣布樊纲做主编”？张曙光回应道，“如果是政治理由，当然要经过组织同意，可这是学术理由，不是政治理由”。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张曙光他们就继续写。
书稿写出来之后，鉴于对本书的贡献，樊纲提出要张曙光做副主笔。他们将书稿送这位副院长审阅。书稿送去一个月之后，樊纲去找这位副院长，问他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要不要作序。他答应作短序。就这样，《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终于在199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二十年天则风雨路1991年，何建章做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契机，唐寿宁和吴滨想创办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唐寿宁回所找到了张曙光、樊纲和盛洪，把这个主意一说，大家一拍即合，都表示同意。张曙光坦言，“当时在单位里，收入不多，而且分配也不合理，同仁们相信自己的知识是有价值的，能够为社会提供怎么写作，也能够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收入”。后来，盛洪又请张曙光的经济学之路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来了茅于轼。1993年7月26日，张曙光、茅于轼、盛洪、樊纲、唐寿宁这五位学者一起，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启动资金为50万元，由大象文化公司筹集。茅于轼任所长，盛洪任理事长，张曙光任学术委员会主席。
自创立20年以来，天则所的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工作有波动，也有起伏；内部有矛盾，也有争论；外部有支持和鼓励，也有压制和限制，但终究坚持了20年，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与包括张曙光在内的天则所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的大力投入和全体员工的努力分不开，张曙光在纪念天则所成立20年的文章和发言中深有感触地说，“我是既有付出，也有收获，因而无怨无悔”。仅就张曙光所负责的学术工作来说，诸如，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至今已经坚持了480多期，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已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还有，天则所从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告，举办一次“宏观中国”论坛，后改成召开一次报告发布会。现在，宏观分析领域已经是群雄蜂起，诸家竞争。张曙光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和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七个案例集。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18集，组织召开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
对于天则所未来如何发展，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张曙光认为，这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对天则理念的坚持和发展战略的选择，同时与内部治理有关。
拒绝做官经商，只做独立学人
2000年以前，张曙光一家曾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架床叠桌，小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女儿曾经开玩笑说，“最大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他夫人也对住房条件不满意，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
张曙光也觉得这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入情入理，毫不过分。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崇尚“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不愿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既不愿，也当不了官。同时，他深知到政府部门以后，就得围绕着领导转，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写文件，写讲话稿，没有了能够自由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因而执意不去。他甚至对夫人说，“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咱们就去”。到现在，在房子理由上，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现有两个小两居，还不在一起，一个做书房，无法充分利用；一个生活用，又拥挤不堪。张曙光说，“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
张曙光之所以不去，也不去经商做企业，还有深一层的理由：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有作用的，但必须采取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而张曙光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想自由思想，自由言说，对任何事物保持一种客观和批判的态度。至于其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能否被和业界接受和采纳，他并不特别在意。
进入古稀之年以后的张曙光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续做宏观经济分析，每年做四个季度分析报告，表达一种独立的分析和民间的声音。他说，这件事从1997年一直做到现在，不坚持下去有点可惜。再者，如果不做，就不会关注，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转状况就隔膜了。
另一件事是，以独立民间作者的身份和立场撰写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史，旨在通过经济所60年的发展与变迁，书写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又通过经济思想史折射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为当世和后人了解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史留下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和一种非的独立视角。为此，从2009年迄今，他已在全国多地访谈百余人，收集和参阅有关书籍五六百本。其中有两章已经先行发表在《领导者》杂志2012年总第45期和48期上。
出身
张曙光1939年9月8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一个普通农家。与很多孩子相比，张曙光的童年是不幸的，两岁时，其父就因病去世，这对于他那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母亲凭着勤劳刚毅，克服家庭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将他养大成人。
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张曙光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在传统社会，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母亲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我们母子身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现在想来，很是惭愧。”
也许是出身贫苦家庭的缘故，张曙光一直保持着朴素的本色，无论是出席各种会议，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总是穿得很简单，从不西装革履打领带。即便是步入老年，他还经常挤公交车和地铁上下班。
凭着勤奋好学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1959年，张曙光顺利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有何炼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说起这三位老师，张曙光兴致浓厚：“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多次听过他的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学术报告今天还历历在目。”
由于遇到了三位好老师，张曙光学习非常用功。1963年，张曙光面对毕业。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学校和老师鼓励他考研，并帮他报了名，给他时间复习准备。结果，他一举考中。和他同年考中而成为他师兄弟的还有杨圣明和李德华。他们的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导师是杨坚白教授，副导师是董辅礽和刘国光教授。
经历十年浩劫
考上研究生后，令张曙光没想到的是，他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经济所搞所谓“四清”，批判孙冶方，张曙光和几个来所不久的年轻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1965年，他又参加周口店农村“四清”；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接着就是十年“”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
在思潮的裹胁下，初期他当过造反派，做过蠢事，犯过错误。张曙光对此有深刻的反思和严格的自责。1967年5月，作为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他曾带人抄过张闻天的家。他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到他家之后，张闻天挺配合。我们把柜子一一打开，一件件清点查看，凡抄走的东西，列了一个清单，我在清单上签了字。记得有一封写给他的亲笔信，就是录有枚乘《七发》那封，他希望不要拿走，我们没有同意。”那天谈及，张曙光表示，此事对张闻天造成很大伤害，并再次向张闻天的在天之灵致歉。
但是，张曙光也曾挨过整。中后期张曙光的经济学之路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他被打成“5·16”反革命，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那是1968年冬，婚后一个月，他离家回京，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半夜，他挨过打，被抓住头发往墙上撞，在反复逼供的情况下，他也承认和交待过自己的所谓“反党罪行”。因为失去了一切自由，音信全无，其夫人整天在担心、屈辱和泪水中度日。后来，他可以给家人写信，但必须经过审查。而在干校劳动改造时，即便在他因病住院做手术（阑尾切除）期间，也有人监视和看管。直到1970年8月，大女儿半岁时，张曙光才被允许回家看望一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女儿。
而当张曙光第二次见到女儿时，已是两年后。那时，他女儿已经满地跑，一见面，竟跟着她的表姐叫他“舅舅”。张曙光说：“自己的亲生女儿竟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那一刻，心里真不是滋味。切肤之痛，让我深知自由之可贵，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既不是老先生，也非年轻学者
结束后，1977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恢复业务。张曙光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乌家培教授主持下，为人民广播电台写“学习《论十大关系》宣传材料”。他开始做研究工作，是在1979年。那一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1980年，为了推进经济调整，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参加者包括林子力、刘国光、曾启贤、胡瑞梁、田光、肖灼基和张曙光。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为《资本论》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刘国光和张曙光负责第三篇；二是对《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删节，删去三分之二。一方面，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另一方面，在编撰者中除张曙光以外，都是前出道的名家，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经济研究》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专栏，约他就“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于是，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他当成了“老先生”。而借着已经出道的名家之光芒，张曙光在国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得以提升。
在改革开放之前，张曙光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他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曙光开始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而日益增长，于是他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更新知识结构。这虽不能说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但也并不那么轻松。
经过近10年的努力，张曙光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策略，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这时，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他的文章，又把他当成一个年轻学者。说到这里，张曙光微微一笑：“其实，我既不是老先生，也不是年轻学者，而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范式转换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并实际完成和实现的人却很少。理由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和需求；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事情，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态度和策略，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轻人和留学者方面，对年轻人和留学生的态度，就成为一个重要理由。有人往往以己之长对别人所短，瞧不起年轻人；有人又感到年轻人咄咄逼人，对自己的名利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者抱残守缺，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搞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或者告老退休，离开学界。
张曙光之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一是他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国外著作，凡读过的著作，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策略一定要搞懂弄通。二是主动与年轻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其中，他与樊纲、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朋友感到不解，曾经问他，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为什么总和年轻人混在一起。每当此时，张曙光总是笑而不答。三是读书和评书。张曙光曾多次表示，自己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得来的。
当时，张曙光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可以说，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
以“不听话”著称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张曙光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重大课题进行的。他曾先后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理由及调整策略”、“2000年的中国”以及“深圳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等多项研究。
他认为，做这些研究工作既是必定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甚至垄断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推动思想解放的作用，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年轻，既有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学习和锻炼。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张曙光开始独挡一面，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张曙光的经济学之路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等。
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自己主持，张曙光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他之所以坚持独立深思，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参加孙尚清带队进行的长江考察，与一位同仁相处甚好，那位同仁写了一篇有关长江开发的文章，主张建设长江三峡大坝，张曙光虽有不同的看法，只是提出了一些理由，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后来，那位同仁提出要和他一起署名。张曙光去信说明自己的观点，要他再考虑考虑，但碍于情面，态度不够坚决，最后文章以二人名义发表。此事令他追悔莫及。通过这件事，张曙光时时提醒自己，学术研究要靠自己动手，不能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加之，他看到一些同仁依靠学生撰文而出现低级错误，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
当然，坚持学术独立谈何容易。为此，他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而且直接顶撞过他的顶头上司，甚至与其进行辩论，因而以“不听话”著称。为此，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时，张曙光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领导始终不给他这个机会。
公有制宏观经济学大纲
1988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换届，赵人伟任所长。那时，乌家培去了国家信息中心，沈立人回了江苏，田江海当了原国家计委投资所所长，剩下张曙光资格最老，理应做宏观室主任。但是，为了留住所里的年轻学者，张曙光主动让贤，提出让杨仲伟当主任，自己做副手。当时，由刘国光挂帅，经济所宏观室申报了一个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名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1989年初，初稿基本完成，参加人员一起讨论修改，张曙光和杨仲伟对初稿不大满意，认为未达到预期目标。所以，他们就去找樊纲商量。当时，樊纲刚从哈佛进修归来，他提出一个设想，做一个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转。张曙光认为这个主意好，于是大家又一起讨论，搞出一个写作提纲。张曙光在讨论会上说，“咱们不要搞论资排辈，谁的贡献大，谁做主编，樊纲的贡献大，樊纲当主编。”由于有不同意见，各人也有各人的安排，于是决定自愿参加。最后就留下了他和樊纲、杨仲伟、张燕生、袁钢明五个人。
在讨论提纲时，有人半开玩笑地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说资本主义的丧钟响了。按照《大纲》的逻辑，公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谁知，他们不经意的一个玩笑竟然传到了中国社科院分管经济所的副院长耳朵里，而且，他又是这个项目名义上的负责人。所以，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先是打电话给樊纲的导师，要导师叫樊纲撤出来。樊纲与张曙光商量之后，决定继续做。接着，又找张曙光和杨仲伟去汇报工作，一开口就指责《大纲》是搞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张曙光据理以争，二人你来我往，争论了两个多小时，杨仲伟在旁边打圆场。他指责张曙光无组织无纪律，“为什么不经组织和领导同意，就擅自宣布樊纲做主编”？张曙光回应道，“如果是政治理由，当然要经过组织同意，可这是学术理由，不是政治理由”。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张曙光他们就继续写。
书稿写出来之后，鉴于对本书的贡献，樊纲提出要张曙光做副主笔。他们将书稿送这位副院长审阅。书稿送去一个月之后，樊纲去找这位副院长，问他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要不要作序。他答应作短序。就这样，《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终于在199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二十年天则风雨路1991年，何建章做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契机，唐寿宁和吴滨想创办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唐寿宁回所找到了张曙光、樊纲和盛洪，把这个主意一说，大家一拍即合，都表示同意。张曙光坦言，“当时在单位里，收入不多，而且分配也不合理，同仁们相信自己的知识是有价值的，能够为社会提供怎么写作，也能够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收入”。后来，盛洪又请张曙光的经济学之路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来了茅于轼。1993年7月26日，张曙光、茅于轼、盛洪、樊纲、唐寿宁这五位学者一起，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启动资金为50万元，由大象文化公司筹集。茅于轼任所长，盛洪任理事长，张曙光任学术委员会主席。
自创立20年以来，天则所的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工作有波动，也有起伏；内部有矛盾，也有争论；外部有支持和鼓励，也有压制和限制，但终究坚持了20年，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与包括张曙光在内的天则所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的大力投入和全体员工的努力分不开，张曙光在纪念天则所成立20年的文章和发言中深有感触地说，“我是既有付出，也有收获，因而无怨无悔”。仅就张曙光所负责的学术工作来说，诸如，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至今已经坚持了480多期，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已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还有，天则所从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告，举办一次“宏观中国”论坛，后改成召开一次报告发布会。现在，宏观分析领域已经是群雄蜂起，诸家竞争。张曙光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和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七个案例集。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18集，组织召开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
对于天则所未来如何发展，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张曙光认为，这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对天则理念的坚持和发展战略的选择，同时与内部治理有关。
拒绝做官经商，只做独立学人
2000年以前，张曙光一家曾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架床叠桌，小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女儿曾经开玩笑说，“最大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他夫人也对住房条件不满意，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
张曙光也觉得这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入情入理，毫不过分。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崇尚“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不愿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既不愿，也当不了官。同时，他深知到政府部门以后，就得围绕着领导转，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写文件，写讲话稿，没有了能够自由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因而执意不去。他甚至对夫人说，“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咱们就去”。到现在，在房子理由上，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现有两个小两居，还不在一起，一个做书房，无法充分利用；一个生活用，又拥挤不堪。张曙光说，“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
张曙光之所以不去，也不去经商做企业，还有深一层的理由：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有作用的，但必须采取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而张曙光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想自由思想，自由言说，对任何事物保持一种客观和批判的态度。至于其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能否被和业界接受和采纳，他并不特别在意。
进入古稀之年以后的张曙光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续做宏观经济分析，每年做四个季度分析报告，表达一种独立的分析和民间的声音。他说，这件事从1997年一直做到现在，不坚持下去有点可惜。再者，如果不做，就不会关注，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转状况就隔膜了。
另一件事是，以独立民间作者的身份和立场撰写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史，旨在通过经济所60年的发展与变迁，书写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又通过经济思想史折射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为当世和后人了解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史留下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和一种非的独立视角。为此，从2009年迄今，他已在全国多地访谈百余人，收集和参阅有关书籍五六百本。其中有两章已经先行发表在《领导者》杂志2012年总第45期和48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