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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屈原性格和政治悲剧

收藏本文 2024-01-12 点赞:4962 浏览:18206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性格决定成败,决定命运。屈原的性格自然也决定着他的政治命运。《离骚》是屈原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表达了他的美政理想,也显示了他的性格特征,突出了他的崇高人格,也演示了他的政治悲剧。本文在充分肯定屈原人格的基础上,对其孤傲、偏执的性格进行剖析,力图论证他“虽九死而犹未悔”却遭受政治悲剧的必定性,并且对其人生陷入“见弃于君,不容于世”的悲苦境地进行了相应的诠释。
关键词:屈原 《离骚》 孤傲 偏执性格 政治悲剧
《离骚》是屈原悲剧命运的逐步展现,深刻显示了屈原的悲剧灵魂。其人赋予其文,其文彰显其人。屈原将痛苦倾注于笔端,通过悲愤之笔,塑造了一位高贵正直、执着理想、好修为常、披香戴芳、餐英饮露、眷恋君主、心忧生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之情。但就是这个道德品质近乎完美、堪称中国社会人格美最高象征的美政家,为什么会满载着自己的与梦想一步步踏上了以死明志的殉道之路呢?从《离骚》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以自身无法克服的孤傲、偏执性格极尽煎熬地活在坚守理想与屈从世俗、远方求仕与留恋故土、苟且偷安与从彭咸所居的冲突与矛盾中,他的性格特质与心理价值取向使他在这三组矛盾中难以调和,也成为他在政治上壮志难酬的性格成因。
屈原的性格特质是“以自我为中心”,强烈关注自我,表现出天生的优越感、极度的自尊感、近乎神化的自信感和高度的完美感,常常沉浸在过度的自我肯定、赞美和陶醉中,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种孤芳自赏、舍我其谁、独一无二的心理价值取向。因而在自身的政治实践中,屈原既不能正确地把握自我,也不能恰当地合宜于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行为自负,没有政治同盟

汉代屈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评论屈原其人。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淮南王刘安论屈原的性格与政治悲剧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的评论并渗入自己的看法,热情赞颂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志洁行廉”。王逸更是怀着对屈原极端景仰、崇敬的心情,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情洁之性,直若砥砺,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楚辞章句序》)班固则一方面肯定屈原之忠,说他“忠诚之情,怀不能己”,“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离骚赞序》)。另一方面也以古贤的处世之道批评他“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间”,认为他“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相较而言,司马迁和王逸的评价得到了人们更多的认同,而班固的评价则遭到了不少指责。
其实,两种观点是从不同角度对屈原做出的认识。司马迁和王逸侧重在对其人格的评价,赞其可与“日月争光”;班固则侧重在对其性格的判断,区分了诗人的屈原与政治家的屈原,认为屈原虽是创作上的“妙才”却非政治上的“明智之器”。笔者认为,班固的评价对于我们解读屈原在政治上屡受“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凄惨遭遇和悲惨命运,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离骚》可见,在性格上,屈原自视甚高。他对自己高贵的出身和贵族的血统相当重视与自负。作品开宗明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为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首先认定了自己的不凡,在生命之初就进行了隆重与完美的渲染。他有着“非世俗之所服”的追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支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配”,他愿和自然界最有色彩、最美丽、最清新,并且不断吐放芬芳的生命紧紧相依,融为一体。他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肮脏败坏:“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世浑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为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唯有自己清白而忠诚、高洁而忠烈,《惜诵》所谓“思君其莫我忠”,《离骚》所谓“伏清白以死直”。除自己之外,其他人仿佛都是世俗庸人、恶草污秽,不仅不能与之同盟反而似乎都在和自己对立。
诚然,在楚国政坛确实存在着像令尹子兰、靳尚那样的奸佞之臣,但又何尝没有与屈原立场相同的有识之士!那些主张联齐抗秦、希望“横成则楚王”的纵横家陈轸,将生死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出来主张绝秦联齐的昭雎,都是这样的人物,而且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最早洞悉秦国欺诈的是陈轸,最先提出合齐的是昭雎,二者均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均是不可多得的国之良才: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原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于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①
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盛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自兵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召子言。②从上述史料记载可知,当秦国派张仪以“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诈骗楚怀
王,意图打破齐楚的合纵外交策略之时,“怀王大悦”
“群臣皆贺”,唯有陈轸高瞻远瞩,精辟论证了此举必将遭致“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的恶果,独吊朝堂;当秦昭王用“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威逼楚怀王来武关赴会之时,“怀王患之”,众楚臣惶恐,以“奈何绝秦之欢心”为由,劝王行,独有昭雎力谏怀王,“王毋行,而发自兵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由此可见,陈轸和昭雎并皆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能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交涉中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及时识破对方的政治阴谋,不为一时的蝇头小利所惑,而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畏强权,有胆有识,勇于提出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真知灼见。只是,屈原体悟不到他们的存在。
试想,如果屈原可以抛开孤傲的自我,容纳他人,与这些和自己有着相同政治主张的人形成统一战线,全力对抗以令尹子兰、靳尚为核心的群小团体,那么他的结局将会是怎样,楚国的未来又将会是怎样?“露才扬己”的自我意识使他不能接受他人,“唯我独醒”的个性体认使他不能很好地融入群体,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也是他政治上难有建树的理由之一。

二、性格偏执,缺乏灵活变通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有知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修养,更要具有准确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强大的驾驭全局能力和圆熟的处事能力。此外,由于政治家所处的地位和肩上的使命使然,他们在政治
实践中往往要根据情况进行特殊处理,以非常之方式
行非常之事。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斡旋能力。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重在一个“变”字,“变”既“变通”,是一种灵活的政治策略,也是一种“不泥于古、不拘于方”“舍小节而取大义”的大智慧。政治是残酷的,在云波诡谲的政坛,若想取得成功,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往往比知识和能力更为重要,唯有深谙此道才能根据时宜,运用刚柔相济的政治策略在复杂的政坛中灵活变通、游刃有余,进而拥有长久的政治生命,以至不被游离于政治之外。
然而,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恰恰又是屈原身上所
不具备的。在他身上,更多的是刚烈深沉的情怀、宁溘死亦不屈的傲岸品格和浪漫飘逸的诗人气质。但这些却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所必备的重要素质。而且当浓厚的文学家特质与上述论断中屈原孤傲的性格相结合时,就衍生出了一种孤高和寡,直白强
悍,不思巧妙转换、灵活变通的偏执性格。这种偏执的性格在潜移默化中成了屈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羁绊,让一种椎心泣血的生命体验摧残着他的内心,直至最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屈原偏执的性格主要表现
在近乎执拗的“忠君—怨君—忠君”的政治模式的反复循环。即不管谁是君王,都毫无保留地忠诚。若忠诚被接受则继续忠诚,若忠诚没有被接受则用“怨艾”的文字倾吐内心的失意情绪和对君王不变的赤子之心。正是这个单一的循环模式,演绎了他“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所居”的政治悲剧。屈原爱楚国,爱楚王,爱楚国的百姓,直至不可排解。他把自己的“美政”理想寄托于楚王,对楚王一片忠心。他刚踏上仕途时,仕途顺畅,“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君臣一心、励精图治。但随后屈原“忠而被谤”,被疏远,遭流放。他的政治理想逐步破灭,内心极度痛苦,却又无处可诉,最终,在楚国山水的怀抱中幻化为满腔的“忠怨”之情,喷薄成动人心魄的诗篇。“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之数化”,怨君之易志、改心。“众皆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疾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恨谗臣谄媚惑主,痛心君王忠奸不分。尽管如此,沮丧失落的屈原并没有停下追求美好理想的步伐,更没有抛弃早已将他抛弃的“美人”,“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一直奉献着自我,怀念故都,心系楚国。又如《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言:“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屈原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当他深知自己的政治策略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屡次让自己深陷险境之时,不思灵活变通,以至君臣疏远。孰不知,在臣子与君王的政治斡旋过程中,只有恰当适宜的政治策略才能产生事倍功半的良好效果。否则,只能适得其反,所爱越多,伤害愈重。而正直孤傲的屈原在“以自我为中心、强力凸显自我”的忠君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拉开了自我与君王的距离;加之毫不保留的“怨”足以触怒君王,给奸佞以离间的把柄、贻群小以谄媚的口实。因此,在这个恶性的政治循环中,屈原必将在谗言离间中被君王疏远,自食政治失意的苦果。
诚若屈原具有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镇定地分析、清晰地了解楚国当前的政局和自身的处境;在坚守正义、忠于理想的同
时,审时度势、灵活变通;化孤傲强悍的“忠君怨君”为灵活巧妙的“忠君亲君”,韬光养晦;适时隐忍委屈,用一种相对柔和、平缓的方式,重获君王的信任,并且不断地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之时,果断地对恶势力进行反戈一击,是不是就会有另一番柳暗花明之境呢?纵然他最后仍不能挽回楚国的残破政局,也不至于惨遭二次被流放的悲惨命运。遗憾的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屈原终其一生也无法转变其偏执的性格。
综上所述,孤傲、偏执的性格让屈原丧失了作为一名成功政治家必备的两个重要条件:亲密的政治同盟、高超的政治斡旋能力。事实证明,才华逸群绝伦的屈原根本不适合做一名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的壮志难酬、炼狱体验虽在感情之外,亦在情理之中。屈原死后,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无边绝望,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无上光荣。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在惋惜哀叹之余,我们对性格与人生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有着更为深刻的领悟,进而对屈原的政治悲剧、人生悲剧有着更为清晰的理解。理智地化同情的悲愤为名哲的平静,既能在“士不遇”的命运感伤和道德表彰中充分体悟到屈原在人格上带给后世人的永恒精神激励,也能注重理性的分析,转变自身解读屈原重感情的接受维度,认清阻碍屈原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性格缺点,从而很好地区分诗人的屈原和政治家的屈原,还屈原一个真实的面目。■

①?譺?訛 (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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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姜 和,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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