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turnitin查重官网> 经济 >> 经济管理 >关于中国经济“两阶段边际转型检测说”

关于中国经济“两阶段边际转型检测说”

收藏本文 2024-02-05 点赞:4590 浏览:11774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制度转型是转型经济体提高生产率的源泉。集权体制下的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和垄断租金双重目标的内在矛盾性构成中国转型的“诺斯悖论”。但是近30多年来,在低效率的公有制经济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中国经济始终在高增长的轨道上运转,显示出“诺斯悖论”之谜。文章从转型文献中极少被关注的视角——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出发,提出边际创新引致的“两阶段转型检测说”,试图一直没有得到理论解释的中国式转型中的“诺斯悖论”之谜。差别性政策造成的处于边缘的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激励是转型的主要动力来源——即“边际创新”有效地避开了“诺斯悖论”,驱动了第一阶段的中国经济转型。第二阶段,应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冲击,针对核心经济主体的边际创新,弱化“诺斯悖论”,再次成为转型的驱动力。“两阶段转型检测说”解释了中国式转型的重要特征,同时,将预测未来的转型路径。
关键词:边缘革命;边际创新;诺斯悖论;两阶段转型检测说
1004-9142(2013)05-0036-09
一、引言
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体制改革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表明,中国式增长必定内生于中国式转型,因此,纾解中国式增长的困局需要中国式转型的理论解释与预测。
中国式转型的核心理由是转型的驱动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转型的最高决策者——政府的目标函数。检测设集权体制下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增长和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双重目标,其中,经济增长目标要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垄断租金目标则需要维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长期存在,以确保对国民经济的制约,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内在矛盾使得中国转型面对“诺斯悖论”,这就预示着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将长期存在,转型中的经济增长更不可能快速持久。
自1978年以来,随着市场化转型的推进,民营经济的规模持续扩张,但国有经济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从总产值规模来看,民营经济的增速超过国有经济,但直到2008年的30年问,国有经济总产值的规模始终大于民营经济部门。国有经济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未动摇。
与国有经济的长期存在相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够高。美国传统基金会对中国1995—2013年间经济自由度的估算值是在51~52分之间(百分制),各年相差不大。但是具体指标相差较大,如图1,反映财政税负和货币稳定的宏观经济自由度一直较高,对外贸易自由度有着大跨度的飞跃;反映商业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的国内经营活动自由度则较低,而且在不断下降,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也很低。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常高,反映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非常大,与之相关,清廉度得分最低。
尽管低效率的国有经济与非竞争性的市场机制长期存在,但中国经济始终在高增长的轨道上运转。1979—201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不变价GDP增长率)达到9.9%,远远高于世界经济3~4%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与“诺斯悖论”的预测不同,中国式转型出现了“诺斯悖论”之谜。
“诺斯悖论”之谜意味着中国式转型一定存在一种机制,使得推动经济增长的转型能够发生,又不影响政府的垄断租金目标。这个机制是什么呢?
Montinola、Qian和Weingast等指出分权改革下拥有转型内在激励的地方政府是转型的推动者,但没有解释地方政府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制度供给检测说”首次指出地方政府参与制度变迁具有减弱“产权约束”的机制,因而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并不存在“诺斯悖论”,但是是否消除了政府层面上的“诺斯悖论”,该文并没有论及。
一些研究根据早期转型的发动来自民间而认为中国式转型是民间经济主体驱动的结果。Chen认为中国改革的领导者没有过快做出判断和镇压“非法”经济的活动,而是采取容忍的态度让时间来检验一切,最终培养和造就了制度创新。类似的研究肯定了中国“自下而上”的内生制度变迁模式,Tsai认为中国基层社会中的体制内外主体在现有制度约束下进行互动,逐步对既有制度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创新和变通,形成了绕过正式制度的“适应性非正式制度”,最终被高层政界所接受。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先于正式的制度供给确有其事,但并不是民间创新一定能得到政府的承认。比如改革开放前农村数次自中国经济“两阶段边际转型检测说”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发的承包行为均遭到政府的批判。关键是政府承认某些民间创新而取缔另一些民间创新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上述文献没有解释。
既然现有文献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式转型的“诺斯悖论”之谜。我们不妨从“诺斯悖论”本身来深思这个理由。政府两个目标内在矛盾的前提是:转型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因减少了国有部门,而造成垄断租金减少。因为国有部门是政府攫取垄断租金的载体。这里首先需要认清的一个理由是,国有部门转型一定会降低政府的垄断租金吗?如果所有国有部门都同样是政府获取垄断租金的来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如果政府只从部分国有部门获取租金,答案就不同了,不提供垄断租金的部门实现转型就不会减少政府的垄断租金。推到这里,理由就简单了,政府从哪些部门攫取、又不从哪些部门攫取垄断租金呢?这就触及到了理由的实质,经济主体是有差异的,具有异质性。引入经济主体的异质性,是本文不同于现有文献的独创之处。
基于经济主体异质性这一基本检测定,本文发现“边际创新”是中国式转型的基本特征和驱动力,并提出中国式转型的理论检测说:“两阶段转型检测说”。该检测说发展了科斯(Ronald Coase)“边缘革命”的思想,突破了政府驱动说、地方政府驱动说和民间主体驱动说在解释中国式转型上的局限,成功了中国式转型中的“诺斯悖论”之谜。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式转型的重要特征,预测未来的转型路径,还可诠释由中国式转型内生决定的中国式增长的重要特征。

二、政府制度供给的双重约束

在转型国家,政府是改革与转型的唯一供给者。其双重目标的内在矛盾性与转型的意识形态冲击是政府提供制度转型的两个约束。
区别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改革先行,经济改革先行的转型国家依然维持集权政治体制,政府对国民经济与制度转型具有权威性和制约力。因而,政府追求社会总产出和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双重目标,同时尽可能持久地维持政权的稳定性。政权的稳定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基础,社会稳定依赖于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
转型国家增长的源泉在于体制改革,即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转型创新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政府的垄断租金(具体包括对资源的支配、对关键行业和企业的制约、隐性收入等)来源于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为此需要保留一定规模的公有经济。大量实证文献已经证实,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救助才能存活。保护的途径主要是政府补贴和垄断地位,具体形式有:补贴企业亏损的财政支出,国有部门向银行借贷形成的“坏账”和直接融资情况下发生的“坏股”。这意味着,政府补贴公有经济的资源与手段就是各种偏向性的制度安排,比如维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体制、土地转让制度,倾斜于公有经济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市场准入条件等。
政府的两个目标具有内在矛盾性。转型与市场化推动经济增长,却使其垄断租金受损;长期维持低效率的公有制和非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垄断租金最大化,却不能保证经济长期增长。这就是“诺斯悖论”所指出的:在最大化统治者及其集团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而权力中心可能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
“诺斯悖论”的存在意味着政府不可能持续有效地推进转型。此外,转型本身还面对巨大的思想摩擦。
市场经济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信仰的否定,因而转型必定造成意识形态冲击,形成思想摩擦成本(ideological friction costs)。这是社会对制度转型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引起的系列社会冲突,或利益集团抵触和反对形成的阻力,由此造成各种经济上的损失。这些损失是政府实施转型的成本。如果思想摩擦造成的风险与成本大于转型带来的效率和总产出收益,政府不会提供制度供给。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逐步加深,思想摩擦会减弱。
政府虽然明确知道转型是提高生产率、扩大总产出的唯一手段,但是对市场制度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容性、以及转型演进过程中的摩擦与风险缺乏相应的充分知识,并不知道什么是最优的转型路径。因此,转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转型的进程将是政府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一定存在着某种内生决定的机制,既能有效地绕过“诺斯悖论”,又能缓和转型的思想成本,使政府转型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否则,转型不可能推进并持续。

三、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的边际创新

现有文献没有区分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因而很难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出现在农村和重工业不发达的地区,也就不能自然地解释为何转型从农村和地方开始。其实,无论计划经济时期还是转型过程中,政府的差别性制度安排都造成了经济部门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制度转型需求的差异。分权制改革将地方政府变为民间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制度转型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决策具有影响力。

(一)经济主体的异质性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出于重工业化战略需要,对经济主体实行不同的“补贴”,造成经济主体的异质性。
为了支持重化工业部门的发展,政府通过统购统销压低农产品、限制农村的工业生产和农民的流动,导致农村生产率低下,农民收入过低,1952—1978年问农民的年消费水平从62元仅增长到132元。农民的温饱理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农村经济和农民实际上都处在了社会的边缘。从区域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后,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对台湾军事冲突,政府在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投入较少,没有建立大型工业基地。较之东北和中中国经济“两阶段边际转型检测说”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东部地区,广东、福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处于“边缘”,人民生活水平低下。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形成巨大反差。“1979~1981年,中国几百个大小城市却经历着一个‘爆炸性理由’的困扰。这就是‘’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回城风潮。”近1700多万的下放知青约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10%,在计划经济统包分配的劳动用工制度下,城市新增的用工指标相对于日益壮大的返城知青大军只是杯水车薪。“待业青年”成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城市边缘人。
与之相对,受到政府重点支持和保护的重化工业部门,聚集重化工业企业的东北地区和中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小城市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均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核心力量。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为了保证国有部门的收益,实行差别性制度安排,同样造成了经济主体的异质性。
维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体制、土地转让制度,倾斜于公有经济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市场准入条件等,都是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补贴”使非公有经济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的不对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异是转型过程中经济主体异质性的表现。相对于“体制内”,“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实际上居于弱势地位,成为转型经济体的边缘力量。
总之,政府实施的差别性“补贴”政策造成了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得到“补贴”过低的部门(边缘经济主体)总是有打破旧体制的激励。分权制下的地方政府作为民间经济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利用其组织优势对边缘主体的制度创新进行整合,请求政府承认,形成的是一种“边际创新”,因为这种创新对旧体制的革命性是边际作用上的。

(二)边缘革命

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决定了制度需求的差异性。较之核心部门,边缘力量在旧体制下受剥夺最多。制度转型可以使它们摆脱政府的歧视性“补贴”,获取制度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收益。越边缘的部门,制度转型带来的净收益越大,因而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也越大。另一方面,边缘部门的边缘性、分散性及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边缘力量的制度创新需求难以形成集团行动,没有向政府表达制度需求的正式或非正式渠道。长期压抑的制度需求一旦超过其承受极限,可能会引发“爆炸式革命”。1978年,面对大旱之下可能的饥荒,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户主一致同意秘密“分田单干”,并立下“生死状”;在毗邻香港的广东边境,温饱线上的农民悄悄地尝试过境耕作、开展边境小额贸易等明令禁止的活动;城市里胆大的“待业青年”干起了修鞋、修自行车、补锅磨剪子、裱画、做衣服、开小饭馆等个体经营;以及80年代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涌现的私人钱庄和“抬会”等民间金融组织等都是被逼出来的与现行体制不相容的革命性制度创新。科斯谓之“边缘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
边缘革命指的是边缘力量自发的革命性制度创新。首先,这是边缘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发性行为;其次,这种创新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且多为政府所明令禁止,所以称之为“革命”;最后,边缘革命是在旧体制的边缘、边界上的制度创新,并不触及核心体制的本质。
边缘革命当然不会得到政府的承认。当边缘革命与主流意识形态或与政府的利益严重相悖时,必定遭到政府的批判或取缔。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包产到户”的努力历经三次,均遭批判;广东的边境商贸活动及城镇中的个体经营都被视为“资本主义”,遭到取缔;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刚开业即遭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攻击,在无证经营5年后宣布倒闭。
“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
理由是,为什么某些边缘革命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而另一些边缘革命却被扼杀了呢?也就是说,同样是边缘革命,却有迥然不同的结果。农村承包制、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个体经营最终都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但民间金融始终被抑制,存在着金融约束和金融摩擦。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革命的对象是边际制度创新,不会触动核心部门与体制,而后者革命的对象是核心部门与体制。

(三)分权制下的地方政府与边际创新

地方政府在中国式转型及增长中的作用源自中国的分权财政体制。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一个分权过程。财政的分税制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边际留成率,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权。分权的同时,政府对地方官员实行锦标赛似的考核晋升机制。“德、智、勤、绩”四方面的考核内容中只有“绩”较为具体,体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当地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力水平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样,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权、能被上级观察到的政绩最大化都与当地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因而地方政府具有捕捉潜在的制度收益搞活本地经济的动机,所以与地方经济主体在自发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合作会多于冲突。
与分散、弱势的边缘力量相比,地方政府拥有组织优势和谈判优势,可以进行表达制度需求的集团行动。地方政府利用其信息、知识优势和组织优势对边缘部门的制度创新进行整合后向政府请求承认。整合的具体形式包括将民间主体分散的、差别化的制度创新整合为系统的框架式的制度设计,比如根据宝安县搞小额贸易和过境耕作的创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率领广东省委讨论设计出了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方案。或者“改头换面”、变通为易于为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形式支持、引导制度创新。如在1978年遭遇特大旱灾后,安徽省委决定实施“借地度荒”,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耕种。这种规定并没有提出分产到户,看上去只是一种救急措施,实际上暗合了农户分产到户的需求。还有的地方实行先斩后奏,先暗中支持民间主体创新,待取得一定成效后再行整合向报告。
地方政府的再创新只是对边缘革命的系统化和委婉化(变通为政府更以接受的形式),并不转变边缘革命的基本特征,不触及核心体制的本质,只是对旧体制的边缘(边缘制度、边缘部门、边缘区域)进行的局部创新。创新是边际作用上的,故而本文将地方政府对边缘革命的再创新称为“边际创新(marginalinnovation)”。比如家庭承包制首先出现在公有制性质最为薄弱的农村,并没有撼动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基础,只是转变了土地的经营权,而且刚开始只是出现于最贫穷的地区(安徽和四川)。习仲勋“要权”建立经济特区也是在远离重工业中心的广东,而且只是广东的几个小区域。
本文认为不是边缘革命、而是地方政府基于边缘革命的边际创新启动了中国式转型。边缘革命固然是中国式转型的萌芽与发动,但是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再创新并向政府讨价还价,边缘革命可能像历史上多次自发的创新一样被取缔。

四、边际创新引致的“两阶段转型检测说”

边际创新不触动政府的垄断租金,因而避开了“诺斯悖论”;边际创新还传达了民间自发的制度中国经济“两阶段边际转型检测说”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创新“事实有效”的信号,降低了转型的思想成本;两方面的机制提高了政府转型的净收益,由此增加了政府提供制度供给的概率。于是,“边际创新”成为制度转型的根本动力。在转型过程中,政府为保护核心主体而形成的非竞争性市场制度对已转型的民营经济和未转型的国有经济造成了差别性“补贴”,对非竞争性市场制度的边际创新成为第二阶段中国转型的核心特征。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是以边际制度创新为特征的两阶段转型。

(一)边际创新引致的制度转型

边际创新驱动政府制度供给的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边际创新降低了转型的思想摩擦成本,另一个是绕开了“诺斯悖论”。首先,边际创新传递了转型“事实有效”的信息,降低了政府制度供给的思想成本。当边缘革命受到主流意识和利益集团抵制时,的态度总是:再等等,再看看。等的就是民间制度创新的效果。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的凤阳县卖给国家公粮约4450万公斤,相当于过去26年凤阳卖给国家粮食的总和。如此大的反差足以证明包产到户“事实有效”。正是包产到户的“事实有效”,让反对者最终转变了认识:作为解决温饱理由的特殊政策,可以在贫困地区实施包产到户,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但是,边缘革命并不能直接冲击旧思想旧体制,而地方政府的支持、宣传与游说传递了边缘革命“事实有效”的信息。较之政府,地方政府在改善地方经济绩效的制度安排上拥有信息和知识优势,对边缘革命“事实有效”还是无效的认识与判断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其次,地方政府拥有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如会议、汇报、文件等)或非正式渠道(游说、找关系、私下沟通等)向权力中心传递反映本地利益的制度创新需求,而且是经过地方政府整合和协调、更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制度创新需求,因而增加了政府“放权”、提供制度供给的概率。
第三,边缘部门的转型避开了“诺斯悖论”,使边缘力量、地方政府和政府三方均受益,实现了“帕累托效应”。政府的垄中国经济“两阶段边际转型检测说”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断租金只来源于受保护的核心经济主体,因而边缘部门的转型影响不到政府的垄断租金。这是政府愿意顺应民意而放权的重要理由。比如,政府在审批“经济特区”时,也曾考虑过同时在大连、青岛和上海等地建立。正是出于担心冲击社会主义的根基,最终只是把“特区”设立在远离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东南沿海。因为从重工业化发展道路来说,广东和福建省本属于边缘省份,其改革不会触及经济的主体力量;制度变迁只是在“特区”内,而且是试验田性质,即便出现理由也不会影响到整个广东省和福建省,更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整体;而且,特区“特”办,基本不触及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和结构体系,所以推行起来也相对容易。习仲勋向“要权”,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宗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与政府经济改革的目标完全一致,又不触动政府的核心利益。因而“经济特区”是一个民间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和政府均合意的制度创新,所以就有了政府的放权。
针对金融体系的边际创新则不同。作为核心部门的金融体制转型固然会大大提高经济效率,刺激总产出,但是却降低了政府的垄断租金。“诺斯悖论”不可避开地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对政府是非“帕累托改善”,政府承认创新的概率会降低。

(二)二元转型模式

在边际创新的推动之下,边缘部门首先完成转型。因为边缘部门的转型绕过了“诺斯悖论”,所以政府放权的概率较大,转型由边缘部门逐步向较为核心的部门推进,形成中国式转型的主要路径。农村历经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股份制和乡镇企业大力发展,逐步进入到农村现代化,城市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发展壮大。非公有经济逐步由以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怎么写作等领域为主,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由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为主,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集团扩张。
随着农村和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的认识逐渐清晰,对市场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抵触有所缓和,公有经济的改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深入。比如在农村改革的影响下,机制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国营企业以及所谓“大集体”企业开始试验承包制。1992年在继续完善和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逐步推进股份制改革试点。之后国企改革历经“抓大放小”,“三年脱困”阶段以及2001年之后的全面改革阶段,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步放弃了中小型企业的国有经营。上述扩大企业自主权、承包制、股份制、“抓大放小”等“体制内”改革也是地方先自行试验,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形成共识后,再由政府主导推进的,因而也是边际创新引致的转型。
中国式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上述边际创新引致的二元转型路径。这与中国经济中体制内的公有经济与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始终二元共存、非公有经济的规模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扩大的同时,公有经济的规模和工业总产值比重不断缩小、以及公有经济内部一直在改革的事实是相符的。
上述二元转型路径大约在2004年左右出现停顿。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和舆论上看,2005年左右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4年,“郎顾之争”引发了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大争论,凸显了人们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国资进退”的重新深思。与此相关,针对中国式转型与增长暴露出的种种不平衡与不公平理由,围绕着市场化改革究竟是走过了还是未到位的理由,中国社会出现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改革是否继续的理由自1992年之后再度摆到了大众面前。
另一方面,从相关经济数据来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元共存的局面趋于均衡。国有经济把持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同时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制约力;民营经济在国有经济制约之外的领域趋于饱和,不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如图2所示,民营经济的就业人数自2001年起加速上涨,外资企业的就业规模缓慢上升;公有经济的就业规模自1998年以来处于下降之势,但从2004年起基本保持不变。显示了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二元共存的均衡。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来看,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不断下降,但占比始终维持着最高水平,从2005年起,比重基本不再下降,集体经济的比重也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如图3,显示了公有经济的稳定性。
最后,从资源配置的机制上看,市场机制和政府制约双轨并存也逐渐趋于均衡。如前文图1所示,中国经济的自由度在2004—2006年间渐趋稳定,显示出国内经营活动自由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较低,反映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还是一个缺乏竞争性和自由度的市场经济。转型均衡意味着“改革红利”的消失,中国式增长的诸多理由日渐显现,并冲击着中国式转型的均衡。这表明,中国进入“深水区”的第二阶段转型已呈现显著特征。

(三)“两阶段转型检测说”的机制

在上述转型的第一阶段,只要转型带来的收益大于政府的“补贴”,经济主体都有转型的激励,如果从政府获得的补贴小于转型带来的收益,则经济主体没有转型的动力。因而第一阶段的转型将在转型收益等于政府“补贴”的经济主体处实现均衡。
在第一阶段转型中,低效率的公有经济与非竞争性市场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已转型的非公有制部门面对较大的制度摩擦成本(institutionalfriction costs),这是非公有部门的市场化运营与非竞争性市场制度不兼容造成的摩擦成本。制度摩擦成本实际上是未转型的核心部门对已转型部门的掠夺,已转型的非公有经济部门成为经济中新的边缘部门。
作为边缘部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总是有制度创新的需求,比如温州地区多样化的民间金融组织就是新的边缘革命。此边缘革命与第一阶段的边缘革命不同。这时边缘革命针对的是核心部门及其体制,其转型创新是对核心体制的革命。这时的边际创新,即地方政府要求民间金融合法化的请求也就是针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体制的革命。
偏向性制度安排造成的制度摩擦成本降低了非公有部门的利润,一旦出现外部冲击,非公有部门即陷于危机。在转型经济体中,只有非公有经济才能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非公有经济陷入困境会使产出降低,从而危及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如果经济增长受损程度较大,危及到社会稳定时,政府不得不调低垄断租金预期。这时,“诺斯悖论”得到缓和,政府最优策略变为顺应民意,推进制度转型。第二阶段的转型依然是边际创新推动的,转型均衡将在政府的垄断租金降到最底线时出现。
显然,边际革命引致的制度转型具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经济中最边缘部门及其地方政府发起边际革命,“倒逼”政府推动转型由边缘部门逐渐向核心部门推进,在某一边界部门实现转型均衡;第二阶段,由于制度摩擦成本,已转型部门成为新的边缘部门,新的“边缘革命”及地方政府“要权”依然形成边际革命,“倒逼”政府从第一阶段的均衡点进一步向核心部门推动转型。这就是边际创新引致的两阶段转型理论。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转型,正开启第二阶段的转型。在国有核心部门的,民营经济的危机与革命、地方政府的请求,继续成为驱动中国转型的动力。

五、结论与政策启迪

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决定了转型需求的差别性,越边缘的部门转型的激励越大。边缘革命和边际创新是对非核心制度的革命与变革,不触动核心部门的公有制基础,因而不会引起“诺斯悖论”,所以政府可能放权。基于边际创新的转型是“诺斯悖论”之谜的关键机制,这一机制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阶段的转型。而第二阶段转型,针对核心经济主体的边际创新即使会逐渐冲击政府的垄断租金,但由于对经济增长具有强推动作用兼具对社会稳定的保障,第二阶段的转型一旦成为边缘力量的“共同信念”,并成为某种“集体行动”,将会弱化“诺斯悖论”,再次成为转型的驱动力。
“两阶段转型检测说”不仅成功地解释了中国式转型的“诺斯悖论”之谜,还可以诠释中国式转型的一系列特征。在中国转型早期出现的所谓的“增量改革”和“计划外”,是因为边际创新引致的转型是从计划体制核心之外的边缘开始的,因而转型后的边缘主体相对于核心体制是“增量”,也是“计划外”。21世纪头几年出现“国资进退”的争论和“国进民退”的逆流,是因为国退民进的转型进程到了第一阶段的均衡点,转型已经触及到了政府的核心利益,出现停滞、反复等现象是必定的。
中国未来的改革与转型将依然从民间呼声最大、也即改革收益最大的部门入手,渐次市场化。而政府为了加速市场化,以提高生产效率和推动经济增长,可以做的努力包括:对于初级行动团体已经形成的一些制度创新予以认可、支持、推广;舆论上做宣传,降低思想摩擦成本;弱化旧体制下既中国经济“两阶段边际转型检测说”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得利益者的利益,降低改革的阻力;在旧体制力量过于强大的部门,“做出”增量,形成新的边缘力量,推动转型的进程。
第一阶段的中国式转型决定了粗放式的中国增长模式。在这一阶段,市场化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国有经济的过度投资效应共同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因而,不难理解为何高效率的民营经济虽然不断扩张,但是在高投资驱动的中国式增长中始终没有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同样也可以理解2002—2006年中国结构变迁效应下降之谜,因为这一时期转型趋于停滞,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的民营部门流动的转型红利也随之消失。另外,非竞争性的要素市场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压低了出口成本与,造成了出口规模极度扩张。出口规模虽大,但是与中国产品竞争力和中国经济主导产业结构极为不符,因而难以发挥“出口中学”效应,只是通过推动投资和新增劳动推动经济的扩张,于是强化了粗放的中国式增长模式。因而中国式增长的困局就在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
中国式增长的困局将在第二阶段的转型中得到纾解,中国经济将在体制转型中不断转变增长模式。随着民营资本不断进入核心部门,高效率的民营资本投入将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随着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加强,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激励市场主体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压低投入成本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将驱使中国经济向更为集约的增长模式转型。
(责任编辑:新中)

copyright 2003-2024 Copyright©2020 Powered by 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备案号: 粤20174009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