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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总部经济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将企业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和空间配置的思路框架，将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看作两个功能板块，推动这两个功能板块在不同空间上进行布局，进而实现不同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我国应加速总部经济发展，加速中国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企业规模实力，推动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2012年9月“第八届中国总部经济高层论坛”上，我国总部经济理论的首创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作了题为《总部经济助推“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主题发言，本刊以访谈的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赵老师，您是总部经济理论的首创者，研究总部经济多年，请问，您是在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下提出总部经济理论的？
赵弘：我是在我国经济发展遇到很多困惑、矛盾和问题的经济背景下提出总部经济理论的。总部经济理论的提出，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很多困惑、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总部在人才、信息密集的城市集聚，为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要素成本越来越高的大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战略思路；另一方面，为地处欠发达地区或中小城市的企业快速提升发展能力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同时，总部经济模式架起了大城市与小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沿海城市与内陆地区等资源禀赋差异比较大的地区之间的合作通道，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企业发展壮大，具备了以总部经济模式发展的能力，也为我国总部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奠定了基础。未来应利用我国不同的区域发展落差，支持企业在国内跨区域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鼓励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向世界，在贴近海外市场、在具有原料成本优势的区域建立生产基地，推动企业从“产品走出去”转变为“品牌走出去”、“渠道走出去”、“基地走出去”，乃至“研发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总部的经济链条，取得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更多的总部经济收益。加快我国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的动因是什么呢？
赵弘：我国企业加快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有三大动因：
第一，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出口加工、贴牌生产的模式遭遇双重挑战：一方面，欧美各国普遍提出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比如奥巴马签署制造3促进法案，提出“希望未来的汽车、飞机上都能有‘美国制造’标志”；陶氏化学、卡特彼勒、通用电气、福特汽车等开始将部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回美国本土。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抬头，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技术性壁垒（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绿色壁垒（环保管制）、信息技术壁垒等变相的贸易壁垒，给我国产品出口带来更大阻碍，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劳动密集产业逐渐移到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近年来，我国要素供给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力、资源等要素迅速上升，2001-2010年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上涨2.4倍。2010年我国城镇制造业职工月均工资为2552元，而越南制造业从业人员月均工资为1000元左右，印度为600元左右，我国是越南的2.5倍，印度的4倍。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产业逐渐移到越南、印度、孟加拉等国。
面对成本更低国家的“吸”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出口加工、贴牌生产模式不可持续，我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绕开贸易壁垒，更有效贴近市场，提高开拓国际市场能力。
第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不少企业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已超越在国内跨区域经营阶段，步入跨国经营阶段。截至2011年末，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3189亿美元，其中2011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601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0倍。
但目前我国的跨国公司，无论从数量看，还是从规模、跨国经营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2012年福布斯全球2000强企业中，我国内地共有136家，远低于美国的524家和日本的258家。同时，我国许多本土跨国公司主要目标市场仍在国内，跨国经营水平不高，缺乏全球性企业品牌。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相关数据，2011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26.58%，远低于“2011世界100大跨国公司”（60.78%），也低于“2011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40.13）。另外，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大多是国有的资源型、垄断型和金融企业。2012年，我国内地69家进入《财
未来，我国应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取得全球资源配置的更大收益，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努力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上升为主导者。
第三，国内集聚的大量民间资本，迫切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拓展新的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
近年来，快速城市化带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51.3%。健康的城市化过程应该以经济基础为保障，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过程中企业能获得发展，老百姓实现就业，政府从发展中获得税收，这样的城市化才是稳定的、可持续的。但现实中，我国的城市化还没有扎扎实实的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很多企业基于房地产的高利润，把实体经济、把主业逐渐弱化，进入到房地产领域。大城市房地产高企，出现部分泡沫化倾向。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房地产的泡沫化，这是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
记者：赵老师，您是总部经济理论的首创者，研究总部经济多年，请问，您是在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下提出总部经济理论的？
赵弘：我是在我国经济发展遇到很多困惑、矛盾和问题的经济背景下提出总部经济理论的。总部经济理论的提出，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很多困惑、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总部在人才、信息密集的城市集聚，为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要素成本越来越高的大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战略思路；另一方面，为地处欠发达地区或中小城市的企业快速提升发展能力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同时，总部经济模式架起了大城市与小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沿海城市与内陆地区等资源禀赋差异比较大的地区之间的合作通道，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企业发展壮大，具备了以总部经济模式发展的能力，也为我国总部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奠定了基础。未来应利用我国不同的区域发展落差，支持企业在国内跨区域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鼓励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向世界，在贴近海外市场、在具有原料成本优势的区域建立生产基地，推动企业从“产品走出去”转变为“品牌走出去”、“渠道走出去”、“基地走出去”，乃至“研发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总部的经济链条，取得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更多的总部经济收益。加快我国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的动因是什么呢？
赵弘：我国企业加快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有三大动因：
第一，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出口加工、贴牌生产的模式遭遇双重挑战：一方面，欧美各国普遍提出重归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比如奥巴马签署制造3促进法案，提出“希望未来的汽车、飞机上都能有‘美国制造’标志”；陶氏化学、卡特彼勒、通用电气、福特汽车等开始将部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回美国本土。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抬头，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技术性壁垒（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绿色壁垒（环保管制）、信息技术壁垒等变相的贸易壁垒，给我国产品出口带来更大阻碍，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劳动密集产业逐渐移到周边成本更低的国家。近年来，我国要素供给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劳动力、资源等要素迅速上升，2001-2010年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上涨2.4倍。2010年我国城镇制造业职工月均工资为2552元，而越南制造业从业人员月均工资为1000元左右，印度为600元左右，我国是越南的2.5倍，印度的4倍。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产业逐渐移到越南、印度、孟加拉等国。
面对成本更低国家的“吸”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出口加工、贴牌生产模式不可持续，我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以绕开贸易壁垒，更有效贴近市场，提高开拓国际市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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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提升国家竞争力角度看，我国应加快培育大型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目前全球共有8万多家跨国公司，拥有80多万家分支机构，2010年创造增加值16万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GDP的1/4；实现了全球70%以上的贸易额，掌握着全球企业93%的知识产权、90%的国际直接投资，形成强大的经济控制力、持续的科技创新力和广泛的文化影响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不少企业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已超越在国内跨区域经营阶段，步入跨国经营阶段。截至2011年末，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3189亿美元，其中2011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601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0倍。
但目前我国的跨国公司，无论从数量看，还是从规模、跨国经营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2012年福布斯全球2000强企业中，我国内地共有136家，远低于美国的524家和日本的258家。同时，我国许多本土跨国公司主要目标市场仍在国内，跨国经营水平不高，缺乏全球性企业品牌。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相关数据，2011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26.58%，远低于“2011世界100大跨国公司”（60.78%），也低于“2011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40.13）。另外，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大多是国有的资源型、垄断型和金融企业。2012年，我国内地69家进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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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只有平安、华威、江苏沙钢、山东魏桥、浙江吉利5家民营企业。未来，我国应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取得全球资源配置的更大收益，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努力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上升为主导者。
第三，国内集聚的大量民间资本，迫切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拓展新的投资渠道和投资领域。
近年来，快速城市化带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51.3%。健康的城市化过程应该以经济基础为保障，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过程中企业能获得发展，老百姓实现就业，政府从发展中获得税收，这样的城市化才是稳定的、可持续的。但现实中，我国的城市化还没有扎扎实实的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很多企业基于房地产的高利润，把实体经济、把主业逐渐弱化，进入到房地产领域。大城市房地产高企，出现部分泡沫化倾向。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房地产的泡沫化，这是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