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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投资与消费是一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动力，投资与消费比例问题始终是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争议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世界各国投资、消费占GDP比例的经验数据，并与国内进行比较，同时针对近年来人们对国内、消费水平及收入状况产生的错觉进行了深刻剖析，最后，提出了促进投资、消费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投资率：消费率；协调发展；经济增长
1007-4392（2013）06-0017-08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有效率的社会经济体中，社会的产出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于再生产即投资，投资与消费是国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两部战车。因此，投资与消费比例问题始终是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争议的重要议题。但从目前来看，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还没有给出一个让理论界可以充分肯定的精准比例，只能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中寻找经验规律。
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24个高收入-国家34年的投资率变动情况。各国间投资率有差异，却呈下降趋势，基本稳定在15%30%之间。相对应，他们的消费率呈上升之势，稳定在70%-80%之间（见图2）。
再从近年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情况看，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投资率上升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有直接关系，第二产业的上升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分别引致投资率提高0.72、1.07、0.93、0.95个百分点。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几个国家这几年投资率也上升到40%左右。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采用101个国家的20年（1950-197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投资率、消费率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投资率最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投资率最高，但经济发展水平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该国投资率稳定在23%左右，消费率稳定在75%左右（见图
从上面各国的经验看，投资率变动轨迹由低向高、再由高向低，俗称“马鞍形”；消费率呈倒“马鞍形”。
可见，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从32年平均数看，比世界平均投资率、消费率分别高16个百分点、低15个百分点，若仅从2009年到2011年看，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比各国平均数均超出20多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各国经验，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投资率高有经济发展要求快速增长的合理性。各国投资率、消费率的高低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演变有关，我国也不例外，要想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加大投资率。我国投资率高是必然。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他的经典之作《国富论》中讲过：“高投资，高增长”。里昂惕夫1977年更具体地指出，经济增长率要达到4%-6%，投资率需大于20%或略低，经济增长率为7%-8%，投资率就应该为30%左右，要想维持9%-10%或更高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高达35%-40%，否则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要得到加速发展，必须把生产总值的30%-35%，有时是40%用于资产投资。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从2003年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速为10.9%，截至2012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
究其原因是投资过快形成了两个自我循环的市场，使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与消费不均衡，进口市场与消费市场不均衡，导致原材料工业品、PPI与居民消费指数感受不同步，上游产品下降，居民消费不降反升（见图6）。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中，对内要平衡。讲的是投资与消费的平衡，投资是生产过程的事，生产多少、消费多少是有讲究的，生产多了消费不了叫供过于求，生产少了不够消费叫供不应求。又不能生产多少消费多少，吃光喝净还不行，所以，投资与消费是有比例关系的，投资与消费占GDP比例合理才能实现内部平衡条件。外部平衡，讲的是进出口的自我平衡。当国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供过于求对内就不平衡，供大于求的部分就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具体讲，投资投入过多，生产的产品就多，居民和政府消费不了，必然要寻求出口，但进出口原则上是要实现自我平衡，出口了，还得要进口（否则就得换汇，外汇储备增加），进口什么，必须是国内有市场能销售的产品，这样一出一进才能自我平衡。如果进口的产品不是国内最终消费市场需要的产品，为什么加“最终”两字，是因为消费市场包括中间消费和最终消费，中间消费是生产过程中的消费，就像铁矿砂、煤炭等，这是居民和政府不能直接消费的产品，可以叫做中间消耗，那么进口的产品没有进入最终消费的市场，而是进入到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消耗市场，外部市场表面看实现了平衡，实际上内外部市场并没有实现平衡，因为又出现了新的内部不平衡，本来出口是因为国内生产的产品消费不了，进口应该直接进入到最终消费市场，这样国内投资消费就合理平衡，但没有进入最终消费市场，而是进入到中间消耗市场。又增加了新的投资，加大了生产环节的投入。进出口市场表面看平衡，但国内市场投资与消费又进一步不平衡。我国这几年就是这样，虽然呈现为净出口，出口略大于进口，净出口率接近0，进出口表面看基本是平衡的，但我们国内投资率大幅上升、消费率大幅减少，事实上国内投资、消费不平衡。
具体分析，在我国GDP构成中，投资率高企，消费率偏低，显然我国生产的产品不是在本国消费掉了，而是出口了。多余的商品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外贸发展是由内贸发展推动的，如2009年，英国、法国、意大利消费率75-80%，外贸依存度25-50%；加拿大、德国消费率70-75%，外贸依存度50-70%；日本消费率60-70%，外贸依存度20-30%；美国消费率80%，外贸依存度25%。消费率与外贸依存度虽然不是充分的正相关关系，但明显看出，二者变化是同向走势，且消费率大于外贸依存度。但在我国却存在反向轨迹：从2004年起，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一直高于国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也就是外贸依存度始终大于国内消费率，更有甚者，外贸依存度从2003年起呈大幅上升之势，而国内商品零售指数始终在低位运行，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国内市场消费不旺。进出口市场强劲上涨，二者形成反差（见图
另一渠道是高投资率导致的“中间消耗市场，，的自我循环。投资多了，有三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生产的产品多了，国内消费不了，销往国外。再从国外市场进口我们能销售的产品，调动国内最终消费市场的潜力，提升国内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显然我们不是这个结果，因为我们国内的消费不旺：第二个结果是出口了，外汇储备大幅上升，我们这些年外汇储备确实多了，2012年是3万多亿美元；第三个结果就是投资率上升，生产的不是产品，而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房地产业该不该发展，应该发展，但我们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太快了，导致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供需形势紧张，必须从国外市场购进铁矿砂、石油、钢材、煤炭和一些工业基础原料才能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中间消耗市场的需要。这就形成了进口市场与“我国不断上升的投资率”相对接的中间消耗市场的自我循环，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与净出口率的运行轨迹可见一斑。在图上显示出投资率与净出口率以20%线为中轴的对称图形，二者此消彼长（见图9）。
1994年美国的莱斯特，布朗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将导致世界的粮食危机。十余年后，他又指出，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依据是：在五大基本商品中，除了石油以外，中国的粮食、肉类、煤和钢铁的消费均超过美国，尽管在2011年，美国石油日消费量是中国的1.95倍。但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增速一直较高，对外依存度已达55.2%。报告还指出，中国化肥消费量是美国的两倍。另外，在电视机、电冰箱和手机消费方面，中国也是遥遥领先。同时，我国汽车产销居世界首位。 近几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不仅远远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甚至也远远超过了印度。中国1亿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12.03万吨标准煤，大约是日本的7.20倍、德国的5.62倍、美国的
在面对国外“威胁论”的同时，我国学界不断地呼吁“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中隐藏着消费率偏低这一‘病灶’。因为消费率偏低必然是投资率偏高，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必然导致国民收入更多地向资本倾斜，它的结果就是用资本挣钱相对容易，用劳动挣钱更加困难。所以偏高的投资率与偏低的消费率形成的“病灶”与贫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诸多隐患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截至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联合国数据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我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宣布我国近十年的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过去10年，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0，随后开始逐步回落。10年间，基尼系数全部高于0.4。不管怎样。我国贫富差距在大幅度拉大。这种贫富差距表现在多方面，在此我们仅以城乡居民食物支出和教育支出为例（见表1）。
以2011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食物支出最低收入户消费2525.32元，占其消费支出的近一半；中等收入户消费4773.83元，占其消费支出的1/3多，最高收入户消费8535.21元，占其消费支出不足1/3。高收入者食物支出是低、中收入者食物支出的3.38倍、1.79倍。城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高收入者是低中收入者的8.99倍、3.18倍。而在农村，高收入者是低收入者的4.7倍：城镇教育高收入者是农村教育高收入者的5.77倍、城镇教育高收入者是农村教育低收入者的27.5倍。可见，收人不平衡导致不仅导致城乡贫富二元化、城市贫富二元化、而且还导致城乡文教程度二元化。如果这些二元化长期得不到解决，其结果必然导致观念意识形态的二元化。
可以说，当代中国面临最大的威胁，正是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资源生产力分配不均、社会贫富二元化问题。因此，如果不能合理分配资源生产力，当代中国社会的二元化发展趋势将无法避免，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均衡的提高。
那么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现象？首先应该肯定，无论何种生产方式，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水平的提高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资源和生产力许可的范围内，适度追求高消费，完全是可以的。然而，奢侈品的消费不等于国民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更不代表我们消费率的高低。事实上奢侈品的盲目追求会给社会带来隐患。这种隐患表面上看：它打乱了正常消费秩序，误导消费方向，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过去的奢侈品将会转化为居民的必需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奢侈品转化成必需品的速度，体现了社会技术进步和经济水平提高的快慢。然而，中国的人均GDP虽然2012年已达6100美元，但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收入非常不平衡，如果只看到人均数字而看不到人均背后所掩盖的贫富悬殊，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据知名研究机构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英国花费了逾150年的时间才使得人均GDP翻了一番，从1300美元涨至2600美元。而120年后的美国，实现同样的倍增所花费的时间（约53年）约为英国的三分之一强。中国这一数字又大大缩短了，中国从13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涨至2600美元的水平，所花时间不足英国的十分之一，仅为12年。不仅如此，报道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均GDP增速预测数据显示，仅需7年，中国就能将人均GDP从目前的8400美元翻倍增长（按购写力平价换算），突破万美元大关。届时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
但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月8日登载的阿瑟·克罗伯的文章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消费国”，一个是“糊口的中国”。其人口不少于10亿，基本只购写维持生计的衣食：另一个是“消费的中国”，包括1—3亿人，他们的收入可观，构成了自由消费的大军。
在两极分化的背景下，过度高消费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家庭负债消费。因为在高收入人群消费效应的带动下，一般中等家庭甚至低收入家庭要么出于非理性的冲动而消费，要么被动高消费，当他们的支付能力不足以应付他们的消费时，就会出现负债消费的情况，适度负债消费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过度负债却不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了一个大幅消费时期。过度超前的消费使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严重失衡。1990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66.7%，到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这一数值提高到79.2%，长期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使美国国民和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尤其是2002年至2006年，美国家庭债务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7年底130%。据有关方面测算，美国以占世界2.2%的人口，消耗了世界财富和资源的30%。目前。我国家庭负债还没有统计，但预估一下也不少。如2013年3月天津市信用卡透支、个人长短期贷款余额合计已达2058.17亿元，分别占2012年底GDP和地方财政收入的16%、117%，也有学者在2010年预估北京、上海家庭负债分别为122%、155%。家庭高负债的危害性可见一斑。适度负债要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的个人信用体系。在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维权意识需要培养、消费信贷处于起步阶段，过度负债的风险隐患不言而喻。
另一个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问题就是个人财富的快速聚敛和盲目使用，降低了社会财富的有效利用和公共设施的改善。在现代社会，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已经不只是个人消费品的结构升级与改善，其实现必须与公共物品和公共怎么写作相配套才能够实现，从目前国家投资的绝大多数领域来看，要么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直接相关，如居民保障房建设。要么是直接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怎么写作的，如社会事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那么，投资先行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走发达国家已走的弯路“先建设，后治理和享受”，要么接受发达国家经验教训。走我们自己的路“边建设，边治理，适度分享，共同富裕”。这是因为高投资必须有高储蓄给以支撑，而高储蓄就要减少当期消费，由扩大投资到随后扩大消费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时滞”问题，这说明，在消费没有同投资协调增长时，国民的即时消费会受到影响，国民存在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矛盾。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看，大多是用牺牲当代人或几代人的目前消费换取后代人的更高消费水平的提高。例如英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圈地运动到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先后用了三个多世纪的时间，牺牲了几代人的利益才换来了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成果；日本在二战后，作为战败国，在结束了美国军事管制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也是靠牺牲这20多年间
当然，无论GDP中投资占比多了还是消费占比多了，都内含着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要及社会发展的必然。下一步提高消费占GDP比例，应该说从我国人口发展、城乡发展阶段性的角度看时机上是有利于消费率提高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老人和孩子是纯粹的消费者，只有20-60岁的青壮年人口才是创造收入、制造储蓄的人群。我国青壮年人口比重在“十二五”时期达到最高点，随后将进入缓步下降阶段。到2020年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届时消费人群比重才会快速上升，消费率将相应明显提高。另一是城乡二元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方面改革，若想提高消费水平，实现投资与消费协调增长，还需要其他许多方面的政策措施。如近年来我国连续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并推出了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鼓励消费政策，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刺激了消费的快速增长，这几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以17%的速度上升，这里还不包括在境外购写而未报关、每年约数百亿美元的高档消费品。此外。扩大内需，必须摸清国内消费需求走向，比如城镇居民关心的健康问题，以及与保健相联系的产业和科研，并没有得到政府、企业和科研单位的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市场，基本上都被外国产品占领了（我国医疗保健产品市场是美国的1/17，日本的1/11）。深入研究城市和乡村两方面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扩大农村内需、研究城市居民手中持有大量货币如何回笼，城市居民在写家电写房写车后还有什么消费需求，因此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反映内需的市场信息反馈系统，摸清城乡群众的消费需求，这是确定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方向的必要条件。
另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不是提倡高消费，盲目攀比、炫富挥霍、严重浪费，提倡消费水平应与我国的国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等相适应。应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坚持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富裕的阶层可通过多种方式回报社会。转变消费方式也值得提倡，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完全意味着物质产品的消费越来越多，还要不断追求更高层次如精神产品的消费。（责任编辑 秦亚丽） [3]
关键词：投资率：消费率；协调发展；经济增长
1007-4392（2013）06-0017-08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有效率的社会经济体中，社会的产出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于再生产即投资，投资与消费是国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两部战车。因此，投资与消费比例问题始终是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争议的重要议题。但从目前来看，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还没有给出一个让理论界可以充分肯定的精准比例，只能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中寻找经验规律。
一、我国与世界各国投资、消费占GDP比例的比较分析
(一)世界各国投资、消费占GDP比例的经验分析
近40年来，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约为23%，相对应。世界各国平均消费率约为77%。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与消费率相差54个百分点（见图1）。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24个高收入-国家34年的投资率变动情况。各国间投资率有差异，却呈下降趋势，基本稳定在15%30%之间。相对应，他们的消费率呈上升之势，稳定在70%-80%之间（见图2）。
再从近年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情况看，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投资率上升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有直接关系，第二产业的上升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分别引致投资率提高0.72、1.07、0.93、0.95个百分点。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几个国家这几年投资率也上升到40%左右。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采用101个国家的20年（1950-197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投资率、消费率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投资率最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投资率最高，但经济发展水平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该国投资率稳定在23%左右，消费率稳定在75%左右（见图
3、4）。
投资率、消费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与三次产业的功能和特性有关。第一产业是农林牧副渔业，特别是农业发展，它受的限制很多，不仅需要耕地、土壤的墒情、良好的自然气候，还需要现代化的农机具，即便这些都具备了，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大幅提高非常缓慢。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在第二产业发展基础上才能有较快较好的提高。因此，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加快是必然，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就是加大投资量的过程。第二产业占比逐年上升，投资率不断攀升。在一块蛋糕的切分当中，投资的这块蛋糕越切越大，消费的蛋糕必然减小。随着第二产业贡献率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自然上升，人们生活收入水平上升了。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占比不断下降、非食品消费如身心健康、娱乐等各种怎么写作消费占比不断提高，到了这个时候，投资率才能逐渐下降，消费水平才能全面提高。摘自：学术论文格式模板www.udooo.com
从上面各国的经验看，投资率变动轨迹由低向高、再由高向低，俗称“马鞍形”；消费率呈倒“马鞍形”。
(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与世界水平的比较
用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与消费率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均投资率和消费率比较。我国1979-2011年32年中平均投资率在39.75%，比世界平均投资率高16.75个百分点。消费率平均在61.3%，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15.7个百分点。30年中。我国投资率呈阶段性上升趋势，1992年以前，平均在35.3%。1992年-2002年，平均在38.3%，2003-2011年平均在44%；相对应，消费率呈阶段性下降之势，1992年以前平均为60.25%，1992年-2002年平均为58%，2003-2011年平均只有51%。到2011年时，投资率与消费率分别占GDP48.3%、49.1%，二者仅差0.8个百分点（见图5）。可见，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从32年平均数看，比世界平均投资率、消费率分别高16个百分点、低15个百分点，若仅从2009年到2011年看，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比各国平均数均超出20多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各国经验，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投资率高有经济发展要求快速增长的合理性。各国投资率、消费率的高低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演变有关，我国也不例外，要想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加大投资率。我国投资率高是必然。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他的经典之作《国富论》中讲过：“高投资，高增长”。里昂惕夫1977年更具体地指出，经济增长率要达到4%-6%，投资率需大于20%或略低，经济增长率为7%-8%，投资率就应该为30%左右，要想维持9%-10%或更高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高达35%-40%，否则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要得到加速发展，必须把生产总值的30%-35%，有时是40%用于资产投资。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从2003年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速为10.9%，截至2012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
5.3%，仍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所以我国投资率还会有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
2.我国投资率高确实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但在近几年，高出了一般水平，就不仅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原故导致，还有我国自身原因所致。这个一般水平就是前文里昂惕夫所言的比例和新型工业化国家投资率普遍为40%，我国比这个还要高。根据世界各国发展规律看，高中收入国家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那么我国是否是高中收入国家？钱纳里等人根据美元衡量，将不同国家按照收入不同分为四个类型：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87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876-3465美元的为低中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466美元10725美元的为高中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726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同时，又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1年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排行榜看。在187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7476美元。位居94名，当属中等收入偏上国家。正好与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相符合。但在符合的基础上，我国投资率在近几年，比多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偏高、消费率偏低，各10个百分点左右，必然有我国特殊原因所致。这些原因就是学界探讨的"GDP崇拜”的发展观、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等等。 3.经济总量增大。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及时为广大劳动者分享。从世界各国投资率、消费率发展趋势看，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与消费率相差54个百分点，即消费率大于投资率54个百分点：从国别看，高收入国家消费率大于投资率40-60个百分点，新型工业化国家消费率大于投资率20个百分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的32年中平均消费率大于平均投资率21.6个百分点，但从2003年起，我国投资率、消费率呈快速反向变动趋势，到2011年。投资率增加了7.3个百分点，消费率减少7.8个百分点，2009年到2011年时。我国消费率仅大于投资率0.8个百分点。消费率大于投资率的点数越大，居民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多，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部分相对较小。可见，我国近几年，投资率大幅上升，消费率大幅减少，经济总量增大但经济发展的成果还没有及时为广大的劳动者所分享。从世界各国发展规律来看，当国民收入已达到中等偏上的时候，必须要及时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给国民，让国民真正体会到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小社会贫富差距。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二、近些年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使得人们对国内、消费水平及收入状况产生了错觉
（一）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际进出口市场却一派繁荣，国内市场和它的国外延伸市场呈现两种态势，产生了“上游产品和居民消费”背离的错觉究其原因是投资过快形成了两个自我循环的市场，使我国经济发展中投资与消费不均衡，进口市场与消费市场不均衡，导致原材料工业品、PPI与居民消费指数感受不同步，上游产品下降，居民消费不降反升（见图6）。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中，对内要平衡。讲的是投资与消费的平衡，投资是生产过程的事，生产多少、消费多少是有讲究的，生产多了消费不了叫供过于求，生产少了不够消费叫供不应求。又不能生产多少消费多少，吃光喝净还不行，所以，投资与消费是有比例关系的，投资与消费占GDP比例合理才能实现内部平衡条件。外部平衡，讲的是进出口的自我平衡。当国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供过于求对内就不平衡，供大于求的部分就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具体讲，投资投入过多，生产的产品就多，居民和政府消费不了，必然要寻求出口，但进出口原则上是要实现自我平衡，出口了，还得要进口（否则就得换汇，外汇储备增加），进口什么，必须是国内有市场能销售的产品，这样一出一进才能自我平衡。如果进口的产品不是国内最终消费市场需要的产品，为什么加“最终”两字，是因为消费市场包括中间消费和最终消费，中间消费是生产过程中的消费，就像铁矿砂、煤炭等，这是居民和政府不能直接消费的产品，可以叫做中间消耗，那么进口的产品没有进入最终消费的市场，而是进入到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消耗市场，外部市场表面看实现了平衡，实际上内外部市场并没有实现平衡，因为又出现了新的内部不平衡，本来出口是因为国内生产的产品消费不了，进口应该直接进入到最终消费市场，这样国内投资消费就合理平衡，但没有进入最终消费市场，而是进入到中间消耗市场。又增加了新的投资，加大了生产环节的投入。进出口市场表面看平衡，但国内市场投资与消费又进一步不平衡。我国这几年就是这样，虽然呈现为净出口，出口略大于进口，净出口率接近0，进出口表面看基本是平衡的，但我们国内投资率大幅上升、消费率大幅减少，事实上国内投资、消费不平衡。
具体分析，在我国GDP构成中，投资率高企，消费率偏低，显然我国生产的产品不是在本国消费掉了，而是出口了。多余的商品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外贸发展是由内贸发展推动的，如2009年，英国、法国、意大利消费率75-80%，外贸依存度25-50%；加拿大、德国消费率70-75%，外贸依存度50-70%；日本消费率60-70%，外贸依存度20-30%；美国消费率80%，外贸依存度25%。消费率与外贸依存度虽然不是充分的正相关关系，但明显看出，二者变化是同向走势，且消费率大于外贸依存度。但在我国却存在反向轨迹：从2004年起，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一直高于国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也就是外贸依存度始终大于国内消费率，更有甚者，外贸依存度从2003年起呈大幅上升之势，而国内商品零售指数始终在低位运行，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国内市场消费不旺。进出口市场强劲上涨，二者形成反差（见图
7、8）。
外贸的快速增长有两个渠道：一是外贸市场加工贸易自成体系，占外贸总量一多半的加工贸易基本上没有融入我国的经济循环之中，而是处于一个相对游离的状态。加工型外贸企业主要从国际市场购写原材料、半成品加工组装，在国际统计中体现为中国对这些产品的消耗，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在中国被加工了一下，加工后形成的产品基本上还是返销至国际市场，为外国所消费。所以，这部分消费对中国而言就是一种虚检测消费。初步估计，这部分虚检测消费约有2000多亿元人民币。另一渠道是高投资率导致的“中间消耗市场，，的自我循环。投资多了，有三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生产的产品多了，国内消费不了，销往国外。再从国外市场进口我们能销售的产品，调动国内最终消费市场的潜力，提升国内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显然我们不是这个结果，因为我们国内的消费不旺：第二个结果是出口了，外汇储备大幅上升，我们这些年外汇储备确实多了，2012年是3万多亿美元；第三个结果就是投资率上升，生产的不是产品，而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房地产业该不该发展，应该发展，但我们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太快了，导致我国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供需形势紧张，必须从国外市场购进铁矿砂、石油、钢材、煤炭和一些工业基础原料才能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中间消耗市场的需要。这就形成了进口市场与“我国不断上升的投资率”相对接的中间消耗市场的自我循环，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与净出口率的运行轨迹可见一斑。在图上显示出投资率与净出口率以20%线为中轴的对称图形，二者此消彼长（见图9）。
1994年美国的莱斯特，布朗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将导致世界的粮食危机。十余年后，他又指出，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依据是：在五大基本商品中，除了石油以外，中国的粮食、肉类、煤和钢铁的消费均超过美国，尽管在2011年，美国石油日消费量是中国的1.95倍。但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增速一直较高，对外依存度已达55.2%。报告还指出，中国化肥消费量是美国的两倍。另外，在电视机、电冰箱和手机消费方面，中国也是遥遥领先。同时，我国汽车产销居世界首位。 近几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不仅远远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甚至也远远超过了印度。中国1亿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12.03万吨标准煤，大约是日本的7.20倍、德国的5.62倍、美国的
3.52倍、印度的1.18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8倍。
那么，我们究竟是不是世界第一消费大国？2012年，美国一年的GDP是16万亿美元，而中国是8.3万亿美元，美国GDP的80%左右用于国内消费，而中国的国内消费只占GDP的49%左右。这意味着美国一年要消费12.8万多亿美元的产品，而中国只消费大约4.0万亿美元的产品，差美国8.8万亿美元。中国目前的消费要想超过美国成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大国确实还有些难度。在经济学上，消费是有确定含义的。只有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才能算消费，中间产品的使用不能叫消费，只能是中间消耗，同时，仅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速度也不能判断消费率的高低，也只能说我们这些年在提高消费需求方面有了大的进步。因此，我们离消费大国还有很大的距离。在面对国外“威胁论”的同时，我国学界不断地呼吁“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中隐藏着消费率偏低这一‘病灶’。因为消费率偏低必然是投资率偏高，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必然导致国民收入更多地向资本倾斜，它的结果就是用资本挣钱相对容易，用劳动挣钱更加困难。所以偏高的投资率与偏低的消费率形成的“病灶”与贫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诸多隐患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截至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联合国数据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我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宣布我国近十年的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过去10年，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0，随后开始逐步回落。10年间，基尼系数全部高于0.4。不管怎样。我国贫富差距在大幅度拉大。这种贫富差距表现在多方面，在此我们仅以城乡居民食物支出和教育支出为例（见表1）。
以2011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食物支出最低收入户消费2525.32元，占其消费支出的近一半；中等收入户消费4773.83元，占其消费支出的1/3多，最高收入户消费8535.21元，占其消费支出不足1/3。高收入者食物支出是低、中收入者食物支出的3.38倍、1.79倍。城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高收入者是低中收入者的8.99倍、3.18倍。而在农村，高收入者是低收入者的4.7倍：城镇教育高收入者是农村教育高收入者的5.77倍、城镇教育高收入者是农村教育低收入者的27.5倍。可见，收人不平衡导致不仅导致城乡贫富二元化、城市贫富二元化、而且还导致城乡文教程度二元化。如果这些二元化长期得不到解决，其结果必然导致观念意识形态的二元化。
可以说，当代中国面临最大的威胁，正是被经济高速发展所掩盖的资源生产力分配不均、社会贫富二元化问题。因此，如果不能合理分配资源生产力，当代中国社会的二元化发展趋势将无法避免，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均衡的提高。
(三)私人奢侈品消费的火爆与政府公共消费的短缺加剧了贫富悬殊的错觉
据2012年统计，中国已成为豪华车在全球增长最快或最好的市场。同时。中国正在提前迈入奢侈品消费的大国。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预测，至201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年销售额将达115亿美元，其规模仅次于日本。仿佛中国成了全球新兴消费主义和世界奢侈品开拓的新天地，那么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现象？首先应该肯定，无论何种生产方式，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水平的提高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资源和生产力许可的范围内，适度追求高消费，完全是可以的。然而，奢侈品的消费不等于国民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更不代表我们消费率的高低。事实上奢侈品的盲目追求会给社会带来隐患。这种隐患表面上看：它打乱了正常消费秩序，误导消费方向，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
摘自：毕业论文 格式www.udooo.com
费和财富的严重消耗，还助长了社会上的消费主义风气和享乐主义思潮，但深层中最可怕的是其示范效应加剧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和穷人的失落感，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过去的奢侈品将会转化为居民的必需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奢侈品转化成必需品的速度，体现了社会技术进步和经济水平提高的快慢。然而，中国的人均GDP虽然2012年已达6100美元，但中国是个人口大国，收入非常不平衡，如果只看到人均数字而看不到人均背后所掩盖的贫富悬殊，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据知名研究机构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英国花费了逾150年的时间才使得人均GDP翻了一番，从1300美元涨至2600美元。而120年后的美国，实现同样的倍增所花费的时间（约53年）约为英国的三分之一强。中国这一数字又大大缩短了，中国从13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涨至2600美元的水平，所花时间不足英国的十分之一，仅为12年。不仅如此，报道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均GDP增速预测数据显示，仅需7年，中国就能将人均GDP从目前的8400美元翻倍增长（按购写力平价换算），突破万美元大关。届时将步入“高等收入国家”。
但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月8日登载的阿瑟·克罗伯的文章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消费国”，一个是“糊口的中国”。其人口不少于10亿，基本只购写维持生计的衣食：另一个是“消费的中国”，包括1—3亿人，他们的收入可观，构成了自由消费的大军。
在两极分化的背景下，过度高消费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家庭负债消费。因为在高收入人群消费效应的带动下，一般中等家庭甚至低收入家庭要么出于非理性的冲动而消费，要么被动高消费，当他们的支付能力不足以应付他们的消费时，就会出现负债消费的情况，适度负债消费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过度负债却不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了一个大幅消费时期。过度超前的消费使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严重失衡。1990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66.7%，到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这一数值提高到79.2%，长期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使美国国民和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尤其是2002年至2006年，美国家庭债务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7年底130%。据有关方面测算，美国以占世界2.2%的人口，消耗了世界财富和资源的30%。目前。我国家庭负债还没有统计，但预估一下也不少。如2013年3月天津市信用卡透支、个人长短期贷款余额合计已达2058.17亿元，分别占2012年底GDP和地方财政收入的16%、117%，也有学者在2010年预估北京、上海家庭负债分别为122%、155%。家庭高负债的危害性可见一斑。适度负债要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的个人信用体系。在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维权意识需要培养、消费信贷处于起步阶段，过度负债的风险隐患不言而喻。
另一个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问题就是个人财富的快速聚敛和盲目使用，降低了社会财富的有效利用和公共设施的改善。在现代社会，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已经不只是个人消费品的结构升级与改善，其实现必须与公共物品和公共怎么写作相配套才能够实现，从目前国家投资的绝大多数领域来看，要么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直接相关，如居民保障房建设。要么是直接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怎么写作的，如社会事业、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三、政策建议
(一)既要充分认识到消费也是生产力，又要实现投资先行、投资与消费协调发展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投资率呈阶段性上升，这在我国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是一种必然的常态。但是，不能把高投资率看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实际上，从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角度观察，如果不受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因素限制，一个高的投资额加上一个高的消费额可以组成一个更大的GDP总量，但事实上，投资确实受制于自然资源限制。为此，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的原理，提出投资与消费不可能以等量规模向前“齐步走”，只能率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能促进消费资料生产水平的提升，也才能使工业化与国民经济不断从低水平上升到更高水平。否则。将消费放在优先位置上安排，就会出现新的“短缺经济”，也会使工业化与国民经济出现停滞或发展缓慢，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说过，即使在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过度消费都会酿成金融危机，何况我们仍处在工业化不断发展进程中。因此投资先行，不仅在前苏联的经济建设中加以实践，这在前文已经介绍过的各国经济发展中都已实践。那么，投资先行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走发达国家已走的弯路“先建设，后治理和享受”，要么接受发达国家经验教训。走我们自己的路“边建设，边治理，适度分享，共同富裕”。这是因为高投资必须有高储蓄给以支撑，而高储蓄就要减少当期消费，由扩大投资到随后扩大消费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时滞”问题，这说明，在消费没有同投资协调增长时，国民的即时消费会受到影响，国民存在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矛盾。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看，大多是用牺牲当代人或几代人的目前消费换取后代人的更高消费水平的提高。例如英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圈地运动到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先后用了三个多世纪的时间，牺牲了几代人的利益才换来了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成果；日本在二战后，作为战败国，在结束了美国军事管制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也是靠牺牲这20多年间
一、两代人的利益才逐渐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所以，为了避免重走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弯路，我们当前必须调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投资先行的基础上，实现投资与消费协调增长。这就需要一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促进发展，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则要大力调整我国的投资结构、分配格局，加大国家宏观上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寻找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的最佳结合点。当然，无论GDP中投资占比多了还是消费占比多了，都内含着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需要及社会发展的必然。下一步提高消费占GDP比例，应该说从我国人口发展、城乡发展阶段性的角度看时机上是有利于消费率提高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老人和孩子是纯粹的消费者，只有20-60岁的青壮年人口才是创造收入、制造储蓄的人群。我国青壮年人口比重在“十二五”时期达到最高点，随后将进入缓步下降阶段。到2020年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届时消费人群比重才会快速上升，消费率将相应明显提高。另一是城乡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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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变化。近几年我国大城市招工难已成普遍现象，劳动力红利已接近尾声，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出现，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已受到劳动力约束。城镇化建设、农村建设已提到议事日程，增加工资吸引劳动力成为大势所趋。从日韩经验看，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十年左右消费率开始步入稳步上升轨道。因此，从人口结构、城乡结构发展阶段看，未来十年我国消费率也是处于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过渡阶段。(二)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最，进一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要把重点放在投资结构的调整上，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自主创新倾斜，向节能环保倾斜，也就是以投资促消费。同时。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怎么写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强度；从提升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以公私合作伙伴（PPP）和政策融资机制，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此外，对电力、公路、铁路、地铁、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实行政府定价的公共性领域和医院、学校等准公共性或公益性领域，应树立“大效益”的理念，运用综合绩效评估方式，决不应简单以财务效益、是否亏损作为衡量其投资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据。(三)深化制度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有效提高消费水平，实现投资与消费协调增长
优化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最终还是要依靠深化改革。首先，改革干部评价考核制度，克服各地政府盲目攀比GDP现象非常重要。其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2012年，着重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提出了“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方面改革，若想提高消费水平，实现投资与消费协调增长，还需要其他许多方面的政策措施。如近年来我国连续提高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并推出了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鼓励消费政策，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刺激了消费的快速增长，这几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以17%的速度上升，这里还不包括在境外购写而未报关、每年约数百亿美元的高档消费品。此外。扩大内需，必须摸清国内消费需求走向，比如城镇居民关心的健康问题，以及与保健相联系的产业和科研，并没有得到政府、企业和科研单位的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市场，基本上都被外国产品占领了（我国医疗保健产品市场是美国的1/17，日本的1/11）。深入研究城市和乡村两方面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扩大农村内需、研究城市居民手中持有大量货币如何回笼，城市居民在写家电写房写车后还有什么消费需求，因此要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反映内需的市场信息反馈系统，摸清城乡群众的消费需求，这是确定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方向的必要条件。
另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不是提倡高消费，盲目攀比、炫富挥霍、严重浪费，提倡消费水平应与我国的国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等相适应。应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坚持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富裕的阶层可通过多种方式回报社会。转变消费方式也值得提倡，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完全意味着物质产品的消费越来越多，还要不断追求更高层次如精神产品的消费。（责任编辑 秦亚丽）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