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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等主流计量策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备受国内外学者们重视。Balasubramanyam（1996）从国际贸易政策的角度提出，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与实施进口导向政策的国家相比，FDI更有利于出口导向政策国家经济的增长，且FDI的产出弹性远大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产出弹性。Boreasetein（1998）从技术转移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1970～1989年6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投资，得出FDI推动了生产技术由工业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且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度远大于国内投资的结论。Laura Alfaro（2004）从金融市场完善度的角度出发，通过1975～1998年的跨国数据发现，东道国金融市场越完备，东道国从FDI中获益越多，且就东道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计算FDI与经济发展的净有效策略。
从最近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理论分析的基础侧重于对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检验的共同特点是构建一个扩大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模型中加入传统的FDI统计变量或其他辅助变量，以此来分析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陈浪南等（2002）运用传统上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以1991年为界限，1991年之前FDI对中国经济的年贡献率低于0.1 %，之后大约为0.5%。曹伟（2005）借鉴Shivas.Makki&Agapi Somwap的回归模型，从新的视角考察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FDI通过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傅元海等（2010）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外资企业本地化，技术转移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成正相关。鹏程、柳御林（2010）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外资对广东经济增长只具有短期效应，而外资对江苏经济增长却具有长期效应，提出了FDI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课题。
通过整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可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中国整体外资投入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此基础上开始注重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微观领域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区域性的I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少，因此本文研究西部地区IFDI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试图在区域性IFDI与GDP关系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Ayt=c+δt+λyt-1+φi-1Δyt-i+1+εt
其中c为常数项、δt为趋势项。作检测设检验为H0：λ=0； H1： λ<0。如果接受原检测设则说明序列yt没有单位根。方程中加入p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εt成为白噪声。对于非平稳序列，还需检验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它是n阶单整的，记作I（n）。而变量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看出，Ln和Ln都是非平稳的，而他们的一阶差分方程是平稳的，即Ln和Ln都是I（1）的过程，符合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的条件。因而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协整检验分析、Granger分析及脉冲效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标准化的协整方程为：
Ln=
0.226772@TREND（86）+u
似然比：49.58705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西部地区GDP与FD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地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减少0.213774个百分点，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与一些经济学家分析中国整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相悖，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理由或不足，这更显文章研究的重要性。
从表3可以看出，在8%的显著水平下，和互为Granger理由，即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其结论与协整关系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可见，西部地区引入的外资没有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外资带来的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推动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作用微小，传统上单纯的引进外资就能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图1表示了GDP对IFDI冲击的影响，GDP对IFDI的冲击在第1期就表现明显，在第2期达到了最大值17.1%，之后影响虽然有些下降，但一直保持正向性，表明GDP的变动会即刻产生IFDI的变动，影响力随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中国西部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间推移而变小。
图2表示了IFDI对GDP冲击的影响，IFDI对GDP的冲击在第1期为正，此后一直为负向性，且负向性随时间推移呈现加强趋势，之后在高点2.3%之后趋于稳定。这表明IFDI的变动除第一期推动了当地经济增长外，其余各期都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不利趋势具有长期影响效果，一直延续到第十期。可见，IFDI的流入对西部地区没有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反而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
方差分解是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性的策略，它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率的比重。然后随时间的变化观察重要的信息，从而估计该变量的时滞效应。 图3和图4表示了IFDI与GDP的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由图3可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冲击对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解释度比较平稳，维持在18%左右；图4可知，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从第六期后开始达到峰值，并趋于稳定，维持在35%左右。这表明在长期均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Ln）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Ln）变化的贡献度显著小于外商直接投变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其结论与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传统上的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相符，即西部地区外资的流入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且经济的增长也不会导致外资流入的增加。这表明西部地区在处理外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理由，为了更好地发挥外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特提出如下倡议：（1）优化外资结构，推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减少可能对西部地区当地资本产生挤出效应的投资，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需求引资，使引资不带有盲目性；（2）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要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更要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在西部地区知识技术溢出的作用，提高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3）通过相关政策导向使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相一致，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4）充分考虑引进外资所带来的环境后果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引进所谓绿色GDP概念；（5）充分考虑引进外资的能耗及节能效果，考虑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Boreasetein， E-J. De Gregoriq， J.Lee.How Does Foreign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s 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
[2] Alfaro. Laura， Chanda. Areendam， Kaletnhi-Ozcan. Sebnem， Seyek. Selin. FDI and economic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64）.
[3]陈浪南，陈景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2（06）.
[4]曹伟.外商直坦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08）.
[5]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10（06）.
[6]程鹏，柳卸林.外资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苏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09）.
[7]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8]胡再勇.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贡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06（06）.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
一、文献回顾
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重要理由，相比中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理由尤为突出，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东中部地区支援西部及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以此来激励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随着西部经济的开放，各种市场元素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贡献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贡献度及如何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备受国内外学者们重视。Balasubramanyam（1996）从国际贸易政策的角度提出，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与实施进口导向政策的国家相比，FDI更有利于出口导向政策国家经济的增长，且FDI的产出弹性远大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产出弹性。Boreasetein（1998）从技术转移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1970～1989年6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投资，得出FDI推动了生产技术由工业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且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度远大于国内投资的结论。Laura Alfaro（2004）从金融市场完善度的角度出发，通过1975～1998年的跨国数据发现，东道国金融市场越完备，东道国从FDI中获益越多，且就东道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计算FDI与经济发展的净有效策略。
从最近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理论分析的基础侧重于对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检验的共同特点是构建一个扩大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模型中加入传统的FDI统计变量或其他辅助变量，以此来分析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陈浪南等（2002）运用传统上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以1991年为界限，1991年之前FDI对中国经济的年贡献率低于0.1 %，之后大约为0.5%。曹伟（2005）借鉴Shivas.Makki&Agapi Somwap的回归模型，从新的视角考察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FDI通过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傅元海等（2010）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外资企业本地化，技术转移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成正相关。鹏程、柳御林（2010）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外资对广东经济增长只具有短期效应，而外资对江苏经济增长却具有长期效应，提出了FDI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课题。
通过整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可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中国整体外资投入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此基础上开始注重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微观领域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区域性的I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少，因此本文研究西部地区IFDI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试图在区域性IFDI与GDP关系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二、数据、模型与实证检验结果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期为1992～2012年。之所以从1992年开始，一方面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考虑中国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始于1992年。以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表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来自西部地区各省市（青海、重庆、宁夏、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内蒙古、西藏、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加总。为便于比较和建模，消除因素的影响，采用商品指数将GDP（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平减。西部地区实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中国西部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IFDI），用西部各省市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加总表示；IFDI 用当年美元平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值，同样为消除因素的影响，采用商品指数对IFDI进行平减。为消除异方差，将变量取自然对数值，表示为Ln与Ln。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西部地区相关省市统计年鉴。(二)实证分析
为最大化地消除经济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将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值，尽可能使其趋势线性化。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可以避开出现虚检测回归而造成的无效结论。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检测设序列yt服从p阶自回归过程，检验方程为Ayt=c+δt+λyt-1+φi-1Δyt-i+1+εt
其中c为常数项、δt为趋势项。作检测设检验为H0：λ=0； H1： λ<0。如果接受原检测设则说明序列yt没有单位根。方程中加入p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εt成为白噪声。对于非平稳序列，还需检验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平稳的，则称它是n阶单整的，记作I（n）。而变量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看出，Ln和Ln都是非平稳的，而他们的一阶差分方程是平稳的，即Ln和Ln都是I（1）的过程，符合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的条件。因而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协整检验分析、Granger分析及脉冲效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2.协整检验
对于协整分析而言，通常采用 EG两步法和 Johansen检验法。Johansen检验法适合多变间协整分析，这里采用后者来分析I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的思想为，在建立VAR模型前首先要根据LR统计量、FPE、SC、AIC 和 HQ 信息准则来判断最为合适的滞后期 k。根据数据的特点以及非约束的VAR模型的AIC和SC准则，我们选择最优滞后介数为2，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第一个似然统计量大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第一个原检测设被拒绝，第二个原检测设被接受，表明西部地区FDI与GDP两者之间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西部地区FDI与GDP存在一个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得到协整方程。标准化的协整方程为：
Ln=
7.892691-0.213774Ln+
（0.11486） （0.02773）0.226772@TREND（86）+u
似然比：49.58705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西部地区GDP与FD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地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减少0.213774个百分点，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与一些经济学家分析中国整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相悖，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理由或不足，这更显文章研究的重要性。
3.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仅能够检验出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检验。为使研究更加深入，我们对西部地区FDI与GDP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在8%的显著水平下，和互为Granger理由，即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其结论与协整关系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可见，西部地区引入的外资没有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外资带来的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推动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作用微小，传统上单纯的引进外资就能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 VAR 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 在 VAR 模型结构中可以利用冲击反应函数识别出各个效应对 IFDI 冲击的动态反应过程。图1和图2表示了IFDI脉冲响应函数的曲线图，直观地刻画了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图1表示了GDP对IFDI冲击的影响，GDP对IFDI的冲击在第1期就表现明显，在第2期达到了最大值17.1%，之后影响虽然有些下降，但一直保持正向性，表明GDP的变动会即刻产生IFDI的变动，影响力随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中国西部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间推移而变小。
图2表示了IFDI对GDP冲击的影响，IFDI对GDP的冲击在第1期为正，此后一直为负向性，且负向性随时间推移呈现加强趋势，之后在高点2.3%之后趋于稳定。这表明IFDI的变动除第一期推动了当地经济增长外，其余各期都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且这种不利趋势具有长期影响效果，一直延续到第十期。可见，IFDI的流入对西部地区没有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反而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
方差分解是另一种描述系统动态性的策略，它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率的比重。然后随时间的变化观察重要的信息，从而估计该变量的时滞效应。 图3和图4表示了IFDI与GDP的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方差分解的结果：由图3可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冲击对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解释度比较平稳，维持在18%左右；图4可知，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从第六期后开始达到峰值，并趋于稳定，维持在35%左右。这表明在长期均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Ln）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Ln）变化的贡献度显著小于外商直接投变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其结论与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三、结论和倡议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Jaso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利用1992～2012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一是西部地区GDP与FD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地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减少0.213774个百分点，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二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互为Granger理由，即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没有推动经济的增长。三是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长期内，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影响，且影响为负，即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同时外资的进入会阻碍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传统上的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相符，即西部地区外资的流入不利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且经济的增长也不会导致外资流入的增加。这表明西部地区在处理外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理由，为了更好地发挥外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特提出如下倡议：（1）优化外资结构，推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减少可能对西部地区当地资本产生挤出效应的投资，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需求引资，使引资不带有盲目性；（2）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要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更要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在西部地区知识技术溢出的作用，提高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3）通过相关政策导向使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变化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相一致，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4）充分考虑引进外资所带来的环境后果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引进所谓绿色GDP概念；（5）充分考虑引进外资的能耗及节能效果，考虑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Boreasetein， E-J. De Gregoriq， J.Lee.How Does Foreign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s 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
[2] Alfaro. Laura， Chanda. Areendam， Kaletnhi-Ozcan. Sebnem， Seyek. Selin. FDI and economic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64）.
[3]陈浪南，陈景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2（06）.
[4]曹伟.外商直坦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08）.
[5]傅元海，唐未兵，王展祥.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机制、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10（06）.
[6]程鹏，柳卸林.外资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苏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09）.
[7]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8]胡再勇.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贡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06（06）.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