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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卷心菜一样的内部死循环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利福德·盖尔茨来到爪哇岛，研究当地的农耕生活。他发现，当地的经济形态出现了奇怪的“二元化”现象。在外岛上，许多外来殖民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转变当地的生产模式，使外岛的生产不断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从而发展出了高效率、大规模、主要用于出口的工业体系；而爪哇岛内则聚集了印度尼西亚三分之二的人口，由于缺少资金，本地人只能靠农业种植业存活，但是岛上土地有限，又有着种种政策限制，因此爪哇岛上的人无法到外面去找工作，只能不断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使当地形成劳动密集型农业体系。
虽然从旅游者的角度看，当地人的农耕方式完美地保持了当地的原生态农业特色，但是在社会经济学家看来，这样每天简单重复，没有任何进步的农业状态就像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死胡同。由于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就那么多，随着投入到土地中的劳动力数量增加，每个劳动力带来的边际收益实际上在不断减少，当达到一个饱和值时，无论再投入多少劳动力，都只是在做无用功罢了，而这种在原地画圈，却将自己圈得越来越小的情况，则被盖尔茨称为“内卷化农业”。就像是卷心菜一样，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原来的框框。
其实，爪哇岛的农业目前状况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在农业发展中都经历过的一段旅程。不同的是，有的国家深陷在内卷中而不自知，最终在卷内走向灭亡；而有的国家则跳出了内卷的迷宫，走出了一条发展的新道路。
清朝盛衰与内卷化
纵观中国的农业和社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内卷化效应从始至终都在其背后起着推动作用，而清朝的发展史最具有代表性。清朝是中国命运发生转折的时代，在清前期，中国还屹立在世界的顶端，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疆域不断扩大的康乾盛世。到1820年时，中国的GDP足足占了全世界GDP的30%以上，比欧洲各国的总和还多，而当时日本的GDP只占世界GDP的3%。
但是这种盛世却未能持续太久，中国的经济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稳步增加，反而开始停滞不前，甚至有了减退的现象，当列强的火炮舰船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清王朝便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衰败下来，最终走向了灭亡。这里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外，农业的内卷化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连年的战争、饥荒和瘟疫，人口数量相比明末可谓骤降，从明朝晚期的1亿多人口下降到清初的不足4000万人口。由于人少地多，当清朝统治稳定下来之后，简单化的农业生产就能迅速恢复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清朝人口进入增长的快车道。增加的人口又不断投入到土地劳作中，推动了清朝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清朝GDP不断迈向新高，直到康乾盛世时达到顶峰。
但是，一旦土地生产能力达到上限，无论再增加多少人口都无法提高农业生产产值了，这种靠增加劳动力而提升的经济自然而然就会停滞不前了，再加上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在多次利用后肥力下降，康乾盛世的大清王朝经济发展再也无法持续了，如同其他内卷化的农业社会一样，清朝经济不可避开地走向了衰退。
而且，靠内卷化提升的GDP“含金量”非常低，因为这种GDP都是靠劳动力资源堆起来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如果将康乾时期的GDP平摊到人头上，就会发现，即使是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人均GDP也是在不断下降的：1740年，清朝人均GDP大概是4两银子﹔到了1760年，降为3.6两﹔1820年，则只有3.4两。这说明内卷化的魔咒已经在无形中决定了清朝衰亡的命运。
跳出内卷迷宫的英国
世界上第一个跳出农业内卷化的是英国，而且其助力竟然还是来自血淋淋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17至18世纪这两百年间，英国人口由411万增加到了866万，和中国类似，对英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人口爆发的时代，但不同的是，当时英国的农业人口比重却从70%减少到了36%。也就是说，到1800年时，英小农经济的死循环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国1/3的农业人口就有能力为全部英国人提供粮食了，简单计算一下，英国每单位劳动力的产出足足增长了3/4，在生产技术相差并不大的情况下，英国人是怎么做到既减少劳动力投入，又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呢？
从某种作用上说，是14至15世纪的“圈地运动”给了英国人一个跳出农业内卷化的契机。在圈地运动之前，英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与中国一样，都是分开进行的，前者是在私人土地上进行，而后者则是在公有土地上进行。但是圈地运动转变了这种状态，它让生产者将种植业与畜牧业在自己圈定的土地上结合了起来。
由于要养殖牲畜，英国农业生产者便不得不调整了自己种植作物的种类，由单一种粮食作物转变成为粮食作物（小麦、大麦）和牲畜作物（芜菁、三叶草）交替种植的方式。这种耕作制度为牲畜提供了更为充足和高质量的饲料，提高了牲畜的产量，与此同时，由于牲畜的放养和作物种植使用同一片土地，牲畜的粪便给农作物提供了足够的肥料，使土壤肥力提升，从两方面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这一过程也最初实现了英国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
不仅如此，根据农业专家的计算，在英国的种植业中，小麦、大麦、芜菁和三叶草需要的劳动比率为4：3：3：1，由于这种种植是依次进行的，因此相比于中国单一种植小麦，英国人所需投入的劳动连一半都不到，而中国的水稻种植所需的劳动力则是小麦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17～18世纪，中国和英国分道扬镳，分别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决定性因素就是能否跳出生产力内卷化的魔咒。英国跳出这个限制，就一举踏上了工业化的征途，而中国却一直向内循环，进入死圈，终于无法避开衰落的命运。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利福德·盖尔茨来到爪哇岛，研究当地的农耕生活。他发现，当地的经济形态出现了奇怪的“二元化”现象。在外岛上，许多外来殖民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转变当地的生产模式，使外岛的生产不断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从而发展出了高效率、大规模、主要用于出口的工业体系；而爪哇岛内则聚集了印度尼西亚三分之二的人口，由于缺少资金，本地人只能靠农业种植业存活，但是岛上土地有限，又有着种种政策限制，因此爪哇岛上的人无法到外面去找工作，只能不断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使当地形成劳动密集型农业体系。
虽然从旅游者的角度看，当地人的农耕方式完美地保持了当地的原生态农业特色，但是在社会经济学家看来，这样每天简单重复，没有任何进步的农业状态就像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死胡同。由于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就那么多，随着投入到土地中的劳动力数量增加，每个劳动力带来的边际收益实际上在不断减少，当达到一个饱和值时，无论再投入多少劳动力，都只是在做无用功罢了，而这种在原地画圈，却将自己圈得越来越小的情况，则被盖尔茨称为“内卷化农业”。就像是卷心菜一样，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原来的框框。
其实，爪哇岛的农业目前状况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在农业发展中都经历过的一段旅程。不同的是，有的国家深陷在内卷中而不自知，最终在卷内走向灭亡；而有的国家则跳出了内卷的迷宫，走出了一条发展的新道路。
清朝盛衰与内卷化
纵观中国的农业和社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内卷化效应从始至终都在其背后起着推动作用，而清朝的发展史最具有代表性。清朝是中国命运发生转折的时代，在清前期，中国还屹立在世界的顶端，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疆域不断扩大的康乾盛世。到1820年时，中国的GDP足足占了全世界GDP的30%以上，比欧洲各国的总和还多，而当时日本的GDP只占世界GDP的3%。
但是这种盛世却未能持续太久，中国的经济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稳步增加，反而开始停滞不前，甚至有了减退的现象，当列强的火炮舰船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清王朝便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衰败下来，最终走向了灭亡。这里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外，农业的内卷化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连年的战争、饥荒和瘟疫，人口数量相比明末可谓骤降，从明朝晚期的1亿多人口下降到清初的不足4000万人口。由于人少地多，当清朝统治稳定下来之后，简单化的农业生产就能迅速恢复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清朝人口进入增长的快车道。增加的人口又不断投入到土地劳作中，推动了清朝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清朝GDP不断迈向新高，直到康乾盛世时达到顶峰。
但是，一旦土地生产能力达到上限，无论再增加多少人口都无法提高农业生产产值了，这种靠增加劳动力而提升的经济自然而然就会停滞不前了，再加上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在多次利用后肥力下降，康乾盛世的大清王朝经济发展再也无法持续了，如同其他内卷化的农业社会一样，清朝经济不可避开地走向了衰退。
而且，靠内卷化提升的GDP“含金量”非常低，因为这种GDP都是靠劳动力资源堆起来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如果将康乾时期的GDP平摊到人头上，就会发现，即使是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人均GDP也是在不断下降的：1740年，清朝人均GDP大概是4两银子﹔到了1760年，降为3.6两﹔1820年，则只有3.4两。这说明内卷化的魔咒已经在无形中决定了清朝衰亡的命运。
跳出内卷迷宫的英国
世界上第一个跳出农业内卷化的是英国，而且其助力竟然还是来自血淋淋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17至18世纪这两百年间，英国人口由411万增加到了866万，和中国类似，对英国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人口爆发的时代，但不同的是，当时英国的农业人口比重却从70%减少到了36%。也就是说，到1800年时，英小农经济的死循环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国1/3的农业人口就有能力为全部英国人提供粮食了，简单计算一下，英国每单位劳动力的产出足足增长了3/4，在生产技术相差并不大的情况下，英国人是怎么做到既减少劳动力投入，又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呢？
从某种作用上说，是14至15世纪的“圈地运动”给了英国人一个跳出农业内卷化的契机。在圈地运动之前，英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与中国一样，都是分开进行的，前者是在私人土地上进行，而后者则是在公有土地上进行。但是圈地运动转变了这种状态，它让生产者将种植业与畜牧业在自己圈定的土地上结合了起来。
由于要养殖牲畜，英国农业生产者便不得不调整了自己种植作物的种类，由单一种粮食作物转变成为粮食作物（小麦、大麦）和牲畜作物（芜菁、三叶草）交替种植的方式。这种耕作制度为牲畜提供了更为充足和高质量的饲料，提高了牲畜的产量，与此同时，由于牲畜的放养和作物种植使用同一片土地，牲畜的粪便给农作物提供了足够的肥料，使土壤肥力提升，从两方面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这一过程也最初实现了英国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
不仅如此，根据农业专家的计算，在英国的种植业中，小麦、大麦、芜菁和三叶草需要的劳动比率为4：3：3：1，由于这种种植是依次进行的，因此相比于中国单一种植小麦，英国人所需投入的劳动连一半都不到，而中国的水稻种植所需的劳动力则是小麦的
1.5倍，从这里不难看出，英国的交替耕种制度是节约劳动力的重要理由。
英国因为有了圈地运动这个契机，跳出了内卷化的魔咒，开创出了一个发展综合农业的模式，这种模式解放了劳动力，增加了劳动生产率，让更多的英国人可以从事其他工作，比如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反过来又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也难怪工业革命最先是在英国发生的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17～18世纪，中国和英国分道扬镳，分别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决定性因素就是能否跳出生产力内卷化的魔咒。英国跳出这个限制，就一举踏上了工业化的征途，而中国却一直向内循环，进入死圈，终于无法避开衰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