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尼克松首次访华前后中美和解外交实践

【摘要】1971～1972年是中国当代外交史上具有转折作用的时期。中美和解带动了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变，也带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化。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外交决策，难免“水土不服”。文章选取了一个较短时间的历史进行案例研究，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尼克松首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尼克松首次访华前后中美和解的外交实践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次访华前后中关和解的外交实践，力图对这段决策历史做出新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美关系；尼克松访华
【作者简介】黄宇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1004-4434（2013）07-0049-05
正如冯友兰老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开篇所言，“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中曾写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特别是儒家）。”尽管主权国家概念在欧洲30年战争之后才逐渐明晰，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美国建立成熟起来，在中国，从哲学上探索国家间关系的尝试自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已经开始。在孔子、老子、商鞅、孙子、管子的思想中，都有能够解释和指导国际关系以及外交的思想内涵。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后，许多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遭到批判和唾弃，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然而，如果仔细审视中国的外交历程，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始，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逐渐回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轨道上来，而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路，也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认可。
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我国外交实践的学术成果，大多集中于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逐步走向正规后的外交。以传统哲学思想研究改革开放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外交实践的学术成果，就尤其少。本文拟以1972年前后尼克松访华的决策过程及来龙去脉为案例，研究这一外交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决策中的体现。

一、顺“势”而为：中美利益的逐步接近

“势”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无论是老子、孔子还是孙子，都以“势”来强调对于全局和整体情况的把握。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判断一个事情应不应该做的准则，而“势”则是判断一个事情能不能做的标准。如何认识“势”、如何判断“势”是能否做成一件事的关键，也是政治家智慧的体现。在《孙子兵法》中，“势”表示力量强弱以及各种因素战略的发展方向。
“以道为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存在于中国领导人的思维和脑海中。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来，中国仍然属于苏联阵营，中国与苏联的冲突仍然只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内部矛盾。但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与苏联为友的“大势”早已不在。
中国自古以来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仅仅在近代以来遭受了外来侵略，蒙受屈辱。当新中国建立，终于摆脱了过去一百年来列强的殖民与侵害之时，中国的领导人不断激励国人自力更生。实现民族复兴，当然不愿意接受苏联所谓的“领导”。苏联把共产主义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由莫斯科进行领导。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自我定位十分反感。坚定地以中国为中心，拒绝接受莫斯科的领导和指使。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955年华约成立。中国拒绝参加。对于而言，他不愿意自己建立的新中国屈于苏联（无论是斯大林、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之下。自从1956年赫鲁晓夫作苏共二十大报告之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已分道扬镳。北京以“修正主义”开始批判莫斯科，开始自立门户。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两个要求让和中国人更为光火。1958年，赫鲁晓夫倡议，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以便与苏联潜艇联络。对于此项倡议。中国人勃然大怒。赫鲁晓夫亲自前往中国安抚；然而，他的另一项倡议——让苏联使用中国在太平洋的不冻港——进一步惹恼了。说：“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自己领土上驻军。不能在别人的领土上驻军”，“我们已经把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赶走好多年了，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1960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方提供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外交战略由“一边倒”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发展到荷实弹的边界冲突。到了1969年-1970年。中国边境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其中1969年还发生了珍宝岛冲突。
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不同的是。原来敌对的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67年10月，通过阅读尼克松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越战后的亚洲》一文，注意到了尼克松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持有的积极态度。尼克松在文章中写到：“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作非分之想，杀气腾腾，威胁邻国”。在尼克松1969年的就职演讲中，他也暗示了对于中国的兴趣。史无前例地，要求《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尼克松——美帝国主义的总统的就职演说。这是一种转变对美思路所做的铺垫。1969年4月，委托四位老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理由作了分析。但周总理向四位老帅转达了的意图，认为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在确认这不是自我批评的政治陷阱之后，老帅们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中国应该结束孤立状态”。但是仍然不满意，让四位元帅提出更加大胆的设想。陈毅就提出：要把中美大使级会谈推向更高层次。而且，陈毅更具有革命性的倡议是放弃先收回台湾的先决条件：“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理由和有关理由。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台湾理由可以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战略性理由。”虽然美国没有“势”的概念，但尼克松和基辛格敏锐地意识到了在与苏联抗衡中，由于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有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可能性。基辛格看出了中苏关系之间的“势”，不仅仅是因为当时中苏间的冲突，更深入探究了中苏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到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和。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甚至演变至冲突。珍宝岛冲突之后，基辛格从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推测。由于事件地点靠近苏联的后勤基地，而与中国后勤基地相距甚远，因此侵略者可能是苏联。在中苏冲突急剧加速紧张后，中美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从未考虑过中苏开战的美国，甚至开始考虑“站队”。在1969年8月一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尼克松甚至表态：“我们绝不能让中国在中苏战争中一败涂地。”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美国政府决策者中是少数倾华派。但他们仍然是在中苏战争中只支持中国为必要的战略选择。
当中苏在珍宝岛冲突的时候，美国宣布停止其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970年，中美开始了华沙谈判。1970年10月，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作为中美之间的传话人。1970年12月，通过埃德加斯诺传递口信，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实现了“小球推动大球”。1971年6月，基辛格秘密访华。震惊了日本、苏联和全世界。
基辛格以一个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学者的视角阐述了中美和解的必定性，这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顺势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中美走到一起是时代的必定——不管两国领导人是谁，这是早晚都要发生的……领导人不可能创造出时代背景，他们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到极致。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他们就会一败涂地；反过来，如果做得不够到位，也会一事无成。要是他们稳扎稳打，建立起崭新的关系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这一关系符合各方自身的利益”。

二、合众连横：地缘政治与“一条线，一大片”

如果说，老子的“道”和“势”，以及孔子的“仁”和“礼”主要是为人治世的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纵横家的“合纵连横”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战国时期，齐与秦最为强大，相互争取盟国，以击败对方，实现“霸业”。小国则或选择团结其他国家抵御大国或选择依附大国。所以，合众是南北纵列的弱国联合起来，抵御秦或者齐的兼并和侵略；连横是小国成为秦或齐的盟国，进攻另外一些弱国，用“傍大款”以实现兼并土地扩大人口的目的。合众——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的代表人物是公孙衍和苏秦，连横——帮助秦国进攻其他弱国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弱国在两个强国之间，时而加入“合众”，时而加入“连横”。尽管当时的“国”都是西周王室的诸侯国，甚至有些是卿大夫国家，并非现代国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尼克松首次访华前后中美和解的外交实践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但是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交往形态已经具备了现代国际关系的特征。
上文已经提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对外战略从“一边倒”变为“两个拳头打人”。进入70年代后，由“不结盟”进一步转变为“一条线，一大片”。合纵连横的思想与地缘政治的思想、“一条线、一大片”有相似之处。
在1969年请四位老元帅研究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之时，叶剑英就以《三国演义》提出，“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在批判中国的历史，《三国演义》也曾被列为禁书，但是几位老帅以及本人，却从未忘记中国历史和传统哲学智慧。
苏联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威胁，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是敌人，但是还有坐下来谈的可能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对基辛格说：“苏联构成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必须在全球加以抵制……若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必将加速长期积弱的苏联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之日的到来。中国不会要求他国援助，也不会以他国的合作为其合作的前提。不过，中国愿意采取应对战略，特别是与美国进行配合。”
此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开始转变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办法来处理国际关系。除了与中国已发生边界冲突的苏联，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没有不可调和的敌人，合众连横已经成为可能。基辛格秘密访华后，联美抗苏成为中国外交的事实选择。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美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的有限合作。
中美和解，其中重要的中间人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既是“一条线”的组成国家。又是中国的少数盟国之一。1971年4月，印度策动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成立孟加拉国。1971年7月，印度制定了“解放孟加拉”的计划。正在基辛格访华后的一个月，1971年8月9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印度并签订了具有结盟性质的20年《苏联印度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这立即引起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警觉。《苏联印度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中最关键的是第九条：“缔约国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相应措施以保障和平与两国安全”。
周恩来意识到这一条款是针对中国的，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国出兵干涉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相似地，基辛格认为印度的行为是在煽风点火，而莫斯科助纣为虐的行为就如同“将一根点燃的火柴丢人面粉桶”。基辛格批评苏联在“玩火”。
苏联与印度的结盟并不意味着中美就必须要走在一起。即使基辛格秘密访华取得了巨大成果，尼克松也计划于1972年初来华，中国并没有立刻放弃以往“两个拳头打人”的思想形态，许多地方仍宣扬反美帝反苏修的口号。然而，有意思的是，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无论是出于中国“合众连横”的考虑，还是出于美国地缘政治的考虑，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确有配合。
中国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就与印度交恶，对巴友好。在中国眼里，印度怀着大国梦，具有扩张性。由于中印的边境争端以及理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南亚次大陆上保全能牵制印度的巴基斯坦符合中国利益。尽管基辛格秘密访华很成功。但是中美关系仍然很脆弱，尼克松需要稳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美接触。美国认为，中国在观察美国在第三次印巴战争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危机发生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尼克松首次访华前后中美和解的外交实践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如果美国表现不当，中美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系将会再次破裂。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来。从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认为苏联和印度签订了《苏印友好条约》就已经结成实质上的军事同盟，而战争的另一边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中国因为美国没有谴责印度和苏联导致中国而看不起美国，另寻朋友和打破封锁的出路，或者，印度在苏联支持下，趁机分裂中美的盟友——巴基斯坦。同时。美国也担心苏联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教训中国。如果不能阻止印度进一步采取行动，这对于刚刚恢复对话的中国、美国来说都是巨大的羞辱。因此，在此次危机中美国方面主动与中国沟通，做出反对武装干涉他国内政的姿态，尽量促成该危机的和平解决。
此外，中国一直认为，美苏有相互勾结、主宰世界的意图。中国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为了避开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与苏联“合谋”的印象，在中美沟通中，美国总是主动方。中国领导人绝不会晚于苏联领导人知道美国的决定和行动。为了坚定中国对美国的信心，基辛格向周恩来承诺，绝不会鼓励印度对中国动武。也不会允许印度有任何间接影响中国安全的做法。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后。鉴于中国对于第七舰队极其敏感。在第七舰队即将穿越马六甲海峡增援巴基斯坦之前。美方的黑格上校提前知会了黄华。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美国非常重视中国的意见，其所有的措施和举动要经过与中国方面的协调和协商。而在与苏联的斡旋中。基辛格也明确表示，如果苏联的和平解决的方案遭到中国反对，美国也不会单方面同意。甚至，当美国情报局得到信息，推断印度将于1971年12月初出兵西巴基斯坦时，尼克松政府还基于朝鲜战争的先例认为，中国将出兵援助。如果中国遭到苏联威胁。尼克松政府愿意站在中国一方与苏联对抗。当尼克松访华时，他对周恩来说：“美国充分尊重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肯定会事先告诉中国，因为美国相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大于美国”。
在的战略中，反对苏联是核心，其战略考虑范围，则是在全球“合纵连横”。“一条线，一大片”就是突出的体现。1973年2月，在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同基辛格的会谈中。除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外，结合世界形势，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反苏统一战线的话题，说，他要搞一个维度。后来在1974年会见大平正芳时，谈到了“一条线”，还谈到“一大片”，即凡是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要团结起来，共同抗衡野心最大的苏联，就是一大片。与美国和解之后，中国的外交沿着“一条线”打开了“一大片”。以尼克松访华为转折点。中国对原来在外交中以世界革命路线为战略方针得到了纠正。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9月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访华，两国政府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随后，中国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广泛建交，包括与英国、荷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972年～1975年，中国同西方国家领导人互访活动也增加起来。一方面，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思想。并且清楚地表明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也支持欧洲的联合自强。
在美苏之间，中国领导人合众连横。既维护了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又赢得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尊重，打开了外交的新天地。

三、中庸：贯穿古今的智慧之道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主张，大意为“中和”。不走极端，做事不过分、不过头、不过激，找到最合适的节点。孔子推崇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而现实运用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可视为我国外交原则中中庸思想的最佳代表。
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和解的前后过程中，中庸思想在中国领导人决策过程中也有所体现。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思维，但也没有完全抵制与美国和解。中国在与美国谈判沟通的过程中，台湾理由始终是中美之间的巨大障碍。然而，中国也没有顽固死守，为了台湾使得与美国的和解“因噎废食”。在《上海公报》中，中美采取了各自阐述立场的办法，并且开诚布公地写明台湾理由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理由。由此换来的是，在《公报》中美国第一次公开正式表示，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肯定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置将最终从台湾撤走的前景。而中国则重申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中国领导人的“中庸”之处还体现在，即使已经明确了联美反苏的方针，中国也没有再次“一边倒”——倒向美国，中国始终正视与美国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别，在台湾、越南等理由上的矛盾和分歧，在与美国的斗争中反苏，以我为主。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美方先遣小组黑格上校面见中国领导人时，他提出尼克松政府会帮助抵制苏联围堵中国。对于这一“好意”，做出了明确的拒绝：“围堵中国？我要他们来救我，可能吗？……他们关心我吗？这是猫哭耗子检测慈悲！”而当基辛格向周恩来倡议开通北京一华盛顿时，答复：“有人要借我一把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当然，对于中国人的若即若离、“防空炮”和中庸，美国人难以理解。直到今天，中国的“不干涉”原则也是中庸的体现，国际社会仍然无法理解，当然这也是文化巨大差异所造成的。
除了与美国和解，上文提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迅速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建立起联系，在联美反苏的同时，也支持欧洲团结一致、联合自强，并认为，欧洲的联合对于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制约、威胁和欺负具有重要作用。
四、结语
如果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比较成熟，我国的外交实践也必须依照“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开展，这恐怕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可行的。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还是外交活动，即使是社会科学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秘笈”或者理论，供全世界各国照搬照抄。其实。现在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在随着实践的积累而变化发展。中国的国情与美国大不相同，指导实践的理论，又岂能搞“拿来主义”呢？
中国曾为世界经济和文明的中心地带，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哲学思想犹如丰富的宝藏，是中国政治理论的宝贵财富。当我们回首中国当代外交史，若用西方的理论去套，恐怕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然而，当使用中国自身的政治哲学思想去分析和解释的时候，就顺畅许多。中国的理论自信，不是空中楼阁。自信的智慧，在当今的实践中，也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