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经济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本

摘要：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罗宏富，他的国民经济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包括：勤俭建国的思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发展理念。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明。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李富春；经济思想；科学发展观
作者简介：罗朝晖，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81)
李富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组织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李富春担任财经工作部长。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他主管东北的财经和军队后勤工作。之后，又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包罗宏富，蕴涵着丰富的科学发展理念。

一、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

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李富春形成了对国民经济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因而必须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1.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

在土地革命时期，李富春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开始接触经济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作为财经工作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了延安机关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至主席号召“机关干部都要像李富春一样学会做经济工作”。1947年，他担任东北局常委和副书记，负责东北全区的财经和军队后勤工作。在组织接收和管理大中城市的过程中，李富春开始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国民经济，这使他较早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复杂性和整体性。1949年7月，在东北纪念中国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李富春指出，东北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经济工作不再像在农村那样单纯，不能再“一揽子”、一把抓，而应学会“弹钢琴”，协同动作。1949年10月，在东北局工农商会议上，李富春作了题为《经济工作要树立整体观念》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希望做各方面经济工作的同志，要“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着想，从全面看问题”，以免发生彼此不相配合，妨碍整体利益的情况。1950年，李富春由东北调至工作，先任财经委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后任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此时，他更多地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经济视野更具全局性。1953年的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李富春明确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整体，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和互相制约的。”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李富春在关于加强全国计划工作的发言中再次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任何一方面的过分突出或过分落后，都会引起比例关系的失调，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的思想，并非来自书本的空泛之谈，而是他对经济生活深刻洞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早在1949年，他在东北局农工商会议上，对工、农、商业三者的关系就有鞭辟入里的论述。他说：“工、农、商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整体。譬如发展生产，必须首先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因为工业原料的大部分是从农业中来的，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又在农村，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销路和原料这三大问题，无一能够离开农业。轻视农业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农业的发展，农民要免除贫困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又必须依靠工业。因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大规模生产，农民生活必需工业品的供给，都得依靠工业。农业、工业都发展了，如何很好地结合，互相促进，使城乡物资交流，互有保障，依靠什么呢?靠商业。商业起着机器上轮带的作用，可以使工农、城乡能够互相配合，互相推动。这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三者的关系。”由此可见，早在建国前后，李富春对国民经济的理解，已是非常深刻，因而，后来他能提出“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这样深刻的见解，便不足为奇了。

2.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正是基于“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的认识，李富春认为，必须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就需要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加强经济的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工作。
(1)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早在1949年，李富春就针对东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只从本部门的业务看问题，而忽略整体的情况，提出应当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着想，从全面看问题，正确看待工、农、商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这些思考，后来成为论述“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来源。1956年，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在第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富春着重提出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国家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对的《论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延伸。1963年，李富春在国家计委的讲话中，针对当时经济中的各种矛盾提出要处理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重工业本身的发展和支援农业、支援轻工业以及为其他方面怎么写作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经过几年调整，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有不少困难，各方面的建设同“解决吃、穿、用”之间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因此，在1964年的全国农业长期规划会议上，李富春主张，要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文教建设、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市场商品流通、职工工资、物价、货币流通等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关系，支援国外和发展本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挖掘现有潜力和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和地方的关系，等等。
(2)综合平衡、全面安排。李富春认为，为解决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工作要加强计划性，其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搞好综合平衡。关于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的内容，李富春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是这样阐述的：“不仅要对国民经济中互相关联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平衡、全面安排，也就是说不仅在工业和农业，生产和流通，生产建

源于：论文格式模板www.udooo.com

设和交通运输，经济和财政，积累和消费，劳动和工资，成本和物价，生产和分配，物资供应和物资储备，经济和文教，经济、文教建设和国防行政，和地方以及各民族、各地区等各有关方面之间，都要进行综合平衡和全面安排；而且在国民经济中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地区的本身，也都需要进行综合平衡和全面安排。以工业来说，就需要在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重工业内部，轻工业内部，各产业相互之间，原料工业和加32212业之间，生产和建设之间，建设规模和地质资源之间，供产销之间，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之间，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之间，工业和地方工业之间，国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之间，大小企业之间相互配合，以及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之间进行综合平衡和全面安排。”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还是对国民经济最为深刻的认识。这一思想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与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重温这一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二、勤俭建国的思想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家底相当薄弱。因此，厉行节约、勤俭建国便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对于怎样勤俭建国，李富春的思考广泛而深入，从而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勤俭建国思想。

1.区分好基本建设标准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各项基本建设热火朝天。但是，由于没有把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主要是住宅、办公场所及福利设施建设)的标准区分开来，两者都追求高标准，从而导致非生产性建设中普遍存在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李富春在向第一届全国人大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提出，“不论是企业或城市的新建或改建，我们必须把生产性的建设和非生产性的建设这两种标准区别开来”，以避免资金、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他提出的区别标准为：限额以上的重点建设厂矿，力求采用最新技术和设备，非生产性的建设标准和城市规划的标准则一律要降低。1957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李富春重提了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问题。他认为，从当时中国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看，第一个五年的全部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比重高了，不合乎勤俭建国的方针。在这次发言中，李富春还着重提了生产性建设内部的设计和建设标准问题。他认为，我们必须追求先进技术，但是，不能盲目贪新贪大，应当根据中国的经济水平低、劳动力多的情况，有重点地采用先进技术，而多数企业只能采用一般技术；安全设备和福利设施标准，不能一概照搬委托国外设计的企业，而应合理地规定；此外，他还主张研究、学习日本、德国节约高效的技术发展模式。

2.讲究经济效果

李富春一贯主张在建设中要进行经济核算，强调成本和效益的统一。沈阳等大城市解放以后，许多同志还是沿袭“战时供给制度”的老习惯管理工商企业，随意开支资金，随便囤积物资、冻结资金；信贷、结算和支付也十分混乱，造成生产上浪费很大，国家财产损失惊人。面对这种情况，李富春反复强调，“一定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和定额管理制”。1949年10月，在他的支持下，东北工业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经济核算、开展反浪费斗争的决定，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一系列合理的技术定额和适应定额管理的奖励制度，建立起成本核算制度，大力提高生产，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这样，在短短的两年内，就收到了显著效果，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保证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了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了“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方针，“多、快、好”是周恩来等提出的，李富春补充了一个“省”字，得到了的同意。李富春补充的这个“省”字，主要是为了强调建设的成本观念，使这个口号的含义更加全面。1961年，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李富春更为明确地提出，勤俭建国，就要讲究经济效果。他说：“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所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设都必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讲究经济效果避免浪费。”他批评了大跃进期间很多不讲究经济效果，不讲究经济核算的现象，并提出了对今后的要求，他说，今后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要把产品品种、数量、质量、劳动生产率、成本统一起来，不能只求数量不讲其他。各工业部门必须注意抓质量、抓品种，克勤克俭，精打细算，讲求经济效果。

3.形成节约制度

厉行节约，要时刻坚持，不能靠搞运动、“一阵风”，对于这一点，李富春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认为，不仅要形成勤俭节约的风气，还要形成勤俭节约的制度。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李富春不仅自己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还制订了中直机关度过难关的四条节省条例，并带头执行，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建国初期，“一五计划”开始执行后，我国倍感大规模经济建设带来的财政压力，因而，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开始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方针。在1955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在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时指出，建设重工业，必须长期地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因此，必须实行极严格的节约制度，加强各部门的经济核算制。他说：“总之，今后国家必须在各方面建立起一系列的节约制度和节约办法，规定哪些是允许做的，哪些是不允许做的。凡是那些不允许做的，如果做了，就是犯法。”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李富春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方针，使增产节约成为社会风气，成为经常的制度。”
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实现节约、高效的发展。李富春的区分好基本建设标准、讲究经济效果、形成节约制度的思想，为我们今天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我国非生产性建设的标准提高得很快，在局部地区和单位，非生产性建设的标准甚至大大超过了国力和国民收入水平，生产性建设内部的标准区分也逐渐被忽略，甚至于

源于：论文的基本格式www.udooo.com

根本不作区分，这与科学发展观是相悖的，因此，李富春的应该根据国情国力，区分好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标准，乃至于进一步区分好生产性建设内部的标准的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的经济长期以来靠高投入、高消耗获得增长，甚至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所以，深入领会李富春的讲究经济效果思想，致力于成本和效益的统一，产品品种、数量与质量、劳动生产率的统一，有助于我们以低消耗获得高产出、高效益，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制度建设环节很薄弱，节约制度建设方面更是如此，以至这方面的制度至今还很不完善，奢侈浪费现象严重，重温李富春的建立节约制度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大力进行节约制度的建设和创新，从制度层面保障科学发展。

三、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

群众路线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李富春始终是这一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他时刻不忘改善人民的生活。1955年，李富春在向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报告时说：“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水平。”因此，“那种对人民生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注意解决那些必须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是错误的。”关于怎样改善人民生活，李富春有过很多思考，他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处理好国家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

李富春对国家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看法，具有很强的辨证性。他强调在要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应有必要的国家积累。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既强调要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也指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他说：“若要为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物质基础，就不能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果实都用来改善生活，必须把适当的部分作为积累资金，用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那种认为可以不经过刻苦的建设而希望一下子把人民生活提得很高的想法和做法，是纯粹的幻想，是错误的。”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要把人民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在保证国家建设的前提下，适当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他再次指出，“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主要靠我国国民经济的内部积累。但在解决资金积累问题的同时，必须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只顾其中的一面，就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之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李富春对国家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关系的看法更为科学。此时，他继续坚持既重视改善人民生活，又重视国家积累，同时还认为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来处理二者的关系。他在1960年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我国应该在保证居民消费逐步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前提下，扩大积累。如果人民生活降低，或不能提高，就要少积累。

2.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扩大供给

在短缺经济时代，人民生活的困难主要是产品供给的短缺造成的，李富春主张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生产，以扩大供给，解决人民生活困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认为，扩大供给，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农业。他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农业落后，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影响工业发展和整个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1963年《努力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要发展国民经济，要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首先就要尽快地、千方百计地发展农业生产。”另外，还要努力增加轻工业产品的供应。在1956年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指出，轻工业产品的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要改善人民生活，只增加工资还不行，还要使他们能够写到更多的价廉物美的东西”。

3.兼顾职工和农民的生活水平

1957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针对当时城镇职工与农民生活差距有所扩大的情况，李富春指出：“职工工资水平的提高，除了要同生活消费品的增长相适应以外，还应该根据统筹安排的原则，从六亿人口出发，兼顾职工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只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要从社会生产的增长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进行妥善的安排。总之，我们必须从六亿人口出发安排劳动和人民生活，在过渡时期更要注意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方针。生活待遇应适当拉平点，不要有过分悬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照顾到农村。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只能是工农业生产多发展些，使劳动力就业的多些，保证能劳动的人能从事点劳动，保证大家有吃有穿。如此，经过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努力，才能做到丰衣足食。”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以人为本的特色十分鲜明。他认为，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为己任的革命和建设宗旨。重温这一思想，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李富春认为，要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处理好国家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把人民当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另外，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在改善人民生活与扩大国家积累之间，应当有所侧重。这是对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也给我们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李富春主张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扩大供给以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供给人民价廉物美的产品。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理论上的新颖性。当前，虽然我国已经告别了短缺时代，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及其他种种原因，某些商品供给成本很高，进而高起，人民生活水平虽然得到大幅改善，但生活费用负担也很沉重。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改善供给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

四、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思想

李富春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经济规律、注重经济工作的科学性。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要将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而且要依靠科技发展经济。

1.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

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历程中，李富春不仅尊重经济规律，充分利用经济规律，而且大力倡

摘自：本科毕业论文模板{#GetFullDomain}

导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首倡“二八分红”，解决了机关的烧炭紧张问题。在他的带领下，不少单位根据“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八字方针，又创造了劳力入股分红、节约分红、各单位合作、机关与群众合作、个人生产合作等组织形式，有力地推动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李富春是最早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领导人之一。1960年，李富春针对当时的国民经济状况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并由周恩来总理完善为后来著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国民经济重新步入正确轨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60年10月，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其中，他特别强调，要把科学精神和革命热情结合起来。他说：“把科学分析和革命干劲结合起来，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相结合。革命热情、革命气概、革命意志、革命精神，这是首要的，是一个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品质。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科学分析。”“我们要懂得，只有科学分析，没有革命热情，容易犯右的错误。相反，只有革命热情，不注意科学分析，就容易犯‘左’的错误。经济工作要求愈做愈细，就愈要注意严肃的科学性。”1964年1月，在计委会议上，李富春再次指出：“三年大跃进，我们有好的东西，就是有革命干劲；但是，也有大的毛病，就是缺乏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应当把革命的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2.依靠科技发展经济

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历程中，李富春十分重视依靠科学技术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曾亲自动手，帮助总结，写出了《喂猪法》、《种菜法》等宣传小册子。早在1938年，李富春就曾建议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1939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他兼任院长。1943年初，针对当时延安自然科学界的研究脱离生产生活实践的情况，李富春给延安自然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要求边区自然科学界的同志积极参加边区经济建设，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的生产实践上去。在东北领导经济工作时，面对东北战后工厂普遍瘫痪、停产的情况，李富春非常重视技术人员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要作用，他不仅重视使用内的知识分子干部，还注意使用国民党、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了使科学技术在恢复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李富春还采取了三个关键性措施：一是选派得力领导执掌科学研究所；二是组织招聘团到关内各地以优惠条件大量招聘科技人员；三是明确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怎么写作的方针。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东北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科学研究工作也得到了长足进展。曾出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的严济慈回顾东北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历史时，曾热情地写道：“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建国后，李富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从东北调到工作后，他主管全国工业，在生产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他认为工业产品质量低，除了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技术水平不高，以及全体工人团结得不够紧，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在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说：“现在的技术人员，应该说在工业上、在建设上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没有技术就谈不到近代化的工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技术的提高。要搞近代化的工业，要搞近代化的国防就要技术，不能离开技术，所以我们要尊重技术，学习技术，掌握技术。”他还进一步大胆提出：“技术人员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主动团结他们，尊重他们，学习他们的技术，把他们的技术力量发挥出来，贡献给人民。”

3.技术改进应与本国资源条件相结合

1956年，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若干建议的说明》的讲话中，李富春针对当时不顾国力财力和资源条件，盲目引进先进技术的情况，详细地阐明了我国的科学技术政策，充分表达了他关于技术改进应与本国资源条件相结合的思想。他认为，在制定国家技术政策时，应当从我国生产水平低、技术水平不高、财力有限和劳动力多的情况出发。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必须尽量吸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迅速地赶上去；在采用新技术和技术改造方面，各部门不能齐头并进，少数最重要的新建企业，可以搞先进的以至最先进的技术；一般的新建和改建企业，要充分利用我国原有的和现在能制造的技术装备，不要盲目追求现代化；农业、运输业、建筑业、水利工程和采矿业的机械化程度不能要求过高，应该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要努力发展手工业，不要盲目追求机械化。1962年12月，在《关于十年规划问题给的信》中，李富春针对我国的资源条件，提出了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思路。他认为，农业的技术改革，要分别不同地区、不同重点，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进行。要先搞投资少、收效快、最有利于农业增产的农业技术改革，如水利、化肥和农药、水利的机灌和电灌等。农业的机耕和收割等的机械化，则因投资

源于：查抄袭率本科毕业论文www.udooo.com

大，且主要作用不在增产，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能逐步推进。
李富春强调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他本人也是尊重和利用经济规律、注重经济工作科学性的典范，这使他的经济思想更具有科学发展的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技术改进应与本国资源条件相结合的思想，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适用技术论”如出一辙，但比后者的提出整整早了20年。这一创造性思想，是李富春从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来的，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谋发展的科学精神。
综上所述，李富春的经济思想，富含科学发展理念，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他的一些具有创造性的经济思想，如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的思想，区分基本建设的标准的思想，形成节约制度的思想，改善供给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技术改进与本国资源条件相结合的思想等等，都是在掌握了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坚持实事求是谋发展的结果，这对我们研究科学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王首道.一代功名托至公一怀念李富春同志[A].纪念李富春[c].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
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1.
[3]李富春.李富春选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4]黄海.李富春与延安大生产运动[J].文史春秋，2010，(7)：14-18.
[5]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J].经济研究，1955，(3)：42-43.
[6]顾士明.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