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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國化包含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國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诉求与进路：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叶)是政治诉求阶段，政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主要诉求，其基本特征是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人民的政治國家；第二阶段(20世纪下半叶)是经济诉求阶段，经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主要诉求，其特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第三阶段(21世纪初开始)是文化诉求阶段，文化培植是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主要诉求，其特征是努力使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当代中國人的实际生活中，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土壤中，不断培育出新形态的中國化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國化；政治解放；经济建设；文化培植
马克思主义中國化不仅是國内马克思主义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人到中國来的。”这一断言，虽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引人马克思主义的史实稍有出入，但用来指称中國人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却是恰如其分的。无论是中國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中國人所展开的实际活动，都打上了深刻的苏联印记。有着“中國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美誉的李大钊，“十月革命”后即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盛赞“十月革命”，认为“俄國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國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并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论争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也明确申明自己“是喜欢谈论布尔扎维主义的”；在《论人民》一文中更是明确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國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毋庸讳言，中國人最初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乃是基于自身的政治诉求。这一政治诉求，透过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出版情况之分析，亦可略见端倪。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國家与革命》以及第二國际理论家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成为最早被中國人译介过来的一批著作，而它们基本上属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
基于这种政治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初始进路也是在政治层面展开的。从1921年中國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國化最为核心的任务，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中國当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寻找一条富有中國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建立人民的國家政权。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的思想，在建國前的基本旨趣也是政治的。1943年，最早使用“思想”概念的王稼祥将思想称作“中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國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代表党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而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思想，提出“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國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产主义”；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提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國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國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國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國集体智慧的结晶。”的《中國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湖南农动考察报告》(1927年)、《新主义论》(1940年)、《论人民》(1949年)等一系列著作，可以看作是中國人在寻求中國特色的政治革命道路问题上的经典作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理论典范。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國人就开始了建立、巩固和完善人民政权的尝试。当初，共产國际秉承列宁“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國家中去”的指示精神，前来中國指导中國的建党和中國革命等事宜。第二次國内革命战争期间，在苏区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國临时政府，开启了中國领导和管理國家政权的最初尝试。《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乃是“工人和农民的的國家”，劳动人民享受多项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改善人民生活，國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抗日政权，开始了在政权建设中与党外合作的实践模式。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政权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國脱胎而来，先后经历了人民共和國、共和國、中华民國特区政府等不同阶段，最后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日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的人们的政权，它的成立反映了中國顺应时怎么发表展需要，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可贵品格。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标志着中國领导的新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旨在消除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政治制度，以富于中國特色的方式——人民——在中國正式确立了。
中國领导下的人民制度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國化在政治层面上的重大体现，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经济诉求提供了政权保障和政治规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國化；政治解放；经济建设；文化培植
马克思主义中國化不仅是國内马克思主义
摘自：毕业论文小结www.udooo.com
理论界研究的持续性热点之一，更是当代中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主题之一。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如下方面：(1)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内涵；(2)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历史必然性；(3)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4)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结晶。党的十七大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國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关系，也逐渐为理论界所关注。概括地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却带有某种局限性：强于历史回顾，弱于现实建构。毫无疑问，这一缺憾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力图从历史回顾与现实建构相统一的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國化，以期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國化问题的理论思考有所助益。一、政治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第一重诉求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國的横征，使國人以一种异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期的方式重新见识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同时也促使一批有识之士在屈辱之中对本國经济、政治制度展开了更为深刻的反思，萌生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美好憧憬，旨在改良封建君主制度的“戊戌变法”和志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相继发生。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人正是在这样一种变革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改良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点滴介绍，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宣传，都有着其自身的政治诉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人到中國来的。”这一断言，虽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引人马克思主义的史实稍有出入，但用来指称中國人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却是恰如其分的。无论是中國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中國人所展开的实际活动，都打上了深刻的苏联印记。有着“中國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美誉的李大钊，“十月革命”后即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盛赞“十月革命”，认为“俄國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國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并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论争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也明确申明自己“是喜欢谈论布尔扎维主义的”；在《论人民》一文中更是明确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國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毋庸讳言，中國人最初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乃是基于自身的政治诉求。这一政治诉求，透过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出版情况之分析，亦可略见端倪。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國家与革命》以及第二國际理论家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成为最早被中國人译介过来的一批著作，而它们基本上属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
基于这种政治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初始进路也是在政治层面展开的。从1921年中國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國化最为核心的任务，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中國当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寻找一条富有中國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建立人民的國家政权。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的思想，在建國前的基本旨趣也是政治的。1943年，最早使用“思想”概念的王稼祥将思想称作“中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國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代表党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而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思想，提出“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國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产主义”；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提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國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國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國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國集体智慧的结晶。”的《中國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湖南农动考察报告》(1927年)、《新主义论》(1940年)、《论人民》(1949年)等一系列著作，可以看作是中國人在寻求中國特色的政治革命道路问题上的经典作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理论典范。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國人就开始了建立、巩固和完善人民政权的尝试。当初，共产國际秉承列宁“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國家中去”的指示精神，前来中國指导中國的建党和中國革命等事宜。第二次國内革命战争期间，在苏区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國临时政府，开启了中國领导和管理國家政权的最初尝试。《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乃是“工人和农民的的國家”，劳动人民享受多项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改善人民生活，國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抗日政权，开始了在政权建设中与党外合作的实践模式。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政权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國脱胎而来，先后经历了人民共和國、共和國、中华民國特区政府等不同阶段，最后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日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的人们的政权，它的成立反映了中國顺应时怎么发表展需要，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可贵品格。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标志着中國领导的新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旨在消除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政治制度，以富于中國特色的方式——人民——在中國正式确立了。
中國领导下的人民制度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國化在政治层面上的重大体现，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经济诉求提供了政权保障和政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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