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剥洋葱》文本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

摘要：自传长期以来地位难定，它属历史还是文学?是写实还是可以虚构?对这些问题理论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对后现代派理论家来说，自传不是一个分割的体裁，自传与虚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德国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自传作品《剥洋葱》是后现代派语境中一个典型例子。这部自传是文学还是历史?是虚构还是事实?文本具有哪些后现代自传的特征?论文通过剖析文本试图对这问题予以解答。
关键词：格拉斯；《剥洋葱》；事实；虚构
1009-3060(2012)01-0015-06

一、自传姓“历”还是姓“文”

1683年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第一次提出“传记”这一词，从那时起到19世纪末，人们一直把传记看作是历史学的分支。这样划分既牵强但也名符其实。一般人认为历史学探讨的是与人类的过去有关的问题，研究的对象既可以是历史人物也可以是历史事件。如果这样理解历史学的话，自传作为历史学的一种就牵强了，因为历史学研究的人物肯定是在历史上有重大作用的人而非小人物，但Biographie在拉丁语中Bio-意为生平，-graphie意为写作，传记即写一个人的生平，从定义上看并非只能写名人或历史大人物，从理论上讲传主可以是任何人。历史研究的人物范围要比传主的范围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传记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是牵强的。理论上传主可以是任何人，但在实践中一般来说都是给名人立传，名人又必然要与他生活的时怎么发表生联系，写他的生平自然是历史学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把传记归于历史学也说得通。到了1886年，美国学者菲力普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又把传记从历史学中剥离出来，把它看作文学。所以传记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在历史与文学中纠结。
自传一词比传记出现得晚，于1797年首现英国。它在德国也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现，但那时叫selbstbiographien beruehmter Maenner(名人自传)，现在意义上的自传源自19世纪。Auto-意为自己，顾名思义，自传就是自己写自己的生平。德国人格奥尔格·米施(Georg Misch)1907年给自传言简意赅地下了定义：“它(指自传——本文作者注)几乎只能通过它的表述来解释：一个人书写(graphia)他自己的(auto)生平(bios)。”既然自传是传记的一种，也就注定了其定位的困难。德国学者加布里尔·沙巴赫(Gabriele Schabacher)在其著作中把如何看自传分为四个阶段。1900-1920年代人们通常把自传看作是文献，50年代人们把自传看作是艺术作品，70年代把自传看作文体，80、90年代把自传看作是文本及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除了对自传是事实还是虚构(fact/fiction)的探讨始终没中断外，另外一个没停止过争论的问题就是自传是否存在，争论的一方给自传献上了花圈，宣告它已死亡，因为自传是一种虚构，和其他任何文本没什么两样，而一方则坚称自传仍完好无损地发挥着作用。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后现代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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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作品已不同于传统，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虚构化，二是文学化。虚构化指自传与小说之间的界线模糊，文学化是指自传吸收了文学虚构的表现手法。

二、自传中的真实性

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家们不相信自传中的叙事与外部的真实相符②，叙述是真实的，但只是对作者而言。所以自传应有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之分。不管自传作者怎么想完全忠实于实际地讲述，也不可能在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之间划上等号，正如罗伊·帕斯卡(Roy Pascal)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自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记忆；就算使用文献对记忆进行补充，自传的质量也好不到哪儿去。”回忆是很主观的事情，回忆什么，怎么回忆，何时回忆都取决于自传作者，他一生经历那么多的事儿，不可能全都叙述出来，必然有选择。另外怎么回忆不是完全取决于往事，还取决于目前回忆时发生的情况。巴尔特特(Barttett)也说过：“记忆总是为了迎合当前意愿的需求而对过去事件加以重构。”此外回忆的视角也影响着自传。更重要的是，人的记忆本身不能完全被信赖。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力是相当脆弱的，它不可能像照相机一样把往事原封不动地还原，正如丹尼尔·夏克特所说：“记忆是对我们所体验到的事件的记录，而不是对事件本身的复制。”
如果说自传有虚构性质并不是指作者有意说谎，而是指回忆本身是不可靠的，格拉斯在《剥洋葱》里也称回忆这位“女士”是“最不可靠的证人”，而且它“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这是用比喻这个文学手段表明回忆的不可靠。回忆的不可靠也被记忆科学的研究所证实。出于各种原因，自传作者都会有选择性地回忆，这是自传作者的有意行为。但回忆还制约于客观因素，因为记忆如记忆专家夏科特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脑各种进程与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体系均有它们的神经原结构，记忆不是唯一的统一体系，除了对往事的回忆，还有其他因素纠缠其中，还有内含的、没意识到的回忆。回忆是主观的体验，随着回忆与所经历的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拉长以及空间的转换，回忆必然变得模糊，回忆的内容必然不同。所以回忆不可靠不是说回忆者有意“说谎”，而是各种客观条件作用的结果。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回忆者说的哪些是真?哪些是检测?真检测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当事者本人都无法分辨的是非我们外人又怎能辨别?
在后现代自传理论家眼里，不仅主观性的内涵有了变化，历史也已不是原来的概念，历史不是事实的堆积，而是在文本的回忆空间中诞生的，是过往与当下完全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历史丧失，现实消失，主体消亡”，这导致自传概念界线变得模糊，如今自传家恰恰要在写作过程中寻找自传的东西，主体性只在写作过程中展开，作者不是在语言外，而是在语言内寻找主体性，寻找这个语言外不存在的“我”，思维也是在语言中逐渐展开。随着认识论从意识哲学转为语言范式，语言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重新表述。换句话来说，自传也是一种语言范式。所以解构主义者们在喊出“作者之死”后，又宣布了“自传之死”。

三、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

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有对等的时候，一部自传不可能全是虚构，丹尼尔，夏克特有一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他说：“就往昔经验的一般特征而言，我们的记忆往往是准确的；但当我们要回忆一些具体的经验细节时，我们往往会发生各种类型的偏差和歪曲。”⑤在《剥洋葱》里，我们能找到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对等的地方，如格拉斯加入纳粹的事实，这一事实在文本外有案可查。德国媒体在《剥洋葱》出版后在德国军事博物馆找到了格拉斯在战俘营的档案，上面有他在纳粹军队里的铁证。@此外他当矿工、画家、作家的经历都是事实。但就《剥洋葱》整部作品而言是不是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完全对等?对此是有疑问的。疑问的依据是《剥洋葱》完全是用文学手段写就。
上面已提到后现代自传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在《剥洋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自传的整个大环境发生了改变，现在的自传与传统的自传已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一方面有作家格拉斯的主观因素。在与媒体的访谈中，格拉斯曾说他不相信自传，也不想写自传，2003年德国《明镜》周刊问他：“您会在某个时候写自传吗?”他回答说：“这始终是一个以什么形式说谎最好的问题，我不太相信自传。如果我有可能以某种变体来讲述自己的话也许很有诱惑力，但我确实更喜欢以虚构，也就是小说的密语形式写的自传。”在与法兰克福汇报的访谈录中说到60年后打破沉默写自传的原因时他说：“在我开始写这本书前，毕竟得需要克服一些东西，因为我基本上对自传持有异议。许多自传想愚弄读者，说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由此可以看出，格拉斯喜欢小说与自传相结合的体裁。这种对自传的不信任源于格拉斯对经典的拒绝，他对待现实的方式就有别于传统，把幻想、童话甚至神话纳入现实中，可见，现实的领域在格拉斯那里被大大扩大了，或换种说法，在格拉斯那里现实与虚构的界线被抹杀了。
以文学手法写自传还有客观因素，那就是只要一动笔写，格拉斯就不由自主地滑到虚构中去。在与齐默尔曼的访谈录中格拉斯说：“我无法写自传体，因为我很快就会陷入文学的谎言之中。”对于自传，格拉斯并不看中叙述的是否是事实。他认为自传如能体现作者丰富的逸闻趣事和敏锐的观察力，那么这样的自传体的书就会很美、很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传中描写的东西是不是事实对格拉斯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
《剥洋葱》的自传写作手法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问句多。在格拉斯看来，用什么样的写作手法与作家所拥有的素材有关，素材不同则写作方式不同。对于《剥洋葱》这部作品来说格拉斯有什么素材呢?除了他的经历与记忆力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就是一张照片、一个注册证、一个琥珀。仅凭经历与记忆力有许多事情是无法确认的，在格拉斯这个回忆洋葱上很少有准确的日期记录，他在《剥洋葱》中也说：“只要涉及到时间，我就不得不承认，许多准时开始或结束的事情，在我这儿却是迟迟才响起。”
大家都知道问句一般是用来对不知并感兴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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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人进行提问的。在德语文学中问句的功能大都是修辞作用。《剥洋葱》中有些问句确实具有修辞作用，但更多的是表现出对往事的记忆无把握，比如：“这一切，而且不止是这一切，构成了我的精神食粮。《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者《道连·葛雷的画像》也在帘布后的图书宝库里?还有哪些狄更斯的和马克·吐温的作品在随时待命?”“我的‘我’又冒出来了，虽然前所未有、后难再现的饥饿折磨我的起始时间只能大致确定：自五月中至八月初?”@通过众多的问句，文本的真实性也打上了问号。
有些评论家之所以把《剥洋葱》称为小说，是因为它确有文学特征，书中有许多比喻和隐喻，此外，作品中还运用了叙事文学中的间接内心独白(内容是第一人称，语法形式是第三人称)，如：“他思考什么?想不起来了。”文学中常见的场面描写书中也比比皆是，哪怕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也很具文学性，如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时，格拉斯写道：“还在瑟瑟发抖，眼前的惨景扑面而来。幼小的树林被撕成了碎片，白桦树如同被搁在膝上喀嚓一声折断了一般。有几颗炮弹碰到树冠提前爆炸了，周围都是人的躯体，有散落着的，有叠在一起的，有一命呜呼的，有苟延残喘的，有蜷曲着的，有被树枝扎穿的，有被弹片炸得百孔千疮的。有些躯体像演杂技似的打成了结。也许还能找到七零八落的尸块。”格拉斯以栩栩如生的文学表现手法让我们了解了历史的细节。有时历史不忍细看，而有时历史非要细看。
另外《剥洋葱》中常有第三人称的叙述。虽然自传体不一定非用第一人称，但格拉斯用第三人称不像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所说的表明高傲或谦卑的态度，而是有三个效果，即距离效果、伪装效果和辩解效果。格拉斯在自传中用第三人称仿佛是在谈论他人，讲的是一个虚构人物，而不是叙事者自己：“当时的‘我’虽然对我来说并非完全陌生，但是已不存在，像个远房亲戚渐行渐远。”
在《剥洋葱》中写战前的部分用“他”比较多，有时也用“你”，但写到战后就有了转折，“他”大大渐少，只出现几次，大部分都用“我”了，到书的最后基本就没“他”了。因为相对战前经历而言，战后的经历他更能把握，能在经历者“我”和叙事者“我”之间划上等号，不必再用第三人称，正如格拉斯在书中所承认的那样，“我现在(指战后——本作者注)无所顾忌地说‘我’已很老练”。
《剥洋葱》第三个特征是运用文学创作手法表现某些概念，比如把回忆与记忆用洋葱与琥珀喻之。把琥珀作为记忆的隐喻是格拉斯首创。我们可以把《剥洋葱》中关于记忆的隐喻简化为“记忆是琥珀”。按照隐喻理论，隐喻由本体和喻体构成。按格哈德·库而茨(Gerhard Kurz)的分类，隐喻有三种，一种是创造性的、有活力的，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已成为辞典中的词的。不管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三种隐喻相互作用，且各种隐喻有不同的效果。格拉斯把琥珀作为喻体比喻记忆是属于创造性的。在他之前对记忆不乏名人的多种比喻，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蜡板、弗洛伊德的神奇书写板。按一般人的理解，本体与喻体之间应该有相似性。如果不看上下文，我们很难把琥珀与记忆联系起来。在汉语中，琥珀意为“老虎的灵魂”，即老虎的灵魂化为了琥珀。就是西方人，说起琥珀也不会联想起记忆，琥珀在中古低地德语中意为易燃的石头。它可以用作饰物、宗教器物或吉祥物。但中西文化也有相似之处，即都可以把琥珀作为护身符。为什么格拉斯会把琥珀作为记忆的隐喻?波兰是盛产波罗的海琥珀之地，但泽是琥珀加工业的重镇，且是格拉斯的故乡。在《剥洋葱》中，格拉斯交待了他拥有琥珀的来历，也许是在波罗的海岸边发现的，也许是在立陶宛一小贩那里写的。我们怎么看琥珀与记忆之间的不相似呢?季广茂在其著作中提到隐喻与相似性的关系时说：“在某些情形下，隐喻先于相似性，相似性是隐喻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相反——先有了相似性，才有隐喻。美妙的隐喻并不比较两个检测定相似的实体，而是在一般人看来并不相似的不同事物之间发现相似性。这正是妙喻的奇妙之处。”不从相似性看隐喻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相似性的概念太宽泛，比如说“女人是花”，花有许多属性，到底女人在哪方面与花有相似性呢?是说女子有花香?还是说女人像花一样美?还是指女人像花一样容易凋谢?琥珀同样有不同的属性，比如它燃烧时散发香味，摩擦时易生电，生成年代久远，是珍贵的材料，可以包裹植物或昆虫等等。如果没有上下文我们很难知道琥珀的隐喻意义到底是什么，要想理解这个隐喻，必须把它置于《剥洋葱》整个文本语境中。我们可以知道格拉斯强调的琥珀属性之一是它里面有包体，“我发现或者写下的这几块琥珀都有包体。在这一块水滴状的化石里似乎是冷杉针叶，而在那一块发现的东西里可以辨认出青苔般的藓类植物，另一块里则是永生的蚊子，细小的蚊脚都能数得清楚”，“其他琥珀的包体不同：有苍蝇，有蜘蛛，还有小甲虫”。在《剥洋葱》中琥珀另外一个重要属性是历史悠久：“有一次我还发现了一块核桃大小的琥珀，里面是一条蜈蚣似的虫子经历了海地特人(居住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古老民族，语言属印度日耳曼语——译者注)、埃及人、希腊人、罗马帝国还有别的什么时代。”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用隐喻必有其用。张沛在其著作中将隐喻的功用分为几种，一是修辞作用，二是情感作用，三是认知作用。琥珀在《剥洋葱》里作为隐喻无疑有修辞功用。虽然当代西方学者谈隐喻都是从文化层面上着眼，探讨的是所谓的宏隐喻，但不能否认隐喻的传统修辞效果，其基本方法就是替换与比较。《剥洋葱》中琥珀既喻抽象的东西也喻具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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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东西如身体中的弹片，“我的琥珀把东西保存得更清楚，能认得出里面的包体：先是一只蚊子或小蜘蛛，然后是另外一个包体——炮弹碎片——能回忆起来，它躲在我左肩膀里，不妨说是一个纪念品。”此外包体也隐喻着叙事者“我”：“对着光，照上足够多的时间……我就能看到自我，我取代了琥珀包体中的昆虫，刚才还是一只扁虱，现在成了我的全部……”“但是，树上松脂的香味还是包围了他，终于将他紧紧地裹了起来，宛如虫子在那块琥珀中永生并自称是我的化身。”
但在《剥洋葱》中琥珀主要是记忆的隐喻。格拉斯在作品中以文学手法探讨了回忆与记忆的关系。前者以洋葱喻之，后者则用琥珀。两者不管在分类、材质、味道和作用上都完全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事物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一目了然：植物宝石，易腐烂一坚硬，辛辣一芬香。对于前者格拉斯是不相信的，认为回忆不可靠。他把回忆用洋葱喻之确实很形象，因洋葱是植物，易腐烂，不能长久的东西自然不可信，或用格拉斯书中的话说回忆这位女士是最不可靠的证人，“她喜怒无常，经常偏头痛发作，此外还有一个随行就市、待价而沽的名声”。但对于记忆，我们可以从本文提及的记忆科学理论看出与琥珀的特征是不一致的，记忆是脆弱的，它和回忆一样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格拉斯这个隐喻运用得是否恰当，有理由提出质疑。
解构主义理论家们不承认自传的地位，认为一切小说都有自传性质，一切自传都是虚构，它不可能展现真实的自我，因为自我不存在于文本外，他们称自传是个“不可能的和死亡的形式”。但解构主义对自传的否定也遭到质疑，正如杨正润所说：“所谓‘自传死亡’的说法是把自传中可能存在的虚构成份无限地夸大，以纯粹的理论演绎取代自传家的实践。”我们不否定《剥洋葱》的虚构性，它用文学化手段表现了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格拉斯有意说谎，而是如前所说，是记忆不可靠造成的，也是格拉斯观念中现实疆域的扩大以及以虚拟手法写自传的主观诉求导致的。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剥洋葱》：是自传作品，但应当小说来读，它是自传与小说的结合体。这正迎合了现代自传的写作方式与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