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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抗战时期国立武汉管理机构设置与其特点

收藏本文 2023-12-31 点赞:29596 浏览:133831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管理机构设置有校务会议、院务会议等权力机关和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等行政机关。由于机构的精简、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及行政人员知识结构的互补,行政效率很高,分析其管理机构设置及特点,对今天的高校管理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武汉大学 管理机构设置 特点
【作者简介】 涂上飙,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博士,副研究员。
2095-5103(2014)02-0012-02
高校的管理工作是学校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人的素质、能力和声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划分,机构的设置以及有效的管理措施等都会对高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认真考察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的管理特点,对今天的高校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机构设置

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设立的管理机构,大致包括两大类: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1. 权力机关

当时的权力机关包括校务会议、院务会议、各专门委员会、教务会议、训导会议、总务会议和系务会议等。
校务会议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最高决策权和立法权。它由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会计室主任以及教授代表组成,校长为主席。校务会议负责审议大学预算、学院的设立与废止、大学课程、大学内部各种规则、学生试验事项、学生训育事项、全校纪律事项、校长交议的事项等。院务会议由各院院长及下属系系主任组成,院长为主席,主要讨论本院的预算、学科及课程、学生成绩、学术、设备、出版等事项以及校长院长交议的事项。教务会议由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系主任及教务处下设各组主任组成,教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教务事项。训导会议由校长、训导长、教务长、主任导师、全体导师及训导处下设各组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训导事项。总务会议由总务长、总务处下设各组主任组成,总务长为主席,讨论一切总务事项。
各专门委员会是聘任、考试、图书、仪器、财务、训育、体育、卫生、出版、免费公费审查、学生贷金审查、社教推行等委员会,负责各自范围内的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等职责。
系务会议由全体教授组成,系主任为主席,讨论系内一切教学事务。如学生的毕业论文、课程变动、学分的计算、增加课程、抗战的史料编撰、讲义印刷等工作。

2. 行政机关

依据1939年的行政组织大纲规定,当时学校设三处一室,即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和会计室。
教务处负责处理和协调教学方面的事务。下设注册组、出版组、图书馆,各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教务长的意志,综合处理属下的各类事务。训导处负责处理学生训导方面的事务。下设生活指导组、军事管理组、体育组,各组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训导长的意志,处理所辖具体事务。总务处负责处理公文及后勤方面的事务。下设文书组、庶务组、仪器购管组,各组设主任一人,秉承校长、总务长的意志,处理具体事务。会计室设主任一人,主任下设佐理员及雇员若干人,由国民政府主计处任用,受校长的指挥,负责学校的审计、会计等事务。
学校行政机关的校长,总辖全校校务,对内依据规则主持校务,对外代表学校。因是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对国民政府负责,要贯彻执行国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同时校长还要对学校负责,要充分调配好各种资源,推动学校的发展。可以说校长是大学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人。校长下设教务长、训导长和
总务长,分管所辖的三处,协助校长分管各自领域里的工作。教务长和总务长要求必须是教授担任。

二、机构特点分析

纵观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以及权力的划分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和策略,有力地保证了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转,当时管理机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在机构的设置上,精减而高效

当时学校行政机关设立了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和会计室,简称“三处一室”,分别管理教学事务、学生的思想教育、公务和后勤以及财务四个方面。处室下面再按工作属性分设几个小组,通过小组将工作分解,落实到位。这样机构设置不多,层级简单,有利于保证行政工作中的高效率。

2. 在管理权力的划分上,将决策权和行政权分开,实现了管理权的合理配置

学校所有重大事情的决策、决议都归口于校务会议。由于校务会议由行政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和教授中推选的代表组成,也就保证了校务会议决策、决议的权威性。为解决校务会议权力过分集中的理由,学校还设立了各专门委员会,决策、讨论某一领域里的理由。如1942年的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管理机构设置及其特点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光潜带领刘永济、刘秉麟、桂质廷、谭声乙、陆风书、刘博平、方重、曾昭安、刘正经、柴有恒等委员,主要负责本年度有关考试方面理由的决策,形成一致意见后,报校务会议决定。由教务长牵头,领导由各学院院长、系主任组成的考试委员会,熟悉情况,一般能保证决策的相对正确性。校务会议决策、决定的事情,交由行政机关去执行、落实。

3. 在行政人员的配备上,重视主要人物的学历、学科、专业等知识结构

整个乐山时期,曾任过武汉大学“三长”的有周鲠生、曾昭安、朱光潜、杨端

六、赵师梅、余炽昌、邵逸周、涂允成、徐贤恭、葛扬焕等。他们的基本情况是:

周鲠生,1945年7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之前为教务长,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曾昭安,数学系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武昌商科大学数学系主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教务委员会主席;朱光潜,外国文学系教授,香港大学文学学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法国斯塔司堡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杨端六,经济学系教授,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会计科科长,国立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组主任兼代所长;赵师梅,电机系教授,美国理海大学机械电气科毕业;余炽昌,土木系教授,唐山大学工学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工程硕士,曾任北宁铁路工程师、国立东北、北洋、湖南等大学教授,国立山东大学土木系主任;邵逸周,矿冶系教授,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务学校毕业,获得A.B.S.M.及D.I.C.学位,曾任英国坎诺契司煤矿测量科长,缅甸矿务公司工程师;涂允成,土木系教授,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士、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美国爱阿华大学工学博士,曾任国立北洋大学教授;徐贤恭,化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英国伦敦大学化学博士;葛扬焕,法律系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曾任省立河北大学教授、国民政府秘书。
上述十位“三长”人员,有五位是博士研究生毕业、八位有国外求学的经历。由这样一支学历水平高、阅历丰富、学科覆盖面广的人员组成的行政领导队伍,无疑会在辅佐校长办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八年之中,担任教务长的有四人,三人是文科、一人是理科背景,这就将厚基础、重研究的学习风格融入到管理之中,有助于形成学校自己的学风。尤其是“海归派”占多数,国外的教育理念、培养模式以及教育方式等都会在大学不断予以移植,促使民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4. 在权力的优化配置上,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高校中的行政权力是其行政机关和人员为实现学校组织的目标,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对高校进行管理的权力。它的存在,对于高校的有序运转及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的运用要有度,当时学校的行政权力相对过大。作为行政首脑的校长,拥有着行政方面的领导权,但他又是学校权力机关——校务会议的主席,他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决策的确定。同时,校务会议人员组成,代表行政权力的人员校长、“三长”、会计室主任、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计24人,代表学术权力的教授代表只有10人,学术权力很难在决策中发挥真正的作用。看来合理配置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思的理由。
参考文献:
[1] 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赵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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