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产业互动和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

摘要：1919－1937年，当绝大多数中外纱厂聚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时候，少数民族棉纺织企业另辟蹊径，迈出了深入内地设厂的步伐。期间，裕华、大兴、大华三个彼此相联的民族棉纺织企业先后成立并设厂内地，继而构建了三足鼎立雄踞华中、辐射华北和西北的裕大华纺织集团。以内地乡村购销市场为依托的城乡互动的棉纺织产业链是裕大华成长发展的基石，裕大华由此不仅避开了东部沿海中外纱厂竞争的漩涡，而且赢得了购销取近的市场竞争优势。裕大华立足“内地－内需－乡村”市场的企业发展路线，展现了后发型国家充分发掘本土经济内在动能，实现城乡双主体平等互动的工业、半工业、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条工业化路径。
关键词：近代；内地；城乡产业互动；民族棉纺织企业；裕大华纺织集团
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7－０109－06
从19世纪末到抗战爆发前，当绝大多数中外纱厂聚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时候，少数民族棉纺织企业另辟蹊径，迈出了深入内地设厂的步伐。这种情形反映出近代中国工业布局“高度聚集”景象中“微弱”的“分散发展”趋向。有关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迄今学者们进行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分析，且逐步形成了某些共识。① 但已有研究并未理清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向内地“转移”发展这一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本土现代产业发展的内在深层驱动因素，也未能对其中所透露的切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工业发展道路予以足够重视和深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以抗战前成功崛起于内地的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通过考察这一企业集团区位战略选择与本土传统棉业和棉纺织业区域发展优势的深度契合关系，揭示民族棉纺织企业深入内地设厂并取得一定发展的深层次动因，并藉此洞悉其中所展现的城乡平等、联动发展的工业化路径。
1919年，徐荣廷、苏汰余、张松樵等人共同创办了总公司设于汉口而纱厂分别设于武昌和石家庄的裕华与大兴两个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其中裕华纱厂为欧战后武汉兴起的华商四大纱厂之一，大兴纱厂为石家庄第一家机器工厂。1922年，裕华、大兴两个姊妹公司相继投产。1934年正当纱业危机日益严重，经济危机广泛弥漫各个行业之时，大兴公司又在国内同业中率先远赴西安筹建大兴二厂。1936年大兴二厂经由裕华、大兴两公司联合投资，改组为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二厂遂易名大华纱厂，大华成为战时东中部工厂西迁以前西北地区唯一的机器纱厂。横跨华中、华北、西北三大区域且经营绩效名列前茅的裕大华纺织集团由此形成。企业发
展与本土经济内在动能的充分契合，是抗战前裕大华成功崛起的基石。

一、内地传统棉业、棉纺织业的历史发展基础

早在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衣食之需的不断扩大，就既作为一种动力，又作为一种压力，推动国内棉业、棉纺织业自南向北、自东向西梯度递进式“共同”发展，并最终造就了内地棉业、棉纺织业的区域发展优势。
棉花自宋代传入中国后，因其满足人们衣被之需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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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而为历代统治者所督导推广，到明代棉作已遍及全国各省区。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的限制以及人口增长的压力，棉花种植又依着因地制宜的规律显现了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集中的趋势，棉花传入较早的闽、粤等棉区因风土的不适宜逐渐趋于衰落，而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北等省，则开始形成为后来居上的新棉作区。到了清代中叶，人口急剧增长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推动棉花种植继续向更广大区域分散，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推动各种农作物首先是粮食和棉花向着各自适宜的地区集中。这样，河北、湖北与江苏、山东等一起作为最重要的优势棉作区而崛起。其他如河南、湖南、陕西的棉花种植也十分普及；期间伴随着明清人口大迁徙带来的西南人口增长与经济开发，还促使了四川等地棉作的初步发展。② 在这一过程中，手工棉纺织业也从发达的江南而几乎“广布到全国的每个州县去了”，呈现出时人所称的“棉花，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景象。③ 棉花和棉纺织品的跨省区交流也于明代展开，并在清代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④，以致不产棉的偏僻的贵州遵义因棉花由湖南常德贩来，而“东乡多以织布为业”⑤。延至近代前后，棉业和棉纺织业在内地更趋繁盛，如河北南宫县纺织“为家庭间之普通工艺，无贫无富，妇女皆习之”⑥；湖北应山县“惟棉花为民利，家资纺织以生”⑦；湖南巴陵县“湖滨沙土，宜种木棉，妇女工织絍”；江西贵溪县距盛产棉花的湖广地区较近，“故业纺织者倍他邑”⑨，等等。棉业和棉纺织业在农民经济生活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所谓“小民终岁勤勉，生计全在于棉”⑩。随着棉花和棉纺织品商品化进一步发展，从经济发达的松江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遵义，不但出现耕织两业分离趋势，而且纺织两业独立发展的“专业化”趋势也凸现出来{11}。这种情况反映了明清以后在人口增长等因素刺激下棉业和棉纺织业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递进式大发展的景象。
明清以来棉业和棉纺织业的大发展，既表明国内棉纺织品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又显示了前近代中国传统产业演进中蕴含的能动活力，其中内地棉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已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及至机器棉纺织工业泊入，在人口持续增长而产业资本匮乏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整个传统棉业和棉纺织业很快以新的发展形式与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要求衔接起来。较之东部沿海地区，内地棉业和棉纺织业在发展变动中以其总体上的优势而与民族机器棉纺织工业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关系，并最终促使一批民族棉纺织企业如裕大华等把握历史契机，深入内地开拓发展空间。

二、城市机纺业与内地乡村手织业的相互推动

战争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在外来机制纱布的冲击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这就是一方面手工纺纱业迅速衰落，另一方面手工织布业则重新复苏，继而与城市机纺业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产业链关系，其中机器工业以纺为主，以织为辅；手工业则以织为主，以纺为辅{12}，以至于近代中国“绝大多数纱厂的建立，根本上就是以手织业当作销纱对象的”{13}。这种情况在1890年代上海设立纱厂后愈益明显，当时江苏太仓乡间“以机器纱为细洁”，“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矣”；湖北各乡织布，其“经纬丝，共用洋棉丝”；江西庐陵县“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四川“购办洋棉纱者异常踊跃，川北“几乎每个农家都有一架织布机”{14}。到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手织机的不断改良，洋纱土布的产业结合还促成了“以织布为主，耕地为辅”的手织业经济区的出现和扩大。这些手织业经济区绝大多数都位于或靠近乡村地区，如江苏的通海，河北的高阳、定县、宝坻，山东的潍县等等，实际上整个近代乡村手工业在规模上都远远大于城市手工业{15}。乡村手织业的发展与手织业经济区的出现，为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而由于内地乡村手织业分布极为广泛{16}，外资纱厂在沿海地区又一向保持独占地位，其结果民族机器棉纺织工业对内地乡村手织市场就形成了特别强的依赖，“国内纺织工厂虽设于口岸都市，其产品仍多运销内地乡村”{17}。直至偏远的云贵地区，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其棉纱市场大都为来自上海、武汉的国产纱所占据。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近代民族棉纺织机器工业与手工棉纺织业相互补充的产业链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机纺业与内地乡村手织业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部分民族棉纺织企业设厂内地并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由于购写力的限制与从事繁重劳作的需要，内地农民喜用的大宗产品长期是耐磨、保暖的粗布，乡村手织户销用的大宗原料始终是粗纱，这种市场需求恰好契合了民族棉纺织企业在生产高支纱上普遍难以与外资纱厂竞争的资金、设备与技术条件。立足内地的裕大华因此在生产经营活动如产品定位上主动适应所在地区市场特点，选择了纱为主、布为辅，粗纱为主、细纱为辅的产品结构。
武昌裕华纱厂立足华中，辐射西南，其中华中地区农村“手织业尤为发达”，“销用机纱的潜力也极大”{18}；西南省份如四川、云贵等手织业也都普遍地发展起来。裕华产品广泛行销于这些地区。为适应华中、西南手织业市场对粗纱的普遍需求，裕华纱支规格一般在10支至32支之间，其中“20支纱只有20多台车子纺，其他都是16支和10支纱”{19}。湖北黄冈、新洲等较多的县份多选用裕华16支纱和20支双鸡纱等{20}；裕华销往重庆的纱支，粗纱要占到60－70％{21}；销往云贵的有10支、16支纱。少量20支以上纱支则销往江浙地区{22}。
大兴纱厂所在的石家庄，四周农村及河北中部是国内闻名遐迩的手织业经济区，高阳、宝坻、定县等地所产土布行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南洋新加坡等地。大兴纱厂销场因此广阔而便捷，如正太铁路沿线以北的获鹿、正定、平山、行唐和定县，“是大兴10支纱的主顾”{23}。大兴产品也南下郑州、开封，西去榆次、平遥，北去北京、天津等地。由于主销市场华北乡村经济水平比华中要低，且气候偏于寒冷，大兴产品因而较裕华更具“过粗化”特点，所产纱支一般在10至20支之间，其中10支纱产量最大，占棉纱总产量的80％{24}。
西北地区手织业一向不甚发达，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西安市内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手工织布厂。1935年大兴二厂亦即后来的大华纱厂落户西安以前，陕西所产棉花主要向外输出，而西北地区所需纱、布，则基本靠外地输入，很长一个时期，主要是“价值特别低廉”的日本货，占据着空间尚不甚大的市场{25}，这种情形“殊有妨于陕省经济之发展”{26}。3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战略重心西移和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西安作为西北重镇“市廛益见发达，人口亦增多”{27}，呈现日趋繁荣的景象，期间陕西军政当局在杨虎城、邵力子主导下还实施了减免税额等若干重要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华把握时代契机率先设厂西安，前景十分看好。1936年大华在西北市场尚以销布为大宗，而到1937年6月间情况就发生了明显改变，即“纱销仍旺，盈利超过布市”{28}；“本地纱布销售情况因交通进步及社会演变之关系，渐与早年不同，布市固占大宗，但纱销亦尚可观”{29}。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大华纱厂的扩建。1936至1937年间，大华纱机迅速由1.2万枚增加到2.5万枚，布机由320台增加到820台。大华还冲破中国银行不与贷款的阻挠，依靠自身实力着手增加纱锭至5万枚，只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
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带动了乡村手织业在华北、华中、西南及至西北广大区域的新发展；内地乡村手织业的发展，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机器棉纺织工业尤其是民族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这是裕大华等民族棉纺织企业深入内地发展的重要内在依据，较之外地企业，它们与内地棉纱市场的联动性无疑更强。在这一过程中，外来洋纱、洋布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被打破，如著名手织区定县最初所用棉纱“为自天津入口之印度纱”，至1920和1922年郑州豫丰纱厂、石家庄大兴纱厂先后建立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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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印纱遂逐渐为国产机纱所代替”{30}。

三、城市机纺业与内地棉花种植业的相互推动

19世纪90年代以后，庞大的人口增量特别是机器棉纺织工业大生产的兴起，带动明清时期业已形成的优势棉作区得到了新的重要发展。到民国初年，民族棉纺织机器工业狂飙突进的发展，进一步有力刺激了国内棉业大发展与区域集中之势。其中江苏、湖北、河北、山东、河南五省棉区已占有全国棉田总面积的60%多，其余30%多的棉田则分布在其他14省区{31}。但这仍然跟不上国内民族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国产棉纤维粗短，“竭其能力，但能纺二十支以下之粗纱；至欲纺三十二支、四十二支之细纱，则必仰给于印、美、埃及棉”{32}。1930年代，国民政府鉴于整个棉纺织行业于国计民生的重要关系，以及东部沿海岌岌可危之势，乃着力在华中、华北及至西北发展棉业，期间吸引了一向热心于推动国内棉业发展的华商纱厂的积极参与，所以至30年代除位于东部沿海的产棉大省江苏外，内地湖北、河北、河南的棉业也得到了特别大的发展，稍后陕西也发展为重要的产棉省区。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随之与所在地区棉业发展之间形成密切关系。就裕大华各企业而言，这既表现在它们积极参与推动所在地区棉种改良与推广的活动中，也表现在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清末，张之洞创办湖北纱布丝麻四局之初，即开始在省内改良棉种，推广美棉种植。其后经过政商学各界的提倡和推动，到20世纪20年代，湖北已稳居国内第二大植棉省区之位{33}。不过因风土气候的改变，美种棉引进后通常退化严重，到20年代后期，鄂棉最优级者仅能纺16支纱，许多纱厂为纺高支纱不得不弃鄂棉而他求。为解决这一问题，1929年，在湖北建设厅厅长石瑛的倡议下，以民办为主、协助为原则，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武汉大学、进出口棉业公会及省建设厅等单位，共同组建了湖北棉业改进委员会，出任该会主任委员的，正是裕华公司董事长兼大兴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的苏汰余。期间该会曾积极组织专家在武昌徐家棚设试验场，在县设分场，进行美种棉的培育驯化推广工作。在多方努力下，到抗战爆发前夕，湖北推广良种达13.5万余亩{34}。虽然鄂棉棉质较粗，不过华中、西南等裕华主销市场一向偏好于对16支以下粗纱的需求，所以裕华仍能长期以湖北为其原棉主要供应地，而辅以河南灵宝出产的优质美种长绒棉。
得益于机器棉纺织工业和乡村手织业的共同推动，民国时期，华北棉花种植面积扩大迅速，到30年代，“棉田面积的扩张，以华北数省最甚”{35}。而河北尤为“棉产极为富庶的地区”{36}，其种植面积虽略低于湖北，但产量却高于湖北，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37}。为改良河北棉花，1921年前后，尚在筹建中的大兴公司即积极在石家庄附近农村散发金氏美国棉种{38}。大兴纱厂开工后，又将纱厂附近100余亩土地，用于棉种改良，聘请金陵大学农学系学生聂天耳试种美棉。河北棉花长期仍以粗绒为主，而华北乡村市场也以粗纱为大宗，大兴因此也能在一个时期以10支纱等低支纱为主导产品。西北地区经济长期落后于华中、华北，30年代初，陕西开始大面积铲除烟苗，改种优质美种长绒棉。1934年前后，陕西省棉花年产量已达到100万担，可纺32支、40支细纱，陕西迅速发展成为国内优质长绒棉产地，所谓“秦省土壤，最宜植棉”{39}；“西安附近棉田日增，生产逐渐增加，且出品又好”{40}。置身优良原棉出产地，又坐拥日渐发达的纱布销售市场，大华纱厂可谓如鱼得水。大华立足西北还进一步为大兴、裕华提高纱布品级创造了有利条件。30年代，随着“人民知识开化”，华北所销纱布“已渐由粗趋细”{41}，大兴在与日纱竞争中很快调整原棉采购渠道，所用棉花逐渐“以陕棉为大宗”{42}，裕华纺织细纱布也开始大量采用陕棉。
棉纺织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二三十年代国内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而且随着良种的推广与种植技术的提高，棉花亩产量也不断提高。经济学家张培刚在1936年的调查报告中说：“各作物中，每亩产量增大的，只有棉花一项。本年每亩产额……较民二十年增加2

3.3%”，“棉花每亩产量的增大，乃是年来改良种子及种植方法的结果”{43}。

乡村棉业在华中、华北及西北等广大区域的发展，及由此与城市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形成的深切的上下游产业关系，无疑是裕大华立足内地，横跨三大区域设厂发展的又一坚实基础和内在动力。裕大华与内地棉花市场的联动关系因此十分紧密。

四、产业互动与城乡“共赢”

抗战前部分民族棉纺织企业深入内地寻求发展，固然有来自沿海外资纱厂压迫等因素的驱动作用，但民族棉纺织企业之所以能在内地站稳脚跟及至取得发展，其内在动因却在于内地广大区域传统棉业、手工棉纺织业的新发展，在于国内城市机器棉纺织工业与内地乡村棉业、手工棉织业之间所建立的深切的产业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显然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城市带动乡村”，相反，乡村传统产业表现了极大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换言之，与“输血”型统筹城乡发展路径不同，这是一种包含着城乡作为双主体平等关系的产业联动发展路径{44}。期间裕大华企业发展还进一步带动了所在地区交通等市政建设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及就业渠道的拓展，带动了所在地区物流业、金融汇兑业跨区域的变革。正因为如此，虽然很少来自政府的政策驱动，但乡村传统产业的活力却得到一定激发，而城市机器工业的发展也由此获得了内在源泉。如果暂且不论业已产生并日趋加重的近代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问题{45}，这种城乡产业互动纽带不仅促成了抗战前部分民族棉纺织企业的西进之路，而且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进一步造就了城乡的某种“共赢”，这里仅就相关地区农民一定程度的增收与裕大华企业的重要发展略作说明。
就内地相关地区农民增收情况而言，以棉农为例，尽管中国农村长期普遍贫困化，但某些时期一些地区棉农的收益却多少有所增加。张培刚在分析30年代华中、华北及西北等内地省区棉田面积的扩大和“花价亦逐季渐涨”的情况时指出：“我们看看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张，便知道这是由于种植他种作物无利可图，因而改植棉花之故”；“随棉花的上涨而扩张棉田面积的这种现象，对于棉农自然多少有些利益”{46}。乡村手织业较发达地区农民增收和生活改善的情况更为明显。如河北高阳，有一个时期农民以洋纱织布，全年盈利不下二百吊，而当时农业雇工全年工资，也不过二百吊{47}。所以高阳“在晚清时代，人民生活备极艰苦，后以提倡工业，全县日渐繁荣，商业繁盛，生活日裕”{48}。“水患过甚”的宝坻，原来“农民无以谋生，至于饥寒交迫”；“不得已转而学工后”，“虽数年以来，水旱频仍，而该县人民之殷实，仍不稍减”{49}。
就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而言，裕大华的发展极为典型。依托立足内地的发展战略，依靠与内地市场需求的密切联动关系，在一支杰出企业家团队的创新管理下，裕大华购销两近的区位优势极为明显，这一优势尤其在二三十年代华商纱厂备受打击的两次纱业危机时期表现得格外突出。
1922－1925年纱业危机弥漫时期，老牌的大生公司因所属三个纱厂被债权人接管而从此衰落，著名的申新公司也亏损达131万两{50}，唯裕华、大兴“不受若何影响”{51}，营业“年胜一年”，大兴尤以“就地产销”，“原料价廉，工资低微”取胜{52}，每件纱可较上海多获利润20元左右{53}。贴近主销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还使大兴常常能把握一些特殊商机。1928年晋奉战争期间，“榆次县堆存细绒棉花不下数万包之多，运输阻滞，廉价无人承写”，时在上海的大兴总经理徐荣廷“默观大局，南北必将统一，晋奉之争万难持久。乃由沪电厂，派员冒险去榆，尽所有银根尽力办花，……前后共入2万余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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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特廉价，厥货尤好”，“所写廉价之花”，“比较战后行市，约强2万元”{54}。及至晋奉停战，“高阳一带的织户急切需用10支及16支两种纱支”，上海等外纱一时无法运入，结果“因四乡织户存纱用尽”，纱价高涨，大兴“产品畅销”，“其中10支纱每件售价达190元”，“16支纱每件售价250元”，当年大兴仅生产半年，反获厚利80万两，“这是外地纱厂少有的事情”{55}。所以正太铁路沿线一些原本是上海纱的销场，后来被清一色的大兴纱占领。1932－1936年日本棉纺织垄断资本掀起对华倾销和扩张狂潮，华商纱厂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摧残，歇业者接连相继。裕华、大兴同样饱尝日纱倾销之困，但最终“稳渡难关”{56}。其中大兴曾于1933、1934年发生两次年度亏损，但很快扭亏为盈，并于1935年依靠自身实力深入西安建设新厂，成为当时国内率先把握住西北开发热潮这一契机的民族棉纺织企业。裕华则是此次纱业危机期间罕见的未遭受年度亏损的民族棉纺织企业。因此1922至1937年，被裕华统称为本公司营业的“黄金时代”。裕华、大兴就这样成了抗战爆发前民族棉纺织企业中盈利最丰厚、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崛起于抗战爆发前夕的西安大华纱厂，其所需之棉“就近收写”，所织出之布“就地发售”，“比价申汉均优”{57}，结果“西北的本色平布市场，几全属大华”{58}。在中日战争日趋迫近，华东、华中、华北众纱厂岌岌可危之际，大华“纱布供不应求”，营业呈“蓬蓬勃勃之观”，1937到1938年成了大华公司“最灿烂”的“黄金时代”{59}。正因为看到了内地发展棉纺织工业的多方面优势，纺织工程师朱仙舫在1934年时就曾呼吁华商纱厂“将集中于都会纱锭，分散于内地，更依需要添设新厂”{60}。然而其时大部分沿海纱厂在纱业危机摧残下已无力响应号召向中西部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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