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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检视了各种权威理论，通过反思现代性的历史，阐释了当代社会多元现代性的特征，并立基于多元现代性展开的宏观背景，建构了其独特的多多元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政治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元现代性与政治发展理论体系。其理论尤其高度关怀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因此，对其理论体系作概括性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国家建构、政治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多元现代性；政治发展；中心与边缘；非零和博弈；艾森斯塔特
1007-9092（2013）04-0052-07
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在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理由、社会理由、政治理由、民族理由、国内理由、国际理由互相交织，冲击着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如何认识和回应现代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构建有生命力的社会政治新秩序，已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持续现代化的关键。作为二战后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色列籍国际知名政治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①将形形色色的理由和挑战置于现代性展开的宏观背景之下，既阐释了现代性带来的挑战，也提出了应对各种挑战的策略。其理论观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无裨益。
艾氏出生于华沙，1935年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的一员随母离开波兰移居巴勒斯坦。1940年进入希伯莱大学学习，后来，在该校师从马丁.巴伯（Martin Buber）攻读比较历史学博士学位，1947-194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做比较社会学博士后研究工作。随后，留作巴伯的助手，从此开始了他长期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②
艾氏在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先后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职，并做过世界很多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和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先后获得麦基弗奖（McIver Award，1964年）、罗斯柴尔德奖（Rothschild Prize，1970年）、以色列奖（Israel Prize，1973年）、贝尔赞奖（Balzan Prize，1988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奖（Max Planck Research Award，1994年）、阿马尔菲奖（Amalfi Prize，2001年）和德国洪堡研究奖（Humboldt Research Award，2002年）等各种荣誉Eliezer Ben-Rafael & Yitzhak Sternberg： Comparing Modernity——Plurali verus Homogenity（Essays in Homage to Shmuel Noah Eisenstadt）[C].Brill Leiden.Boston.2005，p.12-23.。在长达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丰硕的成果、独到的见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其研究成果目录达61页之长，其中包括在世界各地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592篇英文论文及100多部著作Erik Cohen， Moshe Lissak and Almagor： Comparative Social Dynamics（Essays in Honour of S.N. Eisen- stadt）.Westview Press/Boulder and London.1985：p.387-407.，其理论成果在学术界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如，其《帝国的政治体系》被阿尔蒙德（G·Almond）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誉为“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最成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S.N.艾森施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E·希尔斯认为艾氏对政治体系的研究方面继承了韦伯的思想，但“在主要检测设的明确性和实质内容，尤其是在涉及到资源流动以及对论据分解的清晰性方面，都超越了韦伯。”Erik Cohen. Moshe Lissak & Almagor： Comparative Social Dynamics （Essays in Honour of S.N. Eisenstadt）[C].Westview Press/Boulder and London.1985，p.3.
艾氏的学术旨趣在于“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理由，以及社会文化领域更一般性的人类创造性理由，绝大部分采用了比较研究策略，尤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策略。这个兴趣沿着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一是广泛的比较研究中将历史分析与社会分析相结合；二是现代化和发展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又汇入了文明及其动力的比较研究之中”S.N.Eisenstad：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C].Brill Leiden. Boston. 2003.p.2-3.。从其大量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其早期（40-70年代）主要采用比较分析策略对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晚期（70年代后）主要集中于文明和现代性的比较研究。从其研究范围来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迁。
对于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艾氏认为应从两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维度是能够有效动员各种资源的中心政治组织的增长，即构建一个强大的中心制度框架，其主要特点在于强大、开放、有弹性；第二个维度是充分引向充分参与的不同群体间参与关系的增长，它的主要特点是广泛、谐同（consensual orientation）、有序。此处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理解系作者与艾森斯塔特通过邮件交流，然后整理出的观点。基于此，艾氏重新审视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很多极富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如，早期的社会进化理论、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工业社会趋同论、20世纪末出现的“历史的终结”论和“文明的冲突”论，认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实际。唯恐这些理论对实践指导的偏差，艾氏进行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批判。与“西化”、“同质化”、“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不同，艾氏虽然认同现代性确实扩张到了整个世界，并且在经济、教育、职业等领域出现了趋同的成分，但是，他坚持西方的现代性方案不可能被非西方社会照单全收，世界不可能同质化，而是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特征。正是这种强烈的理由意识和挑战精神，激发了重新审视现代性历史的兴趣。
对于现代化的萌发，艾氏继承了韦伯关于世界理性化的思想，强调西方“祛魅”（Entzauberung）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宇宙由神意注定的合法性的衰落、宇宙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人类开始“祛魅”，相伴而来的是人类自身强大力量的彰显、对人类社会秩序安排的各种构想及相互斗争的展开，这时才有现代性的出现。现代性独特的文化方案、政治方案和集体认同模式共同型构了早期现代性形成的内在动力。
对于早期现代化的内在精神，艾氏指出，从文化前提来看，现代性突出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反思及探索精神，质疑先前的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反思政治权威、权力结构及性质，进而产生了社会可以通过人类的自觉活动而积极努力加以塑造的信念；从政治方案来看，现代性带来了政治秩序概念、前提、政治领域的构造以及政治进程的新特征：强调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的公开性，强调统治者的责任观念，强调社会的边缘和社会的所有成员至少潜在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中心渗透边缘、边缘冲击中心的强大趋势，一个或多个中心的奇里斯玛化与主题和象征（平等和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相结合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2页。；从集体认同模式来看，集体认同的基本成分以及使其制度化的方式出现了新特点：出现了重构集体的强大趋势；越来越强调市民成分；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的建构高度结合；各种特殊成分与更广泛的、潜在的普遍成分之间产生了持续紧张；集体建构不断地被理由化，认同标准常常以高度意识形态的术语表达出来。
艾氏认为“欧洲早期现代性的独有特征最初集中表现在，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效率经济、市民社会、‘理性’扩张得到完全表达的民族国家，以及基于自由创造一种社会政治秩序。”S.N.Eisenstadt： Patternsof Modernity VolumeⅡ： Beyond the West[M]. London： Frances Printer （Publishers） Limited.1987，p.6.这些特征蕴含着公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不断增长的关于平等、自由的诉求，在中心不断增加的参与诉求，以及关于自主塑造政治社会秩序的诉求。
第一，轴心文明的多样性。艾氏认为在轴心文明中，新型的本体论图景（ontological visions），有关超越秩序（the transcendental orders）和世俗秩序（mundane orders）之间存在着基本紧张的观念出现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古以色列、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第二共同体（Second-Commonwealth）、古希腊、部分的在祆教（或波斯教、拜火教）（Zoroastrian）的伊朗、早期中华帝国、以及很可能在超出轴心时代的伊斯兰教，并被制度化了 参见S.N.Eisenstadt：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Age Civilization [C]. Albany， Sunny Press. 1986.。这些文明的成型可以被视为转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系列最伟大的革命性突破。轴心文明的成型构成了一个相当具体的、独特的——实际上很可能直到现代性出现为止最根本的——社会秩序各种结构和宇宙论的分解模式（patterns of decoupling）。即现代性在十七世纪出现以前，人类社会历史产生的第一次最明晰的分解模式，第一次可以通过一些主要特征把人类社会区分为几大不同文明。正是这一点说明了各种文明存在着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也正因为这种独特基因的存续，保持着世界多样性。这可谓艾氏多元现代性理论最为根本的前提。第二，受冲击文明的多样性。在轴心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艾氏进一步论证了现代性传播要受制于文明遭遇非西方文明时的一些特定因素：受制于非西方文明或文化的逻辑前提；受制于非西方文明回应变迁的传统；受制于精英结构及其价值取向；受制于进入新的国际体系的“切入点”（point of entry）（即非西方文明最初与西方现代性遭遇的方式，切入点可能是经济的、政治的、也可能是文化的、军事的。如，中国与西方现代性遭遇的切入点表现在军事方面；拉美许多国家的切入点可能表现在殖民化和移民方面。切入点上的差异影响着中国与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受制于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化过程可能始于部族集团、城邦社会以及各种类型的农业社会，也就是始于发展程度和类型各不相同的社会” S.N.Eisenstadt： Soc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p.2
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论述，艾氏将多元现代性的含义概括为：“第一种含义是，现代性和西方化不是一回事；西方模式或现代性模式不是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相对于其他图景而言，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在前，并继续成为其他现代图景的至关重要的参照点。第二种含义是，这类多元现代性的成形，不仅在不同国家间的冲突上留下烙印......而且在不同的纵贯全国的（cross-state）和跨国的领域打下烙印。多元现代性概念的最后一层含义是认识到这类现代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2页。因此，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不能脱离这个宏大的分析背景。
现代性传播开启了一个把既不具备现代文明象征前提、也不具备现代文明制度轮廓的社会整合进新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必定会动摇或瓦解非西方社会的象征和制度前提，将各种新的选择机会展现在这些社会的各种群体面前，并在这些社会形成作用深远的变迁过程、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相伴而来的新的制度化过程。
在民族国家内部，随着现代性的传播，非西方社会采用了领土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基本模型，也采用了诸如代议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等现度多元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政治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模式，但正是西方现代规划前提与非西方“本土”的各种象征前提的持续互动，带来了许多新理由。西方现代规划在全世界的传播，削弱了其他社会的文化前提和制度内核，这些社会中的精英与知识分子参与到新的现代普遍的传统中来，一方面对西方主题和制度进行挪用，有选择地整合到自己新的集体认同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传统的独特成分，表现出了现代性特有修正潜能，二者的内在紧张加剧了具体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边缘冲击中心、中心渗透边缘的现象，并且常常伴有新的国际压力。这样，国际、国内两种不同性质的压力往往互相重叠，合力作用于国家的中心制度框架，致使社会中心制度表现出脆弱性与易变性的特征，从而危及政体的稳定和延续。因此，“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理由，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理由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理由，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理由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这表明民族国家内部中心与边缘的失衡，同时也表明了现代政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困境。多元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政治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多元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政治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
关键词：多元现代性；政治发展；中心与边缘；非零和博弈；艾森斯塔特
1007-9092（2013）04-0052-07
二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在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理由、社会理由、政治理由、民族理由、国内理由、国际理由互相交织，冲击着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因此，如何认识和回应现代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构建有生命力的社会政治新秩序，已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持续现代化的关键。作为二战后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以色列籍国际知名政治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①将形形色色的理由和挑战置于现代性展开的宏观背景之下，既阐释了现代性带来的挑战，也提出了应对各种挑战的策略。其理论观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无裨益。
一、艾森斯塔特及其学术成就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虽然艾森斯塔特（下文简称艾氏）的著作逐渐引入国内，但是他仍不像其他很多欧美学者一样为人熟知，故在此做一简短介绍。艾氏出生于华沙，1935年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家庭中的一员随母离开波兰移居巴勒斯坦。1940年进入希伯莱大学学习，后来，在该校师从马丁.巴伯（Martin Buber）攻读比较历史学博士学位，1947-194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做比较社会学博士后研究工作。随后，留作巴伯的助手，从此开始了他长期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②
艾氏在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先后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职，并做过世界很多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和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先后获得麦基弗奖（McIver Award，1964年）、罗斯柴尔德奖（Rothschild Prize，1970年）、以色列奖（Israel Prize，1973年）、贝尔赞奖（Balzan Prize，1988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奖（Max Planck Research Award，1994年）、阿马尔菲奖（Amalfi Prize，2001年）和德国洪堡研究奖（Humboldt Research Award，2002年）等各种荣誉Eliezer Ben-Rafael & Yitzhak Sternberg： Comparing Modernity——Plurali verus Homogenity（Essays in Homage to Shmuel Noah Eisenstadt）[C].Brill Leiden.Boston.2005，p.12-23.。在长达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丰硕的成果、独到的见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其研究成果目录达61页之长，其中包括在世界各地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592篇英文论文及100多部著作Erik Cohen， Moshe Lissak and Almagor： Comparative Social Dynamics（Essays in Honour of S.N. Eisen- stadt）.Westview Press/Boulder and London.1985：p.387-407.，其理论成果在学术界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如，其《帝国的政治体系》被阿尔蒙德（G·Almond）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誉为“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最成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S.N.艾森施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E·希尔斯认为艾氏对政治体系的研究方面继承了韦伯的思想，但“在主要检测设的明确性和实质内容，尤其是在涉及到资源流动以及对论据分解的清晰性方面，都超越了韦伯。”Erik Cohen. Moshe Lissak & Almagor： Comparative Social Dynamics （Essays in Honour of S.N. Eisenstadt）[C].Westview Press/Boulder and London.1985，p.3.
艾氏的学术旨趣在于“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理由，以及社会文化领域更一般性的人类创造性理由，绝大部分采用了比较研究策略，尤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策略。这个兴趣沿着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一是广泛的比较研究中将历史分析与社会分析相结合；二是现代化和发展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在最近的一、二十年又汇入了文明及其动力的比较研究之中”S.N.Eisenstad：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C].Brill Leiden. Boston. 2003.p.2-3.。从其大量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其早期（40-70年代）主要采用比较分析策略对历史事实和社会现实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晚期（70年代后）主要集中于文明和现代性的比较研究。从其研究范围来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迁。
对于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艾氏认为应从两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维度是能够有效动员各种资源的中心政治组织的增长，即构建一个强大的中心制度框架，其主要特点在于强大、开放、有弹性；第二个维度是充分引向充分参与的不同群体间参与关系的增长，它的主要特点是广泛、谐同（consensual orientation）、有序。此处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理解系作者与艾森斯塔特通过邮件交流，然后整理出的观点。基于此，艾氏重新审视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很多极富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如，早期的社会进化理论、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工业社会趋同论、20世纪末出现的“历史的终结”论和“文明的冲突”论，认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实际。唯恐这些理论对实践指导的偏差，艾氏进行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批判。与“西化”、“同质化”、“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不同，艾氏虽然认同现代性确实扩张到了整个世界，并且在经济、教育、职业等领域出现了趋同的成分，但是，他坚持西方的现代性方案不可能被非西方社会照单全收，世界不可能同质化，而是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特征。正是这种强烈的理由意识和挑战精神，激发了重新审视现代性历史的兴趣。
二、多元现代性：艾森斯塔特政治发展理论的宏观背景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之所以存在各种不足或缺陷，除了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范式外，也在于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艾氏力求超越这些局限来全面认识当今世界的政治发展，他从早期现代性的形成、传播及遭遇的回应，从轴心文明的多样性，从现代性中心的持续转换等几个维度，阐释了多元现代性的生成逻辑，从而构设了其理论的宏观分析背景。(一)早期现代性及其内在精神
艾氏将现代性社会视为一种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特征文明社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想象’（imaginaire）的成形与发展，空前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其核中之核。所以，他强调，西方早期的现代性模式尽管是其他文明持续的至关重要的参照点，但它并非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的策略，是将它视为文化方案的多样性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7页。以此为基础，艾氏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对于现代化的萌发，艾氏继承了韦伯关于世界理性化的思想，强调西方“祛魅”（Entzauberung）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宇宙由神意注定的合法性的衰落、宇宙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人类开始“祛魅”，相伴而来的是人类自身强大力量的彰显、对人类社会秩序安排的各种构想及相互斗争的展开，这时才有现代性的出现。现代性独特的文化方案、政治方案和集体认同模式共同型构了早期现代性形成的内在动力。
对于早期现代化的内在精神，艾氏指出，从文化前提来看，现代性突出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反思及探索精神，质疑先前的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反思政治权威、权力结构及性质，进而产生了社会可以通过人类的自觉活动而积极努力加以塑造的信念；从政治方案来看，现代性带来了政治秩序概念、前提、政治领域的构造以及政治进程的新特征：强调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的公开性，强调统治者的责任观念，强调社会的边缘和社会的所有成员至少潜在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中心渗透边缘、边缘冲击中心的强大趋势，一个或多个中心的奇里斯玛化与主题和象征（平等和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相结合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2页。；从集体认同模式来看，集体认同的基本成分以及使其制度化的方式出现了新特点：出现了重构集体的强大趋势；越来越强调市民成分；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的建构高度结合；各种特殊成分与更广泛的、潜在的普遍成分之间产生了持续紧张；集体建构不断地被理由化，认同标准常常以高度意识形态的术语表达出来。
艾氏认为“欧洲早期现代性的独有特征最初集中表现在，努力形成一种‘理性’的文化、效率经济、市民社会、‘理性’扩张得到完全表达的民族国家，以及基于自由创造一种社会政治秩序。”S.N.Eisenstadt： Patternsof Modernity VolumeⅡ： Beyond the West[M]. London： Frances Printer （Publishers） Limited.1987，p.6.这些特征蕴含着公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不断增长的关于平等、自由的诉求，在中心不断增加的参与诉求，以及关于自主塑造政治社会秩序的诉求。
(二)多元现代性的形成
自17世纪始，早期现代性便携带着其精神特质随着资本主义、殖义、移民以及全球化在世界传播，从而开启了与他文明的冲击与回应历程。“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是多种文明模式，也就是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这些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倾向于产生尽管同源、但却迥异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动态。”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多元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政治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第22-23页。艾氏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世界不可能同质化而是展现多元现代性的特征。第一，轴心文明的多样性。艾氏认为在轴心文明中，新型的本体论图景（ontological visions），有关超越秩序（the transcendental orders）和世俗秩序（mundane orders）之间存在着基本紧张的观念出现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古以色列、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第二共同体（Second-Commonwealth）、古希腊、部分的在祆教（或波斯教、拜火教）（Zoroastrian）的伊朗、早期中华帝国、以及很可能在超出轴心时代的伊斯兰教，并被制度化了 参见S.N.Eisenstadt：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Age Civilization [C]. Albany， Sunny Press. 1986.。这些文明的成型可以被视为转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系列最伟大的革命性突破。轴心文明的成型构成了一个相当具体的、独特的——实际上很可能直到现代性出现为止最根本的——社会秩序各种结构和宇宙论的分解模式（patterns of decoupling）。即现代性在十七世纪出现以前，人类社会历史产生的第一次最明晰的分解模式，第一次可以通过一些主要特征把人类社会区分为几大不同文明。正是这一点说明了各种文明存在着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也正因为这种独特基因的存续，保持着世界多样性。这可谓艾氏多元现代性理论最为根本的前提。第二，受冲击文明的多样性。在轴心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艾氏进一步论证了现代性传播要受制于文明遭遇非西方文明时的一些特定因素：受制于非西方文明或文化的逻辑前提；受制于非西方文明回应变迁的传统；受制于精英结构及其价值取向；受制于进入新的国际体系的“切入点”（point of entry）（即非西方文明最初与西方现代性遭遇的方式，切入点可能是经济的、政治的、也可能是文化的、军事的。如，中国与西方现代性遭遇的切入点表现在军事方面；拉美许多国家的切入点可能表现在殖民化和移民方面。切入点上的差异影响着中国与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受制于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化过程可能始于部族集团、城邦社会以及各种类型的农业社会，也就是始于发展程度和类型各不相同的社会” S.N.Eisenstadt： Soc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p.2
5.。这些因素亦将阻碍着非西方文明的同质化程度。
第三，现代性中心的多样性。随着现代性的传播，世界体系逐渐形成，但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却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以该中心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与世界产生互动。最初，世界体系的中心在欧洲，进而转移到美国，再转移到东亚，现在又回到美国。世界体系中心的持续转换表明，每一次转换都预示着新一轮冲击与回应的到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只会增强受冲击国家对本土文化的坚持，哪怕有可能招致中心对非中心的强权甚至武力干预（如，美国对日本、越南、海湾地区国家，北约对利比亚的战争等）从而动摇边缘国家的制度前提，但它不可能吞噬边缘国家文明的基因。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论述，艾氏将多元现代性的含义概括为：“第一种含义是，现代性和西方化不是一回事；西方模式或现代性模式不是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尽管相对于其他图景而言，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在前，并继续成为其他现代图景的至关重要的参照点。第二种含义是，这类多元现代性的成形，不仅在不同国家间的冲突上留下烙印......而且在不同的纵贯全国的（cross-state）和跨国的领域打下烙印。多元现代性概念的最后一层含义是认识到这类现代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2页。因此，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不能脱离这个宏大的分析背景。
三、“中心”与“边缘”失衡：
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面对的新挑战现代性传播开启了一个把既不具备现代文明象征前提、也不具备现代文明制度轮廓的社会整合进新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必定会动摇或瓦解非西方社会的象征和制度前提，将各种新的选择机会展现在这些社会的各种群体面前，并在这些社会形成作用深远的变迁过程、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相伴而来的新的制度化过程。
(一)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变化
艾氏借用E·希尔斯创造的中心和中心-边缘关系概念来分析不同国家的制度设计，他最初将其用于历史官僚帝国的衍生与存续条件分析，后来又用于殖民社会以及民族国家建立后的政治发展状况分析。1、“历史官僚帝国”的中心与边缘关系
“一般而言，帝国以中心相对高度的独特性和自主、中心试图渗透边缘、边缘对中心的冲击相当有限为特点。”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页。帝国时期中心把边缘视为实现统治目标而提供资源的对象，而没有把中心象征和意识形态有意强加或灌输给边缘的倾向，统治中心对边缘也只负有有限的责任。同时，边缘对中心的冲击也处于有限的程度，这种冲击多以抗拒中心的聚敛为特征，并非指望得到中心的制度性保障，即很少带有转变中心性质的目的。这种关系可归结为有限渗透和有限冲击。2、殖民时期中心与边缘关系
殖民时期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并非本土社会传统秩序的一种自然发展，它已与早期现代性的传播结合在一起，所以表现出相对复杂的一面。殖民地社会前存的文化前提、意识形态前提、制度前提、认同标准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的冲击或破坏。其中心-边缘关系显现的特征是不同力量较量的结果，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是最突出的特征。中心以同化边缘为目的，边缘以推翻中心获得独立为目的。二者之间明显地或潜在地存在着对抗。3、二战后新生国家中心与边缘关系
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家建设、制度建构、建设等方面的理由突显出来。在艾氏看来，经过殖民过程洗礼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建构上受困于现代性固有的紧张，“尤其是，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雅各宾取向和更多元的取向或途径之间的紧张”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页。伴随这些紧张而来的是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与广大社会阶层参与中心的强烈要求相结合，致使中心与边缘关系紧张。新的群体不断被纳入政治轨道，而且它们的理由、利益和要求日益冲击着政治制度，影响对统治者的选择和主要政治象征的塑造与定形，以及主要政策的抉择与执行。在这一阶段，中心与边缘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中心力求全面制约边缘、边缘希望自主地进入中心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领域的典型特征。(二)中心与边缘的失衡
在艾氏看来，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所面对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失衡，第二个维度是超越民族国家出现的具有国际特征的新型社会运动。在民族国家内部，随着现代性的传播，非西方社会采用了领土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基本模型，也采用了诸如代议制度、司法制度、行政制度等现度多元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政治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模式，但正是西方现代规划前提与非西方“本土”的各种象征前提的持续互动，带来了许多新理由。西方现代规划在全世界的传播，削弱了其他社会的文化前提和制度内核，这些社会中的精英与知识分子参与到新的现代普遍的传统中来，一方面对西方主题和制度进行挪用，有选择地整合到自己新的集体认同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传统的独特成分，表现出了现代性特有修正潜能，二者的内在紧张加剧了具体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边缘冲击中心、中心渗透边缘的现象，并且常常伴有新的国际压力。这样，国际、国内两种不同性质的压力往往互相重叠，合力作用于国家的中心制度框架，致使社会中心制度表现出脆弱性与易变性的特征，从而危及政体的稳定和延续。因此，“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理由，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理由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理由，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理由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这表明民族国家内部中心与边缘的失衡，同时也表明了现代政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困境。多元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政治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多元现代性视域下当代政治发展的挑战及其应对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