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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十八大”后政治传播新动势

收藏本文 2024-04-12 点赞:18858 浏览:83719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2013年2月3日至5日,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赴内蒙古走访棚户区。李克强随机走进一户人家。由于来得太突然,家里大人让一位在被子里午睡、来不及穿衣服的小男孩躲进了柜子。小男孩从柜门缝看看,觉得似乎没啥,便从柜子里钻出来,跳回床上,躲进被窝里,这一过程中他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臀部……该小男孩从柜子里钻出来露出屁股的画面被6日的《新闻联播》播出,引发电视观众热议,也将学界和业界对主流媒体时政新闻报道方针的讨论带入了一个新的。
类似的转变不止见于电视媒体,新华社从12月23日起连续3天播发“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图文并茂地披露了、李克强等七位新当选常委的从政经历及家庭情况。新媒体在这场政治传播的新风中也引人注目,“学习粉丝团”以草根的身份抢先发布领导人信息,甚至在微博上“直播”的考察行程。而《新闻联播》播出彭以国家主席夫人身份出访俄罗斯的“首秀”后,淘宝等电商网站上立刻出现了“国母同款”的大衣,被彭丽嫒当作礼品赠送的老牌国货百雀羚也销量大增。借助主流媒体的报道,人们发现:政治领袖在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比以往更注重传播技巧,更“亲民”也更“接地气”了。
从“光腚弟”到“学习粉丝团”,从总书记带着爱女骑单车的照片到风靡全国的“style”,十八大后,原来看似铁板一块的时政新闻报道领域出现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变化,对其加以关注和剖析,不但有助于我们在加速变迁的社会结构中深入考察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为行进之中的主流媒体新闻改革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为此,我们对四位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专家进行深度访谈,尝试从学理和操作的角度对“十八大”后政治传播的新动势进行深入剖析。
本期的四位访谈对象是: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系系主任。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
许静: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冯韶文:《南方日报》记者。
常江:您觉得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领域内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背景资料】2012年11月21日,“学习粉丝团”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条微博:“【爱习不近】这里是喜欢,支持习总的家园,欢迎各位加入习粉大家庭。”随后“学习粉丝团”发布了一些总书记的工作及生活照片,当时并未引起注意。然而在总书记的甘肃之行中,“学习粉丝团”迅速走红,其从菜市场、文化园、养老院等地一路追踪习总行程,还有多张近距离的照片,速度超过央视等媒体。让其备受关注的不只是内容,该微博说话风格一反相对刻板、中规中矩的报道方式,用俏皮亲切的语言反映领导人的形象,称为“习大大”。2月10日凌晨,自称为博主的张洪铭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并发布了自己的生活照,澄清自己只是打工者。张洪铭解释,考察途中的照片都是他拜托当地网友去拍摄后传给他的,顶着“学习粉丝团”的名头,鲜有人拒绝他。而其他一些“私密”的照片,“看起来挺独家,其实用网络一搜都有。”(综合《京华时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网的报道)
与中国领导人在网络上的低调不同,Web2.0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开展宣传攻势的重要阵地。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奥巴马的Twitter账户更新了250多次。这不仅帮助了奥巴马筹款,也极大地提升了他积极参与互动的候选人形象。除了奥巴马,2010年6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加入了Twitter,之后利用Twitter不断扩大自己的交往圈子,还让Twitte戚为批评俄罗斯政府官员、敦促他们及时改善的同时又给对方“留足面子”的重要方式。被冠以“铁娘子”称号的默克尔,在Twitter中流露的却多是一个“温情生活”的女人形象,她的Twitter中不乏这样生活的信息:“今天我写了烤箱的燃料”,“今天我很累,总是如此”,“卖鸡蛋的来按门铃了”。(中国新闻周刊网)
张涛甫:李普曼曾说过:“当代作用最为重大的革命不是拒绝革命或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在被统治者中制造同意的艺术的革命……在新一代掌权者的政治生活中,劝服已然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与大众政府的常规器官。还没有人开始理解这场革命的结果,然而说如何制造同意的认识将转变所有的政治前提将毫不为过。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李普曼的这一预言是极为准确的。现代政治对政治沟通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社会,政治领导人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互动更为频繁,也愈加深广。在新媒体时代,政治传播呈现出新的样态和特征。新媒体所释放的巨大活性,深刻改写了政治传播的逻辑。谁能掌握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逻辑,谁就能获得政治主导权。西方多国政治领袖纷纷开通Twitter或Facebook账户,将其作为展现个人魅力、获得国民支持的途径。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因对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使他实现华丽转身,成功变为白宫的主人。《纽约时报》曾经说,如果说奥巴马是一台时尚、新颖的苹果机,“十八大”后的政治传播新动势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那么希拉里只是传统的台式电脑。在奥巴马的前20位捐助者中,Google名列第六,微软名列第十六。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所以称之为历史性的,不仅因为美国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同时还在于新媒体对于美国大选政治的独特贡献。可以这么说,新媒体改写了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如果没有新媒体的力量,缺少雄厚政治资本的奥巴马的总统之路,一定会相当艰难。奥巴马的成功故事说明,一流的政治家必须是一流的交流家。
从中国当下政治传播生态来看,中国政治人对政治传播也愈来愈重视。这背后有多重力量的推动。既有政治力量的作为,也有社会和媒介力量的推动,而社会力量和媒介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充分释放了社会力量对政治沟通的诉求。“学习粉丝团”即是新媒体语境下公众政治想象的善意表达。
刘海龙:一般地说,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的传播方式使政治传播的主体(既包括政治精英,也包括普通的政治行动者)的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样。政治精英具有了绕过传统的大众媒体、直接与公众进行对话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大众媒体就无所作为,因为当每个政治传播主体都可以发声时,就会出现一种众声嘈杂的复杂信息环境,不仅信息数量巨大,而且质量良莠不齐。而公众缺乏时间和能力对此进行辨别和消化,便会出现盲情的(uninformed)决策与民意。这对传统的大众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们既要承担起对来源复杂的信息进行核实的责任,同时还要提供背景和分析,帮助公众理解这些信息的作用。当然,大众媒体不是唯一的核实者和解释者,公众与专业人士通过新媒体,也大有可为,但是大众媒体可能会扮演公共信息最后的裁决者,起到体制化信息加工的最后一道关卡作用。具体到“学习粉丝团”,到目前为止仍存在许多疑点和争议(比如许多信息的来源并不透明),但既未正式承认,也未否认这一微博是由政府机构运营。如果确系普通公民个人所为,政府可予以澄清,同时设立正式的微博与公众沟通,发布更权威的信息。如果其背后确系政府支持,如果想继续运转下去,则应进行认证,保证其信息的权威性。尽管不少观察家认为,允许此微博继续存在是社会的进步,但其身份的暖昧则说明通过新媒体与民众直接进行持续、定期交流的政治自信仍待提高。
目前政治传播中,利用新媒体比较活跃的反而是级别较低的政府职能部门。它们纷纷开设微博,发布信息,甚至有一些利用这个渠道与公众进行互动。尽管和企业及一些国外机构的微博相比,真正能够做到有效沟通的微博并不多,但这种发展趋势导致的变化值得我们期待。
围绕着“学习粉丝团”的争议也暴露出传统大众媒体的危机。一是“学习粉丝团”能够发布大众媒体没有发布的信息,这意味着大众媒体提供的信息还不够全面和丰富,甚至发布时间存在滞后。二是围绕着该微博运营者身份的报道引起争论,这说明大众媒体的调查能力和公信力仍有缺陷,这既有体制的理由,也有媒体本身业务能力的理由。
许静: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传播有四大主要特点:一是传播速度快,并能即时分享;二是便于个人使用,带有很强的人际性;三是依靠用户制造内容(UGC);四是强调对话互动而非单向告知。微博“学习粉丝团”只是一种社会化媒体传播的现象反映,该账户的受追捧,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群体的期待,但也可能有媒体自营销的因素,并不代表我国领导人像西方政治领袖一样注重主动的并带有政治营销(political marketing)特点的政治传播。因为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传播并非选战(election campaign)。而是应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和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等等,新媒体如何应用于这些方面以及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的其他方面,倒是更应该考虑的理由。
冯韶文:传播效果评估的重要维度之一就是受众的反应,在社交媒体引入政治传播的背景下,这种维度的衡量更加关键也更加明显。对可以即时响应、瞬时观察舆情走势的社交媒体来说,政治传播的效果更加容易评估,民众的反应也可以更加及时地被监测,以便及时调整文宣策略。在西方的政治学传播中,领导人的文宣手法已有很多,民众对于政治传播的接受程度也更加成熟和理性,这种成熟与理性不仅拉近了民众与高层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增加了领导人亲和力以及受众的融入感。而这种融入感在互动性较强的社交媒体中将会更加有力地发挥。
常江:“十八大”后,新华社接连推出多篇领导人特稿,介绍七位常委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甚至婚恋史等比较生活化的内容。这组特稿因主动公开信息、塑造了领导人的平民形象而受到民间的关注与欢迎。对此,您作何评价?
【背景资料】“学习粉丝团”的走红,自然离不开微博自媒体平台的优势。但另一方面,这更要归功于政治大环境的允许。正如中国新闻周刊网的评价:“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媒体公开了七位政治局常委的个人基本信息,并对领导人的行程进行直播,这些开明的做法激起了网民的深深期待,此时领导粉丝团的蹿红,不是纷纭的热闹,而是民众期待近距离了解国家领导人。期待与国家领导人亲密互动,更期待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领导人形象的塑造者。”
十八大后,新华社连推多篇领导人特稿,介绍习了、李克强等七位常委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公开最高领导层的,在国内并不常见。这之中许多照片都是首次披露。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在接受《联合早报》的采访时分析指出,过去那种“深宫大院里头维持一种尊严、很神秘的形象”已不适合现代中国社会的需要,新领导人需要展现与民众走在一起的新形象。(中新网)
除了披露的内容,这批特稿的写作风格较之以往的典型报道也质朴不少。新华社驻奥斯陆记者李国荣在微博上介绍,新华社对外特稿怎么写作已经几十年了,是新华社对外报道的一大品牌产品。它既不是通讯,也不是特写,更接近于就某一重大主题推出的Special Report。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也发微博评论说:“关于这组报道:(1)新华社既然让这么报,希望市场化报刊今后也能报,而且应该会写得更好;(2)既然是“人物通讯”则不必叫什么“特稿”,如同既然是宣传则不必自称新闻;(3)乘此机会索性彻底戒掉传统典型报道的八股病,说人话、祛神话。”
张涛甫:新华社从12月23日起连续3天播发“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这些特稿图文并茂地披露了、李克强等七常委的从政经历及家庭情况,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讨论。此前,这些故事远在公众视野之外,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新政”举措,包括加大政治透明度,让公众有机会近距离了解领导人,让“熟悉的陌生人”变得更亲、更近。
公众从中看到了领导人平民化的生活经历,少了许多神秘色彩,容易被民众接受,预示了高层领导的亲民路线。新华社的这组特稿,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台湾《中国时报》指出,如此详细披露领导人的出身经历与家庭,是新一届领导人新作风的再次展现;《联合报》刊文指出,这是新一届领导人倡导透明化作风的开始。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称,新华社罕见地推出高层的长篇人物特稿和亲民旧照,习、李上台后的新作风再次受到舆论关注。有评论认为,领导人将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向社会公开,是打造透明政府的必要做法。英国BBC文章称,新华社罕见地刊登最高领导人生活化的照片令中国网民印象深刻,许多人认为此举传递出许多新信息。可见,新华社此举,引发的舆论反应是正面的、积极的,应该继续给力。
刘海龙:首先,这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也要看到,这种进步只是相对于过去的僵化宣传而言的进步。公众对于政治领导人物的信任来自于他们对于后者的了解。如果我们要把自己的家交给一个人管理,我们当然希望对这个人的各个方面都有较深的了解“十八大”后的政治传播新动势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哪怕是一些看上去无关的方面。在人际传播理论中的不确定性降低理论提出,对交往对象的隐私信息掌握越多,不确定性就越低,人们就会感觉越安全,双方的关系就会越亲近。因此,个人在日常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在发展关系之前,要充分了解对方。对于希望与民众建立良好关系的政府官员来说,开放媒体的报道,让民众充分了解自己,是树立良好形象、权威性,甚至是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前提。这是现代政治的运转逻辑。从某种作用上讲,这组报道也是顺应潮流之举。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信息渠道的增加,公众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选举和政治领“十八大”后的政治传播新动势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导人的信息掌握越来越多。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由传统大众媒体的失声而造成的信息封闭,公众越来越习惯于获得关于政治领袖及运转的全面信息。可以说是公众的成熟,造成了一种要求更全面信息的氛围。
从电视时始,就出现了一股政治领袖平民化的趋势。例如传播学者梅洛维茨就提出,印刷媒体所造成的领导人的神秘感和权威性被电视媒体(包括其中的娱乐内容)逐步消解。网络媒体的普及,进一步地打破了传统社会情境的区隔,使得上述现象更加明显。大众厌恶伪饰,推崇本色,这导致世界范围内政治人物在形象塑造上均打出平民牌。随着中国的开放,新一届领导人也不得不顺应这个潮流。这种尊重民众的姿态本身也标志着社会进步。
当然,从信息发布渠道上看,这些报道仍然由新华社等少数央媒垄断。从某种作用上说,仍是一种单向的宣传,只不过宣传的内容有了一些变化。如果能够允许不同的新闻媒体同时独立地、多角度地自由报道,不仅信息会更加丰富,而且也会取得更好的政治传播效果。
许静:“新闻即人物”,这是上世纪30年代《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的名言。新华社对领导人的此类报道受到人们欢迎,是因为它们更符合新闻规律,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媒体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窠臼,顺应开放和的世界大潮和中国发展的总趋势。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威权主义传统的国家,人民对新领导人的期待当然可以理解。媒体塑造的领导人的平民形象符合平权时代的民众期待,也确定了一种沟通语境。
冯韶文:亲民、平实,这是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半年来给民众的印象。这种印象的产生,新华社在“十八大”后的常委特稿可谓加了不少分。这种平民形象的描述无疑缩小的是民众与领导人之间的距离感。党在宣传报道中一直强调党的干部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过去,这种类型的报道由于存在一些生搬硬套的“拉郎配”,有些不但没有产生积极影响反而产生了负面的效果。但是在此次新华社的稿件中,将领导人的生活点点滴滴从人的角度进行描述,这种“领导人和我们在一起”的代入感更加自然也更加强烈。
常江:为何媒体和中国民众如此关注所谓的“style”?这种关注,对于当下的政治传播,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背景资料】由于彭知名歌唱家的身份,2013年3月22日,彭将首次以“第一夫人”身份出镜的央视《新闻联播》几乎成了中国观众最受期待的电视节目。当天,即使是非电视爱好者也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准备一睹国家主席及夫人彭的风采。当地时间11时55分,访问俄罗斯的国家主席偕夫人彭走出机舱。人们看到,这位身着深蓝色大衣的歌唱家手中挽着黑色手袋,端庄大气,淡蓝色纱巾散发出春意般的柔和。(南方周末)
央视似乎也在迎合观众们的期待,特意增加了彭的镜头。之后的几天里,彭去看望俄罗斯孤儿,在坦桑尼亚基奎特总统夫人萨尔玛·基奎特陪同下参观坦桑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并向基金会赠送缝纫机和书包等物品的新闻也多次登上央视的屏幕。
《南方周末》评论称,现在,“第一夫人”的内涵越发重点凸显于家庭价值上,领导人夫妇浪漫恩爱的“伴侣文化”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全民号召,从完善社会的基本细胞做起,为引导正确的社会价值树立典范。
张涛甫:在当代外交当中,夫人外交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国际舞台上的夫唱妇随带来的效果可能是双重的。女性特有的人性魅力,容易拉近交流的距离,易于赢得人们的好感。夫人外交,可以让外交变得更丰满,更有魅力。有时候,夫人外交不是可有可无的“客场”,甚至还会起到“主场”作用。作为过来人的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说:“我做‘第一夫人’那些年学到最重要的就是,国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但这种关系要求不断‘栽培’和各种非正式对话。”这种领导人之间“个人关系”的经营和维护,需要有“另一半”的贡献。
今年3月22日,国家主席访问俄罗斯,开始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首次出访。这次出访,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同样引人关注的是,的夫人彭丽嫒这次陪同出访。媒体以及网友如潮的好评均有力证明,彭这次作为“第一夫人”的首场国际亮相是十分成功的,给人们以惊艳的感觉,展示了中国“魅力外交”的软实力。作为“第一家庭”的女主人,其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特别大的关注,甚至会遭到过度阐释。我们看到,有不少媒体对这次彭丽嫒的首度亮相国际舞台作过度解读,将关注点聚集在这位中国“第一夫人”身上。从媒体职业偏好以及公众的一般兴趣来看,女性魅力更容易成为新闻追逐的“娇点”,这不难理解。但仅仅将新闻报道停留在“第一夫人”的穿着等花絮上,这会弱化一次重大外交事件本身的深刻含义。对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外交,我们可作如是解读:
其一,彭首次以“第一夫人”身份陪同访问俄罗斯,一下子将中国的“第一家庭”展现在全球视野之中,大大淡化了“第一家庭”的神秘感。这说明中国的政治透明度在加大。彭丽嫒的首度亮相国际舞台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中国政治走向透明的一种表征。
其二,彭的魅力外交,是魅力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互补。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就是一次充满魅力的外交出演。稳健、平实、坚定、自信的表现所释放出的政治魅力,已为中外媒体称道。他对中国立场的阐述,对冷战思维的警示,对俄罗斯文化的推崇,对“中国梦”的解读,无不传达了他作为大国领袖的魅力。如果没有的精彩表现,“第一夫人”作为第二小提琴手,哪怕技艺再精湛,也不可能圆满完成整场演出。即是说,正因的政治魅力与彭的魅力政治做到了珠联璧合,才有这次首度亮相国际舞台的成功。
刘海龙:从全球范围来看,新闻的娱乐化、小报化是当前新闻文化的特征之一。各国的政府首脑也利用这一点增加率、积极塑造自我形象,因此形成了“第一夫人文化”。中国公众对彭的关注除了体现了类似的潮流外,也体现了大众媒体与公众对于过去刻板的宣传的反感。他们希望在议程外,设置属于自己的议程。彭较高的知名度和特殊身份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类似的现象在每年“”期间也可以看到。从政治传播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国家领导人形象营销,对内对外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需要反思的是大众媒体和媒体的管理者们,在包括“”报道和外事报道在内的严肃报道之中,除了追逐这些花边新闻和软新闻之外,是否为公众提供了足够的、有深度的严肃报道?
许静:“新闻即人物”,彭作为新闻人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有吸引力的外形和“第一夫人”的地位,更在于她凭借自身努力而早已获得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国际舞台上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则,不能否认第一夫人外交即属于公共外交中的规则之一。对于积极的践行者(agent)来说,规则即资源,因此要充分利用结构性的规则和资源,在跨越“十八大”后的政治传播新动势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空间”和“时间”的各种“互动情境中”进行积极而有效的行动,并且在行动的过程中,转变或再生产结构,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Style”是当今中国面向世界而变化和发展的一种表现,很期待它不止步于此,而是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公共生活中的积极要素之一。
冯韶文:政治是硬的,传播是软的。领导人是坚定的,“第一夫人”是温润的。这种领导人以及配偶的形象展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通用的一种范式。对于媒体和民众如此关注“Style”,更多的是民众的一种媒介素养从成长走向成熟的开始。
常江:在对“第一夫人”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揭示了市场化媒体在时政新闻报道上的微妙变化。按照规定,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必须以新华社发布的为准,但由于中俄时差等理由,新华社迟迟未发图。据新浪微博“报纸观察”统计,当天全国大多数都市报头版均未等新华社传图而使用了取自凤凰网的“来源待查”的图片,《现代快报》、《新快报》、《钱江晚报》等没有刊发的报纸反而成为了少数。这一现象会否成为时政报道的常态?您有何评价?
【背景资料】夫妇抵俄后,一张二人携手走下飞机舷梯的照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但这张照片让当晚的许多值班编辑犯了难。这张照片对于报纸来说,来源并不“正规”。按照规定,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必须以新华社发布的为准,但当晚新华社迟迟没有发图。据《河南商报》记者透露,由于时差5个小时,北京时间凌晨4点是莫斯科时间头晚11点,当天活动全部结束才一次性审稿传图,新华社有苦难言,全国报纸也是深夜苦等疲惫不堪,只能使用凤凰网图片。但如此却陷入两难,署名即被视为违规,不署名则伤害版权。据新浪知名微博“报纸观察”统计,当天全国大多数都市报头版均使用了那张“来源待查”的图片,《现代快报》、《新快报》、《钱江晚报》等没有刊发的报纸反而成为了少数。
其实这不是媒体第一次等不及新华社供图,自行选择国家领导人图片。2012年11月15日《北京晚报》为避开违规,头版新一届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的配图是民众通过电视观看央视直播的画面,用央视报道的截图取代了新华社供图,画面左上角CCTV的台标和右上角“直播”字样的图标清晰可见。
宣传政策和传播效果的矛盾不止于此。《京华时报》曾发表评论《有些新闻为何面目可憎》称:“新闻是要让人看的,没人爱看,传播效果就等于零……事实上,很多领导干部风格并不死板,也很具有人格魅力,怎么一到媒体上去,就都一个模子了呢?就都不注重新闻形象了呢?就都一副不想让人看的样子了呢?说到底还是新闻观念出了理由。”
张涛甫:我觉得,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读:
一是从政治角度加以解读,多数都市报的头版安排是在政治底线范围内的职业反应。它们对“第一夫人”的报道,是出于对政治正确的精准把握,是政治正确大原则内的自选动作。虽然说,这些市场化媒体没有等新华社“第一把小提琴”的调子出来以后再作反应,但根据它们的职业判断和政治敏感,认为这种“自主动作”是符合“规定动作”精神的,不会太离谱,产生了正面效果。从另一角度看,说明中国媒体的政治表达空间还是有的,关键看媒体人的政治敏感度,看他们能不能精准把握表达的尺度。
二是从市场角度加以解读,都市报出于对媒介生产的敏锐感知,它们等不及新华社等国家“首席”媒体发声,就抢“时差”,追求新闻的时效性,以求得与公众期待的无缝对接,可见市场化媒体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同时说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市场化媒体练就了一套出色地抢占“第一时间”功夫。这种集体“抢跑”现象,反映出它们对表达边界的精准把握。
当然,都市报的这种“自选动作”也有一定风险的,玩得不好,可能会擦走火。他们在一线边缘走钢丝,需要有一定的胆识和专业能力垫底。由此可见,市场化媒体在长期风险历练中,对表达尺度的把握是比较到位的。至于说,这种报道形式能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恐怕还难以断定。因为,中国的时政报道不是媒体单一力量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多重复杂因素混合作用的,但“可控的开放”无疑还是大势所趋。
刘海龙:经过核实的新闻是新闻的立身之本,也是传统大众媒体在残酷的与新媒体的竞争中唯一可以一争高下的制高点。如果放弃了这一点,公众就完全可以依赖非专业的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它们可以提供更便捷的未经证实的信息。由专业工作者任职的传统媒体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应该为那些未刊登“来源待查”的网络图片的新闻媒体致敬,这些少数媒体维护了中国新闻媒体的专业性。
尽管人们可能赋予市场媒体敢于刊发非发布的图片以进步作用,但是前提是这种做法没有违反基本的新闻。一个可行的做法是增加驻外记者或发展其他可靠的一手信源,大量媒体不负责任地转载来源不明的图片暴露出这个行业缺乏专业标准。
许静:“风起于青萍之末”,我想这会成为也应该成为时政报道的常态。
冯韶文:个人认为这不是目前的新闻报道流程中的常态。
常江:政治领袖讲话更加“亲民”与“接地气”。对于政治传播的效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背景资料】有人对总书记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的关键词进行了统计,其中出现“中国”11次,“党”20次,“人民”18次,“责任”10次,除了大篇幅地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等话语向人民致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怎么写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段话更是用平实的语言点出了人民切实关心的理由。在讲话中提到:“新形势下,我们党面对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理由。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理由,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而这篇真诚而恳切的讲话无疑是自上而下为解决“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的理由做出了表率。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何镇飚也在自己的微博中如是评价:“习的讲话通达简约,语调和词汇都有新意,不愧是在党内主张文风会风改革的。倒是那些社论,还是面目陈旧,词汇老套。”
讲话的变化不只体现在对内。2013年3月25日,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讲到:“我听说了一个故事,有一对中国年轻人,他们从小就通过电视节目认识了非洲,对非洲充满了向往。后来他们结婚了,把蜜月旅行目的地选在了坦桑尼亚。在婚后的第一个情人节,他们背上行囊来到了坦桑尼亚,领略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塞伦盖蒂草原的壮美。回国后,他们把在坦桑尼亚的所见所闻发布在博客上,得到了数万次的点击和数百条回复。”公共外交不再依赖宏大叙事,而是可以以普通人的故事娓娓道来。
张涛甫: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进入中国政治和世界政治舞台,引起中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向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清新、亲民的形象。不难看出,新一届领导人先声夺人,与他们到位的政治传播策略有关。的讲话少有那些高高在上的“正确的废话”和套话,他的讲话直面现实理由,回应公众关切,传播效果甚佳。诸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外交舞台亮相,出语不凡,善于讲道理,擅长用生动的语言和故事,阐明中国立场,比如“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大船必能远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演绎观点,比如在讲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时,他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库里申科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在讲到“中非关系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时,他提到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还讲述了中国年轻人在非洲的浪漫故事。这些散发着浓厚人性暖意的故事,声情并茂,感人肺腑,赢得了受众的强烈认同。再看李克强的言论,也处处体现了习、李新政的新理念、新形象。诸如,“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要用开放推动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怎么写作,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这些话语都很接地气,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这些话语经常被媒体作为标题,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可见,这些“亲民”的语言是颇得人心的。
刘海龙:正如前面所说,“接地气”本身与其说是领导人的进步,毋宁说是公众的要求。如果要提高政治传播的有效性,首先要以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与其交流。这只不过是对基本常识的肯定。据考证,其实前一届,甚至更前一届的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对新闻工作者说过类似的话,这说明代表公众进行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仅仅被看作隶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传声筒或宣传工具。这意味着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传播中,新闻媒体具有了更大的空间。当然,转变修辞和姿态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尊重新闻及传播的规律,让包括互联网等新媒体在内的媒体都能够有较大的表达空间,这样才能真正“接地气”、“通民意”,让政治传播不限于单向宣传,同时形成双向的良性互动。
许静:所谓“亲民”和“接地气”其实反映了效果观上的很大转“十八大”后的政治传播新动势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变,即从原先的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的强调“转变”人的(态度和行为)理想主义效果观,转向以共情(empathy)为基础,满足需求以寻求接受和支持的现实主义效果观。这同样体现了新领导人的务实风格。新媒体的互动对话性质带动了整个社会传播观念的转变。领导人不高高在上,以权威示人,而是追求平等对话。这就为今后中国的政治传播定下了基调。有效的政治传播应变以往单一的信息公开发布形式为公共对话形式,遵循对话规则,寻求与民众的有效沟通。有效沟通不应把民众当成被动的受众、刺激反应中的被试,而要把他们看成政治行为的潜在资源,以策略传播手段争取他们的有效关注、知晓和参与,为政治合法性构建更多认同的基础。
冯韶文:个人认为目前这种有关政治领袖讲话更加“亲民”、“接地气”的报道更像回归常态的一种文宣模式,而这种模式从目前来看也是国际传播空间中所通行的一种方式。至于其产生的政治传播效果,个人认为从舆情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目前的效果是良好的。但是这种方式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两种因素:其一,这种文宣策略是否可持续;其二,民众对于这种方式的接受在经历了“眼前一亮”的惊艳之后,是否依然能有这样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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