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是歌手》：大众艺术娱乐狂欢

摘要：本文从大众艺术形态的角度对2013年全新选秀类节目《我是歌手》展开了研究，试图探讨受众心理及传播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大众娱乐与专业性的关系理由。
关键词：大众艺术 我是歌手 专业性 娱乐化 权威人士
在这个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大众艺术或大众娱乐已经是一种最常见的审美体验形式。从某种作用上来说，大众艺术自从印刷机发明以来就一直存在。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新技术的引入，大批量生产和发行产品成为可能，大众艺术的普及程度也随之越来越高。可以说，时至今日，我们所有人都无可避开地必须接触大众艺术。但是在大众艺术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人或者对大众艺术视而不见，或者干脆将其打入媚俗艺术（kitsch）或伪艺术之列。而这种对大众艺术的抵制往往都源于错误地将康德的自由美理论理解为狭隘的盲目崇拜现代主义先锋艺术。①但对普通观众来说，它形成的一些高水平艺术作品，如《我是歌手》等节目，给观众带来了丰富的审美体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大众艺术的目的是大众消费。它是由大众媒介来生产及传播的。正如沃尔特·本雅明②指出的，大众艺术吸引着无限数量的消费者，正是因为它是一种能被批量复制并且远距离大量传播的艺术。大众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流行艺术。正如这台集合了乐坛资深唱将、中流砥柱以及新生代佼佼者的音乐饕餮——《我是歌手》，凭借歌手好嗓音、电视好平台、音乐好市场、网民好谈资逆袭了2013年初的中国电视之夜，成为了目前最炙手可热的流行电视节目。

一、以易理解性作为标签的大众艺术作品

《我是歌手》作为一档娱乐节目，以“专业性”为标签，似乎建立起了与其他选秀节目不同的节目风格，但实际上，作为一种流行艺术作品，在这基础上的大众消费品需要易理解性。这种易于理解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背景知识的补充，为了实现让受众快速接受的功能，大众艺术必须设计出使没有受过训练的受众能够理解的作品，即需要对作品的专业性进行专业化的解构，大众艺术的传播模式和惯例也必须符合特定的设计考量。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使大众艺术几乎在第一次接触时就被受众领悟和理解，它们必须具有非常高的用户友好特质。这至少是大众艺术侧重的一个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大众艺术品的首要目标便是实现用户的轻松消费。除此之外，大众艺术不仅在设计上首先是为了让受众容易理解并且轻松消费，它在其他各个方面也必须做到容易效仿而且容易传播。这种易懂程度源于大众艺术的设计特征。例如，《我是歌手》的叙事结构力求清晰明了，以事情发展顺序为时间线索，有一种不会造成误解的逻辑，使受众很快进入情境，而不会造成混乱或任何概念上的模糊。如若缺乏这种易理解性，大众艺术就不可能起到获得或引起大众消费的作用。面向广大受众正是大众艺术的作用或功能所在。
作为一档采用专业歌手的选秀节目，也许有人质疑它对“专业性”的强调与苛求可能使其反而失去一部分观众，实际上不然，大众艺术作品偏向于特定种类的同质性理由恰恰在于，它们诉求的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东西。这种所共有的追求或情感体验也是实现节目易于理解的途径之一。我是歌手在短期内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聚焦，这也得益于《我是歌手》关注观众与歌手之间所存在的相同的情感体验。在对歌手的挖掘与塑造上，《我是歌手》从歌手的生活入手，给观众制造出一种歌手也是平凡人，歌手也有自己的生活的景象，体现出节目亲切的一面。观众并不是无法抵挡的意识形态体制下的无援无助的主体，也不是拥有完全自主能力的个体，他们是一群寻找自我体验与舞台体验相吻合的变动的受众群。大众所接受的信息是并不将内容本身的建构法强加于读者身上的，理论上他们需要可以轻松阅读的“生产者式文本”，这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内容形式，在开放理解的基础上，它也强调受众的主体体验，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我是歌手》将竞演歌手的感情生活置于观众眼前，离婚、等私人话题成为观众热烈讨论关键词，这是观众从众多输出的信息中所挑选出来的文本作用，大众从节目内容中选取的某些特定作用和快感来合成他们所消费的“餐饮”，大众解读往往是选择性的，断续性的。德塞都③将大众传播的内容比作超级市场，受众在其中挑挑拣拣，然后把需要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并做成“餐饮”。在他对波士顿的意大利社区所作的研究中，甘斯（Gans，1962）分析了男人们如何在电视提供的警探片这个超级市场中，选择男性气质的意向。④他们所选择的这些节目中，主角与城市工人阶级一起工作，并且尊重他们。作为社会劳动主力的《我是歌手》：大众艺术的娱乐狂欢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男人们更愿意看到这些贴近他们自身价值观与世界观的节目体现，他们从中选择男性特质的成功作品。电视剧豪门恩怨⑤在当时曾红极一时，许多美国的观众所获得的快感在于这个电视剧的肥皂剧类型。而非美国的观众则因为故事选择观看这部电视剧。甚至在这个层面上，还能发现进一步的选择。有些观众选择故事中脱离美国情境的亲情关系，另一些则认为故事所表现的美国特色十分有意思。刘易斯（Lewis，1985）在其对英国新闻节目的受众研究中指出，许多观众对新闻插入的现场故事的记忆超过对这一故事的叙述文字的记忆，于是，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记忆超过对这一故事的叙述过程的记忆，于是，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记忆中得出的作用，与新闻报道所传达的作用截然不同。大众感受往往是对相关因素的自由选择，只摘取他们感兴趣的愿意了解的那部分。在这里，内容的价值也许不在于它的本质或者美学价值，而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并且提供相关性。当在面对大众娱乐作品时，我们的观众也同样在影像观感方面试图找寻自己的情感共鸣。

二、传播过程中的人群分级

以专业歌手为主打，真唱和现场伴奏为辅，《我是歌手》以一种不同于其他娱乐节目的专业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这种专业性的娱乐化与“草根”的娱乐有明显区别，大众仿佛从这中得到了自我与专业的对抗，这种僭越着个人、名利、财富等范畴的娱乐资源，成为了一种供应作用和快感的文化商品。《我是歌手》将大众分为了三类，即专业歌手，社会精英（乐评人等）及大众。其中专业歌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娱乐的范畴；而社会精英则以引领者的形象不断放大节目的关注点，引领以及制造社会话题；受众在全媒体互动的过程中则同时担任着传播者与受众，在不断的话题更新中制造着新的爆炸点。在这个节目里，《我是歌手》：大众艺术的娱乐狂欢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大众将专业歌手从专业的神坛上请下来，让他们成为了一种可以被消费的文化商品，并且使这种商品提供出多元化的快感，同时规避或反抗一般电视节目中对权势的谄媚，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所以说，这样的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其实是一场斗争的过程，是一场发生在社会经验、个人喜好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娱乐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专业性的抵抗和追随都必定被结构到这些关系当中。正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81）所言：“比起阶级之间的对抗，大众与权利集团之间的对立，才是整个矛盾的主线，而文化区域正是围绕着这一矛盾分化的。大众文化更是环绕着这一矛盾，即大众力量与权力集团的对抗加以组织的。” ⑥在这种隐性的力量对抗中，观众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将自己与专业歌手之间的距离缩小乃至可以相互对比，生发出一种对自我及对节目的好感。当观众把专业歌手用作一种文化资源，通过它们来深思自己的社会体验和作用时，节目的作用，便能够并的确在身份与地位的轴向之间移动不止。而这种深思的开放性（polysemic openness），正是大众娱乐节目所需提供的。

三、受众对权威的戏谑与关注

在探讨代表权利集团的专业歌手与大众之间的矛盾理由时，必须理解这是一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在受众那里，在对专业的娱乐化中，一种对高高在上的权威者的戏谑占有重要比例。与其他收视活动相比，电视节目的作用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而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符号的商品形式，电视只像受众提供持续的图像流，也许是经纪人与专业歌手之间平常的对话，也许是一向以完美形象视人的明星歌手突然的出糗，都会被活跃的观众解读成一种严肃形象的破碎与神秘感的消失。在这种娱乐事件中，故事线索的发展、不同线索之间的关系、某条线索中的人物活动，特别是表象形式综合形成节目的整体叙事作用的方式，“所有的这一切能够深化节目中社会行动的作用，不大可能成为人们心灵体验关注的中心”⑦，反而是那些八卦角料、平常不容易被知道的奇闻异事，更可能成为节目观众关注的焦点。
长久以来，专业人士占据着所有选秀节目的权威位置，以他们的喜好为喜好，以他们的专业坐标作为节目的价值观，但在《我是歌手》中，所有的专业歌手变成了可以被评论被打分被的选手，观众们的观感则成为评判一切专业性高低与否的准则。娱乐节目发展到今日，在某种程度上，大众艺术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它提供谈资和话题，可以被娱乐可以被接近，大众艺术的意图就是吸引大众参与。因此，作为大众艺术作品，也更倾向于有利于实现大众艺术功能的形式选择和情感选择。在节目中，也或多或少会在需要强调的文本内容上给予重视，比如节目主持海泉的发音错误和俯卧撑惩罚等，自然而然也成为节目另一个标志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法直接得到的细节和情感，在节目中可以通过经纪人之口，以开放的可信的形式表达出来。受众反抗权威的心理通过这种非常态的戏谑方式得到了释放，在一个标榜“纯粹的音乐对决”里显得十分具有吸引力。
电视选秀节目经历8年，从形式单一到多样化，从卖点趋同到精彩纷呈，从纯粹的谄媚观众，到严肃深思大众艺术，中国电视界也在自己的道路上迈开大步。所有的受众都从这种大众娱乐中读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娱乐潮流、革新科技、沟通方式、审美趣味、性别取向、阶层意识、代际鸿沟以及社会结构等。对于《我是歌手》的观众来说，他不仅仅只是一种接受信息的传递过程，更是一种调动全部资源的综合运动，包括自我肯定、欣赏他人，甚至引发对人生和社会的深思。以前的宰制性文化已经在电视的更新潮流中消失，因为大众文化的形成往往仰赖于对权威力量的反抗，并且永远不会成为权威力量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威人士群体无法参与大众文化，《我是歌手》成功将专业歌手娱乐化，便是最好的例证。它不仅仅是个专业的娱乐节目，更提高了观众的审美品味，带领选秀节目试图走出炮制偶像泡沫的泥淖，也让节目内核成为社会化的现象。这只是一个音乐节目带给观众的全新的视觉及心理体验，但作为电视人，仿佛也从中看到了电视节目形态的某种形态。
注释：
① [美]诺埃尔·卡洛尔著：《大众艺术哲学论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 沃尔特·本雅明（1892-1940）是德国著名思想家，被誉为欧洲真正的知识分子，其罕见的才华和悲剧的人生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③德塞都（1925-1986），法国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④ [美]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⑤ 《豪门恩怨》：《豪门恩怨》于1978年至1991年间，由美国哥伦比亚电视网制作，总计13年间播出356集，不仅是该公司最长寿的电视剧之

一、同时行销全球56个国家的电视台，被视为无往不利的美国剧集经典。

⑥ [美]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
⑦ [美]隆·莱博著：《深思电视》，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作者简介：彭译萱（1992-11-），女，湖南株洲人，本科，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