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分工新格局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的流动性一直在转变着全球劳动分工的格局，但是，总的来看，资本的流动性被夸大了，特别是，国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资本的流动一直面对着限制和约束。此外，由于积累过程中的矛盾，资本和工作岗位的转移既不是不可避开的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分工新格局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也不是无法转变的。因此，某些认为资本的流动，尤其是向所谓南半球的流动，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的主张是耸人听闻的，不具备可靠的经验基础，其目的是使人们不再关注那个无法为每个人提供工作的制度本身。
[关键词]资本流动 劳动力分工 工人阶级 时间 空间
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就业岗位从“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似乎势不可挡，这一常识性的检测设很少受到质疑。说到新的资本积累中心，人们首先举出的例子就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它们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外国投资和就业机会，却使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工人丢掉了工作。跨国公司巨头似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迁入迁出，而不会受到阻碍。
生产外包引起了极多的政治争议。在2012年总统选举过程中，巴拉克·奥巴马讥讽了米特·罗姆尼，说他在私募股权公司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工作时投资的那些公司把工作岗位都送到了国外。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在《无保障阶级》（The Precariat）一书中声称，企业内部新型的劳动分工格局再加上某些活动向海外转移，造成了“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之间的区分，并使后者越来越穷困潦倒。至于外包的后果，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发布的版本尤为恶劣。据说，中国“是不发达国家贸易下行压力的最重要来源，因为那里的工人工资很低，而且美国从不发达经济体进口的非石油类产品中有近40%都来自中国”。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指出，外包转变了全球工人阶级，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南半球工人的超强度剥削榨取利润的一种方式。他辩称：“把生产流程外包给低工资国家的大潮……是对20世纪70年代重新出现的利润率下降和生产过剩双重危机的战略回应。这场危机表现为滞胀和同时发生的全球性衰退，其理由是帝国主义者不愿牺牲那些昂贵的特权，而这些特权有助于把‘北半球’的工人转变为他们征服世界其他地方时的消极旁观者乃至帮凶。”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工人在作为不公平竞争的受害者（美国劳联-产联的观点）的同时，也是对南半球工人进行超强度剥削的旁观者或者帮凶（史密斯的观点），然而，南半球的工人在作为不公平竞争的施害者（美国劳联-产联的观点）的同时，也在激烈的竞争中受到了超强度剥削（史密斯的观点）。美国劳联-产联和约翰·史密斯的观点针锋相对，它把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利益对立起来看待，而根据这两种观点，工人在面对流动资本时都是无能为力的。
资本主义的流动性一直在转变着全球劳动分工的格局。无疑，生产和积累的地理分布明显发生了变化。然而，如果有谁认为资本的流动性超强，工作岗位的转移不可避开，并把（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和发展中地区的）工人看作资本的消极受害者，那他就必须检讨一下自己的主张了。本文是围绕三个主要论点展开的。第一个论点是，资本的流动性（总的来看）被夸大了，特别是，国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个论点是，由于积累过程中的矛盾，资本和工作岗位的转移既不是不可避开的，也不是无法转变的。第三个论点是，某些耸人听闻的主张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不可靠的，而且无论资本投在何处，它都会遭到工人的抵抗。首先，我将检视一下利润和竞争力难以提高是如何成为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面对的系统性理由的。
用时间消灭空间：资本面对的一个挑战
纵观资本发展史，积累、竞争和缩短资本周转时间的动力导致了生产时间的缩短和生产成本的下降。19世纪，蒸汽船、运河、铁路和电报使得原材料和商品的运输和转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到了20世纪，喷气式飞机、计算机和卫星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地理上的障碍，而集装箱也提高了货物运输的效率。当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扩张时，他显然看到了寻找新市场的动力：“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通过改善交通和技术把以前无法到达的地方纳入了交换网络，开辟了新的资本积累终端和新市场。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又凭借它们制约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打破了贸易壁垒，引发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从而加快了这一过程。这样一来，为了调整生产布局和占领市场，资本家争夺有利地点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了。
马克思曾预测竞争会导致集中，因为力量较弱的资本会消失或被力量较强的资本兼并，这一过程会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加快。对于能源、金融、食品和汽车等行业的大型跨国公司来说，这种现象尤为常见。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这些企业（也包括较小的企业在内）不断地进行组织创新，以便根据其他生产商品和怎么写作的资本调整自己的安排，从而使其对手失去优势。它们不停地与各地的供应商和竞争者签订各种合同，作出各种安排。这些安排既包括分配任务，也包括把各个职能部门或整个部门及其次级单位布局到不同的地方。最终造成了一种复杂的局面，即资本循环的各个分散的活动链条完成了从剩余价值的榨取到剩余价值的实现。
大企业制约这些复杂的价值链是为了从小资本（也就是它们的供应商）手中榨取和剥夺更多的剩余价值。在商业丛林中，各个企业所关注的是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和资产分拆，或是怎么把它们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它们可以随时对供应商施压，以便尽可能地缩短资本周转时间。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与实时管理策略以及最先进的物流技术结合得越是紧密，生产就进行得越快，剩余价值就实现得越快，从而利润率也就越高。英国的大超市制约了食品生产，并通过竞争迫使食品加工厂和生产商降低成本。精细的采购策略把食材的全球采购与对国内工人（通常指移民）的过度剥削结合在一起。生产名牌服装和鞋袜的企业以及像宜家这样的公司不断地调整它们的价值链，从力量相对较小的供应商那里榨取超比例的剩余价值，而后者则被迫压榨它们的工人。
但这些例子涉及的都是特定的跨国公司和特定的资本部门。人们往往只根据这些常见的例子总结出关于整个资本流动的论点，却很少注意到不同的资本是各有其特殊性的。
资本流动的局限
由于缺乏与上述情况相对抗的力量来使生产“黏附”在一个地方，“个别企业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会使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体保持在一种类似于抢椅子游戏的不连贯的狂乱状态”。因此，理解资本流动面对的局限和约束是很重要的。
首先，资本中只有一部分是流动的。例如，与构建和维持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相关的一整套生产活动都是固定的。不管是由公共部门提供还是依靠商业化运作，教育、养老和大部分医疗设施都是固定不动的。与物质基础设施（如机场、交通、能源、建筑、通讯）相关的资本也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
其次，对资本中那些流动性较强的部分来说，它们转移生产的能力也面对着约束。资本周转的时间越长，其地理上和时间上的流动性就越弱。因此，利用大量固定资本的行业很难转变其生产地点。就汽车行业来说，建设新工厂和投资于机器的不变成不是很高的。相反，服装和鞋袜行业的进入门槛较低，不变资本的成本也较低，这就使其可以较容易地转移到任何发展中国家。
尽管服装行业的流动性较高，似其生产部门并不一定会安排到工资低的地方。自从2005年服装行业实行自由化以来，在世界服装出口总额中，中国所占的比重从18%提高到了34%，但与此同时，欧洲所占的份额也从28%提高到了31%。欧洲的生产网络进行了结构调整。要么是供应商从工资低的欧洲经济体迁出，要么是企业提高了技术水平或是实行了生产自动化。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榨取是资本循环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接近市场和灵活性对于缩短周转时间也很重要。
在服装和电子行业，资本是高度流动的，但那种能够短时间内就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行业很少。比如，汽车企业调整布局的时间就要长得多。它们不是寻找工资绝对低的地方，而是在邻近的、工资相对低的经济体建立地区性网络，比如，墨西哥的美国企业业、中东欧的德国和意大利企业等。日本的汽车企业在东南亚也实行类似的模式，它们起初把零件生产外包给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最近又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地方，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
尼科尔·阿绍夫（Nicole Aschoff）在关于美国汽车行业调整的研究中认识到，美国企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在不断地调整其生产流程。她指出，汽车工业的结构调整不是单纯把生产地点安排在美国南部或墨西哥的低工资地区，而是把“汽车大道”从五大湖一直延伸到了墨西哥湾。她由此得出结论：“过去30年汽车工业的结构调整不是简单地向低工资地区进行投资的全球化过程。相反，它是一个随着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发生的增长和衰退而不断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
欧盟的汽车制造也属于同样的模式。从标致和通用汽车的制造地可以看出，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地点，而西班牙和中东欧则处于边缘地位（见表1）。
汽车企业迁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为了应对迅猛扩张的需求，而不是因为这些地方成本较低。据尼科尔·阿绍夫估算，2009年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占全球汽车销售总额的1/3。同年，中国也成为了通用汽车的最大市场。所以，尽管新的增长点集中在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但大多数的销售和生产都发生在北美、西欧和日本。
从各个资本部门的角度来看，各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占据的份额也体现了劳动分工的大概格局。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钢铁、服装、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出口方面占据了很大份额，但在交通技术（如汽车）或高新技术（如医药）领域却表现不佳，因为这些技术仍然掌握在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尤其是欧洲国家手中。
第三，最大的理由是观念理由。人们认为，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全球经济中随意流动，这样一来，企业就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束缚，就能在全世界肆无忌惮地追逐利益了。奈杰尔·哈里斯（Nigel Harris）声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都在转向“经济全球化”。这一潮流“不断地给人们灌输一种新的领土专有权概念。领土不再像过去那样由民族国家来掌管了，而是由全球市场来分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已经使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整体”。
有人认为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它可以在全球经济中不受阻碍地随意游走，四处寻找工资低的地方。但这一主张忽视了（至少是低估了）国家的作用，因为国家总是试图干预和影响境内的资本积累。国家与“转变目的地的疯狂游戏”
国家的领土范围构成了影响投资过程运作的一定的地理环境，这样一来，国家之间便会争着为资本提供最有利的社会、制度和基础设施环境。
国家为资本积累以及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它为资本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源）、处理资本之间相互关系（竞争规模和潜力）和劳资关系（劳动法和雇佣法）的制度框架。此外，国家还在它们的领土界线内设立了一系列与劳动力再生产和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分工新格局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GetFullDomain},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提高劳动力素质相关的机构。比如，它建立了许多大学来为资本改善竞争条件，因为大学可以培养有技术的工人，特别是在管理策略和科学技术方面。
很多地区性的开发区都争先恐后地为资本提供土地、补贴和制度上的优惠。技术工业园的设立就体现了这一点。然而，这些技术工业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像地方官员及其下属所想象的那么大，也不大可能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吸引到高新技术企业。
但是国家不只是被动地为资本创造条件，而且会主动地招商引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往往要开展竞争。竞争不仅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也扩展到了其他的民族国家。比如，在电影产业这种竞争比比皆是。就全球来看，北美、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参与了角逐。在美国充斥着支持自由市场的话语，声称国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然而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某些州政府为了争取资本制定了慷慨的鼓励政策。
尽管半导体生产厂商的规模很大、利润很高，在全球市场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它们还是敲诈和索取了大量的公共补贴。比如，2008年，田纳西州为赫姆洛克半导体集团拨款1.14亿美元用于开发与培训，还提供了0.74亿美元的地方补贴和50%的财产税减免，后者约合0.4亿美元。与此相似，在被看作经济发展灵丹妙药的生物技术领域，各国（州）之间为了争夺高新技术的就业岗位也使出了浑身解数。政府不仅补贴了个别公司，而且还拨付资金用于建设研发基地或用于建立公共的风险投资平台。就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汽车行业来说，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南部建厂的汽车企业都得到了各州的大量补贴。1988年，大众汽车曾停止在美国投产；而到了2008年，该公司却又宣布计划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市投资10亿美元装配生产流水线。州政府和当地政府为此提供的优惠超过了4亿美元。
在个别欧洲国家甚至整个欧盟，情况也是类似的。比如，2012年11月，欧盟制定了一项计划，决定援助“步履维艰”的汽车行业。这一名为“汽车2020”（Car 2020）的行动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加强对新技术和环保型汽车的投资、精简管制规定、提供技术援助、培训汽车制造商并通过“贸易平衡协定”提高它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等。
除了提供补贴以吸引和留住投资以外，资本的代表和持有人也对各国（以及像欧盟这样的区域性国家集团）展开了游说，以便创造符合他们利益的贸易条件。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往往佯称别国采取了不正当竞争手段。由于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了多轮艰难的谈判，所以对关税和配额等手段的使用已经减少，然而，反倾销又成了一种新兴的、主要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式。根据规定，只要一种商品在进口国的售价低于它在制造厂商本国市场的售价，进口国就可以对其征收反倾销税。这些法律最初是由美国和欧洲的统治阶级为了避开陷入“低价竞争”而起草的。他们最先和最积极地利用了这些法律，但是最近情况有所变化。就在上一个10年，印度和中国成了反倾销法最积极的使用者。
另外一个战场是汇率领域。在经历了2010年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发生了一场货币战争。主要的参战国包括美国和中国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巴西）。这些国家互相指责对方为了增加出口和窃取不正当优势采取了货币贬值措施。
在当今世界，资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都不会仔细考虑到哪个地方的自由市场上开展贸易和投资才能获利最多，并基于这些考虑来选择或调整投资地。各国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不断地进行干预以保护其辖地内的资本，为了吸引新资本去改善设施条件，还利用它们所能掌握的各种法律武器来打败其竞争对手。
但在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矛盾，这意味着资本或就业岗位向其他国家的转移并不是不可避开、势不可挡或不可逆转的。
布局调整中暂时的“空间修复”
尽管资本主义生产遵循不受单个企业左右的价值规律，但资本家还是有决策自由的。换句话说，资本家必须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管理分布在各地的大型组织。跨国公司往往要搜遍全球，看看哪里的技术、工资和管制措施最合适，然后才会选定厂址。但管理者在决策时还不知道他们的竞争者正在做些什么，不确定性总是影响着决策后果。随着相对工资等成本的变化，企业会评估它们在投资目的地的竞争成本，并重新考虑它们的战略。管理者不是什么都知道的理性行为人，而这一检测设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所在。理查德·海曼（RichardHyman）指出，资本家的战略决策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一系列矛盾而进行的尝试。他说：“马克思的整个分析都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存在着具有一定指向性的矛盾。垄断化或国家干预转变了这些矛盾的形式但没有超越这些矛盾。对于个别资本乃至整个资本来说，没有对付这些矛盾的‘最好方式’，有的只是避开全盘失败的不同路线。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管理战略其实就是有计划地在各种方案中作出选择，而这些方案中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
为了解决资本的矛盾而搬到新的地方进行生产（受成本驱动）或实现剩余价值（受市场驱动），这就是大卫·哈维（Did Harvey）所说的“空间”修复。但对个别资本或者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搬到新的地方、与其他资本重新签订合同以及（或）采取新技术都只是暂时性的修复。竞争会驱使同一部门的其他资本家采取类似的战略，换言之，如果一个资本家提高了产量或迁移了厂址，其他资本家也会被迫采取类似的战略来保持他们在竞争中的地位。
通过在国外建厂，企业就可以以较低的工资雇用工人或强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乃至加大劳动强度。诚如马克思所说，这对下降的利润率而言是一种抵消效应。不过，某个部门的利润率越高，新的资本就会涌入这个部门（检测设没有进入门槛），导致利润率下降得越快。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集体或个体信心的增强将会抬高工资，拉平差距。不过，劳动力不能像资本那样自由地迁移到国外去，这意味着剥削率的不同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而能维持多长时间又取决于工人的力量和斗争的力度。
每个工人的被剥削率和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说，研究利润率的影响因素不能只是解读各企业和各部门的战略，这是不够的。不过，资本为了降低成本而进入中国的例子也清楚地表明了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的成功是如何遭到侵蚀的。
中国正在失去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分工新格局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低工资的优势
美国一个鞋袜公司已经把它的工厂从中国迁移到了印尼，据它的首席执行官说，“能一次性采购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的理想国家曾一度是中国……但它不会一直是个理想国家”。从某个地方获得的优势只是暂时的，凭借区位优势而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也会因为资本的流动而消失。中国曾实行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体制，但资本从中窃取的优势和榨取的超额利润正遭到侵蚀。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然而这种本应昙花一现的增长模式之所以得以维持下来，是因为内陆的廉价务工者源源不断地涌入了沿海的经济特区。但现在已经不会再有源源不断的外来务工者队伍愿意从事单调又费力的工作了。劳动力市场的岗位比找工作的工人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会期望改善工作条件，换工作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工人的跳槽率会变得更高，提高工资的压力也会更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企业在一定地区赚到的利润减少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从中国沿海地区转向内陆。过去，耐克的大部分运动鞋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现在它的大供应商都转移到了其他地方。2010年，越南成了该公司最大的全球生产基地。就制造业的平均时薪来说，泰国是1.80美元，越南是0.49美元，印尼是0.38美元，柬埔寨是0.35美元；由于这一点，服装、鞋袜和体育用品行业的就业岗位已经大批转移到了南亚和东南亚。
2011年，在援引了很多公司把生产部门重新布局到美国的例子之后，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指出中国和美国南部各州提供的机会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他们认为，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巨大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美国较高的生产率、弱势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分工新格局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美元等因素正在缩小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成本差距。波士顿咨询公司还说：“这几年，工资率的提高已经成了中国工厂无法逃避的事实。平均工资从1999年到2006年提高了150%……而这段时期，中国逐渐成为了许多行业的世界工厂。工资是从很低的水平慢慢涨上来的，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工资增长的速度比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工厂每个工人得到的工资和福利每年上涨10%。从2005年到2010年，工资每年上涨19%，而美国全部的劳工成本只上涨了4%……中国20个地区的最低工资上涨了20%多，四川省甚至涨了30%。”
波士顿咨询公司专门拿中国与阿拉巴马州、密密西比州以及南卡罗莱纳州等南部州进行了比较。这些州有反对工会的法律，工资都比较低。此外，中国工业刚地的成本也比较高，每平方英尺的成本在沿海地区：是11.15美元，深圳是21美元，而全国的平均价则为10.22美元。与此相比，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在1.10美元到7.43美元之间，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则是1.40美元到4.65美元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回来了，但这种同流发生在新的条件下，即就业率和工资较低的条件下。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高、供应链扩张引发的“成本和理由”、库存成木、质量临管、始料未及的运输成本以及由于港口关闭或自然灾害引起的贸易中断的风险，所有这些都进一步缩小了中美贸易条件的差异。对美国企业来说，侵犯知识产权和贸易争端导致实施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性也减少了两者的差异。
这并不是倡议所有的美国工厂离开中国或不再到那里建厂，因为对某些资本部门来说，在那里设厂是有利的，而且也靠近广阔的市场。本文的意思是，就业岗位从工资高的经济体向中国和东南亚这样工资低的经济体转移的趋势并不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洪流。竞争法则削弱了某一国家最初的优势地位，从而引起了新一轮的布局调整。此时，一些资本会返回本国，一些资本则会转移到另一些成本较低的日的地。
以技术替代工人
由于某些资本部门受到限制而不能布局到成本低的地区，它们可能会转向另一种策略，那就是采用更多或更新的技术来阻止、限制或暂时性地解决资本积累的总危机。
富士康的例子证明，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会限制低工资生产模式。富士康康是苹果、惠普等大型跨国公司的承包商，它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庞大的加工厂，雇用了100万工人。许多工人住在工业区的宿舍里。他们的月薪（1800元人民币）高于最低工资，但工作却是重复性的，极其单调和枯燥。“多数工人整日坐在传送带旁，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口罩和束头发的防尘工作帽。他们反复地做着简单而准确的动作。每个工人专门做一个动作，比如把标签贴到iPhone的正面或是把成品装箱……装配一个iPad要花上5天时间，完成325道工序。”
在这种环境下，2010年富士康工人的事件猛增，2012年9月还发生了有2000名工人参加的骚动。在对一系列重复性动作进行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几乎不存在进行任何智力活动的空间，因为这会动摇这一模式的根基。郭台铭（富士康的首席执行官）说：因为人类也是动物，管理100万只动物让人头疼。这一评论除了表明他可耻地拿工人当动物看之外，也显示了大规模生产的局限性。富士康已经转变了战略。它计划在巴西、墨西哥和东欧开设一些工厂。此外，尽管富士康还在开设新厂，雇用成千上万的工人制造智能手机，但它同时也计划在3年之内装配100万个机器人以替代在中国大陆的劳动力。
但榨取剩余价值的策略是可以转变的，另一种策略就是把一些或全部工厂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高的本国去，并投资于新技术。在中国沿海的飞利浦电子公司的工厂中，电动剃须刀是由成百上千的工人手工装配的。不过，“在荷兰农村的子公司，128个机器人手臂以瑜伽一般的灵活性做着同样的事……一个机器人手臂不停地在两根连接线上打上两个完美的结，并把它们穿进连眼睛都看不到的小洞里。这些手臂动作很快，因此它们必须封闭在一个玻璃笼子之内以防看管的人受伤。一杯咖啡还没喝完的功夫，它们就完成了一件成品——一年365天，每天倒班3次。这里每班工人总共只有几十个，大约是中国珠海市工厂的工人总数的1/10”。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外国企业都会把它们的工厂撤出中国或是用机器人来替代工人。自动化的流水线要求调整整个生产流程。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本用于机器人技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水平一直在不停地提高，而技术的发展将会逐渐地或革命性地转变生产方式从而转变利润的资产负债表。采用的新技术有多高水平以及技术更新的速度有多快都是不可预测的，而且各企业的情况也不同。不过，为了跟上对手的步伐，它们都面对着采用这些新技术的压力。对个别企业来说，装配机器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精度，从而使它们占到竞争对手的便宜，但对整个体系来说，这却导致了利润的减少。
站不住脚的经验基础
测算外包生产的整个过程充满了理由，统计策略也不精确。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衡量资本国际化程度的变量。表4显示，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从全球获得的外资份额在上升，但大多数外资都集中来自美国和欧洲等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尽管到处都在吹捧金砖国家，但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相互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占全球总额的10%。不过，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粗略的、不完美的指标。这些统计数据没有把分包协议考虑在内，因而低估了资本之间的联系，没能把握价值链的复杂性。比如，iPad是在中国出口的，但其零件却来自美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此，没有详细的信息是很难计算附加值的。各个公司公布的信息很可能是不准确的，这不只是因为其中可能有转移定价（traner pricing）。最后，由于这些数字都是单个民族国家全境的总数，它们没有给出关于区域内生产变化情况的重要信息，因而从中也就无法看出各国境内新崛起的大型资本积累中心。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理由，然而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这些数据的分析还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把全球经济划分为“北半球”和“南半球”是否合适。应该注意到全球有一批经济体得到的外资微乎其微。2011年，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定义）得到了45%的外资，但其分布却高度不平衡，其中，中国得到了30%，（更进一步来说，亚洲国家得到了62%），拉美则得到了32%。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中，整个非洲只得到了6.2%，只占全球外资总额的

2.8%。

因此，在这些宽泛的说法背后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衡。比如，欧盟的后共产主义经济体中尽管某些国家在汽车行业取得了小范围成功，但总的来说其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其他经济体。用经济术语来说，把中国与“南半球”混为一谈的说法夸大了许多地区（比如整个非洲）参与全球资本流动的程度。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就业岗位开始大批流入商业怎么写作部门。随着著名的英国公司迁移到印度，中心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起初只有生产方面的一些简单的例行任务如中心或后台支持转移到了印度或菲律宾等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然而，自2004年以来，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如研发、精密软件开发、设计、财务核算以及精算部门等需要研究生或更高学历的丁作也都加速向国外转移。
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离岸后台工作、中心和商业流程外包（BPO）的规模被人为夸大了。咨询公司一直在大力鼓吹离岸业务，因为对它们来说，这桩生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分工新格局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意是有利可图的。比如，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就信誓旦旦地说由于工资低得可怜，因而“会出现戏剧性的下跌”。“印度一个工人的时薪只有两美元，而美国一个工人的工资却是印度工人的10倍，这对公司的诱惑是显而易见的。”麦肯锡本来还说这会是一场双赢游戏，然而在促成了更多生意之后，它现在却说离岸业务也许不像一开始说的那样是一剂灵丹妙药。
关于离岸的商业怎么写作，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因为有许多不符合任何现有分类标准的活动被混乱地放在了一起。还有缺乏一致数据的理由，因为有些数据没有报告或是（由于再出口）被重复计算了。至少某些地方的离岸商业怎么写作的规模被夸大了。比如，有人说中欧和东欧各经济体已经成长为新的商业怎么写作目的地。然而，2010年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全部商业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总计才有约

1.8万个。这与大曼彻斯特区相比就有些少了，因为单是那里的中心就雇用了7万名工人。

也很少有人注意“回岸”（backshoring）现象，即随着老板们重新发现自己家门口的工资成本优势而作出的反应。在美国，他们“发现”了“农村承包”（rural sourcing）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在小乡镇所付的工资低于大城市。“利用这种农村外包（rural outsourcing）现象的公司所付的工资比付给大都市的外包工的工资低25%-50%。”而在英国则出现了“北部承包”（north sourcing）现象，即就业岗位从海外返回英国或者从所谓的成本昂贵的英国东南部返回北部。英国西北部现在共有700家中心（2004年是521家），雇用了18.3万名工人（比2004年增长了50%）。所以，并不是所有就业岗位都“到印度去”了，也有一些已经返回英国，而且英国本身也在创造就业机会。
关于回岸现象的研究还不多，但有一份关于德国公司活动的报告发现，在1484家接受调查的公司中有570家已经把它们在国外的部分或所有工厂撤回了国内。结果，在当前进行布局调整的公司中有1/3都是回岸公司。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质量、灵活性、运输能力等方面的理由，而所有这些因素对于“通过空间消灭时间”都是极为重要的。诚如刚才所说的，当调整布局的诱人前景看起来不再有优势的时候，始料未及的或不断提高的劳动成本便成了促成回岸大潮的第三个因素。
就业岗位都到哪里去了？
美国本土就业岗位增加而外包的就业岗位减少这一现象必须以劳动力市场为背景才能得到清楚的解释。美国某智库的报告指出，从1990年到2008年，美国增加了2730万个就业岗位。这支新增的劳动力大军几乎全被怎么写作业吸收，其中政府和医疗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最多（1040万）。政府是最大的雇主。从1990年到2008年，政府雇佣的职员增加了20%，其中多半分布在教育机构。
根据这份报告，随着某些职能外移到全球价值链，就业岗位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不过，这种减少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升级有关，与外包无关。在过去的20多年，电子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65万个，但价值却增加了363%，是所有行业里增幅最大的。从1990年到2007年，由于国内行情不景气，美国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17.2万个，但是从1990年到2008年，每个岗位创造的价值增加了85%。不过，从2009年中期到20lO年中期，由于美国政府的援助以及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重组，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5万多个，自2005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利润的上升，出口也增加了。
这份报告接着说：“至少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并没有出现失业理由。”经济危机出现以来，公共部门的大幅精简和私人部门的裁员抬高了失业率。具体说来，在过去的20年内，电子行业就削减了65万个就业岗位，这部分是因为外包，部分是因为生产过剩和技术的广泛运用。与此相比，在过去的3年内，即从2009年6月到2012年6月，公共部门精简的就业岗位也有6

2.7万个。有资本的地方就有冲突

凯文·杜干（Kevin Doogan）指出，某些自称对左翼抱有同情的人谈起离岸现象来却是悲观主义的观点，这真是作茧自缚。这些人的主张围绕着这样一个观点进行，即，在单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们在完全流动的资本的逼迫下，不得不彼此展开竞争，而新型的资本布局协议，如离岸和外包等，加强了有组织和无组织工人的竞争压力，削弱了他们在这场激烈竞赛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国家的手中，这个竞争的幽灵变成了一根大棒。国家挥舞着这根大棒砸向工人，告诉他们工资、退休金和工作条件（以及别的令市场扭曲的利益）都是竞争的障碍。贝弗莉·西尔弗（Beverly Silver）在其著作《劳动力》（Forces of Labor）中对这些失败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精彩的剖析。她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是“工人在生产地点对剥削的反抗与资本通过不断革新生产和社会关系来平息这种反抗的努力之间的辩证史”。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组织革命至少在短期损害了工人阶级的某些利益，但伴随着新的矛盾和斗争形式，也涌现了新的资本积累中心。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从西班牙到巴西再到南非和韩国，廉价劳动力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每一次的奇迹也造就了新的工人阶级，使得正在扩大的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发生激烈的工人运动。这些工人运动不仅成功地实现了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目标，而且也在相关国家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西尔弗追溯了斗争的，发现每当汽车行业进行了布局调整从而发展起来之后，就会出现斗争的，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加拿大，到50年代的英国，到60年代的法国和意大利，到70年代的德国和西班牙，再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阿根廷、巴西和南非，情况莫不如此。最近，随着欧洲的汽车生产部门大批转向中欧和东欧等工资较低的经济体，波兰的汽车工厂已经变成了工会运动的热门地点。由此可知，不管资本流动到哪个地方，所谓的空间修复就会在那里再一次创造出类似的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世界的工人在没有国际支援的情况下一直在无望地原地踏步”，这种印象毫无根据，地理上的生产布局调整一直在重新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一直在推动新的斗争。
结论
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和价值规律不断地塑造和重塑着生产的空间分布。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地方提供了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的不同机会。各企业与其他资本（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的关系对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协调能力构成了巨大挑战。但只有某些资本部门可以流动，而且流动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国家不断进行干预，通过降低成本或影响游戏规则来转变境内的资本积累条件。
尽管单个企业可以通过转移到成本低的地方来击败竞争对手，但这也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修复。无疑，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已经成了一系列商品的世界工厂，这反映在其全球最大出口国的地位上。但其低成本、低生产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也有局限性，特别是它遭到了工人越来越多的或消极或积极的抵抗。某些商品的生产部门一直在向中国转移，构成了跨国公司巨大而复杂的产业链的一部分，但转移的速度不可能一直这么快，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以逆转的。
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表明离岸生产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些吹嘘其策略“科学”的模型并不科学。它们大多是在用失业和工厂倒闭的危险吓唬工人，从而为咨询公司缔结诱人的合约创造条件。而且，责怪别的工人群体进行不公平竞争也是在转移注意力，使人们不再关注那个无全球经济中的劳动力分工新格局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法为每个人提供工作的制度。
欧洲高得出奇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跟工作外包或离岸生产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停滞有关，也与2001—2008年经济危机的附带后果以及严苛的紧缩措施有问接关系，因为正是这些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当工人们指责别国的工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时，他们便与本国的统治阶级站到了一起。只有当工人认识到他们的共同事业是超越国界的时候，才会真正保护自己的工作和岗位，才能形成一股能够挑战无政府主义制度的力量，而这个制度一直都在破坏工人阶级的生计和福利。
（责任编辑 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