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收稿日期：2013-10-18
作者简介：周天勇（1958-），男，河南南阳人，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产能过剩、投资与消费失衡，增长速度失去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其症结在于政府-居民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乏力，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高增长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是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动力转向调动全体人民微创业和充分就业的活力和动力；由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降低失业率、减少贫困人口比例、改善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转向消费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以改善国内出口供给结构、质量和水平的思路，通过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市场，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等支撑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是避开巨额损失、争取全球利益的手段，形成抵御经济衰退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把上述新的增长动力点看准和把握好，中国经济未来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15年到20年完全有科学、客观和雄厚的推动和拉动力量。
关键词：传统经济模式；经济增长；中小企业创业；新型城市化；人民币国际化
1008-7168（2013）06-0083-08
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GDP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长速度。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态势，到2013年二季度增长速度同比下滑至7.5%。刘世锦等学者认为，7%左右及其以下的增长速度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1]。然而，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水平至多有35%，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处在35%到65%的城市化水平推进阶段中，国民经济均呈高速增长状态，中国大陆没有也不应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林毅夫等学者确信，中国8%的速度还可以增长20年左右，他近期提出的政策倡议是加大绿色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投资[1]。一方面，在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5%的国家里，如果增长速度降到7%甚至6%以下，从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来看，无论是城镇化进程应当推动的潜力还是发展的需要乃至平衡财政和吸纳就业都是难以接受的；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加大投资、地方竞赛等方式拉动增长速度的模式还应持续吗？否则，新的增长动力点在哪里？
一、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从155美元提高到6094美元，这是世界发展史上中国模式的奇迹，应当承认这种增长模式的有效性[2]。因此，中国的发展不论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当前，还是在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未来，仍然要重视政府主导、地方竞赛和投资拉动的套路。现在的理由是：这种传统增长模式还应持续吗？
从30多年增长的需求侧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1）出口拉动的贡献较大。1978年中国GDP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只有9.74%，2001年到2010年则平均在50%左右，2006年高达6517%。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没有社会成本的生态环境条件形成的制造业出口能力，被欧美和其他地区的进口需求所吸收，强劲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出现增速下行时，投资需求是速度的主要拉动力量。1981年到1990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5.5%，1991年到2000年为38.5%，后来则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8.3%。从动态数据看，2008年出口增速下滑后，GDP增长对投资需求拉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3）消费需求对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弱。GDP投资率的上升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62%；而在2000年～2011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5.5%。2010年到201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长速度分别为18.3%、17.1%、14.3%、12.9%，其中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
1.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趋于衰势。虽然2013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8%，但9月出口1.15万亿元，下降0.3%。过去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可能不会再现。一是欧洲经济要从主权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的财政开支平衡机制对其经济和进口需求形成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真正从长期低迷中走出，而且中日贸易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在一个长时期中并不会旺盛。二是欧美实施再工业化，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特别是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2008年的9%上升到目前的接近12%，这对进口产品将形成挤出效应。三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关税惩罚连连发生，贸易摩擦不断；生态、安全和劳工权利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日益增加。四是美国也正布局新的世界贸易新战略，弱化WTO体系、稳固充实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建设TPP且与欧洲形成直接的自由投资贸易协定机制，谋求美国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的世界贸易格局是其主要诉求。作为世界货物出口规模第一的中国，如果没有相应开展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的战略予以应对，势必将挤压和影响中国在全球的贸易空间。五是发达经济体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滥发货币，一方面由于美元等是世界货币，不仅获得铸币税利益，还将贬值转嫁给其他经济体，增加国内的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并倒逼人民币升值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2.投资需求继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制约和衍生理由。如果再单纯用2009年加大投资的办法拉起经济增长速度，只能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失衡，并且重蹈物价房价猛烈上涨的覆辙。一些学者还是将重新拉起高增长的希望放在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竞赛的投资上，而且在反驳投资主导增长模式应当转向消费主导增长模式的倡议时，举证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其发展阶段区别于增长缓慢的拉美的一个特征，就是高储蓄和高投资率。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中，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最大区别是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竞赛，热衷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大基础设施，但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其相对就业吸收能力弱，且大资本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创业的挤压形成的利益大都流入和集中到了政府、央企和其他所有制的大型企业，而没有持续不断地将大部分比例收益形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成居民理想的收入，进而变成居民消费的支出能力。这就是为何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居民相应富裕起来，而中国在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国企和国有银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居民收入却相对增长不快的深层次理由。
3.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艰难和复杂性。迟福林等学者提出，要将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模式[3]。在传统拉动增长的办法中，当出口受限与投资负作用大的情况下，这一模式转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模式转型的关键是国民经济供给侧“调控转型→刺激创业→扩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平衡生产能力”的逻辑链条。
首先，消费增长乏力，民间消费不能替代和填补公款消费的萎缩。从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看，1月到9月为12.9%。特别在1月到2月因元旦和春节因素属于消费增长率较高的月份，增长率只有12.3%。严格限制公款消费的禁令使2013年前9个月政府、军队、国企、银行等消费部分萎缩，这是导致总消费增长幅度下降的重要理由。而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补齐这一萎缩。
其次，从收入流程的走向和集中点看，60%流入和集中在政府金融国企及非公有制企业中，居民所得比例很低。全额计算，政府在2012年集中了18万亿左右的预算内外收入，占GDP的35%左右；国企职工2000万人左右，工资奖金总额1万亿左右，职工年平均收入5万元左右，而国企总利润2.2万亿，折旧1万亿左右，国企收入占GDP的8%左右；金融业从业者505万人，工资奖金总额估计5000亿左右，职工年平均8万元左右，全行业折旧2000亿左右，银行保险证券利润总和在1.5万亿左右，其收入占GDP的4.2%。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业集中的收入占GDP的472%。非公有制工商企业利润2012年大约在3万亿左右，折旧大约也在1.5万亿左右，占GDP的8.6%。考虑国民收入的汇出和其他环节漏出等，非政府国企金融部门外95.4%的劳动力、92%的居民只分配到了GDP的40%，即20.8万亿左右，其中农村居民5万亿，城镇非政府、国企及银行就业家庭居民15.8万亿左右。这与1988年居民收入达到GDP的70%、居民间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形相去甚远，也与其他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到80%比例相去甚远。
2013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增长6.8%，低于GDP增速。居民收入比例占GDP比例过低，且高收入者边际消费率不高，而低收入人群虽然边际消费率高但低收入决定了其支付能力有限，这是中国消费需求难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无法从出口和投资为重点拉动增长模式向消费为主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理由。在这种格局下，即使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扩大家电下乡和城镇居民家电更新等政策，包括扩大消费信贷以及用加大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等都似少源之水，会收效甚微、不可持续。
净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个方面是凯恩斯框架下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一部分的分析实际上也反映了凯式框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在中国操作余地已非常有限，传统增长模式已经不再具备有力和可持续的动力点；如果继续在传统模式下谋求出路，未来长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必定的趋势。
与国际指标比，中国目前创业和就业的活力严重不足。证明中国微观创业就业没有活力和动力的两个重要指标为：一是每千人企业平均拥有数量，二是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以中国2012年的数据为例，如将每 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①，再加上注册登记的其他企业，中国每千人企业拥有数量平均仅16个；而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前每千人平均50个，金融危机后在40个～45个之间，发展中国家数量也在30个左右。由于在企业数量中中小企业一般占98%左右，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小企业发展特别不足。发达国家大学生毕业三年内自己独立创业的比率达20%；而中国目前不到2%，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强烈希望到党政事业单位、国企、银行、外资或大型私企等工作，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毕业生微创业动力只是其十分之一。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期的人民富裕和消费旺盛情形相比，我们缺乏的是微观的创业活力和动力以及广大人民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流程。没有微创业，哪来的大规模中等收入人群和阶层？没有创业形成的小企业，哪来的大规模就业需求量？没有大量的中等收入人口和充分就业形成的居民收入，哪来的居民消费能力？我们总讲收入分配不合理，总抱怨消费需求不足，一些学者还提出从调整现有GDP分配入手，如用财政向居民特别是向低收入居民多分一些、向高收入者多收一些的办法来缩小差距和扩大消费需求。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需要适当做一些，但最主要的是鼓励广大人民通过创造财富来分配财富。韩国和台湾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千人口只拥有5个企业左右，到70年代～80年代上升到每千人50个左右。日本在80年代～90年代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也是50个左右。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其高速增长时期，虽然地理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失业率却很低，一般在2%左右，甚至还存在劳动力短缺，需要从国外引进来平衡；他们也有高投资率，但与中国30多年高速增长时期不同，他们这一时期的基尼系数很低、收入分配较公平，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没有导致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和消费需求萎缩，反而带来了居民与国家的同步富裕、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这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创业活跃，中小老板数量大，形成了中产阶级；中小企业很多，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大，失业率很低，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因失业而贫困的人数较少。日本当时提出要以中小企业立国，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而台湾地区也以中小企业立岛。这说明，大规模的微创业、特别多的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是解决就业、人民富裕、消除收入差距并带来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的最高战略。
从2013年9月的情况看，虽然大中型企业的销售因投资刺激有所好转，但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继续恶化。2013年9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1%，比8月上升0.1个百分点；大型企业PMI指数52.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景气度回升仍然是拉动PMI回升的主因；中型企业PMI指数为497%，上升0.1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指数488%，回落0.4个百分点，且都低于临界点[4]。
中国正面对就业困局。目前大量的就业分布在党政事业机构中，在维稳和其他政府事务的合同编、协编及临编中，在不可持续稳定就业的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建设项目工地上，在过去出口形成的对（低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中。随着出口的困难，中小企业存活环境越来越恶劣，创业和就业容纳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弱。有关研究显示，2012年6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较2011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其中受大学教育程度的青年劳动者失业率高达16.4%，二线城市失业率显著上升，由2011年的6.4%升至87%[5]。这样一个就业格局，难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就业也不稳固，新劳动力寻找工作困难，整个社会没有稳定的基础。
我国推动发展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有很大的片面性。为什么不把鼓励人民大规模创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作为减少工人失业、推动人民富裕、缩小分配差距、回归投资与消费平衡、推动经济健康增长的立国之本？为什么非要在一些不治本的路径上花大力气，而在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上不形成共识、不立为最高战略、不花大力气除去体制障碍、不出台管用有效的政策？这说明我们的思维惯性还是在大投入、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推动上，还是在政府主导解决就业和民生理由上，还倚重在GDP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上，而实际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重点还没有放在人民就业、富裕和调动全体人民创业的活力和动力上。
这里就微观创业和就业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强大活力和动力进行匡算。如果中小企业的数量达到发展中国家一般的每千人30个的水平，企业的数量就会达到4100万个左右②，比目前的2200万个多出1900万个；按单位企业从业10人计，如果年平均收入为36000元，交社保10000元，劳动酬劳就为46万元，业主利润年30万元，投入折旧20万元，即便是国家免除一切税费，其形成的GDP也在每年100万元规模。以此而计，目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形成的GDP潜在损失在19万亿左右。如果我们中小企业数量达到每千人40个，中小企业数量就要比目前多出3200万个，按照这一水平，我们失去的GDP就有32万亿元。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每千人30个中小企业与发展水平较相适应。如果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正常，2012年大投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所形成的GDP的一部分就应由中小企业形成的GDP替代，GDP中的一部分水分就会被去除和坐实，GDP总量还会增加一些；在GDP的分配结构中，劳动力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将大幅上升。
这样一个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经历并可依靠的全体人民创业发展中小微企业能实现的近20万亿规模的GDP，正是我们未来最有前途、规模最大、新的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如需论文查抄袭率.增长动力。
我们有着科技创新的优越条件，对创新驱动战略要充满自信。从每年大陆港台中学生参加全球数理化竞赛的成绩看，中华民族勤劳并且富有智慧。中国每年工程类应届毕业大学生200万左右，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数量、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学生和人才等逐年增加；全国人力资本的总规模估计在200万亿到300万亿元之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研发投入的能力大大增强，其投入规模已接近GDP的2%，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14%左右，而且正处在快速增长时期。我国科研装备条件今非昔比，形成了越来越完善的有强大研发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科研储备项目，同时具有世界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需求，为技术转化为产品和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市场条件。中国许多领域掌握的科学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科技创新推动增长也存在一个低成本研发、应用和产业化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科技进步方面有后发优势，憋足劲，弯道超车，实施赶超战略，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大国和强国目标，有着非常重大的战略作用。在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抓住了劳动力相对便宜这个低成本制造和竞争的机遇期，取得了发展的奇迹。从现在看，由于我国科学技术人员酬劳等比发达国家相对较低，加上一些自己研发的科研装备也比发达国家便宜，我们存在着低成本研发、创造和产业化的优势，存在着一个低成本创新的战略机遇期。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几次经济衰退时期，科技创新振兴经济是其最成功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间科技结盟的数量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这期间，美国高技术贸易在制造业进出口中所占的比例翻了近一番，超过20%。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其科学技术的进展是最重要动力[6]。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页岩油气能源技术革命也是美国经济衰退的缓冲力量，并为其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蓄积了力量，经济呈现复苏势头。2013年8月，美国失业率下降到7.3%，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1%提升到目前的近13%。中国应重视和借鉴美国科技振兴经济的经验，将创新驱动视为推动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
需要看到的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欧美的再工业化势必对中国产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形成影响和挑战：（1）21世纪将是人类技术进步日益重要和绿色发展主导的100年，中国如果在此方面无所作为，将会形成竞争力较弱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2）从技术装备和市场方面看，中国如果没有引进再创新和自主技术创新，将成为世界低层次技术、装备的销售市场和其他国家旧技术成本的消化者，并且承担新旧技术替代形成的生产能力淘汰损失；（3）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更新，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化、消费方式的转变、传统产业过剩可能从一个行业向许多行业、从局部向整体蔓延；（4）国民经济的出口拉动、技术推动力相对越来越弱，增长失去开放和创新动力，速度下行。
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如果我们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目前50%左右的水平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13年由创新形成的增量GDP规模将达近10000亿元左右，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提高1.8个百分点，并且使经济增长有持续的后劲。如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的作用，并切实将创新驱动战略落到实处，国民经济每年将多获得2个左右百分点甚至更多的增长速度。
传统推进城市化的模式是大规模建设，存在一系列理由。一是土地面积的城市化，地面上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接近于日本，但地下基础设施水平与日本相差几十年。二是建筑物的城市化，没有真正市民化。农民进城后没有城市户口，公共教育怎么写作不向他们提供，其子女不能正常上学；相当多人不能进入城镇医疗保险，也享受不到公共怎么写作和社会保障；虽然统计有3亿多人进城，但绝大部分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城市地下室、公棚和城郊的城中村，居住条件恶劣。统计的城镇7亿多人里，有3亿多不是完全的市民。三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协同发展。大格局的工业化就是农业产业化，特别是工业和怎么写作业比例不断提高。有些城市发展起来了，但产业没发展起来，这是土地上建设型城市化的单兵突进，人的城市化与物的城市化之间的不平衡，创业就业与将人口简单集中在城市的不平衡，产业城市化与空间和面积城市化不平衡。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新型和协调的城市化。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不大，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而且其城市化水平达到30%～60%多时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差距为什么这样大，居民为什么没有富裕起来？经济增长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动力？除上述中国创业不足和就业困难理由外，很重要的区别是，日本、韩国、台湾农民向城市转移时耕地林地宅基地可以写卖，政府也从中收税，但有一大部分留给了他们，用于创业投资小微企业，用于到城市中购写住宅。台湾20世纪80年代时城市化水平达到60%，85%的城市居民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对于在土地交易中获利过多的，通过累进交易税和所得税进行调节，防止因卖地而一夜暴富。中国的体制不允许农村土地直接进入建设交易市场，政府从农民手中很便宜地征用土地，土地资产及其绝大部分收益变成城市高楼、马路和工厂等，而农民包括进城的农民没有得到土地资产在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利益，只能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居住望楼兴叹、子女望校兴叹、生病望医兴叹、就业望业兴叹、生计望富兴叹。居民没有富裕起来，缺乏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强有力拉动，这是中国经济突然在出口受阻和不敢再大规模投资状态下速度下滑的最重要理由。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首要的是形成人民创业就业推动的有活力的城市化。推进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头等重要的是要形成人民创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能动的城镇化。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一个居者有其屋、提供均等公共怎么写作和享受平等社会保障的城市化。如果没有创业带动就业与城镇化的积极互动，如果不改革土地和房屋征用体制，未来将在城镇中积累大规模失业人口、贫富差距、租客与房东两个阶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理由，整个城市会失去活力和动力，更需要政府背负越来越沉重的福利包袱。因此，增长要获得城市化持续的动力，需要在改革体制中推进城市化。
（四）通过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从目前对外开放的环境看，一方面，WTO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和秩序并没有规范住一些国家的双反调查和肆意开征惩罚性关税这样的滥用其条款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过度生态和安全及劳工权利等非关税贸易壁垒日益兴盛；各大国之间也展开货币战逼迫对方货币升值，以此弱化其贸易竞争力，并使其外币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和股票等资产遭受贬值损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增长低迷，对外需求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中国由于劳动力酬劳上升、人民币升值和生态环境标准提高，其传统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正在逐步被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出口所替代。在这种局面下，未来中国通过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是没有新的增长点了？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出口要在单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新机制的环境中开拓空间，使经济增长在进出口方面获得新的动力。目前，中国正在与28个国家和地区谈判建设15个自贸区，其中已签署10个自贸协定。比如，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的分析，在东北亚范围内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正收益比任何双边自贸区都大，中日韩三国GDP将分别增长1.63%、0.23%和1.84%[7]。媒体报道的其他预测更加乐观，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中国的GDP将获益增长1.1%到2.9%，日本增长01%到0.5%，韩国增长2.5%到3.1%[8]。我们应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包括与美国谈判双边自由投资协定，并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形成自由贸易格局，在新的对外贸易投资格局和环境中寻求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我国也单边启动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其内容是取消资本项目管制，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并对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拓展专用账户怎么写作贸易跨境收付、非贸付汇和融资功能，对区内符合条件、从事离岸业务为主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企业可自主决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提出将探索设立股票国际板市场[9]。
在上海单边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亚于1990年上海浦东向全世界开放。这一举措将加快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形成经济增长中的人民币国际货币效应；对中国国内投资、市场准入、外汇货币管理、人员往来、海关口岸、怎么写作业监管等形成改革的倒逼机制，与全球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将上海发展成国际金融和贸易等重要的经济中心，形成中国经济更高层次的增长极；使中国在吸引国际资金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推动进出口，发展现代怎么写作业，节约参与全球化的货币和体制成本，从而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中国单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新格局将形成经济增长新的推动力，至少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每年贡献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动力。
其次，出口转型升级和更高层次的“走出去”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另一个新的增长动力。从出口升级看，一是建立自己的技术品牌销售体系。中国制造需要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培育中国制造的全球知名品牌；各门类产品生产和出口销售，应当建立行业协会，形成出口协调机制，遏制多头竞争；要建立全球批发、出口和各地区写作技巧甚至零售等上下游一体的商业网络，掌握销售的主动权，制约销售环节的利益漏损流失。二是推动大规模和集成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严格知识产权和技术保密约定、防止核不扩散的契约保证等前提下，应推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成技术的高铁、卫星、AP1400核电、移动通信、大飞机、卫星定位、大型计算机系统、大型水火电站等技术密集、销售额大、附加值高的项目出口，并且使设计、技术、工程建设、培训、后续怎么写作等成套和连续化。三是鼓励中国投资走出去，既要让中小微投资者走出国门，投资和开办餐饮、加油站、超市、旅店等，更要培育和推动企业走出去、做大做强，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别是不受国际规则限制的民营大型和特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视野和格局中，变过去的最终产品出口为部分中间产品出口，在生产地组装并销售，从而消化国内产能，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调整和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并在全球经济空间与吸收投资国的合作共赢中，通过国外制造怎么写作、贸易和资金的国际流动，获得国民收入的净流入利益。出口升级的战略作用在于，减少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弱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以出口质量换取出口数量，以技术品牌、商业网络的高出口竞争力替换低端制造产品规模出口的弱竞争力，以出口和走出去方式的转型获得中国经济增长抗衰退力量和新的拉动力。
第三，从人民币国际化中寻求增长的新动力。关于是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争论很激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面对很多风险[10]。我认为，在中国贸易量和内外直接投资量规模巨大的情况下，用外币支付、结算、标价、储备等交易成本极高，汇率波动形成的损失也很大，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人民币防守型格局经济损失远大于稳妥推进型。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货币体系格局里，人民币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中，而且承受着各主权国家国际货币竞争造成的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一是铸币收益和结算等损失。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38670亿美元，少于美国仅1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怎么写作进出口总额4710亿美元，是全球怎么写作贸易第三大国。2012中国实际吸收使用外资金额1117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排全球第二位，而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772亿美元，排全球第三位。在这样一个贸易和投资规模中，检测定需要10%的流通货币周转，其中如果有一半以人民币形式结算和支付，则人民币铸币利益就在2263亿美元，折现价人民币近14000亿之巨，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规模就更大。二是在货币战中，人民币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损失巨大。由于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是国际货币，通过向全世界滥发货币不仅获得了向全球发行的铸币收益，而且为了平衡贸易、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在其经济不景气时向全球货币体系注水，从而在自己较低物价水平格局下将通货膨胀压力转嫁给其他如中国在内的非国际货币和货币国际化程度低的国家，转移和获取这些国家的财富。从1994年汇率改革到2012年人民币升值，我国外汇储备资产贬值损失就高达25000亿人民币左右。三是向世界发行货币的国家在向世界资金市场借债时，由于具备本币直接结算和发行权融资成本很低，而且这些国家可以用向世界货币体系注水的办法合理地赖去对中国等债权国的部分债务，变成本国的国家净利益。由于人民币是非国际性货币，中国没有这种低成本融资优势，也抵御和抗衡不了其他国际性货币的这种注水性蚕食。四是世界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往往左右中国等非国际货币国家的经济形势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比如，美国为了拉动增长，可以将量化宽松发行货币的负作用转嫁给全世界特别是贸易和投资额很大的中国；而中国为了保增长，量化宽松导致国内被动发行的货币就只能在本国经济体系内运转，通胀后果只能转嫁给国内，使得消费物价和房价暴涨，在包括中美在关于协调货币政策的谈判中还有苦说不出。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是将其弊和风险看得很重还是比较人民币非国际化和慢国际化的巨大损失？到底守势和慢势合算还是较为积极的进势符合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我认为在估计和设计防范人民币国际化各类风险的进程中，需要允许一些小的可承受的风险和代价而换取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巨大利益，避开人民币国际化采取守势和慢势造成更大的损失。需要指出的是，支撑美国经济动力和抗衡经济衰退的三大要素：一是高科技，二是有活力的体制，三是向全世界发行其具有国际结算支付储备地位的美元。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由于发行利益、结算交易融资等成本降低、抗衡贬值损失、宏观经济政策话语主动等，带来的国民经济支撑增长和托起衰退的速度在一个百分点左右。
寻求经济新增长点的着眼点在于：从微观供给创造层面，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动力转向调动全体人民普遍地微创业和充分就业的活力和动力；从改善微观供给的方式，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降低失业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比例，在推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积极改善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良性扩大居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民消费需求，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真正转向消费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方面，仍以改善国内出口供给结构、质量和水平的思路，通过自由贸易区战略格局的形成，去适应和竞争国际市场，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等支撑能力；在国际货币领域，应将人民币国际化看成是避开巨额损失、争取全球利益的手段，使之形成抵御经济衰退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如果将上述四个方面新的增长动力点看准和把握好，则中国经济未来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15到20年，完全有科学、客观和雄厚的推动和拉动力量。
注释：
①国际上小企业的平均从业者为10人左右，中国个体经营户平均从业者2人左右，5 个个体经营户的从业者相加，相当于一个小企业的平均从业人数。
②目前许多新闻、讲话和文件中所说的中国有4000多万个中小企业是不科学的，理由是将每户只有两个从业者的个体户也算成一个企业。类似一个人推一个冷冻车卖冰棍这样的个体户不能看成是真正作用上的企业。
参考文献：
[1]夏青.林毅夫PK刘世锦：8% or 6%？[N].证券日报，2013-07-01.
[2]崔有植，朴秀瓒.放弃保八 中国发展模式是否继续有效[N].朝鲜日报，2012-04-17.
[3]迟福林.经济增长从政府主导转向消费主导[N].南方日报，2012-07-25.
[4]谭志娟.三大国际机构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N].中国经营报， 2013-10-12.
[5]高晨.中国家庭基尼系数达0.61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J].京华时报 ，2012-12-10.
[6]毛磊. 科技创新成为美国周期性经济衰退的缓冲[J].高科技与产业化，2003，（Z1）.
[7]徐菁菁.中日韩自贸区：一场超越经济的博弈[J].三联生活周刊，2012，（43）.
[8]耿雁冰.中日韩自贸区将使中国GDP多增1-3个点[N].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6-20.
[9]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N]. 光明日报，2013-09-28.
[10]谢泽锋，梁海松美联储的中国人王健 倡议暂缓人民币国际化[J].英才，2013，（7）.
[责任编辑：陈文杰]
作者简介：周天勇（1958-），男，河南南阳人，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产能过剩、投资与消费失衡，增长速度失去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其症结在于政府-居民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乏力，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高增长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是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动力转向调动全体人民微创业和充分就业的活力和动力；由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降低失业率、减少贫困人口比例、改善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转向消费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以改善国内出口供给结构、质量和水平的思路，通过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市场，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等支撑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是避开巨额损失、争取全球利益的手段，形成抵御经济衰退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把上述新的增长动力点看准和把握好，中国经济未来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15年到20年完全有科学、客观和雄厚的推动和拉动力量。
关键词：传统经济模式；经济增长；中小企业创业；新型城市化；人民币国际化
1008-7168（2013）06-0083-08
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GDP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长速度。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态势，到2013年二季度增长速度同比下滑至7.5%。刘世锦等学者认为，7%左右及其以下的增长速度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1]。然而，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水平至多有35%，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处在35%到65%的城市化水平推进阶段中，国民经济均呈高速增长状态，中国大陆没有也不应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林毅夫等学者确信，中国8%的速度还可以增长20年左右，他近期提出的政策倡议是加大绿色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投资[1]。一方面，在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5%的国家里，如果增长速度降到7%甚至6%以下，从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来看，无论是城镇化进程应当推动的潜力还是发展的需要乃至平衡财政和吸纳就业都是难以接受的；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加大投资、地方竞赛等方式拉动增长速度的模式还应持续吗？否则，新的增长动力点在哪里？
一、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从155美元提高到6094美元，这是世界发展史上中国模式的奇迹，应当承认这种增长模式的有效性[2]。因此，中国的发展不论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当前，还是在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未来，仍然要重视政府主导、地方竞赛和投资拉动的套路。现在的理由是：这种传统增长模式还应持续吗？
(一)传统增长模式描述
30多年来，我们以低成本要素、高投入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形成了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从供给方面描述，大量成本较低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东部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制造业形成转移型增长；便宜的土地和其他矿产及能源等资源进入生产和建设领域推动了经济增长；境外直接投资和技术的进入扩大和增强了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几乎无节制地消耗生态环境实际是透支下一代人的福利，并且将成本转嫁给下一代人而形成今天的利润和GDP；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各地攀比招商引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大企业、大投资、大资本和大项目推动，通过大规模征地拆迁形成土地资源和土地财政投入，配之以借债融资进行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从30多年增长的需求侧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1）出口拉动的贡献较大。1978年中国GDP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只有9.74%，2001年到2010年则平均在50%左右，2006年高达6517%。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没有社会成本的生态环境条件形成的制造业出口能力，被欧美和其他地区的进口需求所吸收，强劲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出现增速下行时，投资需求是速度的主要拉动力量。1981年到1990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5.5%，1991年到2000年为38.5%，后来则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8.3%。从动态数据看，2008年出口增速下滑后，GDP增长对投资需求拉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3）消费需求对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弱。GDP投资率的上升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62%；而在2000年～2011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5.5%。2010年到201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长速度分别为18.3%、17.1%、14.3%、12.9%，其中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
3.3%，总体增长幅度逐年降低。
(二)供给侧推动增长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资本和其他资源等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这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揭示的规律。从中国的实践可以看出，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利润率越来越薄；新就业大学生的工资水平相对下降，与其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成本收益倒挂；农民工在城市中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物价、房租和房价的上涨幅度。这说明中国也不可能违背这个长期的经济规律。从经济增长供给侧的要素投入成本看，劳动力酬劳上升，地租、地价和厂房及租金也在上涨，人民币升值，因而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土地稀缺使东部项目落地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淡水等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和压力加大；居民对产权利益的觉醒和环境意识的增强，使征地拆迁和一些影响环境的项目建设阻力和难度越来越大。(三)需求拉动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从目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看，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个传统模式都显得乏力。1.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趋于衰势。虽然2013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8%，但9月出口1.15万亿元，下降0.3%。过去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可能不会再现。一是欧洲经济要从主权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的财政开支平衡机制对其经济和进口需求形成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真正从长期低迷中走出，而且中日贸易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在一个长时期中并不会旺盛。二是欧美实施再工业化，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特别是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2008年的9%上升到目前的接近12%，这对进口产品将形成挤出效应。三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关税惩罚连连发生，贸易摩擦不断；生态、安全和劳工权利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日益增加。四是美国也正布局新的世界贸易新战略，弱化WTO体系、稳固充实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建设TPP且与欧洲形成直接的自由投资贸易协定机制，谋求美国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的世界贸易格局是其主要诉求。作为世界货物出口规模第一的中国，如果没有相应开展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的战略予以应对，势必将挤压和影响中国在全球的贸易空间。五是发达经济体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滥发货币，一方面由于美元等是世界货币，不仅获得铸币税利益，还将贬值转嫁给其他经济体，增加国内的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并倒逼人民币升值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2.投资需求继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制约和衍生理由。如果再单纯用2009年加大投资的办法拉起经济增长速度，只能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失衡，并且重蹈物价房价猛烈上涨的覆辙。一些学者还是将重新拉起高增长的希望放在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竞赛的投资上，而且在反驳投资主导增长模式应当转向消费主导增长模式的倡议时，举证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其发展阶段区别于增长缓慢的拉美的一个特征，就是高储蓄和高投资率。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中，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最大区别是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竞赛，热衷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大基础设施，但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其相对就业吸收能力弱，且大资本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创业的挤压形成的利益大都流入和集中到了政府、央企和其他所有制的大型企业，而没有持续不断地将大部分比例收益形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udooo.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成居民理想的收入，进而变成居民消费的支出能力。这就是为何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居民相应富裕起来，而中国在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国企和国有银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居民收入却相对增长不快的深层次理由。
3.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艰难和复杂性。迟福林等学者提出，要将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模式[3]。在传统拉动增长的办法中，当出口受限与投资负作用大的情况下，这一模式转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模式转型的关键是国民经济供给侧“调控转型→刺激创业→扩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平衡生产能力”的逻辑链条。
首先，消费增长乏力，民间消费不能替代和填补公款消费的萎缩。从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看，1月到9月为12.9%。特别在1月到2月因元旦和春节因素属于消费增长率较高的月份，增长率只有12.3%。严格限制公款消费的禁令使2013年前9个月政府、军队、国企、银行等消费部分萎缩，这是导致总消费增长幅度下降的重要理由。而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补齐这一萎缩。
其次，从收入流程的走向和集中点看，60%流入和集中在政府金融国企及非公有制企业中，居民所得比例很低。全额计算，政府在2012年集中了18万亿左右的预算内外收入，占GDP的35%左右；国企职工2000万人左右，工资奖金总额1万亿左右，职工年平均收入5万元左右，而国企总利润2.2万亿，折旧1万亿左右，国企收入占GDP的8%左右；金融业从业者505万人，工资奖金总额估计5000亿左右，职工年平均8万元左右，全行业折旧2000亿左右，银行保险证券利润总和在1.5万亿左右，其收入占GDP的4.2%。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业集中的收入占GDP的472%。非公有制工商企业利润2012年大约在3万亿左右，折旧大约也在1.5万亿左右，占GDP的8.6%。考虑国民收入的汇出和其他环节漏出等，非政府国企金融部门外95.4%的劳动力、92%的居民只分配到了GDP的40%，即20.8万亿左右，其中农村居民5万亿，城镇非政府、国企及银行就业家庭居民15.8万亿左右。这与1988年居民收入达到GDP的70%、居民间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形相去甚远，也与其他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到80%比例相去甚远。
2013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增长6.8%，低于GDP增速。居民收入比例占GDP比例过低，且高收入者边际消费率不高，而低收入人群虽然边际消费率高但低收入决定了其支付能力有限，这是中国消费需求难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无法从出口和投资为重点拉动增长模式向消费为主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理由。在这种格局下，即使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扩大家电下乡和城镇居民家电更新等政策，包括扩大消费信贷以及用加大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等都似少源之水，会收效甚微、不可持续。
净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个方面是凯恩斯框架下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一部分的分析实际上也反映了凯式框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在中国操作余地已非常有限，传统增长模式已经不再具备有力和可持续的动力点；如果继续在传统模式下谋求出路，未来长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必定的趋势。
二、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点在哪里？ （一）鼓励创业，形成小企业带动就业的微观动力
微观社会主体创业和就业的活力是人民富裕和消费需求旺盛的基础。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前中期比，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微观社会主体的活力大大下降。其主要理由是改革开放前期法律法规较少、审批项目还不繁杂、政府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较少、政府收费项目不多等，因而创业较为容易进入，环境较为宽松。90年代后期以来，各部门主导制定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审批和准入规定越来越多，收费项目越来越繁杂、规模越来越大，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及人员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普通居民的创业和小微企业的经营也越来越难；许多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大规模拆迁以及市容和市貌整顿，又使大量创业和就业型的小商小铺消亡；地方政府从做大GDP规模和增加财政税收两个目标出发，发展战略的重点还是放在大投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上，重点还是与跨国公司、国企和大型私企联姻，这种发展方式形成的国民收入分配流程是向政府财政和大企业利润集中较多，而收入流入劳动者和居民手中的比例较小，甚至很小。在初次分配中，大资本所有者较多，中小创业者较少，中等收入者就更少。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较高而今天很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与国际指标比，中国目前创业和就业的活力严重不足。证明中国微观创业就业没有活力和动力的两个重要指标为：一是每千人企业平均拥有数量，二是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以中国2012年的数据为例，如将每 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①，再加上注册登记的其他企业，中国每千人企业拥有数量平均仅16个；而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前每千人平均50个，金融危机后在40个～45个之间，发展中国家数量也在30个左右。由于在企业数量中中小企业一般占98%左右，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小企业发展特别不足。发达国家大学生毕业三年内自己独立创业的比率达20%；而中国目前不到2%，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强烈希望到党政事业单位、国企、银行、外资或大型私企等工作，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毕业生微创业动力只是其十分之一。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期的人民富裕和消费旺盛情形相比，我们缺乏的是微观的创业活力和动力以及广大人民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流程。没有微创业，哪来的大规模中等收入人群和阶层？没有创业形成的小企业，哪来的大规模就业需求量？没有大量的中等收入人口和充分就业形成的居民收入，哪来的居民消费能力？我们总讲收入分配不合理，总抱怨消费需求不足，一些学者还提出从调整现有GDP分配入手，如用财政向居民特别是向低收入居民多分一些、向高收入者多收一些的办法来缩小差距和扩大消费需求。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需要适当做一些，但最主要的是鼓励广大人民通过创造财富来分配财富。韩国和台湾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千人口只拥有5个企业左右，到70年代～80年代上升到每千人50个左右。日本在80年代～90年代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也是50个左右。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其高速增长时期，虽然地理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失业率却很低，一般在2%左右，甚至还存在劳动力短缺，需要从国外引进来平衡；他们也有高投资率，但与中国30多年高速增长时期不同，他们这一时期的基尼系数很低、收入分配较公平，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没有导致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和消费需求萎缩，反而带来了居民与国家的同步富裕、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这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创业活跃，中小老板数量大，形成了中产阶级；中小企业很多，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大，失业率很低，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因失业而贫困的人数较少。日本当时提出要以中小企业立国，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而台湾地区也以中小企业立岛。这说明，大规模的微创业、特别多的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是解决就业、人民富裕、消除收入差距并带来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的最高战略。
从2013年9月的情况看，虽然大中型企业的销售因投资刺激有所好转，但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继续恶化。2013年9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1%，比8月上升0.1个百分点；大型企业PMI指数52.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景气度回升仍然是拉动PMI回升的主因；中型企业PMI指数为497%，上升0.1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指数488%，回落0.4个百分点，且都低于临界点[4]。
中国正面对就业困局。目前大量的就业分布在党政事业机构中，在维稳和其他政府事务的合同编、协编及临编中，在不可持续稳定就业的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建设项目工地上，在过去出口形成的对（低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中。随着出口的困难，中小企业存活环境越来越恶劣，创业和就业容纳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弱。有关研究显示，2012年6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较2011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其中受大学教育程度的青年劳动者失业率高达16.4%，二线城市失业率显著上升，由2011年的6.4%升至87%[5]。这样一个就业格局，难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就业也不稳固，新劳动力寻找工作困难，整个社会没有稳定的基础。
我国推动发展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有很大的片面性。为什么不把鼓励人民大规模创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作为减少工人失业、推动人民富裕、缩小分配差距、回归投资与消费平衡、推动经济健康增长的立国之本？为什么非要在一些不治本的路径上花大力气，而在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上不形成共识、不立为最高战略、不花大力气除去体制障碍、不出台管用有效的政策？这说明我们的思维惯性还是在大投入、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推动上，还是在政府主导解决就业和民生理由上，还倚重在GDP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上，而实际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重点还没有放在人民就业、富裕和调动全体人民创业的活力和动力上。
这里就微观创业和就业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强大活力和动力进行匡算。如果中小企业的数量达到发展中国家一般的每千人30个的水平，企业的数量就会达到4100万个左右②，比目前的2200万个多出1900万个；按单位企业从业10人计，如果年平均收入为36000元，交社保10000元，劳动酬劳就为46万元，业主利润年30万元，投入折旧20万元，即便是国家免除一切税费，其形成的GDP也在每年100万元规模。以此而计，目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形成的GDP潜在损失在19万亿左右。如果我们中小企业数量达到每千人40个，中小企业数量就要比目前多出3200万个，按照这一水平，我们失去的GDP就有32万亿元。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每千人30个中小企业与发展水平较相适应。如果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正常，2012年大投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所形成的GDP的一部分就应由中小企业形成的GDP替代，GDP中的一部分水分就会被去除和坐实，GDP总量还会增加一些；在GDP的分配结构中，劳动力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将大幅上升。
这样一个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经历并可依靠的全体人民创业发展中小微企业能实现的近20万亿规模的GDP，正是我们未来最有前途、规模最大、新的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如需论文查抄袭率.增长动力。
(二)创新是未来发展越来越强劲的增长动力
从发展经济学总结的规律看，越是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经济增长越需要依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的推动；而经济越发达，知识和技术对增长的贡献率就越高。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资本资源投入为主推动的阶段向知识技术深化和产业创新为主推动的阶段转变。后发国家由于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知识技术的全球传播和交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比过去的发达国家在阶段上来得更早些、动力更大些，这也是后发国家后发优势的来源之一。我们有着科技创新的优越条件，对创新驱动战略要充满自信。从每年大陆港台中学生参加全球数理化竞赛的成绩看，中华民族勤劳并且富有智慧。中国每年工程类应届毕业大学生200万左右，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数量、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学生和人才等逐年增加；全国人力资本的总规模估计在200万亿到300万亿元之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研发投入的能力大大增强，其投入规模已接近GDP的2%，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14%左右，而且正处在快速增长时期。我国科研装备条件今非昔比，形成了越来越完善的有强大研发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科研储备项目，同时具有世界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需求，为技术转化为产品和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市场条件。中国许多领域掌握的科学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科技创新推动增长也存在一个低成本研发、应用和产业化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科技进步方面有后发优势，憋足劲，弯道超车，实施赶超战略，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大国和强国目标，有着非常重大的战略作用。在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抓住了劳动力相对便宜这个低成本制造和竞争的机遇期，取得了发展的奇迹。从现在看，由于我国科学技术人员酬劳等比发达国家相对较低，加上一些自己研发的科研装备也比发达国家便宜，我们存在着低成本研发、创造和产业化的优势，存在着一个低成本创新的战略机遇期。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几次经济衰退时期，科技创新振兴经济是其最成功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间科技结盟的数量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这期间，美国高技术贸易在制造业进出口中所占的比例翻了近一番，超过20%。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其科学技术的进展是最重要动力[6]。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页岩油气能源技术革命也是美国经济衰退的缓冲力量，并为其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蓄积了力量，经济呈现复苏势头。2013年8月，美国失业率下降到7.3%，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1%提升到目前的近13%。中国应重视和借鉴美国科技振兴经济的经验，将创新驱动视为推动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
需要看到的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欧美的再工业化势必对中国产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形成影响和挑战：（1）21世纪将是人类技术进步日益重要和绿色发展主导的100年，中国如果在此方面无所作为，将会形成竞争力较弱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2）从技术装备和市场方面看，中国如果没有引进再创新和自主技术创新，将成为世界低层次技术、装备的销售市场和其他国家旧技术成本的消化者，并且承担新旧技术替代形成的生产能力淘汰损失；（3）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更新，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化、消费方式的转变、传统产业过剩可能从一个行业向许多行业、从局部向整体蔓延；（4）国民经济的出口拉动、技术推动力相对越来越弱，增长失去开放和创新动力，速度下行。
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如果我们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目前50%左右的水平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13年由创新形成的增量GDP规模将达近10000亿元左右，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提高1.8个百分点，并且使经济增长有持续的后劲。如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的作用，并切实将创新驱动战略落到实处，国民经济每年将多获得2个左右百分点甚至更多的增长速度。
(三)积极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
中国目前真正和全面作用上的城市化水平可能只有30%，至多35%左右。发展经济学家们测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结构转型即从农村和农业经济向城市和非农业经济转变，大量人口从经济收益低的农村地域向收益高的城市地域迁移配置，导致大量工商企业兴办，住房兴建、学校和医院等怎么写作提供，生活方式转变和消费增加，加上城市交通投资建设，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40%之间。中国仍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推进城镇化来保持经济增长高速度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传统推进城市化的模式是大规模建设，存在一系列理由。一是土地面积的城市化，地面上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接近于日本，但地下基础设施水平与日本相差几十年。二是建筑物的城市化，没有真正市民化。农民进城后没有城市户口，公共教育怎么写作不向他们提供，其子女不能正常上学；相当多人不能进入城镇医疗保险，也享受不到公共怎么写作和社会保障；虽然统计有3亿多人进城，但绝大部分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城市地下室、公棚和城郊的城中村，居住条件恶劣。统计的城镇7亿多人里，有3亿多不是完全的市民。三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协同发展。大格局的工业化就是农业产业化，特别是工业和怎么写作业比例不断提高。有些城市发展起来了，但产业没发展起来，这是土地上建设型城市化的单兵突进，人的城市化与物的城市化之间的不平衡，创业就业与将人口简单集中在城市的不平衡，产业城市化与空间和面积城市化不平衡。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新型和协调的城市化。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不大，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而且其城市化水平达到30%～60%多时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差距为什么这样大，居民为什么没有富裕起来？经济增长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动力？除上述中国创业不足和就业困难理由外，很重要的区别是，日本、韩国、台湾农民向城市转移时耕地林地宅基地可以写卖，政府也从中收税，但有一大部分留给了他们，用于创业投资小微企业，用于到城市中购写住宅。台湾20世纪80年代时城市化水平达到60%，85%的城市居民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对于在土地交易中获利过多的，通过累进交易税和所得税进行调节，防止因卖地而一夜暴富。中国的体制不允许农村土地直接进入建设交易市场，政府从农民手中很便宜地征用土地，土地资产及其绝大部分收益变成城市高楼、马路和工厂等，而农民包括进城的农民没有得到土地资产在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利益，只能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居住望楼兴叹、子女望校兴叹、生病望医兴叹、就业望业兴叹、生计望富兴叹。居民没有富裕起来，缺乏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强有力拉动，这是中国经济突然在出口受阻和不敢再大规模投资状态下速度下滑的最重要理由。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首要的是形成人民创业就业推动的有活力的城市化。推进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头等重要的是要形成人民创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能动的城镇化。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一个居者有其屋、提供均等公共怎么写作和享受平等社会保障的城市化。如果没有创业带动就业与城镇化的积极互动，如果不改革土地和房屋征用体制，未来将在城镇中积累大规模失业人口、贫富差距、租客与房东两个阶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理由，整个城市会失去活力和动力，更需要政府背负越来越沉重的福利包袱。因此，增长要获得城市化持续的动力，需要在改革体制中推进城市化。
（四）通过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获得新的增长动力从目前对外开放的环境看，一方面，WTO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和秩序并没有规范住一些国家的双反调查和肆意开征惩罚性关税这样的滥用其条款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过度生态和安全及劳工权利等非关税贸易壁垒日益兴盛；各大国之间也展开货币战逼迫对方货币升值，以此弱化其贸易竞争力，并使其外币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和股票等资产遭受贬值损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增长低迷，对外需求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中国由于劳动力酬劳上升、人民币升值和生态环境标准提高，其传统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正在逐步被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出口所替代。在这种局面下，未来中国通过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是没有新的增长点了？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出口要在单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新机制的环境中开拓空间，使经济增长在进出口方面获得新的动力。目前，中国正在与28个国家和地区谈判建设15个自贸区，其中已签署10个自贸协定。比如，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的分析，在东北亚范围内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正收益比任何双边自贸区都大，中日韩三国GDP将分别增长1.63%、0.23%和1.84%[7]。媒体报道的其他预测更加乐观，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中国的GDP将获益增长1.1%到2.9%，日本增长01%到0.5%，韩国增长2.5%到3.1%[8]。我们应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包括与美国谈判双边自由投资协定，并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形成自由贸易格局，在新的对外贸易投资格局和环境中寻求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我国也单边启动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其内容是取消资本项目管制，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并对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拓展专用账户怎么写作贸易跨境收付、非贸付汇和融资功能，对区内符合条件、从事离岸业务为主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企业可自主决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提出将探索设立股票国际板市场[9]。
在上海单边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亚于1990年上海浦东向全世界开放。这一举措将加快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形成经济增长中的人民币国际货币效应；对中国国内投资、市场准入、外汇货币管理、人员往来、海关口岸、怎么写作业监管等形成改革的倒逼机制，与全球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将上海发展成国际金融和贸易等重要的经济中心，形成中国经济更高层次的增长极；使中国在吸引国际资金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推动进出口，发展现代怎么写作业，节约参与全球化的货币和体制成本，从而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中国单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新格局将形成经济增长新的推动力，至少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每年贡献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动力。
其次，出口转型升级和更高层次的“走出去”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另一个新的增长动力。从出口升级看，一是建立自己的技术品牌销售体系。中国制造需要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培育中国制造的全球知名品牌；各门类产品生产和出口销售，应当建立行业协会，形成出口协调机制，遏制多头竞争；要建立全球批发、出口和各地区写作技巧甚至零售等上下游一体的商业网络，掌握销售的主动权，制约销售环节的利益漏损流失。二是推动大规模和集成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严格知识产权和技术保密约定、防止核不扩散的契约保证等前提下，应推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成技术的高铁、卫星、AP1400核电、移动通信、大飞机、卫星定位、大型计算机系统、大型水火电站等技术密集、销售额大、附加值高的项目出口，并且使设计、技术、工程建设、培训、后续怎么写作等成套和连续化。三是鼓励中国投资走出去，既要让中小微投资者走出国门，投资和开办餐饮、加油站、超市、旅店等，更要培育和推动企业走出去、做大做强，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别是不受国际规则限制的民营大型和特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视野和格局中，变过去的最终产品出口为部分中间产品出口，在生产地组装并销售，从而消化国内产能，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调整和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并在全球经济空间与吸收投资国的合作共赢中，通过国外制造怎么写作、贸易和资金的国际流动，获得国民收入的净流入利益。出口升级的战略作用在于，减少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弱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以出口质量换取出口数量，以技术品牌、商业网络的高出口竞争力替换低端制造产品规模出口的弱竞争力，以出口和走出去方式的转型获得中国经济增长抗衰退力量和新的拉动力。
第三，从人民币国际化中寻求增长的新动力。关于是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争论很激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面对很多风险[10]。我认为，在中国贸易量和内外直接投资量规模巨大的情况下，用外币支付、结算、标价、储备等交易成本极高，汇率波动形成的损失也很大，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人民币防守型格局经济损失远大于稳妥推进型。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货币体系格局里，人民币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中，而且承受着各主权国家国际货币竞争造成的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一是铸币收益和结算等损失。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38670亿美元，少于美国仅1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怎么写作进出口总额4710亿美元，是全球怎么写作贸易第三大国。2012中国实际吸收使用外资金额1117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排全球第二位，而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772亿美元，排全球第三位。在这样一个贸易和投资规模中，检测定需要10%的流通货币周转，其中如果有一半以人民币形式结算和支付，则人民币铸币利益就在2263亿美元，折现价人民币近14000亿之巨，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规模就更大。二是在货币战中，人民币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损失巨大。由于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是国际货币，通过向全世界滥发货币不仅获得了向全球发行的铸币收益，而且为了平衡贸易、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在其经济不景气时向全球货币体系注水，从而在自己较低物价水平格局下将通货膨胀压力转嫁给其他如中国在内的非国际货币和货币国际化程度低的国家，转移和获取这些国家的财富。从1994年汇率改革到2012年人民币升值，我国外汇储备资产贬值损失就高达25000亿人民币左右。三是向世界发行货币的国家在向世界资金市场借债时，由于具备本币直接结算和发行权融资成本很低，而且这些国家可以用向世界货币体系注水的办法合理地赖去对中国等债权国的部分债务，变成本国的国家净利益。由于人民币是非国际性货币，中国没有这种低成本融资优势，也抵御和抗衡不了其他国际性货币的这种注水性蚕食。四是世界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往往左右中国等非国际货币国家的经济形势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比如，美国为了拉动增长，可以将量化宽松发行货币的负作用转嫁给全世界特别是贸易和投资额很大的中国；而中国为了保增长，量化宽松导致国内被动发行的货币就只能在本国经济体系内运转，通胀后果只能转嫁给国内，使得消费物价和房价暴涨，在包括中美在关于协调货币政策的谈判中还有苦说不出。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是将其弊和风险看得很重还是比较人民币非国际化和慢国际化的巨大损失？到底守势和慢势合算还是较为积极的进势符合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我认为在估计和设计防范人民币国际化各类风险的进程中，需要允许一些小的可承受的风险和代价而换取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巨大利益，避开人民币国际化采取守势和慢势造成更大的损失。需要指出的是，支撑美国经济动力和抗衡经济衰退的三大要素：一是高科技，二是有活力的体制，三是向全世界发行其具有国际结算支付储备地位的美元。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由于发行利益、结算交易融资等成本降低、抗衡贬值损失、宏观经济政策话语主动等，带来的国民经济支撑增长和托起衰退的速度在一个百分点左右。
寻求经济新增长点的着眼点在于：从微观供给创造层面，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动力转向调动全体人民普遍地微创业和充分就业的活力和动力；从改善微观供给的方式，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降低失业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比例，在推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积极改善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良性扩大居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民消费需求，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真正转向消费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方面，仍以改善国内出口供给结构、质量和水平的思路，通过自由贸易区战略格局的形成，去适应和竞争国际市场，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等支撑能力；在国际货币领域，应将人民币国际化看成是避开巨额损失、争取全球利益的手段，使之形成抵御经济衰退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如果将上述四个方面新的增长动力点看准和把握好，则中国经济未来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15到20年，完全有科学、客观和雄厚的推动和拉动力量。
注释：
①国际上小企业的平均从业者为10人左右，中国个体经营户平均从业者2人左右，5 个个体经营户的从业者相加，相当于一个小企业的平均从业人数。
②目前许多新闻、讲话和文件中所说的中国有4000多万个中小企业是不科学的，理由是将每户只有两个从业者的个体户也算成一个企业。类似一个人推一个冷冻车卖冰棍这样的个体户不能看成是真正作用上的企业。
参考文献：
[1]夏青.林毅夫PK刘世锦：8% or 6%？[N].证券日报，2013-07-01.
[2]崔有植，朴秀瓒.放弃保八 中国发展模式是否继续有效[N].朝鲜日报，2012-04-17.
[3]迟福林.经济增长从政府主导转向消费主导[N].南方日报，2012-07-25.
[4]谭志娟.三大国际机构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N].中国经营报， 2013-10-12.
[5]高晨.中国家庭基尼系数达0.61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J].京华时报 ，2012-12-10.
[6]毛磊. 科技创新成为美国周期性经济衰退的缓冲[J].高科技与产业化，2003，（Z1）.
[7]徐菁菁.中日韩自贸区：一场超越经济的博弈[J].三联生活周刊，2012，（43）.
[8]耿雁冰.中日韩自贸区将使中国GDP多增1-3个点[N].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6-20.
[9]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N]. 光明日报，2013-09-28.
[10]谢泽锋，梁海松美联储的中国人王健 倡议暂缓人民币国际化[J].英才，2013，（7）.
[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