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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构非裔美国男性身份和华裔美国男性身份是里德和赵健秀反抗美国种族话语的主要手段。通过两人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和写作/斗争原则，本文指出性别身份建构离不开消除刻板印象的去殖民化写作，两人利用民间文化实现种族身份和男性主体性的平衡，而指责两人“性别主义”的做法容易陷入种族话语和性别本质主义的陷阱。
关键词：族裔男性身份 民间文化 伊什梅尔·里德 赵健秀
伊什梅尔·里德和赵健秀是美国族裔文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人物，两人推动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文化（WASP）霸权，采取“写作即斗争”“生活即战斗”的男性化写作策略同种族社会的殖民话语进行斗争。两人关注少数族裔男性的身份，但是他们却时常遭到误解；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们屡次被女性评论家指责持有“厌女主义”或者“性别主义”态度。因此，本文除了梳理两人建构族裔男性身份的贡献，也重新审视他们与女权主义者之间所谓的矛盾，进而指出族裔内部矛盾下隐藏的深层种族话语。
里德和赵健秀的写作围绕着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两人在四十多年的写作中保持了长期的友谊。20世纪60年代，里德离开纽约的精英文化圈来到文化更加开放的加利福尼亚，他与艾尔·杨（Al Young）成立了多元文学期刊《庭鸟》（Yardbird），邀请赵健秀和徐忠雄（Shawn Wong）编辑了1974年第3期亚裔美国文学专刊，推动了亚裔文学发展。在里德的帮助下，赵健秀的《鸡笼中国佬》（Chickencoop Chinaman）在纽约上演，这是亚裔美国戏剧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首场亮相。赵健秀、徐忠雄等人编辑的第一部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唉咦！亚裔美国文学选集》通过里德介绍由霍华德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健秀将文集《刀不入的佛教徒及其他文章》（Bullet-proof Buddhists& Other Essays）献给里德。里德受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启发坚持“写作即斗争”的创作策略，以拳击手的男性风格进行写作反抗；同样，赵健秀吸取《孙子兵法》中“生活即战争”的精神，提倡中国传统英雄文化和关公式的理想男性人格。两人的创作理念互相影响，利用写作/斗争的策略颠覆种族话语对少数族裔身份的制约，推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打破种族刻板印象制约、建构族裔男性身份是二人写作关注的重点。
男性学学者康奈尔（R. W. Cornell）指出，男性气质不只是头脑的一个概念或者一种人格身份，而是融入组织化的“社会关系”中，在种族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在民间文化中建构族裔男性身份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白人男性具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他们决定什么才是男性气质。通常他们采取本质主义的做法，抽取某一特征作为男性气质的核心；或者采用规范性的定义，规定男人的行为规范和气质表现，例如以好莱坞西部片中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硬汉形象作为标准。这种虚构产生的男性英雄主义作为精神因素，在文化上能够对社会产生整合与约束作用，并将非裔和华裔等少数族裔男性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白人父权制社会通过权力话语把男性气质固定下来，并通过大众媒体手段强化人们的意识，将其等同于客观的事实，维护西方的殖民制约以及原有的文化和权力结构。
在种族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主流文化把少数族裔的生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相结合，制造了少数族裔男性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关于“他者”的意识形态建构，往往利用“固定”的认知将“他者”局限在殖义的想象中。解构种族刻板印象对于族裔文学、历史和文化属性具有重要作用。作为西方中心投射的非我，非裔和华裔男性被置于白人男性气质的反面，非裔被视为缺乏思维的身体存在，而华裔被表现为女性化的男人，这些刻板形象导致了少数族裔身份的危机。
在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黑人总是处于他者、身体的地位，殖民话语丑化黑人的身份，强调其生物性特征，以肤色为界限剥夺了黑人的人性。黑人被视为“动物”“天生的犯”和“杀人犯”，是“未驯化的”“非文明的、无深思能力和感受力”的野人，从奴隶制时期作为生产资料被固定在“生殖”的位置上，者在黑人的身体上投射了性的恐惧，造成白人对黑人男性的私刑。黑人被剥夺了主流社会推崇的男性气质，从精神上遭受种族体制的阉割，在白人父权制的社会机制下丧失了话语权和自我表现能力。在里德看来，非裔美国男性是“这个国家最受剥削同时又最令人恐惧
的人”，白人臆造了关于黑人的种种“迷信之说”，黑人成为“美国文化的替罪羊”。
华裔男性在美国文化中的刻板印象是狡猾的“异
教徒中国佬”、古怪邪恶的傅满楚、臃肿女性化的陈查理等形象。民权运动时，相比非裔等激进的团体，亚裔成为种族话语下的模范少数族裔，华裔男性在的吹捧下成了美国文化中的汤姆叔叔。华裔成为“温顺、害羞、消极、容易驯服、勤劳”，一个没有“罪恶男人味”的民族。赵健秀指出这一种族形象是“之爱”的结果，他抱怨道：“我们（华裔）作为没有男性气质的民族这种刻板印象已经彻底地贯彻于美国文化中，成为美国潜意识中理所当然的部分。”长期的影响使得亚裔在精神上自我蔑视、自我抗拒，所以华裔文学研究需要深入了解性别身份理由，尤其是华裔男性的自我表现。
建构少数族裔男性身份的过程实际上是与白人父权制争夺权力的过程，是个体身份解放的重要象征，对于增强种族自信心、引导族裔集体心理发展有重要作用。健全的男性身份使非裔和华裔男性进入美国文化和历史书写中，打破长期的和失语状态，摆脱主流话语的压迫，颠覆殖民社会的刻板印象，从而实现自我表现。在里德和赵健秀的笔下，少数族裔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生活体现了不同于主流单一文化的混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他们将少数族裔男性身份作为族裔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边缘化的非裔和亚裔民间文化来消解美国WASP文化，表现复杂的族裔男性身份。
里德和赵健秀强烈批评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从哲学基础上解构主流文化的单一标准，为族裔男性身份的多样性建立基础。基督教文化在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无可辩驳的地位，基督教强调唯一的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将非裔和华裔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视为迷信和异端邪说，白人殖民者的“宗教和长、皮鞭一道”实现了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洗脑。基督教试图取代少数族裔本身的民族文化，将单一的白人文化标准强加给少数族裔，迫使他们归顺白人社会规范。当面对着种族政治压迫时，少数族裔只有通过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途径才能实现男性身份，进而摆脱社会中的刻板印象和话语压迫。因此，两人选择边缘化的民间文化，反对美国白人权力结构的同时反对基督教文化，采用流散文化中黑人伏都宗教和传统中国英雄文化来消解西方的同一性文化，提倡多种信仰、文化的并存，在多样化的价值和传统中重新自我定义。
民间文化中世代相传的故事及口头传说能够体现本民族的心理历史和价值观，有助于作家表现人物，重新书写权力关系。里德指出“白人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媒体宣传切断了黑人与祖先的文化之间的联系，导致黑人出现各种心理和社会理由。因此，他从非裔宗教和土语传统中汲取营养，利用伏都宗教的兼容多变性反抗基督教和单一文化主义。伏都起源于非洲西岸，代表了黑人流散中的文化真实性，它与天主教等文化结合体现了文化活力和颠覆性特征，成为里德笔下多元文化的隐喻。里德将伏都作为美国黑人文化创新精神的代表，以传统文化赋予人们精神的力量，并进而将伏都宗教发展成为他的艺术标签——“新伏都”美学。“新伏都”崇尚文化的多元开放性，在采取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同时，坚持构建主体性的积极作用。
里德笔下塑造的黑人男性主人公往往是具有伏都力量的巫师或者民间的恶作剧者，这种神秘的民间文化与西方的理性逻各斯主义截然不同。主人公能凭借伏都知识结合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获取力量，摆脱了关于黑人的刻板印象中“身体”和“性”的生物性特征。作者经常利用人物本身的自相矛盾对黑人形象进行意指修正，超越了刻板印象的限制。因此，“新伏都”美学结合了民间文化传统和表现方式，以矛盾的黑人男性形象来挑战固定的刻板印象。
赵健秀从中国传统英雄文化中寻找对抗白人意识形态的做法，打破华裔刻板印象。他视英雄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将儒家文化与写作/斗争的观念结合，指出“我们生而斗争，维护我们个人的尊严。所有艺术是斗争的艺术。写作即斗争……生活即战争”。关公成为他笔下理想的华裔美国男性，是“毫无瑕疵、不可侵犯的人格的代表，也是报仇的代表”，关公“坐在虎皮椅上，身子左边的袍子使他看上去像个学者，右边的盔甲则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军人”。赵健秀利用中国文化中阳刚、英勇的关公，与白人男性形象，尤其是西部牛仔的形象进行较量，这一阳刚的男性气质鼓舞了种族内部反抗殖民话语的信心。
赵健秀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华裔的历史，他笔下的主人公有意识地挖掘祖先历史、寻找父辈的人格。他着力描写华裔父子关系，强调美国语境中的华裔男性真实性。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寻找父亲即华裔男性理想人格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挫折和无奈。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追溯，他的作品中开始呈现积极的男性身份。《唐老亚》（Donald Duk）中的父亲是具有完整文化人格的华裔男性，帮助少年唐老亚克服了对于华裔身份认同的障碍；《甘加丁之路》（Gunga Din Highway）里的儿子是坚持华裔文化、寻求自由的作家，终于摆脱了西方文化符码制约，成为关公文化的继承人。赵健秀笔下的华裔男性逐渐摆脱失根无主的状态，从文化传统中寻求完整、真实的族裔身份认同，中国英雄文化和“生活即斗争”的原则打破了“顺从”的华裔形象。赵健秀以此建构了华裔美国男性“中国佬”的身份，强调华裔文化的流散特征和文化独特性。
不论是里德的“新伏都”美学还是赵健秀的中国英雄文化，都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写作的组成部分。二人出于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一元论的目的，从民间文化出发，强调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和真实性，打破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垄断，以立场鲜明的斗争姿态颠覆了种族文化中的刻板印象。两人通过对自我/他者的审视，强调族裔男性主体性建构，将性别身份建构与消除刻板印象的去殖民写作结合，实现种族身份认同和男性主体性的平衡。
尽管关于《紫颜色》的争议被评论界看作是黑人内部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里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作者沃克（Alice Walker），而是《紫颜色》背后的推手：白人女权主义活动家斯特恩姆（Gloria Steinm）和犹太导演斯皮尔伯格。里德反对女权主义者将《紫颜色》视为关于黑人男性的“真相”，反对电影版中将黑人男性彻底丑化的视角，他认为斯特恩姆利用手中的文化权力来扶植黑人女性作家，忽视或者打压黑人男性作家的成就。里德反复质疑女权运动中的种族双重标准，与女权主义者开展辩论和对话，质疑西方意识形态对于黑人男性的压制。在《鲁莽的注视》他强调极端女权主义霸权和联手将黑人男性打造成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往往选择指责黑人男性而对白人男性的性别立场保持沉默。里德并非反对女权主义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是反抗唯性别论的女权主义，虽然他与女权主义者论战不断，但是他认为从思想上挑战女权运动比放任其错误更有作用。里德也受到女性学者的支持，黑人学者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里德使大家注意到“女性运动对于黑人和白人男性性别主义的不同反应”，评论家乔伊斯（Joyce A. Joyce）认为主流文学界对里德一味打压是
由于他的“政治化”立场，由于他抨击，因此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而黑人女作家不像里德等男性作家一样“政治化”，更容易被白人文化接受。
少数族裔内部的性别斗争往往是矛盾的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赵健秀在写作中建构华裔男性身份，一方面他主张明辨真伪，反对东方主义叙事策略的异化作用；另一方面反对文化
文学商业化的威胁，要求华裔作家承担社会责任。赵健秀与汤亭亭、谭恩美等作家的争议集中在华裔文化文
学的真伪理由，即一些畅销作家是否为了商业利益将
华裔文化和中国文化“自我东方主义化”的理由，而某些女权主义者将这一理由夸大，给他扣上“厌女主义者”的帽子。赵健秀反对华裔作家的东方主义叙事策略，认为她们虚构的中国文化迎合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篡改中国文化和历史，以异国情调和神秘东方的意象强化了西方话语中华裔的刻板形象。他批评汤亭亭将虚构作品《女勇士》当作非小说的自传体出版的做法罔顾华裔文化的真实性。
赵汤之争除了涉及中国文化的真伪之外，还包括华裔作家的公共责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赵健秀认为与西方话语合谋的东方主义叙事脱离了华裔在美国的历史和现实，而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遥远的中国社会文化。和非裔美国文学一样，华裔女作家着重反对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而对主流社会的性别歧视和却表现不足，因此拥有大量的主流社会读者，而赵健秀具有强烈政治反抗性的男性作家声音却不被白人读者和主流出版社接受。赵健秀在建立华裔美国文学和文化真实性方面具有使命感，
他号召作家挖掘华裔美国历史，反对迎合主流读者的自我东方主义叙事，指出自我异化的写作方式无法挑战意识形态，无法建构真实的华裔男性身份。尽管经历了多次争论，赵健秀仍没有放弃对历史文化真实性的坚持，以“生活即斗争”的原则继续书写华裔文化和身份的真实性。
哈钦（Linda Hutcheon）指出，边缘群体声势的强大也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霸权”，即新的价值体系来“维护当权的统治阶级”。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其性别本质主义和出现模仿殖民机制的趋势，以性别为基础本质主义作为狭隘的意识形态，往往以忽视历史、阶级、政治、文化为代价坚持男/女二元对立，这种做法限制了少数族裔内部男性身份的发展。为了终结殖义的影响，必须恢复被殖民者的男性气概，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女性可能会成为“压迫者的帮凶”。里德和赵健秀建构族裔男性身份的目标与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双方的争议本应该起到对话的作用，但是这些争议被白人霸权话语利用，两人积极的思想也被扭曲为性别上的错误立场，进而导致对两人思想和作品的忽视。
里德被女权者视为“厌女主义者”，“政治不正确”
的立场导致他声誉下降，最好的作品曾被一度忽视。赵汤之争开始后，华裔美国研究很难客观评价赵健秀的
贡献，他也不无辛酸地称自己为他人眼中的“文学麻风病患者”，被“基督徒和女权主义者”排挤出去。对两人“厌女症”的指责陷入了性别主义的窠臼，体现了霸权文化对边缘文化群体一贯“分而取之”的策略，也是文化多元主义被资本主义商业化的结果。
“黑人拳击手”里德和“唐人街牛仔”赵健秀对族裔男性身份的建构是对殖民话语下种族理由和性别理由的双重解答。面对西方殖民话语中被异化的族裔身份，里德和赵健秀选择批判和对抗之路，致力于建构真实、复杂的非裔和华裔男性身份，通过写作/斗争的原则，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颠覆西方殖民话语对于非裔和华裔美国男性的身份束缚，为少数族裔的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Chin， Frank， and Jeffrey Paul Chan. “Racist Love” [A]. Kostelanetz， Richard. Seeing through Shuck [C].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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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ck， Bruce and Amritjit Singh. Conversations with Ishmael Reed[C].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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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yce， Joyce A. Warriors， Conjurers and Priests [M]. Chicago： Third World Press， 1994.
[6] Reed， Ishmael. Another Day at the Front： Dispatches from the Race War[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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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康奈尔.男性气质[M].柳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 徐颖果.华裔文学视野下的美国文学——赵健秀作品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本文由“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支持”（编号：YETP0465）
作 者：蔺玉清，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小说；李 平，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硕士，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关键词：族裔男性身份 民间文化 伊什梅尔·里德 赵健秀
伊什梅尔·里德和赵健秀是美国族裔文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人物，两人推动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文化（WASP）霸权，采取“写作即斗争”“生活即战斗”的男性化写作策略同种族社会的殖民话语进行斗争。两人关注少数族裔男性的身份，但是他们却时常遭到误解；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们屡次被女性评论家指责持有“厌女主义”或者“性别主义”态度。因此，本文除了梳理两人建构族裔男性身份的贡献，也重新审视他们与女权主义者之间所谓的矛盾，进而指出族裔内部矛盾下隐藏的深层种族话语。
里德和赵健秀的写作围绕着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两人在四十多年的写作中保持了长期的友谊。20世纪60年代，里德离开纽约的精英文化圈来到文化更加开放的加利福尼亚，他与艾尔·杨（Al Young）成立了多元文学期刊《庭鸟》（Yardbird），邀请赵健秀和徐忠雄（Shawn Wong）编辑了1974年第3期亚裔美国文学专刊，推动了亚裔文学发展。在里德的帮助下，赵健秀的《鸡笼中国佬》（Chickencoop Chinaman）在纽约上演，这是亚裔美国戏剧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首场亮相。赵健秀、徐忠雄等人编辑的第一部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唉咦！亚裔美国文学选集》通过里德介绍由霍华德大学出版社出版。赵健秀将文集《刀不入的佛教徒及其他文章》（Bullet-proof Buddhists& Other Essays）献给里德。里德受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启发坚持“写作即斗争”的创作策略，以拳击手的男性风格进行写作反抗；同样，赵健秀吸取《孙子兵法》中“生活即战争”的精神，提倡中国传统英雄文化和关公式的理想男性人格。两人的创作理念互相影响，利用写作/斗争的策略颠覆种族话语对少数族裔身份的制约，推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打破种族刻板印象制约、建构族裔男性身份是二人写作关注的重点。
一、种族话语中的刻板形象
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男性身份总是与种族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权力关系下意识形态的表现场所。传统的男性身份以白人男性父权制权力和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建构的，长期以来非裔和华裔男性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他们的形象被不断地扭曲和异化。因此重新建构少数族裔男性身份对于消除殖民话语、争取边缘群体的政治权力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恢复少数族裔男性的信心。对里德和赵健秀来说，他们需要通过打破种族刻板印象，瓦解白人中心主义的基础，才能建构具有鲜明族裔文化特征的男性身份。男性学学者康奈尔（R. W. Cornell）指出，男性气质不只是头脑的一个概念或者一种人格身份，而是融入组织化的“社会关系”中，在种族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在民间文化中建构族裔男性身份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白人男性具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他们决定什么才是男性气质。通常他们采取本质主义的做法，抽取某一特征作为男性气质的核心；或者采用规范性的定义，规定男人的行为规范和气质表现，例如以好莱坞西部片中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硬汉形象作为标准。这种虚构产生的男性英雄主义作为精神因素，在文化上能够对社会产生整合与约束作用，并将非裔和华裔等少数族裔男性排除在社会关系之外。白人父权制社会通过权力话语把男性气质固定下来，并通过大众媒体手段强化人们的意识，将其等同于客观的事实，维护西方的殖民制约以及原有的文化和权力结构。
在种族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主流文化把少数族裔的生理特征和文化特征相结合，制造了少数族裔男性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关于“他者”的意识形态建构，往往利用“固定”的认知将“他者”局限在殖义的想象中。解构种族刻板印象对于族裔文学、历史和文化属性具有重要作用。作为西方中心投射的非我，非裔和华裔男性被置于白人男性气质的反面，非裔被视为缺乏思维的身体存在，而华裔被表现为女性化的男人，这些刻板形象导致了少数族裔身份的危机。
在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中，黑人总是处于他者、身体的地位，殖民话语丑化黑人的身份，强调其生物性特征，以肤色为界限剥夺了黑人的人性。黑人被视为“动物”“天生的犯”和“杀人犯”，是“未驯化的”“非文明的、无深思能力和感受力”的野人，从奴隶制时期作为生产资料被固定在“生殖”的位置上，者在黑人的身体上投射了性的恐惧，造成白人对黑人男性的私刑。黑人被剥夺了主流社会推崇的男性气质，从精神上遭受种族体制的阉割，在白人父权制的社会机制下丧失了话语权和自我表现能力。在里德看来，非裔美国男性是“这个国家最受剥削同时又最令人恐惧
的人”，白人臆造了关于黑人的种种“迷信之说”，黑人成为“美国文化的替罪羊”。
华裔男性在美国文化中的刻板印象是狡猾的“异
教徒中国佬”、古怪邪恶的傅满楚、臃肿女性化的陈查理等形象。民权运动时，相比非裔等激进的团体，亚裔成为种族话语下的模范少数族裔，华裔男性在的吹捧下成了美国文化中的汤姆叔叔。华裔成为“温顺、害羞、消极、容易驯服、勤劳”，一个没有“罪恶男人味”的民族。赵健秀指出这一种族形象是“之爱”的结果，他抱怨道：“我们（华裔）作为没有男性气质的民族这种刻板印象已经彻底地贯彻于美国文化中，成为美国潜意识中理所当然的部分。”长期的影响使得亚裔在精神上自我蔑视、自我抗拒，所以华裔文学研究需要深入了解性别身份理由，尤其是华裔男性的自我表现。
建构少数族裔男性身份的过程实际上是与白人父权制争夺权力的过程，是个体身份解放的重要象征，对于增强种族自信心、引导族裔集体心理发展有重要作用。健全的男性身份使非裔和华裔男性进入美国文化和历史书写中，打破长期的和失语状态，摆脱主流话语的压迫，颠覆殖民社会的刻板印象，从而实现自我表现。在里德和赵健秀的笔下，少数族裔的文学、历史和文化生活体现了不同于主流单一文化的混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他们将少数族裔男性身份作为族裔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边缘化的非裔和亚裔民间文化来消解美国WASP文化，表现复杂的族裔男性身份。
二、民间文化与族裔男性身份
对里德和赵健秀来说，建构少数族裔男性身份首先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打破简单的边缘/中心、黑/白、主/仆等二元对立模式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打破基督教为基础的单一文化主义，利用去中心的多元文化主义视角审视非裔和华裔男性，其次要从自身的族裔文化出发，挑战主流文化中的白人男性身份霸权。里德和赵健秀强烈批评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从哲学基础上解构主流文化的单一标准，为族裔男性身份的多样性建立基础。基督教文化在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无可辩驳的地位，基督教强调唯一的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将非裔和华裔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视为迷信和异端邪说，白人殖民者的“宗教和长、皮鞭一道”实现了对少数族裔的文化洗脑。基督教试图取代少数族裔本身的民族文化，将单一的白人文化标准强加给少数族裔，迫使他们归顺白人社会规范。当面对着种族政治压迫时，少数族裔只有通过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途径才能实现男性身份，进而摆脱社会中的刻板印象和话语压迫。因此，两人选择边缘化的民间文化，反对美国白人权力结构的同时反对基督教文化，采用流散文化中黑人伏都宗教和传统中国英雄文化来消解西方的同一性文化，提倡多种信仰、文化的并存，在多样化的价值和传统中重新自我定义。
民间文化中世代相传的故事及口头传说能够体现本民族的心理历史和价值观，有助于作家表现人物，重新书写权力关系。里德指出“白人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媒体宣传切断了黑人与祖先的文化之间的联系，导致黑人出现各种心理和社会理由。因此，他从非裔宗教和土语传统中汲取营养，利用伏都宗教的兼容多变性反抗基督教和单一文化主义。伏都起源于非洲西岸，代表了黑人流散中的文化真实性，它与天主教等文化结合体现了文化活力和颠覆性特征，成为里德笔下多元文化的隐喻。里德将伏都作为美国黑人文化创新精神的代表，以传统文化赋予人们精神的力量，并进而将伏都宗教发展成为他的艺术标签——“新伏都”美学。“新伏都”崇尚文化的多元开放性，在采取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同时，坚持构建主体性的积极作用。
里德笔下塑造的黑人男性主人公往往是具有伏都力量的巫师或者民间的恶作剧者，这种神秘的民间文化与西方的理性逻各斯主义截然不同。主人公能凭借伏都知识结合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获取力量，摆脱了关于黑人的刻板印象中“身体”和“性”的生物性特征。作者经常利用人物本身的自相矛盾对黑人形象进行意指修正，超越了刻板印象的限制。因此，“新伏都”美学结合了民间文化传统和表现方式，以矛盾的黑人男性形象来挑战固定的刻板印象。
赵健秀从中国传统英雄文化中寻找对抗白人意识形态的做法，打破华裔刻板印象。他视英雄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将儒家文化与写作/斗争的观念结合，指出“我们生而斗争，维护我们个人的尊严。所有艺术是斗争的艺术。写作即斗争……生活即战争”。关公成为他笔下理想的华裔美国男性，是“毫无瑕疵、不可侵犯的人格的代表，也是报仇的代表”，关公“坐在虎皮椅上，身子左边的袍子使他看上去像个学者，右边的盔甲则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军人”。赵健秀利用中国文化中阳刚、英勇的关公，与白人男性形象，尤其是西部牛仔的形象进行较量，这一阳刚的男性气质鼓舞了种族内部反抗殖民话语的信心。
赵健秀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华裔的历史，他笔下的主人公有意识地挖掘祖先历史、寻找父辈的人格。他着力描写华裔父子关系，强调美国语境中的华裔男性真实性。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寻找父亲即华裔男性理想人格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挫折和无奈。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追溯，他的作品中开始呈现积极的男性身份。《唐老亚》（Donald Duk）中的父亲是具有完整文化人格的华裔男性，帮助少年唐老亚克服了对于华裔身份认同的障碍；《甘加丁之路》（Gunga Din Highway）里的儿子是坚持华裔文化、寻求自由的作家，终于摆脱了西方文化符码制约，成为关公文化的继承人。赵健秀笔下的华裔男性逐渐摆脱失根无主的状态，从文化传统中寻求完整、真实的族裔身份认同，中国英雄文化和“生活即斗争”的原则打破了“顺从”的华裔形象。赵健秀以此建构了华裔美国男性“中国佬”的身份，强调华裔文化的流散特征和文化独特性。
不论是里德的“新伏都”美学还是赵健秀的中国英雄文化，都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写作的组成部分。二人出于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一元论的目的，从民间文化出发，强调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和真实性，打破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垄断，以立场鲜明的斗争姿态颠覆了种族文化中的刻板印象。两人通过对自我/他者的审视，强调族裔男性主体性建构，将性别身份建构与消除刻板印象的去殖民写作结合，实现种族身份认同和男性主体性的平衡。
三、种族内部的性别矛盾
去殖民化的过程和性别身份的构建不可分割，里德与赵健秀有意识地建构男性身份，以去中心的多元文化意识打破美国基督教父权文化霸权，这与女性运动的诉求一致，但两人都陷入了与女权主义者的论争。里德反对女权主义者将黑人男性打造成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反对兜售黑人内部理由的多元文化商业化行为。由于批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极端现象，里德被扣上了“厌女主义者”的帽子，他对小说《紫颜色》（Color Purple，1982）以及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电影改编版的批评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性别战争”，连华裔美国文学内部赵健秀和汤亭亭之间的在民间文化中建构族裔男性身份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矛盾也被拿来比较，认为赵健秀等亚裔男性作家“吸取了里德性别主义的立场”。尽管关于《紫颜色》的争议被评论界看作是黑人内部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里德批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作者沃克（Alice Walker），而是《紫颜色》背后的推手：白人女权主义活动家斯特恩姆（Gloria Steinm）和犹太导演斯皮尔伯格。里德反对女权主义者将《紫颜色》视为关于黑人男性的“真相”，反对电影版中将黑人男性彻底丑化的视角，他认为斯特恩姆利用手中的文化权力来扶植黑人女性作家，忽视或者打压黑人男性作家的成就。里德反复质疑女权运动中的种族双重标准，与女权主义者开展辩论和对话，质疑西方意识形态对于黑人男性的压制。在《鲁莽的注视》他强调极端女权主义霸权和联手将黑人男性打造成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往往选择指责黑人男性而对白人男性的性别立场保持沉默。里德并非反对女权主义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是反抗唯性别论的女权主义，虽然他与女权主义者论战不断，但是他认为从思想上挑战女权运动比放任其错误更有作用。里德也受到女性学者的支持，黑人学者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里德使大家注意到“女性运动对于黑人和白人男性性别主义的不同反应”，评论家乔伊斯（Joyce A. Joyce）认为主流文学界对里德一味打压是
由于他的“政治化”立场，由于他抨击，因此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而黑人女作家不像里德等男性作家一样“政治化”，更容易被白人文化接受。
少数族裔内部的性别斗争往往是矛盾的表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赵健秀在写作中建构华裔男性身份，一方面他主张明辨真伪，反对东方主义叙事策略的异化作用；另一方面反对文化
文学商业化的威胁，要求华裔作家承担社会责任。赵健秀与汤亭亭、谭恩美等作家的争议集中在华裔文化文
学的真伪理由，即一些畅销作家是否为了商业利益将
华裔文化和中国文化“自我东方主义化”的理由，而某些女权主义者将这一理由夸大，给他扣上“厌女主义者”的帽子。赵健秀反对华裔作家的东方主义叙事策略，认为她们虚构的中国文化迎合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篡改中国文化和历史，以异国情调和神秘东方的意象强化了西方话语中华裔的刻板形象。他批评汤亭亭将虚构作品《女勇士》当作非小说的自传体出版的做法罔顾华裔文化的真实性。
赵汤之争除了涉及中国文化的真伪之外，还包括华裔作家的公共责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赵健秀认为与西方话语合谋的东方主义叙事脱离了华裔在美国的历史和现实，而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遥远的中国社会文化。和非裔美国文学一样，华裔女作家着重反对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而对主流社会的性别歧视和却表现不足，因此拥有大量的主流社会读者，而赵健秀具有强烈政治反抗性的男性作家声音却不被白人读者和主流出版社接受。赵健秀在建立华裔美国文学和文化真实性方面具有使命感，
他号召作家挖掘华裔美国历史，反对迎合主流读者的自我东方主义叙事，指出自我异化的写作方式无法挑战意识形态，无法建构真实的华裔男性身份。尽管经历了多次争论，赵健秀仍没有放弃对历史文化真实性的坚持，以“生活即斗争”的原则继续书写华裔文化和身份的真实性。
哈钦（Linda Hutcheon）指出，边缘群体声势的强大也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霸权”，即新的价值体系来“维护当权的统治阶级”。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其性别本质主义和出现模仿殖民机制的趋势，以性别为基础本质主义作为狭隘的意识形态，往往以忽视历史、阶级、政治、文化为代价坚持男/女二元对立，这种做法限制了少数族裔内部男性身份的发展。为了终结殖义的影响，必须恢复被殖民者的男性气概，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女性可能会成为“压迫者的帮凶”。里德和赵健秀建构族裔男性身份的目标与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双方的争议本应该起到对话的作用，但是这些争议被白人霸权话语利用，两人积极的思想也被扭曲为性别上的错误立场，进而导致对两人思想和作品的忽视。
里德被女权者视为“厌女主义者”，“政治不正确”
的立场导致他声誉下降，最好的作品曾被一度忽视。赵汤之争开始后，华裔美国研究很难客观评价赵健秀的
贡献，他也不无辛酸地称自己为他人眼中的“文学麻风病患者”，被“基督徒和女权主义者”排挤出去。对两人“厌女症”的指责陷入了性别主义的窠臼，体现了霸权文化对边缘文化群体一贯“分而取之”的策略，也是文化多元主义被资本主义商业化的结果。
“黑人拳击手”里德和“唐人街牛仔”赵健秀对族裔男性身份的建构是对殖民话语下种族理由和性别理由的双重解答。面对西方殖民话语中被异化的族裔身份，里德和赵健秀选择批判和对抗之路，致力于建构真实、复杂的非裔和华裔男性身份，通过写作/斗争的原则，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颠覆西方殖民话语对于非裔和华裔美国男性的身份束缚，为少数族裔的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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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由“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支持”（编号：YETP0465）
作 者：蔺玉清，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小说；李 平，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硕士，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