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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歧视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的语言歧视有多种表现，主要以词义层面的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生理歧视、身份歧视为主。语言歧视是社会话语建构的产物，但间接折射出当代中国存在的社会理由和文化陋习，要彻底消除语言歧视，还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
【关键词】中国；语言；歧视
50年代，职业的排列顺序是“工农兵学商”，农民和工人是无上光荣的职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阶级；小学课本中把农民叫做“农民伯伯”，工人叫做“工人叔叔”。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成了“农民大哥”，工人被称为“工人兄弟”。现在，一提起“农民”，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说话粗俗行为莽撞的庄稼人；说到“工人”，就想起蹲在路边就着冷水啃馒头、衣着不整的农民工。如春晚的朗诵作品《心里话》，“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可见农民在社会公众的眼中地位之低，以至于竟然需要在一个如此庄重正式的场合为之唱赞歌。
很显然，素质不高、品行低下的农民只是少数，为什么会形成普遍化的社会印象？群体交往中，个体必定会对某人或某群体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如果这种看法偏离了客观实际，变成主观层面的猜测和臆造，那么这种歪曲了的社会态度就是偏见【1】（P87）。负面的偏见也被称为歧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解释，歧视的含义是“人对人就某个缺陷、缺点、能力、出身以不平等的眼光对待”。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指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偏见和歧视——由此形成了语言歧视。
在此，语言歧视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种类。一种是社会层次，即人们通过语言交际，单纯通过语言因素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性格、地位和社会价值等进行判断，例如现今人们普遍认为不会说普通话的人素养相对较低。另一种是语言内部，即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范围内体现的社会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的偏见。歧视性新词的产生当代中国的语言歧视现象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和原有词汇义项的贬义化，最能反映当代的语言歧视。因此，我试图从词汇变化的角度，来探究一下当代中国，尤其是近十年以来的语言歧视现象。
词汇体现的语言歧视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地域歧视。一则笑话说，北京人看其他地方的都是“乡下人”，上海人看到的都是“外地人”，面对北京上海的繁华，外地人在惊叹之余也会茫然失措，给了北京人、上海人以嘲笑的谈资。在这里“乡下人”“外地人”已经脱离了原有的中性含义，而成为符号化的一种指代。至今“江北猪猡”还是上海人最常用的骂人词汇之一。而生活中一提起查重，最常联想到的是“河南人”，把个别现象加以泛化，虽然真正查重的河南人只是极个别，但无形中给人一种暗示：河南人每个都会查重，查重在河南遍地都是。同理，给某个地域冠以“小偷村”“骗子村”“乞丐村”的名称，都会给此地域带来极恶劣的影响，也是极不公平和不负责任的。
其二，身份歧视。“底层”在当代中国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很难得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力。“农民工”“临时工”等造词时原本中性的词语，逐渐在人们潜意识中增加了没文化、邋遢等贬义义项。与此同时，解放后出于语言平等的考虑而更改名称的职业，如演员（戏子）、保洁员（清洁工）等，并没有随着语言的变化而消除。仍然以农民工为例，某些媒体报道的时候，喜欢把农民工与“闲杂人员”“三无人员”等贬义词语相连，甚至作案高发期提醒人们“当心外地民工打扮的人”“业主要小心入户操作的临时工”，把农民工用的跳楼讨薪行为视为“秀”“跳楼秀”。这些无一不有明显的歧视在其中。
其三，性别歧视。汉字甲骨文中的“女”，像一个人面朝左而跪，上身直立，两手交叉于胸前，表明至迟在殷商时期，女子已经处于被统治地位【1】（P83）。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充满了对女子的偏见，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残余。例如，称呼出轨的女子为“破鞋”“妖精”“”“不要脸”等，咒骂之恶毒一望便见。而男子出轨，人们称之为“采花大盗”“风流”“淫棍”等，在数量和程度上都逊于女子，除了谴责，还带有一点容忍的含义——哪个男人没有一两件荒唐事。建国以后废除了“妾”“婆姨”等称呼，规定男女平等，但在生活中，“头发长见识短”“红颜祸水”等习语仍然广泛使用。现阶段，因为社会上小姐大行其事，“小姐”“美人”等词义也出现了明显的贬义色彩，如媒体报道上经常出现的《难过美人关》等题目，虽然没有明显的歧视性语句，其中的偏见仍然不言而喻。有身份地位的年轻女士多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即是明显的实例。
其四，生理歧视。生活中我们常常不自觉沿用“聋子”“瞎子”“瘸子”等旧有称谓，甚至新闻广播上也经常有《投诉电话岂能成为‘聋子耳朵’》等歧视性标题，不知我国2000万身体缺陷者知道之后会作何感想。
重新回到“农民”含义的历史变化这个例子。很容易看到，原本中性含义的词“农民”“工人”，逐渐增加了贬义的色彩义，并逐渐刻板化、印象化，最后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作用联系。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将这种过程称为“污名化”，而把完成“污名化”最常用的策略称为“贴标签”。一个群体——通常是在社会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将某些负面印象强加于另一个群体上，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作用上与群体特征相关联的对应物 【2】。解构主义者认为，历史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我们一直生活在由文本建构起来的巨大语境之中，不是我们在创造生活，而是生活在创造我们——我们都认为“农民”比较低劣、粗俗，但这不是通过个人的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而是社会解释的结果。严格说来，《心里话》的作者也无法脱离语境的束缚，先入为主地将“农民工”置于相对低劣的地位，又反过来指责社会话语和实践是在力图压抑和制约自己建构起来的“农民工”。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语言歧视现象有了明显的削弱，但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市场。造成此现象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国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合理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为了一定的环境、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3】（P161）。语言歧视虽然歪曲地反应社会现实，但毕竟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农民”词语的逐渐贬义化，客观说明了农民在教育、医疗、收入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以及话语权力的匮乏。正如《心里话》所言，“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校舍简陋/还经常搬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座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
其二，我国长期的文化心理沉淀的固有歧视没有完全消除。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较之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更具有稳定性，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持久。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以男子为本位的社会制度，“三纲五常”“长幼有序，尊卑有节”等消极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例如，笔者的母系亲属共有三代14位，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者共9位，但提起演员，还会用“戏子”“吃青春饭的”等相对贬义的词语。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性别歧视，转变这一心理不是一次两次社会革命就能完成，而需要长期、艰苦的教育和改革。彻底摘掉个人的有色眼镜，增强全民的素质和判断能力，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德春，等.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2]张正其.浅析新闻报道中的歧视性语言现象[J].新闻世界，2010（04）.
[3]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中国；语言；歧视
50年代，职业的排列顺序是“工农兵学商”，农民和工人是无上光荣的职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阶级；小学课本中把农民叫做“农民伯伯”，工人叫做“工人叔叔”。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成了“农民大哥”，工人被称为“工人兄弟”。现在，一提起“农民”，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恐怕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说话粗俗行为莽撞的庄稼人；说到“工人”，就想起蹲在路边就着冷水啃馒头、衣着不整的农民工。如春晚的朗诵作品《心里话》，“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可见农民在社会公众的眼中地位之低，以至于竟然需要在一个如此庄重正式的场合为之唱赞歌。
很显然，素质不高、品行低下的农民只是少数，为什么会形成普遍化的社会印象？群体交往中，个体必定会对某人或某群体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如果这种看法偏离了客观实际，变成主观层面的猜测和臆造，那么这种歪曲了的社会态度就是偏见【1】（P87）。负面的偏见也被称为歧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解释，歧视的含义是“人对人就某个缺陷、缺点、能力、出身以不平等的眼光对待”。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指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偏见和歧视——由此形成了语言歧视。
在此，语言歧视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种类。一种是社会层次，即人们通过语言交际，单纯通过语言因素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性格、地位和社会价值等进行判断，例如现今人们普遍认为不会说普通话的人素养相对较低。另一种是语言内部，即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范围内体现的社会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的偏见。歧视性新词的产生当代中国的语言歧视现象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和原有词汇义项的贬义化，最能反映当代的语言歧视。因此，我试图从词汇变化的角度，来探究一下当代中国，尤其是近十年以来的语言歧视现象。
词汇体现的语言歧视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地域歧视。一则笑话说，北京人看其他地方的都是“乡下人”，上海人看到的都是“外地人”，面对北京上海的繁华，外地人在惊叹之余也会茫然失措，给了北京人、上海人以嘲笑的谈资。在这里“乡下人”“外地人”已经脱离了原有的中性含义，而成为符号化的一种指代。至今“江北猪猡”还是上海人最常用的骂人词汇之一。而生活中一提起查重，最常联想到的是“河南人”，把个别现象加以泛化，虽然真正查重的河南人只是极个别，但无形中给人一种暗示：河南人每个都会查重，查重在河南遍地都是。同理，给某个地域冠以“小偷村”“骗子村”“乞丐村”的名称，都会给此地域带来极恶劣的影响，也是极不公平和不负责任的。
其二，身份歧视。“底层”在当代中国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很难得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力。“农民工”“临时工”等造词时原本中性的词语，逐渐在人们潜意识中增加了没文化、邋遢等贬义义项。与此同时，解放后出于语言平等的考虑而更改名称的职业，如演员（戏子）、保洁员（清洁工）等，并没有随着语言的变化而消除。仍然以农民工为例，某些媒体报道的时候，喜欢把农民工与“闲杂人员”“三无人员”等贬义词语相连，甚至作案高发期提醒人们“当心外地民工打扮的人”“业主要小心入户操作的临时工”，把农民工用的跳楼讨薪行为视为“秀”“跳楼秀”。这些无一不有明显的歧视在其中。
其三，性别歧视。汉字甲骨文中的“女”，像一个人面朝左而跪，上身直立，两手交叉于胸前，表明至迟在殷商时期，女子已经处于被统治地位【1】（P83）。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充满了对女子的偏见，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残余。例如，称呼出轨的女子为“破鞋”“妖精”“”“不要脸”等，咒骂之恶毒一望便见。而男子出轨，人们称之为“采花大盗”“风流”“淫棍”等，在数量和程度上都逊于女子，除了谴责，还带有一点容忍的含义——哪个男人没有一两件荒唐事。建国以后废除了“妾”“婆姨”等称呼，规定男女平等，但在生活中，“头发长见识短”“红颜祸水”等习语仍然广泛使用。现阶段，因为社会上小姐大行其事，“小姐”“美人”等词义也出现了明显的贬义色彩，如媒体报道上经常出现的《难过美人关》等题目，虽然没有明显的歧视性语句，其中的偏见仍然不言而喻。有身份地位的年轻女士多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即是明显的实例。
其四，生理歧视。生活中我们常常不自觉沿用“聋子”“瞎子”“瘸子”等旧有称谓，甚至新闻广播上也经常有《投诉电话岂能成为‘聋子耳朵’》等歧视性标题，不知我国2000万身体缺陷者知道之后会作何感想。
重新回到“农民”含义的历史变化这个例子。很容易看到，原本中性含义的词“农民”“工人”，逐渐增加了贬义的色彩义，并逐渐刻板化、印象化，最后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作用联系。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将这种过程称为“污名化”，而把完成“污名化”最常用的策略称为“贴标签”。一个群体——通常是在社会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将某些负面印象强加于另一个群体上，并由此掩盖其他特征，成为在本质作用上与群体特征相关联的对应物 【2】。解构主义者认为，历史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我们一直生活在由文本建构起来的巨大语境之中，不是我们在创造生活，而是生活在创造我们——我们都认为“农民”比较低劣、粗俗，但这不是通过个人的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而是社会解释的结果。严格说来，《心里话》的作者也无法脱离语境的束缚，先入为主地将“农民工”置于相对低劣的地位，又反过来指责社会话语和实践是在力图压抑和制约自己建构起来的“农民工”。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语言歧视现象有了明显的削弱，但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定市场。造成此现象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国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合理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为了一定的环境、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3】（P161）。语言歧视虽然歪曲地反应社会现实，但毕竟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农民”词语的逐渐贬义化，客观说明了农民在教育、医疗、收入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以及话语权力的匮乏。正如《心里话》所言，“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校舍简陋/还经常搬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座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
其二，我国长期的文化心理沉淀的固有歧视没有完全消除。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较之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更具有稳定性，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持久。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以男子为本位的社会制度，“三纲五常”“长幼有序，尊卑有节”等消极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例如，笔者的母系亲属共有三代14位，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者共9位，但提起演员，还会用“戏子”“吃青春饭的”等相对贬义的词语。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性别歧视，转变这一心理不是一次两次社会革命就能完成，而需要长期、艰苦的教育和改革。彻底摘掉个人的有色眼镜，增强全民的素质和判断能力，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德春，等.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2]张正其.浅析新闻报道中的歧视性语言现象[J].新闻世界，2010（04）.
[3]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