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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中国人民大学作为“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俄文学习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经验是：发挥苏联专家的“工作母机”作用，建立阵容强大的俄文教研室，将俄文纳入必修课程并制定严格的教学计划，培养俄文师资，编写俄文教材讲义，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教学方法。俄文学习虽然取得明显的成就，但是教育部门的过高期望与语言学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内在矛盾，使俄文学习未达到预想的目标——为全面、迅速、直接地学习苏联经验提供语言工具。1956年苏联经验受到质疑，俄文学习被当成了教条主义的典型体现，受到猛烈的批判乃至否定。
[关键词]苏联专家 俄文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 高等教育
[]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2—0048—08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领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作为最直接、最快速地学习苏联经验的语言工具，俄文被大规模地引入到教育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囿于中俄解密档案文献以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为主，教育领域学习苏联运动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选取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的典型——中国人民大学，通过发掘、利用校档和校刊等文献资料，试图从个案视角考察俄文学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运作过程，分析其中凸显的问题与矛盾，进而讨论全面学习苏联带来的某些社会影响。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中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学习俄文的热潮。中苏友好协会是领导俄文学习的主要机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出开展学习俄文活动是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将不懂俄文的人比喻为“哑巴、聋子、瞎子”。在政府的动员下，北京市的干部、工人、学生掀起了俄文学习热潮，纷纷开办俄文讲习班或学习班。特别是教育领域，俄文开始普遍被纳入学校所教授的科目，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增设了俄文选修课，“交大北京管理学院成立了二年制俄文专修科；中学里也都把俄文定为初一的必修课程”。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召开后，伴随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和《俄文教学》杂志的出版，俄文学习从此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截至1952年12月，全国已建立8所俄文专科学校，多所大学、中学设立了俄文课程，甚至许多中小城镇也卷入了学习热潮。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建校目的正如1954年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所言：“1949年决定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并请了许多苏联专家来帮助，一方面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批骨干，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典型，以便创造经验，培养师资，帮助其他高等学校。”由于的支持，中国人民大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华北大学于1949年9月成立的俄文大队，10月扩大为有525名学员的俄文专修班，学制2年，任务是培养新中国建设所急缺的翻译人才。以此为基础，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以罗俊才为系主任的俄文系，后来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全校基本教学组织单位改为教研室，俄文系又下设了俄文教研室。0这是全校最早的四个大教研室之一，主任由苏联专家契维克娃出任。1955年院系调整后，俄文系部分师生并入新成立的北京俄语学院，另一部分师生则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的俄文教研室(曹景春任教研室主任)，主要担任全校公共俄文课的教学工作。俄文教研室是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俄文学习运动的中枢机构，具有当时全国高校最强大的俄文教学队伍。根据学校的规定，俄文教研室主要承担4项工作：组织领导全校的俄文教学；培养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提高教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其中，最为繁重的任务就是俄文教学。同时，俄文教研室按不同年级分为若干教学小组作为教学工作的基层组织，根据教研室的计划制定教学方案和教学日历计划，讨论课程进度，检查教员工作情况，商讨教学进度中所发生的问题。根据苏联经验，教研室和教学小组的一切工作都是严格按计划执行的。每学期开始时，教研室需要制定工作计划。计划中包括本学期的科学研究工作、讨沦教学小组工作情况、学生学习情况的报告和研究、编辑和出版教材、提高教员的政治和业务水平的工作等事项。计划中规定了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及完成工作的时间，并且还规定了教研室例会日期和会议日程。各教学小组在每学期开始时也要制定小组工作计划，它的性质和教研室工作计划相同，只是工作范围限于一个小组。
苏联专家在学校其他各教研室都是担任科学指导员，只有俄文教研室在1950—1954年由苏联专家契维克娃出任主任，不仅如此，苏联专家还曾经担任了所有俄文教学小组的组长。从数量来看，最初几年苏籍教员大大超过了中国教员的人数。据1952年9月的教员统计表显示：俄文教研室时有34人，其中苏籍教员21人，中国教员13人。从来源来看，苏籍教员主要是哈尔滨的苏联中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在读生、毕业生。中国教员有4人具有在哈尔滨接受俄文教育的经历，但主要仍是来自新留校工作的俄文系研究生。为解决俄文师资奇缺的窘境，中国人民大学从建校后俄文教研室培养的首届研究生毕业生(1952年暑检测毕业)中选留了7人补充师资队伍。这种“边教边学边培养”的方式，使中国教员数量在1953年后超过了苏籍教员。也正因为师资短缺，唯独俄文教研室没有实习教员，全部为主讲教员，而学校其他教研室都分为主讲教员、实习教员，只有何干之、胡华、宋涛等少数具有革命教育资历的学者才可以担任主讲教员。更为重要的是，俄文教研室还是全校苏联专家最集中、数量最多的教学机构。1950～1957年，全校先后聘请苏联专家98人，其中俄文专家26人，超过专家总数的1／5，这个数字高于大多数高校聘请的苏联专家总数。从档案来看，有案可查的俄文专家有21人，工作时间起自学校筹建的1950年1月，截至1956年6月离校(详见下表)。此外，苏联专家除给教员、研究生和俄文系学员上课外，还给其他各系本科生授课。这也是学校重视俄文教学的表现，因为中国对于苏联专家的使用是十分谨慎的，在其他院校由专家直接给本科生上课通常被看做是没有充分利用专家的浪费行为。
[参引文献]
萧南：《学俄文》，《人民日报》1949年9月26日，第8版。
钱俊瑞：《广泛地开展学习俄文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11月8日，第3版。
[3]《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会上彭真同志的开会词》，《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1日，第2版。
[4]《京市各大中学校
一片学习俄文声
许多教师也卷入这一热潮》，《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日，第4版。
[5]《“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创刊号(清样)(1950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0－XZll－XB－20。
[6]《中国人民大学两年来基本工作(1950年9月至1952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2－XZIJ－XB－16。
[7]《全校教员情况登记与情况统计表(1952年9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32B。
[8]余飘、李洪程：《成仿吾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9]张宝玲、刘若：《可敬可爱的契维克娃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7日，第4版；周继生：《感谢我们的苏联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4月29日，第3版。
[10]《本室在本科各系俄文教学大纲(1953～1954)》、《本室关于本科各系俄文教学大纲及各学期俄语知识技能和熟巧的要求(1955～1956)》、《俄文教学大纲及学位论文选题(1956～1957)》，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3－XZ－09－1；1953－XZ－09－2。
[11]《校内各单位关于调整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向本处的请示、报告(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4－XZl2－30。
[12]《高教部关于苏联专家编写讲义工作调查提纲及本校的调查一览表(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135B。
[13]《苏联专家情况登记统计(1960～1961)》，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85A。
[14]《玛克西莫娃同志所做的非俄国学校俄语教授法(1950)》，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3C。
[15]陆人人：《苏联教师玛克西莫娃同志》，《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17日，第3版。
[16]《1953至1954学年第1学期第
[18]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高等学校言论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91—N793页。
[19]《校长关于教学计划变动的命令、各系教学计划草案(1955—1956)》，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48A。
[20]尹寿清：《关于俄语教学的一点意见》，《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6月10日，第9版。
[21]《本校各种总结制度条例规定办法(1952年5月5日至195
[22]张宝玲、刘若：《可敬可爱的契维克娃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7日，第4版。
[23]俄文教研室：《本室工作计划、总结及会议记录(1954年9月25日至1955年3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5－XZ16－09－2。
[24]《俄文教研室改进本科教学各系俄文教学决定执行情况(1952)》，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2－XZll－XB-23。
[25]《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大学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王亚南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第5版。
[26]《年谱(1904～1974)》中，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4页。
[责任编辑：郑珺]
[关键词]苏联专家 俄文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 高等教育
[]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2—0048—08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领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作为最直接、最快速地学习苏联经验的语言工具，俄文被大规模地引入到教育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囿于中俄解密档案文献以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为主，教育领域学习苏联运动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选取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的典型——中国人民大学，通过发掘、利用校档和校刊等文献资料，试图从个案视角考察俄文学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运作过程，分析其中凸显的问题与矛盾，进而讨论全面学习苏联带来的某些社会影响。
一、苏联专家与俄文教研室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后，学习俄文已经成为建设新国家、发展中苏友谊的客观需要。1949年9月26日，机关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宣传学习俄文的文章，强调现在“自动学习俄文”与过去“鬼子来了学日语，老美来了学英文”的情况“有本质上的不同”，即新中国要走苏联的道路。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1952年明确指出：“俄文，它是列宁、斯大林的语言，它是社会主义大门上的一把钥匙。我们学会俄文，就能打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搬掉放在我们发展中苏友谊大道上的一座大山。我们学会俄文，就能更加直接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使我们祖国更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学好了俄文，就可以更加促进两大民族的文化的交流，促进两大民族的友谊和合作。”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中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学习俄文的热潮。中苏友好协会是领导俄文学习的主要机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出开展学习俄文活动是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将不懂俄文的人比喻为“哑巴、聋子、瞎子”。在政府的动员下，北京市的干部、工人、学生掀起了俄文学习热潮，纷纷开办俄文讲习班或学习班。特别是教育领域，俄文开始普遍被纳入学校所教授的科目，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增设了俄文选修课，“交大北京管理学院成立了二年制俄文专修科；中学里也都把俄文定为初一的必修课程”。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召开后，伴随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和《俄文教学》杂志的出版，俄文学习从此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截至1952年12月，全国已建立8所俄文专科学校，多所大学、中学设立了俄文课程，甚至许多中小城镇也卷入了学习热潮。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建校目的正如1954年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所言：“1949年决定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并请了许多苏联专家来帮助，一方面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批骨干，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典型，以便创造经验，培养师资，帮助其他高等学校。”由于的支持，中国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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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高校学习苏联经验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华北大学于1949年9月成立的俄文大队，10月扩大为有525名学员的俄文专修班，学制2年，任务是培养新中国建设所急缺的翻译人才。以此为基础，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以罗俊才为系主任的俄文系，后来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全校基本教学组织单位改为教研室，俄文系又下设了俄文教研室。0这是全校最早的四个大教研室之一，主任由苏联专家契维克娃出任。1955年院系调整后，俄文系部分师生并入新成立的北京俄语学院，另一部分师生则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的俄文教研室(曹景春任教研室主任)，主要担任全校公共俄文课的教学工作。俄文教研室是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俄文学习运动的中枢机构，具有当时全国高校最强大的俄文教学队伍。根据学校的规定，俄文教研室主要承担4项工作：组织领导全校的俄文教学；培养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提高教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其中，最为繁重的任务就是俄文教学。同时，俄文教研室按不同年级分为若干教学小组作为教学工作的基层组织，根据教研室的计划制定教学方案和教学日历计划，讨论课程进度，检查教员工作情况，商讨教学进度中所发生的问题。根据苏联经验，教研室和教学小组的一切工作都是严格按计划执行的。每学期开始时，教研室需要制定工作计划。计划中包括本学期的科学研究工作、讨沦教学小组工作情况、学生学习情况的报告和研究、编辑和出版教材、提高教员的政治和业务水平的工作等事项。计划中规定了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及完成工作的时间，并且还规定了教研室例会日期和会议日程。各教学小组在每学期开始时也要制定小组工作计划，它的性质和教研室工作计划相同，只是工作范围限于一个小组。
苏联专家在学校其他各教研室都是担任科学指导员，只有俄文教研室在1950—1954年由苏联专家契维克娃出任主任，不仅如此，苏联专家还曾经担任了所有俄文教学小组的组长。从数量来看，最初几年苏籍教员大大超过了中国教员的人数。据1952年9月的教员统计表显示：俄文教研室时有34人，其中苏籍教员21人，中国教员13人。从来源来看，苏籍教员主要是哈尔滨的苏联中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在读生、毕业生。中国教员有4人具有在哈尔滨接受俄文教育的经历，但主要仍是来自新留校工作的俄文系研究生。为解决俄文师资奇缺的窘境，中国人民大学从建校后俄文教研室培养的首届研究生毕业生(1952年暑检测毕业)中选留了7人补充师资队伍。这种“边教边学边培养”的方式，使中国教员数量在1953年后超过了苏籍教员。也正因为师资短缺，唯独俄文教研室没有实习教员，全部为主讲教员，而学校其他教研室都分为主讲教员、实习教员，只有何干之、胡华、宋涛等少数具有革命教育资历的学者才可以担任主讲教员。更为重要的是，俄文教研室还是全校苏联专家最集中、数量最多的教学机构。1950～1957年，全校先后聘请苏联专家98人，其中俄文专家26人，超过专家总数的1／5，这个数字高于大多数高校聘请的苏联专家总数。从档案来看，有案可查的俄文专家有21人，工作时间起自学校筹建的1950年1月，截至1956年6月离校(详见下表)。此外，苏联专家除给教员、研究生和俄文系学员上课外，还给其他各系本科生授课。这也是学校重视俄文教学的表现，因为中国对于苏联专家的使用是十分谨慎的，在其他院校由专家直接给本科生上课通常被看做是没有充分利用专家的浪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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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的“全盘苏化”既是对苏联经验的崇尚和移植，又带有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排斥倾向。在俄文学习运动中，其他语言受到排斥，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英语，就此而言，俄文学习运动是中国学习苏联并在教育领域排除英美影响力的一项举措。当然，俄文学习虽然走向低落，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俄语仍是高校外国语言学教育的主流。[参引文献]
萧南：《学俄文》，《人民日报》1949年9月26日，第8版。
钱俊瑞：《广泛地开展学习俄文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11月8日，第3版。
[3]《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会上彭真同志的开会词》，《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1日，第2版。
[4]《京市各大中学校
一片学习俄文声
许多教师也卷入这一热潮》，《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日，第4版。
[5]《“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创刊号(清样)(1950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0－XZll－XB－20。
[6]《中国人民大学两年来基本工作(1950年9月至1952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2－XZIJ－XB－16。
[7]《全校教员情况登记与情况统计表(1952年9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32B。
[8]余飘、李洪程：《成仿吾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9]张宝玲、刘若：《可敬可爱的契维克娃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7日，第4版；周继生：《感谢我们的苏联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4月29日，第3版。
[10]《本室在本科各系俄文教学大纲(1953～1954)》、《本室关于本科各系俄文教学大纲及各学期俄语知识技能和熟巧的要求(1955～1956)》、《俄文教学大纲及学位论文选题(1956～1957)》，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3－XZ－09－1；1953－XZ－09－2。
[11]《校内各单位关于调整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向本处的请示、报告(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4－XZl2－30。
[12]《高教部关于苏联专家编写讲义工作调查提纲及本校的调查一览表(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135B。
[13]《苏联专家情况登记统计(1960～1961)》，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85A。
[14]《玛克西莫娃同志所做的非俄国学校俄语教授法(1950)》，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3C。
[15]陆人人：《苏联教师玛克西莫娃同志》，《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17日，第3版。
[16]《1953至1954学年第1学期第
2、3、4、6、7次系科主任汇报会会议记录》，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40C。
[17]《本室关于本科各系俄文教学大纲及各学期俄语知识技能和熟巧的要求(1955—1956)》，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3－XB16－09－2。[18]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高等学校言论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91—N793页。
[19]《校长关于教学计划变动的命令、各系教学计划草案(1955—1956)》，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48A。
[20]尹寿清：《关于俄语教学的一点意见》，《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6月10日，第9版。
[21]《本校各种总结制度条例规定办法(1952年5月5日至195
摘自：毕业论文翻译www.udooo.com
2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2－XZll－XB－18。[22]张宝玲、刘若：《可敬可爱的契维克娃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7日，第4版。
[23]俄文教研室：《本室工作计划、总结及会议记录(1954年9月25日至1955年3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5－XZ16－09－2。
[24]《俄文教研室改进本科教学各系俄文教学决定执行情况(1952)》，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2－XZll－XB-23。
[25]《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大学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王亚南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第5版。
[26]《年谱(1904～1974)》中，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4页。
[责任编辑：郑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