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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清将左宗棠奉命进军新疆，在各族人民支持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就打败了占据新疆10年之久的浩罕阿古柏侵略势力，收复了新疆，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所以能戎机顺迅，边功即现，除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新疆实行了一系列较得人心的抚民政策，从而在团结各民族群众、有效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左宗棠的抚民政策，其中心内容是“民所欲与聚，民所恶勿施”。就当时新疆的具体情形来看，不仅地理环境险恶，而且阿古柏外有英国做靠山，内有少数封建主、伊斯兰教上层分子当支柱，构成较为复杂的政治背景。阿古柏侵略者在作战中煽动、裹胁大批少数民族群众随军行动，以作屏障，使清军投鼠忌器、难以下手。另外，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新疆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各少数民族与官府、军队之间积怨颇深，加上各级地方官吏的盘剥掳掠、民族分裂主义者的调拨离间，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民族关系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大军压境、剑拔弩张，稍有不慎，就可能授人以柄，给敌人可乘之机。深谙边塞民情、精于用兵之要的左宗棠，审时度势，不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民族观念所动，提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4卷，第6页）的以民为先的思想，并以此为中心，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抚民政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1 肃整官风、体恤百姓。历史上政府官员统治地方，贪污腐化成风、敲诈勒索成癖，他们歧视少数民族，相沿成习。左宗棠为了改善民族关系，首先在思想上加强做官为民的宣传教育，强调：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要求各级官吏要善于体察民情，维护当地百姓的切身利益，搞好民族关系。规定“凡吾勇夫人众，务宜体恤百姓。概不准搬民家门片板料；不准拿民家桌椅、衣服、小菜、桶碗等项”（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2页）。对于那些不干正事、专营私利的各级官吏，则毫不姑息。如迪化（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是清廷委任的满族官员，骄横专扈、胡作非为，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极大义愤，左宗棠果敢地奏请清政府将其革职问罪。徐占彪的部队在达坂城战役中，骚扰百姓、滋生事端，徐占彪被左宗棠革职。
2 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在行军打仗中，左宗棠反复强调部队要“秋毫无犯、居民安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7卷，第62页），严禁滋扰当地百姓，搞好军民关系。为此，左宗棠亲自制定了军纪，其中规定“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即打牌、聚赌、抽烟、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谣言揭帖之类，论索民财、封掳民船、强写民货，皆当严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2页）。迪化战役结束后，左宗棠再次强调要搞好军民关系，严禁兵勇扰民，就近采写粮料，不得滥征民力民财。指出“唯严禁骚扰，军民相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7卷，第18—49页）。
3 严禁滥杀、安抚为重。左宗棠认为民族之间只有良莠区分，没有高低之别。民族败类只占少数，故强调在行军打仗中，一定要把真正的顽固反动分子与被裹胁的少数民族群众严加区别，“只打真贼、不扰平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7卷，第62页）。对回部“只辩良匪，以期解纷释怨，共乐升平”（《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22卷，第4页）。再三告诫官兵将士“勿淫掠、勿残杀”，要“抚之以仁”、“矫之以宽大”，对于流离失所或被裹胁之众皆遣送回原籍，发给衣粮等救济物质，帮助他们安置生活。左宗棠认为如果全军将士果能如此，则南疆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其时易成功，即后次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7卷，第62页）。
4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左宗棠用兵主要是在维吾尔族群众聚集的南疆，故特别强调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家庭婚姻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传统群体意识的反映，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情感的反映，忽视和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往往会被视为对该民族的歧视和不尊重，在战乱年代更是如此。所以，左宗棠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收效甚大。用一位曾到过喀什噶尔的英国人的话说“到处人们欣喜地欢迎异教徒的政权（指清政府）的恢复”，“因为这个政权恢复后，就能受到保护”（《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页）。
5 帮助各民族人民恢复生产。由于阿古柏的封建残暴统治，加上长年战乱，导致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左宗棠认为，“民有饥心抚也难”，关键还是要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为此，实行了一系列迅速恢复新疆经济的措施。如在各地设立善后局，专营人民生计问题。对于那些被裹胁的大批人口，除“尽心抚恤”“送归原部”外，还“皆给以牛种，俾各安业”（《戡定新疆记·武功记》第3卷，第7页）。对于大量无主耕地，则采取“听民自占”给以牛籽房具等，以鼓励农民积极垦荒。这些措施不仅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生计有了着落，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清军与各民族之问的相互了解，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军民关系。
6 实行军垦，减轻人民负担。左宗棠入疆
7 严惩顽固首恶分子以平民愤。左宗棠规定：对于从逆分子中怙恶不悛、拒绝改邪归正的应坚决镇压。麻木耳曾任阿古柏的玉子巴什（哨长），在达坂城被俘后释放回籍，西征军攻克库车后，麻木耳率领党伙逃至哈密，继续助敌作乱。刘锦棠派兵攻打，麻木耳负伤逃匿，在收复叶尔羌后，麻木耳再次被俘，立即归案处死，为当地百姓除去一大祸害。
左宗棠在新疆的抚民政策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在争取民心、瓦解敌人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收复新疆的斗争得到了众多民众的支持。军队所到之处，各族人民“携铜酪，献牛羊”，或为向导，指点迷津；或随军作战，出生入死；或运输军物，前赴后继；或暗送情报，释然军机……出现了“暮备刍薪朝派马，一军经过万家忙”的生动场面。在清军进攻迪化途中，部队因缺水“人马渴泛”，当地百姓及时给部队提供了重要情报，使清军粉碎了敌人妄图诱使清军走大道，因水源缺乏而陷入困境的阴谋。清军包围达坂城后，城里的维吾尔居民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向清军报告守敌企图突围的重要军事情报，使清军得以及时采取措施，全歼守敌。当清军在库尔勒因缺粮而陷入困境时，又是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挖出了几十万斤窑藏的粮食，才渡过了难关。在古牧地“阿吉之子哈生样，孙巴达尔桌台吉，鄂斯满头目米尔图拜等十三员，率其部众指健驼一千只，解送到营”；在吐鲁番“回王迈哈默特呈请带队”；在托克逊“南路各城投诚缠回相望于道”；在拜城、阿克苏各族人民聚众占据城池，抗击逃窜之敌……清军从吐鲁番到喀什噶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没有一个城镇向可汗陛下的大军射过一颗。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们，还为可汗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务”（《新疆简史》第二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当然，左宗棠收复新疆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军所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外国侵略、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战争。而阿古柏侵略者，在新疆建立殖民政权，涂炭生灵、鱼肉百姓、分裂祖国，故不得人心。但左宗棠如不能审时度势、因循利导推进正确的安抚民众的政策，那么，要取得战争的较快胜利也是不可能的。而新疆各民族人民也正是在左宗棠积极推行抚民政策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左宗棠在新疆的抚民政策是成功的。
（作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 卢子娟）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所以能戎机顺迅，边功即现，除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新疆实行了一系列较得人心的抚民政策，从而在团结各民族群众、有效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左宗棠的抚民政策，其中心内容是“民所欲与聚，民所恶勿施”。就当时新疆的具体情形来看，不仅地理环境险恶，而且阿古柏外有英国做靠山，内有少数封建主、伊斯兰教上层分子当支柱，构成较为复杂的政治背景。阿古柏侵略者在作战中煽动、裹胁大批少数民族群众随军行动，以作屏障，使清军投鼠忌器、难以下手。另外，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新疆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各少数民族与官府、军队之间积怨颇深，加上各级地方官吏的盘剥掳掠、民族分裂主义者的调拨离间，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民族关系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大军压境、剑拔弩张，稍有不慎，就可能授人以柄，给敌人可乘之机。深谙边塞民情、精于用兵之要的左宗棠，审时度势，不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民族观念所动，提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4卷，第6页）的以民为先的思想，并以此为中心，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抚民政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1 肃整官风、体恤百姓。历史上政府官员统治地方，贪污腐化成风、敲诈勒索成癖，他们歧视少数民族，相沿成习。左宗棠为了改善民族关系，首先在思想上加强做官为民的宣传教育，强调：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要求各级官吏要善于体察民情，维护当地百姓的切身利益，搞好民族关系。规定“凡吾勇夫人众，务宜体恤百姓。概不准搬民家门片板料；不准拿民家桌椅、衣服、小菜、桶碗等项”（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2页）。对于那些不干正事、专营私利的各级官吏，则毫不姑息。如迪化（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是清廷委任的满族官员，骄横专扈、胡作非为，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极大义愤，左宗棠果敢地奏请清政府将其革职问罪。徐占彪的部队在达坂城战役中，骚扰百姓、滋生事端，徐占彪被左宗棠革职。
2 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在行军打仗中，左宗棠反复强调部队要“秋毫无犯、居民安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7卷，第62页），严禁滋扰当地百姓，搞好军民关系。为此，左宗棠亲自制定了军纪，其中规定“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即打牌、聚赌、抽烟、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谣言揭帖之类，论索民财、封掳民船、强写民货，皆当严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2页）。迪化战役结束后，左宗棠再次强调要搞好军民关系，严禁兵勇扰民，就近采写粮料，不得滥征民力民财。指出“唯严禁骚扰，军民相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7卷，第18—49页）。
3 严禁滥杀、安抚为重。左宗棠认为民族之间只有良莠区分，没有高低之别。民族败类只占少数，故强调在行军打仗中，一定要把真正的顽固反动分子与被裹胁的少数民族群众严加区别，“只打真贼、不扰平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7卷，第62页）。对回部“只辩良匪，以期解纷释怨，共乐升平”（《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22卷，第4页）。再三告诫官兵将士“勿淫掠、勿残杀”，要“抚之以仁”、“矫之以宽大”，对于流离失所或被裹胁之众皆遣送回原籍，发给衣粮等救济物质，帮助他们安置生活。左宗棠认为如果全军将士果能如此，则南疆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其时易成功，即后次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7卷，第62页）。
4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左宗棠用兵主要是在维吾尔族群众聚集的南疆，故特别强调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家庭婚姻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传统群体意识的反映，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情感的反映，忽视和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往往会被视为对该民族的歧视和不尊重，在战乱年代更是如此。所以，左宗棠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收效甚大。用一位曾到过喀什噶尔的英国人的话说“到处人们欣喜地欢迎异教徒的政权（指清政府）的恢复”，“因为这个政权恢复后，就能受到保护”（《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页）。
5 帮助各民族人民恢复生产。由于阿古柏的封建残暴统治，加上长年战乱，导致土地荒芜，人口流失。左宗棠认为，“民有饥心抚也难”，关键还是要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为此，实行了一系列迅速恢复新疆经济的措施。如在各地设立善后局，专营人民生计问题。对于那些被裹胁的大批人口，除“尽心抚恤”“送归原部”外，还“皆给以牛种，俾各安业”（《戡定新疆记·武功记》第3卷，第7页）。对于大量无主耕地，则采取“听民自占”给以牛籽房具等，以鼓励农民积极垦荒。这些措施不仅使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生计有了着落，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清军与各民族之问的相互了解，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军民关系。
6 实行军垦，减轻人民负担。左宗棠入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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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达五、六万之多，粮饷筹措颇为棘手。靠当地采购，无疑会进一步增加贫穷百姓的压力；从外地采购，则路途遥远、输运艰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左宗棠积极倡导进疆部队实行军垦，屯田自养。如进驻哈密的部队在张曜率领下，兴水利、办屯田，到开战前（1876年）已获毛粮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奇台、古城、塔城等地驻军也均获丰利，从而保证了战事的如期进行，无形中也减小了对当地的经济压力，对于缓解民族关系起了重要作用。7 严惩顽固首恶分子以平民愤。左宗棠规定：对于从逆分子中怙恶不悛、拒绝改邪归正的应坚决镇压。麻木耳曾任阿古柏的玉子巴什（哨长），在达坂城被俘后释放回籍，西征军攻克库车后，麻木耳率领党伙逃至哈密，继续助敌作乱。刘锦棠派兵攻打，麻木耳负伤逃匿，在收复叶尔羌后，麻木耳再次被俘，立即归案处死，为当地百姓除去一大祸害。
左宗棠在新疆的抚民政策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在争取民心、瓦解敌人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收复新疆的斗争得到了众多民众的支持。军队所到之处，各族人民“携铜酪，献牛羊”，或为向导，指点迷津；或随军作战，出生入死；或运输军物，前赴后继；或暗送情报，释然军机……出现了“暮备刍薪朝派马，一军经过万家忙”的生动场面。在清军进攻迪化途中，部队因缺水“人马渴泛”，当地百姓及时给部队提供了重要情报，使清军粉碎了敌人妄图诱使清军走大道，因水源缺乏而陷入困境的阴谋。清军包围达坂城后，城里的维吾尔居民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向清军报告守敌企图突围的重要军事情报，使清军得以及时采取措施，全歼守敌。当清军在库尔勒因缺粮而陷入困境时，又是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挖出了几十万斤窑藏的粮食，才渡过了难关。在古牧地“阿吉之子哈生样，孙巴达尔桌台吉，鄂斯满头目米尔图拜等十三员，率其部众指健驼一千只，解送到营”；在吐鲁番“回王迈哈默特呈请带队”；在托克逊“南路各城投诚缠回相望于道”；在拜城、阿克苏各族人民聚众占据城池，抗击逃窜之敌……清军从吐鲁番到喀什噶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没有一个城镇向可汗陛下的大军射过一颗。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们，还为可汗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务”（《新疆简史》第二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当然，左宗棠收复新疆取得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军所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外国侵略、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战争。而阿古柏侵略者，在新疆建立殖民政权，涂炭生灵、鱼肉百姓、分裂祖国，故不得人心。但左宗棠如不能审时度势、因循利导推进正确的安抚民众的政策，那么，要取得战争的较快胜利也是不可能的。而新疆各民族人民也正是在左宗棠积极推行抚民政策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左宗棠在新疆的抚民政策是成功的。
（作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党校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 卢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