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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庆有码头带来的城市之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重庆近代化进程的是码头的繁荣兴盛，为码头怎么写作的工人群体逐渐壮大且社会地位日益重要。本文主要从重庆近代化的特征对码头工人生存状况的制约性出发，试图揭示重庆码头工人为代表的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动态画卷，加深对重庆底层社会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码头工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
重庆码头工人的来源以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失业人员为主。近代四川军阀割据混战频繁，当时有“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的说法，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天灾人祸的侵扰导致农业生产极度衰败，农民极端贫困。濒临死亡的农民迫于生计进城谋生，到码头出卖苦力。“在1930年到1934年间，合川、和江北三县农民往重庆者有8640人”。当时重庆社会经济也极不稳定，众多城市贫民如小摊贩、佣工、商店雇员等随时徘徊在失业的边缘，生活来源得不到保障，当小工和做散码头，成为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另外，破产的手工业者也是重庆码头工人的重要来源。起初，码头工人只是商人或船家临时雇请的苦力。随着码头的兴盛，货物装卸频繁，码头工人群体日渐壮大。因为他们分散工作在各码头，装卸货物数量和工作时间不定，具有分散性与流动性等特点。因此很难确切统计码头工人人数，只有从时人的记载中进行推测。据1937年重庆市户口数据统计结果，“在码头聚居的沿江棚户区有住户27456人，其中搬运工所占比例约为55%。”按照这样的比例数据计算，码头工人人数至少有15100人。据1942年统计资料记载，“重庆码头至少需要12000名码头工人才能装卸出入货物，若加上风雨冰雪的妨碍因素，平均所需的码头工人的人数还要多加两成，约合为
码头工人从事沉重的劳动。他们主要靠人力肩挑背扛来装卸搬运货物，劳动强度极大。“三四百斤重的东西压在背上，压得四脚爬，抬不起头来，就这样一级级的爬上高坡。”“綦江县码头工人每次的负荷量为一百五十至两百市斤。嘉陵江峡区的运炭力夫，工作时用竹筐肩担运输，每担重量自百二十斤至百六十斤不等。”码头工人成年累月担负这样沉重的劳动，他们经常加班加点，有记载，“据统计重庆地区的渡船工人每日工作时数达12个小时，提装工人和运输工人每日工作大约为10个小时”。“1942年1月至12月间，码头工人每月的工作日
码头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重庆市区位于两江之间的山上，码头上岸需爬10余米高的坡坎，港区岸壁较陡，难以行走，搬运货物十分艰难。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工作的码头工人工作强度更大。他们大多从事室外工作，风吹日晒雨淋下工作是常事。“无论严冬酷暑甚或，凡遇海船到位立即派足工人按照海关限定之时间工作，不得有延误”。码头工作没有防护，工伤事故十分频繁，下雨下雪时，路滑坡陡，不少工人因此摔伤骨折。有的货物本身十分危险，工人同样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扛抬。沉重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严重摧残着码头工人的健康。工人在受伤或致残后根本得不到相应的赔偿和保障。时人记载：“工人患病，医药等费，厂家全部负责，不存赈者，不易支薪，死亡亦无抚恤；间有家属者，领尸自葬，无家属者，则公司厂方草率安埋”。
码头工人的收入微薄，生活窘迫。“老张说，有一天被叫去挑一担米。他挑了六里上坡路，累得满头大汗。挑到的时候人家只给他拿一元钱。他再三要求多给一点，那人大眼睛一瞪：‘不要就滚！’后来没有办法，只有滚，一元钱也没要。”码头工人的工作艰辛，但是收入非常不固定，一旦遇到淡季，就难以维持基本生存。“还有最可怕的大问题，就是生病，去年四十多个人中病死七八个。因为这样的工作最容易生病，大太阳晒，雨淋蚊虫臭虫咬工作时出一身大汗，吃两杯冷糖水，倒在底下防空洞门口就睡着了，里面冷风吹出来，当时觉得很安逸的，可以最容易生霍乱病、痢症。”1945 年6 月29 日的《新华日报》上写到：“重庆城区流行霍乱，在临江门丁字口码头300多名搬运工人，就有100多人死亡。”这惨不忍睹的数字正是码头工人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黄炎培：《蜀道》，上海：开明书店，193
[3]四川省政府秘书处：《1937年重庆市户口统计表》，《四川统计月刊》，1938年，第1版，第6页。
[4]黄宝勤：《重庆市之棚户问题》，《新重庆》，1947年第3版，第33-36页。
[5]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自传》三联书店，1997年，第17页。
[6]袁昌英：《我在四川所见到的奇迹》，《宇宙风》，1938年，第71期，第252-254页。
[7]蒋泽民：《记码头工人的生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
[8]贺伯辛：《八省旅行见闻录》，重庆：开明书店，1935年，第15页。
[9]实业部中国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下）》，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90年。
[10]社会部统计处：《重庆市职业工人工作时间表》，《社会调查与统计》，1943年第3版，第75-79页。
[11]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版，第41页。。
[12]袁昌英：《我在四川所见到的奇迹》， 《宇宙风》，1938年，第71期，第252-254页。
[13]蒋泽民：《记码头工人的生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
[14]《重庆的码头工人》，《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1日，第3版。
[15]沈卫志：《解放前四川疫情》，四川文史资料集萃：第六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0页。
[16]黄炎培：《蜀道》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第198页。
关键词：码头工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
一、重庆码头工人队伍的壮大
重庆是藉由发达的水陆交通成为的近代化大都会。码头作为水运的窗口，在重庆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90年，重庆因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而被迫开埠，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将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川江物流人流日益繁忙，客货往来于码头更加频繁，于是在解放前的重庆城便有了9门72 码头之说。码头工人是随着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日益壮大的一个特殊职业群体，他们常年在各水陆码头担任挑抬负荷及一切人力搬运工作。重庆码头工人的来源以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失业人员为主。近代四川军阀割据混战频繁，当时有“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的说法，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天灾人祸的侵扰导致农业生产极度衰败，农民极端贫困。濒临死亡的农民迫于生计进城谋生，到码头出卖苦力。“在1930年到1934年间，合川、和江北三县农民往重庆者有8640人”。当时重庆社会经济也极不稳定，众多城市贫民如小摊贩、佣工、商店雇员等随时徘徊在失业的边缘，生活来源得不到保障，当小工和做散码头，成为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另外，破产的手工业者也是重庆码头工人的重要来源。起初，码头工人只是商人或船家临时雇请的苦力。随着码头的兴盛，货物装卸频繁，码头工人群体日渐壮大。因为他们分散工作在各码头，装卸货物数量和工作时间不定，具有分散性与流动性等特点。因此很难确切统计码头工人人数，只有从时人的记载中进行推测。据1937年重庆市户口数据统计结果，“在码头聚居的沿江棚户区有住户27456人，其中搬运工所占比例约为55%。”按照这样的比例数据计算，码头工人人数至少有15100人。据1942年统计资料记载，“重庆码头至少需要12000名码头工人才能装卸出入货物，若加上风雨冰雪的妨碍因素，平均所需的码头工人的人数还要多加两成，约合为
1.4万多人。”可见，码头工人已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工人群体。
二、重庆码头工人生存状况考察
与重庆码头的日益繁华相比，码头工人的生存状况却日益贫困而破败。董竹君曾在她的自传中感叹道，“位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搬运夫、煤矿工人、人力车夫……他们生活毫无保障，只有劳累卖命才能勉强度日。”“20世纪30年代，有人将重庆码头上‘面目污垢、衣衫褴褛、血管里似是滴血不存、荷包里确实一文莫名的穷苦同胞’与上海、南京、武汉以及世界各国码头上的贫民进行比较，认为重庆码头上的苦力是他所见到的‘最伤心惨目的形态’”。码头工人从事沉重的劳动。他们主要靠人力肩挑背扛来装卸搬运货物，劳动强度极大。“三四百斤重的东西压在背上，压得四脚爬，抬不起头来，就这样一级级的爬上高坡。”“綦江县码头工人每次的负荷量为一百五十至两百市斤。嘉陵江峡区的运炭力夫，工作时用竹筐肩担运输，每担重量自百二十斤至百六十斤不等。”码头工人成年累月担负这样沉重的劳动，他们经常加班加点，有记载，“据统计重庆地区的渡船工人每日工作时数达12个小时，提装工人和运输工人每日工作大约为10个小时”。“1942年1月至12月间，码头工人每月的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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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平均为28.96天，几乎是没有休息时间，与人力车夫、板车夫、泥水匠、木匠等四种职业工人相比，每月工作日数的最多的”。码头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重庆市区位于两江之间的山上，码头上岸需爬10余米高的坡坎，港区岸壁较陡，难以行走，搬运货物十分艰难。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工作的码头工人工作强度更大。他们大多从事室外工作，风吹日晒雨淋下工作是常事。“无论严冬酷暑甚或，凡遇海船到位立即派足工人按照海关限定之时间工作，不得有延误”。码头工作没有防护，工伤事故十分频繁，下雨下雪时，路滑坡陡，不少工人因此摔伤骨折。有的货物本身十分危险，工人同样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扛抬。沉重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严重摧残着码头工人的健康。工人在受伤或致残后根本得不到相应的赔偿和保障。时人记载：“工人患病，医药等费，厂家全部负责，不存赈者，不易支薪，死亡亦无抚恤；间有家属者，领尸自葬，无家属者，则公司厂方草率安埋”。
码头工人的收入微薄，生活窘迫。“老张说，有一天被叫去挑一担米。他挑了六里上坡路，累得满头大汗。挑到的时候人家只给他拿一元钱。他再三要求多给一点，那人大眼睛一瞪：‘不要就滚！’后来没有办法，只有滚，一元钱也没要。”码头工人的工作艰辛，但是收入非常不固定，一旦遇到淡季，就难以维持基本生存。“还有最可怕的大问题，就是生病，去年四十多个人中病死七八个。因为这样的工作最容易生病，大太阳晒，雨淋蚊虫臭虫咬工作时出一身大汗，吃两杯冷糖水，倒在底下防空洞门口就睡着了，里面冷风吹出来，当时觉得很安逸的，可以最容易生霍乱病、痢症。”1945 年6 月29 日的《新华日报》上写到：“重庆城区流行霍乱，在临江门丁字口码头300多名搬运工人，就有100多人死亡。”这惨不忍睹的数字正是码头工人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码头工人生存状况原因分析
由于重庆近代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码头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政治上毫无权力，经济上待遇低下，劳动环境恶劣，安全毫无保障，生活极其痛苦。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当时重庆的社会状况有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战乱频繁，自然灾害严重，政府弱小，码头行帮林立，他们处在穷苦的环境中。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做为陪都，战乱连年，社会动荡，以码头工人为代表的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困苦，难以谋生。加之自然灾害频发，“1936年，四川发生大旱灾，粮食歉收，致使粮价飞涨，重庆街头接连发生‘路毙’，而‘每日路毙贫民，十之，均属苦力’。”码头工人的生活之困苦，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的重视，当局对码头工人等苦力群众进行资助与救济，但是码头工人仍处于困境中。如抗日战争时期，政府修建贫民村，没有考虑到工人就近工作的便利，因此绝大多数码头工人不愿意离开码头的棚户而搬入贫民村。民国时期，重庆各码头诸帮林立，各帮垄断码头，盘剥码头工人，成为霸据一帮的封建把头。码头上各帮均由袍哥中的“大爷”掌握着，而包括码头工人在内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干人”们不加入该组织便无法找到工作，码头工人要入袍哥，一要人介绍，二要花钱，加入之后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为“大爷”们无偿提供怎么写作，随时听命于被召唤。码头工人处在袍哥等帮会的封建把持控制下，生活在社会底层，从事苦力劳动，赚取微薄收入，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苦难，码头工人的生存状况构成了城市问题，是近代重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痼疾。参考文献
黄炎培：《蜀道》，上海：开明书店，193
6.年，第4页。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5页。[3]四川省政府秘书处：《1937年重庆市户口统计表》，《四川统计月刊》，1938年，第1版，第6页。
[4]黄宝勤：《重庆市之棚户问题》，《新重庆》，1947年第3版，第33-36页。
[5]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自传》三联书店，1997年，第17页。
[6]袁昌英：《我在四川所见到的奇迹》，《宇宙风》，1938年，第71期，第252-254页。
[7]蒋泽民：《记码头工人的生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
[8]贺伯辛：《八省旅行见闻录》，重庆：开明书店，1935年，第15页。
[9]实业部中国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下）》，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90年。
[10]社会部统计处：《重庆市职业工人工作时间表》，《社会调查与统计》，1943年第3版，第75-79页。
[11]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版，第41页。。
[12]袁昌英：《我在四川所见到的奇迹》， 《宇宙风》，1938年，第71期，第252-254页。
[13]蒋泽民：《记码头工人的生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第4版。
[14]《重庆的码头工人》，《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1日，第3版。
[15]沈卫志：《解放前四川疫情》，四川文史资料集萃：第六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0页。
[16]黄炎培：《蜀道》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