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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和借鉴:中西政治认同同向影响因子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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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认同是现代性产物,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认同命题在中西都有不同程度的凸显,寻求中西政治认同影响因子的共性,是借鉴西方文化有利因素以应对我国政治认同理由的必要基础。从历史与现代相结合角度审视政治认同的影响因子,可以看出,个体发展从束缚到脱嵌、群体边界从封闭到开放、共识样态从传统绝对到有差异基础乃是当前中西政治认同的同向影响因子。
关键词:现代性;政治认同;中西比较;同向影响因子;借鉴
1002-7408(2013)012-0041-04
政治认同是现代性产物,在中西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认同命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凸显,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对政治认同的研究,在西方相关资源层面或是“拿来主义”或是“剔除主义”,而对中西政治认同影响因子的共性和差异性则甚少关注。寻求中西政治认同影响因子的共性,是借鉴西方文化有利因素以应对我国政治认同理由的必要基础。本文从政治认同的三个界面即个人特性的自我确证、他者世界的承认归属、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层面审视政治认同的影响因子,论证个体发展从束缚到脱嵌、群体边界从封闭到开放、共识样态从传统绝对到有差异基础乃是当前中西政治认同的同向影响因子。

一、个体发展:从束缚到脱嵌的趋同

现代性一定程度上是“被某些因素如个体化和发展主义所型构的一种身份空间或多种身份领域”,[1]个体从社会中脱嵌,进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2]
揆诸西方个体化的过程,从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个体的主体性原则在西方思想史中最终确立。然而从古希腊直至中世纪时期,在城邦奴隶制与神学禁锢下个体性并没有真正彰显,而是蜷缩在绝对权力的罅隙中寻求存活。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后,“上帝”死了,“国王”也死了,绝对的神学权威的颠覆了其对人禁锢的“魔咒”,在“人”的复归中,个体迈向了“主体性的黎明”。用埃利亚斯的话说,就是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3]个体化进程隐喻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隐喻着城乡分割的樊篱冲破、隐喻着个体摆脱传统的桎梏、隐喻着人的解放与社会发展,个体在经历绝对权力下的蜷缩到自我的张扬,再到后个体时代的焦虑,是西方个体化进程的经典提炼。
纵观西方个体发展的历程,大致呈现如下表征:一是个体与社会发展的大致同步性。从古希腊、中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的自由、平等、能力得到了释放与发展,个体首先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社会关系中的人、社会发展的人,个体与社会发展呈现大致同步性。二是个体自我特性确证与社会结构分化的相联性。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叠时期,在附魅性与混沌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个体的自我特性是受规约的,个体的能力、选择,甚至性别、取向是混沌不清的,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个体自由生长空间的扩大,个体自我特性确证化具备了实现的可能。
中国与西方有共通的个体发展历程,但与西方在神学桎梏下解放的个体发展不同,中国的个体发展则是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疏远近关系为划分标准的家族意识中蜕变而来。正如贝克夫妇所强调的,中国的个体化“并非表现为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简单复制,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中国式的个体化”。中国的个体发展进程从冲破“家国同构”式的家族格局开始,经历革命后国家意识对个体意识铲除的集体社会,直到市场化改革,国家与社会主义集体的角色在公众生活中逐渐退隐,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与市场经济的浪潮下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走出,从而实现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我国学者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从发放的细节刻画了中国个体社会的悄然变化,即这一制度的实施见证着个体从“单位人”、“公社人”向“自主人”的转变,也标志着“我们”到“我”的华丽转身。
概观中国个体发展的历程,主要呈现如下表征:一是个体发展与风险承担相交织。中国的个体发展进程是在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挣脱集体社会下发展而来,在个体自由、个体独立、个体平等的价值谱系生长时,个体发展与风险承担相交织,个体的前途、个体的利益、个体的发展自主承担成分相应增长,个体发展在制约与自由的渐变光谱上左支右绌。二是个体发展与社会“缺席”相并存。正如贝克所述,“人们在其中发现自己‘丧失了不容置疑的检测设、信仰和价值观’,尽管如此却‘面对组成现代生活经纬度的制度制约和限制的纠结’。”[4]个体的发展意味着“强迫与强制的自主性”,意味着迪尔凯姆式的社会“缺席”与个体比较与借鉴:中西政治认同同向影响因子探论由优秀论文网站www.udooo.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的“无根”。
中西个体发展从束缚到脱嵌的趋同,其理由在于:一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与个体自主的精神相契合。市场经济使“个体”意识得到彰显、是生发“个性”的经济形态,与商品型经济、计划型经济相比,是促逼个体化走向的经济形态。二是后单位时代的改革,个体的制度束缚悄然瓦解。无论是从神学禁锢中走出的个体,还是从集体主义中走出的个体,用中国化的话语说都是步入“后单位时代”,“后单位时代”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时代,挣脱牢笼的束缚利于实现个体化的发展。三是“理性”的胜利,将个体的地位推向历史前台。现代性是“理性”狂欢的诉说,在“哥白尼式的革命”后迎来的是“理性”的胜利,“理性”的胜利相信每个人的“理性”可以战胜一切,其必定将个体推向历史前台。
所谓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作用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Individuation)过程建构起来的。”[5]个体过程建构与认同紧密相关,个体的发展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具体来说:一是确证个体、利于政治认同的自主性。个体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挣脱传统角色和传统束缚,阶级的、性别的、群体的角色有所衰落,把人的传统中的既定身份转变为自主的社会的现代人,确证个体身份认知,利于政治认同的自主性。二是权责意识增强、利于政治认同的平衡性。这一时期社会发展进程从行政性整合向契约型整合转变,契约型整合重视权责统一,在权利与权力的张力与变数中意识权责的对等,从而利于政治认同的平衡性。三是合法确立的自主性、利于政治认同的法理性。依据马克斯·韦伯对合法性的来源划分,主要是传统型、魅力型与法理型。法理型权威的形成是建立在个体的自主性基础之上,并依据契约法理构建权威,因此,依此推理个体的发展,增强合法确立的自主性,利于政治认同的法理性。然而在个体化进程中,“原子化个人”的出现、集体意识的弱化与“无公德个人”的增加,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集体“逃避自由”的现象与本体性安全的缺失,是当前形塑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政治认同中在个体发展层面需要警惕的因素。

二、群体边界:从封闭到开放的趋同

“边界意味着差异、区隔或界限。具体说,边界是人和物的限度或边缘的界线,是自身与他人或他物得以区分并表明差异的刻度。”[6]群体边界则是社会实在中有关群体差异的共识性区分刻度。
考察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群体边界,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历程。古希腊时期城邦公民与自由民、奴隶阶级是明显区分的。古希腊公民,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意指有权参加公民大会的男性成员,他们可以免除“必定律”的约束与影响,在公共权力领域行使政治权利与城邦,而自由民与奴隶则只能在“必定律”的束缚下任意被支配,公民、自由民、奴隶阶级三者的通途与互换是封闭的,“我群”与“他群”在这一时期是实然的分野与叙事的分离。历史步入漫长的中世纪,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被神权专制政治所取代,教皇是最高的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国王享有绝对权力,国王之下均为臣民,公民的自由被对教会与国会的绝对服从所取代、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被封建等级制度所取代、公民的参政被封建君主专制所取代,中世纪在“上帝之城”的笼罩下群体边界进一步固化,“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严格不变的禁忌且有魔力的世界中。法规与习俗如同日出日落、四时交替或其它显著的自然规律一样乃是亘古不变的和无可逃避的。”直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观念逐渐生成,自然权利论与社会契约论的兴起使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为群体边界的开放与互通奠定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了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政治的现代化。然而需要指出,在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开放性的先天不足,西方群体边界的开放其实质仍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开放性。
纵观西方社会群体边界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当代西方群体边界的开放具体表征为:一是主体的开放。古希腊的“民”仅指城邦血统的成年男子;近现代的“民”则多指在法律上有行为能力的、具有法定权利的成年人;当今的“民”则是具有一定理性、能力的积极公民,主体在“民”的理解作用上的变化意味着政治影响主体不断的开放程度。二是渠道的开放。从古希腊公民广场上的自由辩论到当今时代网络公共领域、传媒报刊、民意调访等渠道,群体边界在观念上、形式上逐步走向开放。
观照中国社会群体边界的历程,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经验镜像的反照,亦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但中国与西方因历史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差异,在封闭与开放历程中亦与西方有同相与殊相之分。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与阶层关系在血缘与地缘的生活世界坐标中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格局。建国30年,在城乡二元编码机制下,依身份建制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城市的单位制与农村的人民公社制使每个个体固定于群体中,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四大聚合体之间相对封闭,形成了铁板一块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社会运转系统在泛政治化的单轨运转下呈现同步性、一致性、机械性的整合状态,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被排斥在外,政治挂帅成了社会运转的最高指挥与个人生活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与政治改革的推进,泛政治化的单轨运转转向了去政治化的多轨运转,在旧体制下高度同质性的系统结构和刚性的阶层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上的等级性阶层结构分化和功能上的功能性系统结构分化,社会阶层由传统的固化走向分化。
纵观中国社会群体边界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当代中国群体边界的开放具体表征为:一是边界开放与功能分化同时进行。中国社会的边界开放是与中国的改革进程相一致的,经历了一个由农村向城市、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推进过程,由家庭联产承包所有制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政治系统的一元指导向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各自轴心运转,边界开放由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由此农村与城市、体制内与体制外边界互通开放。二是边界开放与场域开放同时进行。传统中国在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的格局下公共权力领域吞噬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群体边界在公共权力领域的指控中囿于规制,农民、工人、干部在各自的集体单位中运转,难以互通。随着场域的开放,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公共权力领域的合理界分与互动推动不同群体间的交比较与借鉴:中西政治认同同向影响因子探论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流与互通。
中西社会群体边界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趋同,究其理由在于:首先,市场经济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化。国家与社会有限分化解构了传统二者高度重叠的格局,社会因素有所增强,社会间的流动有了可能,进而推动边界的开放。其次,制度的自由建构,程序日益成为各界共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制度的自由建构与程序的共识使群体间相互确证与承认归属具备了政治的基础,从而推动边界的开放。最后,文化的多元趋势,二元编码机制的解体。传统上文化的僵化多是以二元编码机制为社会分层,如有权与无权、上与下、统治与被统治、有文化与无文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成为阶层社会在一切领域的编码形式。二元编码机制导致叙事逻辑、话语系统、符号指称上的群体界定刻板化,从而使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固”与“强化”,“我们”与“他们”的界域清晰与僵化。文化的多元趋势促逼二元编码机制的解体,多元替代二元的叙事逻辑在思维上推动边界的开放。
群体边界从封闭到开放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如同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述,“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比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8]具体来说:一是边界的开放推动利益呈现多元化、碎片化的趋势,从“整体型社会聚合体”走向“碎片化的利益聚合体”,碎片化的利益减小社会震动,推动社会稳定,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与认同的强化。二是边界的开放有助于信息的互通、渠道的通畅、场域的开放,从而助于民意的形成,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化、规范化,进而推动个体的政治认同。

三、共识样态:从传统绝对到有差异基础的趋同

管窥中西方精神形态的历程,都历经了传统绝对共识→绝对共识破碎→多元的差异→有差异基础的底线共识的过程,“现代化进程随着个体化的社会发展,差别浮出历史前台,在差别中寻求对政治的共识,在充分尊重现代社会‘合理的多元论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交往和对话,逐步达致一种认同的结果”,[9]是当今中西政治认同的共同脉动。西方自古希腊到中世纪时期,一直以“上帝”、“神”作为超越的、目的论的统一的价值观,宙斯作为最高主宰统治并支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然而随着哥白尼的科学革命,目的论宇宙观的被证伪,“善”或“正义”失去了统一的价值来源,尼采的“上帝已死”更是对传统超越的统一价值观的彻底颠覆与僭越。由传统绝对共识到绝对共识的破碎,人类进入了马克斯·韦伯所述的多元差异的时代,“善”优先抑或“对”优先、“公平”优先抑或“效率”优先、“个体”优先抑或“集体”优先等成为困惑人类的价值与事实命题,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流派试图从各自的学理构建出发解答“善”与“正义”、“公平”与“效率”、“个体”与“集体”等命题。如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试图从原初立场的“无知之幕”在“公共理性”的商谈中获得“正义”的共识,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则试图复归古希腊共同体重拾美德,寻求“善”的优先性。然而不论何种流派,都试图在有差异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
纵观西方从绝对共识到有差异基础共识的历程,当代西方有差异基础的共识具体表征为:一是差异本质的同源性。西方社会的价值多元多是源于自由主义体制框架,属于同源文化的冲突,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对”的优先性、社群主义的“善”的优先性、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承认”理论、新保守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的重新论证与复归,还是新自由主义对普遍市场的推崇等,其本源都是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体制框架内的探索,具有差异本质的同源性。二是差异基础的共通性。在现代化进程中虽打破了传统绝对的共识,但多元的价值实质内核诉求在于人的复归,高扬人的主体性,回归人、走向人、实现人,多元差异在诉求上有共通性。三是共识达成的公共性。传统绝对共识虽然解蔽了现代多元的困惑,但其实质是无主体的强力预设,当代有差异基础的共识无论是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哈贝马斯的“交往商谈”,还是吉登斯的“沟通对话”,都凸显了共识达成的公共性。
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精神形态上既与西方有共通的历程与趋向,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绝对的共识,如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与共产主义世界观,但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时空中,以人与自然的自在的和原始的合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工业的文化精神,以及以消解主体性、解构自我、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为特征的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出现,同样从不同角度冲撞、挤压、困惑着中国民众。现代性普遍谋划的吊诡,使价值的分化与整合的紧张也成为中国当代价值视域的现代性难题。当集体主义面对整体主义、超功利主义遭遇功利主义、节俭美德碰撞消费主义,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历时转换变为共时在场时,“我们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就成了混沌不清的呐喊。在“诸神并立”的现时代,“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比较与借鉴:中西政治认同同向影响因子探论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主义思潮”[10]这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从各自的学理视野提出多元价值的取舍与抉择。
观照中国从绝对共识到有差异基础共识的历程,当代中国有差异基础的共识具体表征为:一是“高度压缩”下的共识。中国属于追赶型现代化的国家,追赶的时代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方兴未艾之际,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暴露出某种弊端并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因此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高度压缩”的“三代同堂”时空同侵袭,当代中国有差异基础的共识也即是在“高度压缩”下的共识。二是“人民”下的共识;建国以来中国确立了人民制度,人民是新中国制度的根本,在多元差异的交汇中以人民为主体、以为机制达成共识是中国制度的必定。三是“民富国强”下的共识。“民富国强”是中国驶入现代化轨道的目标与追求,“民富国强”亦是中国在追赶现代化中的共同梦想,从一定作用上说,当代多元差异的思潮都未抛开“民富国强”的旨要,有差异基础的共识是在“民富国强”下的共识。
中西有差异基础的共识性趋同,究其理由在于:一是利益分化中的积极整合。“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化运作推动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利益冲突构成了鲜活的时代图景。当前,面对层出不穷的利益分化,积极协调利益关系、规范社会秩序、构建利益共同体,在利益分化中的积极整合为共识达成提供了经济支撑。二是公共领域生长,为共识性达成提供平台。“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在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11]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中间领域,公共领域有所生长,它提升了公民的公共参与能力与公共理性精神,为共识达成提供平台。三是价值共识寻求的普遍文化心理。绝对共识破碎的狂欢过后,在一片宣告“主体死亡”、“现代终结”、“理性毁灭”的喧哗声中迷漫的是普遍的空寂与茫然,重新寻求价值共识是人类的普遍文化心理,这也为有差异基础的共识性走向奠定了心理基础。
共识与认同从元哲学上分析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对象以逐渐接近其本真状态的样式显现给我,我也以不断积累着体验的方式接近着那个在我之外的本真世界”[12]是共识与认同发生的最为原初状态。有差异基础的共识对政治认同的影响具体来说:一是推动政治认同的理性建构。历史上认同的达成多是基于强力预设或是利益预设,达成的领域是政治型的公共领域或是代表型的公共领域,未真正建基于多元差异的基础,有差异基础的共识则是借助“公共理性”在批判型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建构,因此其推动政治认同的理性建构。二是推动政治认同的积极面向。有差异基础的共识能有力地回应传统上通往奴役的强力之路与当代碎片化的风险社会,在“金规则法”、“视阈交融法”、“商谈对话法”中寻求共识,进而推动政治认同的积极面向。三是推动政治认同的自觉取向。有差异基础的共识是基于公共性的批判与监督、规避私利的内爆与权利的强力基础上的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推动政治认同的自觉取向。然而现代化进程中原子主义的价值导向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易使共识与认同导向“我之目的的唯一性、他者价值的漠视性”、“利益最大化的纯粹性与精神荒芜的泛滥性”,不仅不利于基于公共理性的价值共识与政治认同的达成,还可能在碎片化的精神世界中走向“物质枷锁”的铐链,原子主义的价值导向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是当前加强中国政治认同上需要警惕的因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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