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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寻路中国:外国人写中国图书渐行渐近

收藏本文 2023-12-31 点赞:31860 浏览:145515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我们正努力破除着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努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呈现和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他的《寻路中国》2011年在中国图书市场赚足了眼球,在美国市场也是一鸣惊人,曾居美国亚马逊书店中国旅行类图书第一名。此书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在他的笔下,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推动中国巨变的决定因素。从2001年到2010年,何伟先后创作了关于中国的三部著作:《江城》(2001年)、《甲骨文》(2006年)、《寻路中国》(2010年)。《江城》至今发表已经有十年之久,但是仍旧热销海外,而且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甚至有人如此评价:“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而《寻路中国》则入选2011年7月由易网举办的“公民阅读”2011年度第一期十大好书榜单;2011年8月,《寻路中国》入选新浪中国好书榜2011年上半年“十大好书” 之一。何伟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寻路者,他将当代中国带到了西方人的眼前,中国也造就了他的声名。
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发达了,全世界的眼光重新聚焦到这片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土。在这样的背景下,何伟的成功似乎是必定的。为什么叫寻路中国?寻路中国的寻路中国:外国人写中国图书渐行渐近相关论文由{#GetFullDomain}收集内涵是什么?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文化的差异往往是很难填平的,正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国人是中国人,外国人就是外国人。这也是外国人写中国图书市场的重要理由。
马克的故事
无独有偶。笔者这几年也正好认识了几位寻路中国的外国人,其有两个都叫马克,一个从美国来,一个从英国来,他们的故事也都发生在浙江。
从美国来的马克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社会经济学博士,在台湾学的中文(他的汉字都是繁体的),在义乌生活过三年,娶了山东妹子,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中国化的美国人。与马克的结识源于一个合作项目——“外国人写浙江”系列图书。马克的书暂定名为《义乌的故事》,但他固执地要将书名改为《义乌,一只会抓老鼠的好猫》。看来他对理论的学习已经非常深入。至于为什么会选择马克,理由并不是他娶了山东妹子,而是他曾经获得过一个美国的学术课题,为完成这个课题,他在义乌待了三年。说到义乌的家长里短,有时连义乌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自叹不如。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也叫马克的美国年轻人因为喜欢中国武术来到了中国,成了湖南医学院的一名英语教师。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中国,由于长沙是个内陆城市,没有受到改革开放太大的冲击,较好地保留了中国的独特文化。马克记录下了自己在长沙的所见所闻,写成了《铁与丝》(Iron & Silk)一书,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铁与丝》主要是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比如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好奇,中国姑娘不敢接受外国人过于直接的爱情,外国人不理解中国人的客套等。时间过得真快,2013年的今天与20世纪80年代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远,《铁与丝》中呈现的理由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今天西方世界需要对中国有更深入的理解,马克的《义乌的故事》便是深入到一个地区,深入到一个经济现象,深入到一个群体中去的作品,是从表面走向内核的转变。我也是从马克的那里知道了当年美国有这么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当然我希望今天的马克能够重复昨天那个马克的辉煌,他的《义乌的故事》同样能够在美国图书市场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成为美国人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
马克在欧美真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名字,就如我们的建国、长贵。在浙江离省会杭州不远处有一个杭州的“后花园”——莫干山,这里住着一位英国“隐士”,他叫马克·基多,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中国杜鹃》。马克·基多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来到中国,10年后马克再次回到中国,在中国开始了他的事业。后来由于种种理由,他离开出版界,隐居到了莫干山,并且在2010年在英国出版了《中国杜鹃》。《中国杜鹃》主要讲的就是他在中国的事业与生活。《中国杜鹃》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镜报》等主流媒体记者也前往莫干山探访。《纽约时报》旅游版评出的2012年全球最值得一去的45个地方中,莫干山排名18。20世纪30年代,莫干山是上海、杭州富人的避暑胜地,现在的500多座别墅依旧在讲述着往日的繁华,马克将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莫干山再一次展现到了西方人的眼前。
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家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众所周知的最早开始寻路中国的是13世纪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据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到达中国,在中国游历17年。元朝时期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无异于一个金碧辉煌的天堂世界,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被撰写成了《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各国传播。这部游记已经超出了游记的作用,对西方人而言是一种精神激励,激励着他们走向东方,走向未知的世界,对新航线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天,从欧洲到中国不用再走上四年,但是,中西方的文化隔阂并未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除。在许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家,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目前状况了解甚少,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近代的落后状态。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西方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低缓,很多西方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中国,或充满敌意、或怀疑、或恐惧……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需要世界理解中国,世界也希望理解中国,这种理解已经成了双方的共同需求。
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外宣过程中,不断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风景等等,但是似乎都不得要领,各种图书、资料上明显的外宣印记很难让外国人接受,他们也不相信中国政府宣传的中国是真实的中国。于是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寻路中国者。在直接介绍中国、研究和解读中国的图书中,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是一个典型,但奈斯比特虽然名气大,却不是一个寻路中国人。与何伟、马克等人相比,他几乎没有在中国待上几天,他的书基本上靠班子支撑着,所以,他的书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空洞得很。但这样空洞的书也能销售几十万册,这说明市场对这类图书有足够的关注和热情,不但世界在寻路中国,中国也在关注外国人为中国的寻路。奈斯比特不但不能和马克和何伟相比,更不能和马可·波罗媲美。现代任何一本图书要产生《马可·波罗游记》那样的巨大影响几乎是不可能了,但是许多当代的马可·波罗可能正在影响着世界和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他们是世界不同文化的红娘,他们所做的工作可能就像在鲜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蜜蜂。
接地气的“寻路中国者”
与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相比,读者更喜欢的是在生活中寻找中国。中国人对1938年凭借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并不陌生。赛珍珠四个月大就跟随传教士父母亲来到了中国,随后在中国生活、工作近四十年,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给赛珍珠的授奖词中表彰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这是另一个因为中国而在中西方世界中被广为人知的作者。赛珍珠被认为是“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作家,她的作品熟练描写和阐释了东方生活。《大地》是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在美国等地畅销,被翻译成140余种语言与方言。王逢振等译的赛珍珠的《大地》在一个中国人读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味道,但其中的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中国作家是不会写出这样的对话的,但是也正是这种非“中国式的对话”才符合了西方人的认知习惯,才是接西方的地气的。在一般西方学者眼里她的小说只能归于通俗小说,而不能进入纯文学的行列,也正是因为通俗,所以她的小说能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13世纪的马可·波罗对我们来说也许太过遥远,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依然影响着现代欧洲人,这可以从一位德国作家汉斯的文字中得到印证:“马克·波罗已经对杭州有过如是评价:杭州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绚烂的城市。他也对其居民富裕的生活做过具体的描述”。汉斯是写浙江的另一位作者,他来自德国,是一位专业的旅行家,写过近十本关于中国和香港的旅行书,每年要来中国几次,他更是一位汉学家,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很有德国人的固执与较真,但是也不时会冒出西方人的小幽默。以前听说过欧美的汉学水平厉害,许多老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让人吃惊,今天我在汉斯身上就看到了。我不但被他优美的文字所吸引,同时也被他的博学所感动。在一篇题为《西湖》的稿子中,他提到了白居易的《春题湖上》、欧阳修的《采桑子》,他甚至讲出了很多连我这个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关于西湖的美丽故事。
但是,中国毕竟这么广大,这么古老,这么深远,即使像汉斯这样的汉学家,在浙江采访写书的日子里,也不断地表现出惊奇和意外。这说明寻路中国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图书市场更是潜力非凡。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浙江很多城市丰富的精神、悠久的历史,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让我感到难以真正认识。也许,中国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永远是无法解开的谜,永远能给他们惊喜。
许多在中国人看来非常熟视无睹的事情,在外国人的笔下却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且信手拈来的对比,让外国读者找到了与自己生活经验的相似处,拉近了与异域陌生事物的距离,而这也只有外国人才能做到。汉斯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这样写到:“南山路还不是城郊,如果把它同德国的街道做一个类比,或许类似于柏林的选帝侯大街”;“汉堡人会提及他们的阿尔斯特湖(1.8平方公里),汉诺威人会记起他们的马思湖(0.78平方公里),但这些同杭州的西湖都不能比。只要你看西湖一眼,就更不会对慕尼黑公园里的小赫斯洛湖(0.086平方公里)有些许怀念了”。 这样的对比随处可见,一个对欧洲人来说无比遥远的地方在汉斯笔下变得具体可感了,有了丈量对比的可能了。这样的文字是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我们需要向世界人民传达的正是这样的文字。
转变“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中国”的事实
无论是《马可·波罗游记》《大地》,还是《铁与丝》,这三个例子都有一个共性,三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在于其内容的可读性、故事性较强,同时是按照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待、解读他们眼中的中国,是站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之中来写作的。这是向普通的外国人介绍中国最为有效的方式,因为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但是,故事也有故事的缺陷,在直观的同时缺少了探寻“为什么”的深度,我们同样需要深入理由内核的、发掘差异的“故事”,这就是马克《义乌的故事》的独特价值。据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介绍,他们经常会被马克的较真弄得不知所措,他是一个爱“挑刺”的家伙,他总是在给义乌的发展找解决理由的策略,当然是从美国的历史经验中找策略。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毫不避讳地说,他也感受到了浙江省一级地方政府的开放,感受到了政府官员对意见的接纳态度。寻找理由,是马克最执着的个性,他说,这都是为义乌好,他在义乌待了三四年,对义乌是有感情的。“我真的是为义乌好”,这是马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就是美国人,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就像马克说的“对待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理寻路中国:外国人写中国图书渐行渐近相关论文由www.udooo.com收集由我们需要有耐心,中国政府还是在努力解决这些理由的”。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义乌三年的调查中有如此的感受,我相信他的公正态度应该也能为美国、甚至世界读者所接受。
2010年的夏天我们还认识了Andrew Wheatcroft教授,一个不会中文的英国绅士,他是一名历史学家。我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外国人如此努力地向西方世纪介绍中国,他要转变“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中国”的事实,于是他策划了《理解中国》系列图书。该系列图书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绿色中国:环境中的未来》一书,在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发展中的中国对世界环境产生巨大破坏的时候,该作品却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对环境保护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在努力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理由。因为相比欧洲、美洲、非洲,中国是最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都是这样,这样一个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民族,不可能不重视环境保护,中国之所以出现了很多环境理由,这只是几千年,几万年历史长河的一小段。外国是这样来理解中国的,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中国人总是喜欢一团和气的,但是西方人却是固执己见的,所以千万别想着牵外国人的鼻子走。我们的这些外国作家区别于中国作家的一大特点便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这种坚持甚至有些孩子气的可爱,你要想试图说服他们有时候可能比要移动一座大山还要难,也使人感到无奈。对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由,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在理解的同时选择了逃避。毕竟,中国发展太快,在太快的行程中,也有太多没有解决、无法解决的理由。2012年马克·基多最终结束了在中国18年的生活,携妻带子回到了英国。马克·基多的走出中国,也许和100年前凯伦走出非洲有同样的理由,其中有无法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无奈,也是文化无法兼容的结果。但我相信,马克·基多终有一天还会回来。就像我上面说到的美国的马克不会放弃公正一样,我们的作者都是一个个有着自己清晰创作思路的人,他们对中国有自己的理解,或肯定,或批评,或愤怒……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发现他们是真的喜欢中国的。这也使我们看到了理解中国的可能。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见得真有人相信,但是让吃过瓜的人来说瓜好不好就有值得相信的基础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吃过“瓜”的外国人来说“瓜”好与不好的理由。我们正在努力破除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努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呈现和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寻路中国前路漫漫,但是抵达理解的目的地却是不变的。
(作者单位: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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