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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知识分子

收藏本文 2024-03-12 点赞:5415 浏览:19331 作者:网友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 要:是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会出现的一种现象,虽是个人的自我选择,但是它更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社会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理由,无论是社会变动、社会压力、文化碰撞还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都对知识分子的心灵造成的极大伤害。这就需要强化知识分子的灵魂,提倡他们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以使他们更好的为中华文化增添色彩。
关键词:;知识分子;社会
死亡是人类共有的命运,它是最大的不幸也是最崇高的善。死亡将一切美好和幸福毁灭,也将一切痛苦与烦恼打掉。因而,死亡也包含着积极的作用。就像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中指出:"人人都寻求幸福,这一点是没有例外的。"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者是通过来追求另一种幸福。
人们通常从精神的角度来谈论,将它归结为个体缘由。社会学角度的则以涂尔干的《论》为代表。1897年涂尔干首次运用科学策略研究以后,才被列入了社会学范畴,之前,的作用只存在于哲学、宗教、道德和文化的范畴。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以及数据统计,认为"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理由","就其本质来说,它具有社会性质,是一种社会现象"[3]。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在人群中占据了不小比例,当然他们的自是与社会脱不了干系的。

一、社会大变动而带来的

近现代知识分子为救国而献身者大有人在,这是与社会大变动有很大关联的,1840年,西方列强强行侵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为此而走上了救国的道路,而以企图唤醒民众羞耻心的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最让人称颂的就是谭嗣同,他是企图以自己的死来鼓舞国人的士气。20世纪转型期的社会震荡是造成中国文人的重要理由之一,根据涂尔干的社会角度的来说,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呈现出一定的高峰与低估的规律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是涂尔干所说的高峰期。1926年作家王以仁跳船而死;1927年王国维投湖;1929年青年作家顾仲起跳江;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投井;北大诗人戈麦投水等等。人们往往会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缺乏存在感,找不到心灵的归属,尤其是文人又往往是极为敏感的群体,在这样的社会遭遇下,难免会丧失存活的勇气。再比如时期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散文家杨朔,翻译家傅雷,史学家吴晗,剧作家田汉,小说家赵树理,老舍等等。期间,知识分子们遭受到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忍受人格的侮辱、尊严的践踏,这对知识分子而言本就是一个生不如死的遭遇。

二、文化碰撞而带来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大学者王国维的死倍受争议,但是陈寅恪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他的死亡:"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4]。文化往往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为载体,所以社会的变化必定会给文化带来变动。当时在动乱的社会中,我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精神渐趋衰落,王国维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衰亡之势已无可挽回,所以绝望[5]。他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西方的哲学文化中遨游,而西方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的撞击,也使他陷入一种矛盾的缺乏归属的困惑之中。而他的那种超脱世俗的真理的追求社会学视阈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udooo.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也使他缺少抵御外在刺激的能力。他研究的是纯粹的学术而不是救世之术,他寻求的是超越社会功利的、与世无争的纯科学精神,在动荡的社会中,他最终无力应对而选择了离世。

三、社会压力带来的

在当代,教授、博士、硕士、大学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为习以为常的事实。他们之所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压力的增大。大学生面对的是残酷的就业压力;教授面对的是职称压力,教学成果压力,论文发表压力。而当前,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他们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受多年的应试教育,无形中削弱他们的实践能力,再加上他们心理承受能力的减弱,在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失业、下岗等等不安的因素时时刻刻影响着高校的知识分子,当他们禁锢在自己所幻想的紧张世界,当他们发现自己多年求学的知识并不能转变自己的命运时,便选择了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带来的

每个人都是怀着一份憧憬生活在世界中的,文人更是如此,他们企求的是一个诗意的存在,他们敏感细腻,渴求世间的美好与纯净。十年代,中国诗坛中的诗人之死, 可以说缘于他们个人理想的设定与实现之间的差异。他们幻想在诗歌中建造一个与世俗世界对立的诗意世界,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 人们追求的是感官的享乐,没有谁会想到追求心灵的纯真和世界的美好。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追求的已经不再是心灵的文学,而是物质的文学,企图通过写作使自己大赚一笔,文学创作成为世俗社会的奴隶,这对心灵纯净、视文学为生命的诗人而言是重大的打击,海子是这样,顾城也是这样,他们在这样的世界中只会更加的迷茫,更加的无助,所以他们选择了放弃生命,到另外一个世界寻求纯净的存在。真正的文人往往会饱含对人生智慧的洞察和先见,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这样他们所受到的痛苦就会比常人更多,最后他们无可奈何的走上死亡的道路。
殷国明说:死亡不仅具有个体生命的作用, 而且拥有群体生命的作用;个体生命能够从死亡中得到解脱,群体生命却能够从死亡中获得警示。[6]所以说有些时候,知识分子是想通过个体生命的毁灭而警醒世人去探察社会的弊病,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对真善美的追求。只要社会上有比生命重要的追求,就不能阻止的发生。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视为一种美好的东西,因为若是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我们需要救济,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他们的离世本身对社会来讲就是一种损失,所以说要强化知识分子的灵魂,使他们敢于在污浊的世界中宣扬自己所憧憬的美好世界,更要以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看待生活,看到未来的光明前景。也只有这样方能为中国文化的再生和辉煌,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宁.异常心理学高级教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2][法]迪尔凯姆.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
[3]陈寅恪.陈寅恪集o诗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12.
[4]殷国明.艺术家之死[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30.
[5]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58.
作者简介:孟琪(1989-),女,山东沂水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比较教育学研究生,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冯慧娟(1988-),女,山东聊城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1比较教育学研究生,从事当代国际教育理论与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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