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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作家李佩甫，是一个现实主义创作者。其一系列作品都具有河南的地域特色，以乡土为题材，以“权力”为主题词。《羊的门》就是其代表作，作者以一个文人特有的人文关怀，寻找“权力”毒害人民的根源。本文从辨析语言、体察结构、文化价值这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文本分析。
关键词：权力 语言艺术 现实主义批判
1953年10月，李佩甫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地区（现在叫许昌市），1979年参加工作，在当时许昌地区文化局担任创作员，1984年毕业于河南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直在文学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至今。他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等7部，中篇小说《村魂》《黑蜻蜓》等4部，电视剧本《颍河故事》《申凤梅》等4部，电影剧本《挺立潮头》1部，以及《李佩甫文集》多卷。作品多次获奖，并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流传到国外。综观其小说创作，大多以河南乡土风情为题材，一般从较小的地域展开，反映独特的中原文化的生存环境。他的小说创作中，最擅长的是“讲故事”，讲的故事一个个贴近老百姓生活，深入剖析当代农民的心理。其小说最多的是对“权力”的批判，这种“权力”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家族式的”，有的是“地方黑恶势力的”。这些个“权力”掌握着当地农业经济的命脉，影响着农民生存的命运，充斥在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把人们对“权力”的迷信、奴性般的屈从刻画得震撼人心，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具有历史现实主义批判色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有一块如“枫叶状”的地方，这就是有着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文始祖”炎黄故里之称的中原大地——河南省，在河南版图里，又有一小块状若羊头般的地方，就是豫中平原。这豫中平原，沃野百里，一马平川，有王者之气，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是一个叫做“许国”的都城。时代的变迁，沧桑的洗礼，这王气渐变成一种“傻气”，装傻充愣，大智若愚，便成了这小片平原的特色民风。
《羊的门》正是以这片充满着“傻气”的土地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叫呼家堡的村子的故事。本书于1999年面世，一经出版，即让作家李佩甫跃入畅销书作家行列。现在，我就《羊的门》的几个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吃了么？”是问候对方吃饭与否的话。这个词汇并不是河南所独有，在我国各个地方，大街小巷，大都能听见这样的音符。但是，在发音上，就有了区别。“么”字，有四种读音：yao阴平、mo阳平、ma、me，但作品中的“么”字的发音却不属于以上四个中的一个，另有发音，读mou上声。特别是行走在豫中平原的乡村里，听见当地人在跟你说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粗犷但心里却熨帖极了，很有种厚重的、踏实的感觉。作者李佩甫也这样解释：
“吃了么”是一种泛泛的亲切，是一般性的问候。它就像是西方社会里那个没有“心”字的“你好”，就像是一个陌生的点头，一个可以对任何人的客气。它的声调是温顺的，乖巧的，善意的，它又是一个陈年旧日的烙印，一个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饥饿信号的烙印。
还有一个词汇是“上屋去”。这个词所应有的语境是，来客人了，在外面寒暄几句后，真诚地邀请对方到屋里面坐。这个词跟作品所反映的年代十分锲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南农村的房屋建筑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是三间正屋，正中的那间房是客屋（客厅），两边是偏屋（卧室），厨屋在三间房的东墙根或者西墙根处，比正屋小得多、矮得多。所谓“寒窑虽破能避风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多大的物质追求，普遍的愿望是有屋子可以住、有地可以种，这就等于有了生活的希望，有了精神的寄托。作者这样解释：
“屋”的发音是很重的，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家园的象征，也是避难之所的象征。在平原，“屋”一直是避难之所的象征。
只是到了现在，这句话渐渐说得少了，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农村大都盖上了两层小洋楼，并且有了门楼，有了院落，地方大了，语气也就大了点，现在再邀请人，就说“上家去”。
王市长这个、投机分子的形象，通过这段在酒店的言行，展露无遗。再看“黄花闺女”这道菜上菜前后的描写：
说着，王华欣把范骡子拽上餐桌，尔后拿起菜谱，翻了翻，对小姐说：“菜不要多，要精。我们就两个人，你给挑最好的上，要四凉四热。不过，有一道菜是必须上的，让我这位老弟尝尝鲜。”站在一旁的小姐说：“先生，你指的是?”王华欣示意了一下，说：“就那个，菜单上没有的。”小姐点了点头，马上说：“明白了。”
等这道菜上来的时候：
正在这时，一个小姐扭扭地把那盘菜送进来了。当她把菜放在桌上之后，细声细气地说：“先生，菜上齐了。”王华欣笑着说：“也不给介绍介绍？”那小姐低下头，红着脸小声说：“黄花闺女。”王华欣故意重复说：“啥？”那小姐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就是你要的那么。”王华欣说：“那是个啥？”那小姐却笑着跑了。王华欣哈哈大笑说：“你看你看，还不好意思呢。”看看，这就是身为副市长的王华欣大人的形象。公款请私客、挥霍浪费且不说，王华欣这种言谈、这种口吻、这种志得意满，经常出入于高级消费场所，在这种豪华酒店肆无忌惮地调戏怎么写作员，在他身上，还有一点干部的形象吗？甚至自己做人的风格都不要了。同那些暴发户、黑社会人物、市井无赖有什么区别呢？
联想一下，他在会场上做报告时的庄重严肃、慷慨陈词、满口“三个代表”革命词句、满口的勤政爱民，两相对比，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啊！
那舌尖尖上吮的是思想的汁液，亲的是语言的结晶。谢丽娟柔声说：“我的主儿，你只看了我的形式，还没有品尝内容呢。”
这样避实就虚的写法，少了感官的刺激，多了一些情趣和韵味。
《羊的门》由序曲、尾声、正文十四章构成。序曲用《基督·新约全书》中的一段：
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段话说明了这部作品得名的来历。紧接着第一章，写到了所要讲述故事发生地的古时候的情况，大致说明了一下所要讲述故事的发生地的风土人情等。第二章便是副线：呼县长的升迁，第三、四、五、六章引出主要人物呼天成，这是文章的主线，其中采取了倒叙的方式，交代了呼天成的权力发展史，第七、八、九到最后一章，各条线在此汇集，各种矛盾冲突在这里展开，继续神化着主人公呼天成，继续让他在权力场呼风唤雨。
在章节的安排上，读者明显有种“间隔”的阅读感受。倒叙的应用、时空的交替，让情节荡气回肠。这种“间隔”，是指同一故事链之间的各个事件之间相衔接的距离，让它适当地远一点，完全要看作者的调控：距离太大，会冲淡读者对故事的完整印象，距离太小则显得作品的叙述密度过大，也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
《羊的门》，在序曲和前几章中，就设置了悬念，第一，看到序曲中引用《基督·新约全书》的话，就会明白小说为什么以“羊的门”来作为书名。第二，看过第二章末尾后，县长呼国庆的政治生涯遇到大的麻烦，他却要找一个乡村的老人帮他，又有疑问：这个乡下老人又是何方神圣，能帮县太爷的忙？
就是这样的悬念，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情趣，让读者处于疑惑、解惑的循环中，增强了文本的丰富性、起伏性。
小说中的主人公，村里的当家人，村支部书记——呼天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虽然他的行政级别是中国行政体制中最小的，但是能力很大，权力关系网十分庞大、复杂，从京城、省会、市、县都有他的“人”，几乎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仅仅是一个村支部书记，但是他手眼通天，四处逢源。上能接上京城官场元老的线，下能改变一个市的市委常委会的决议。县里，县委书记是他侄子；市里，市委书记也得写他的账；省里，省报主编、银行行长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省委组织部长也受过他的恩惠，至于解救一个该判刑的贪污犯免受囹圄之灾，就更不在话下了。一次呼伯（呼天成）外出公干，发生了一个小车祸，他的乘用车跟一辆货车擦了一下，人都没有事。他打个电话，一辆轿车以比“110”出警还快的时间赶来，简单嘱咐司机几句，坐上来接他的车走了。没承想这场小车祸惊动了附近三个县的交警、县领导，光来车祸现场的就不下二百人，道路封锁，肇事司机连带卡车都被关起来了，围观老百姓都在猜，是谁“这么大势丈”？给呼伯开车的小伙子得意地说：“我们是呼家堡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手把一个贫困的中原小村，带上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呼家堡”这个仅几千号人口的村子，开办了若干工厂，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在20世纪90年代，村GDP就已经上亿元，这个村子的典型特点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村里全部财产，都属于集体，村民在村办工厂、单位上班，每月工资不会超过250元，但是住房、医疗、教育、食品、日用品、交通等费用全部是村集体负责。村规是“村八条”，村歌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歌手》。
为保证呼家堡日常机制的正常运行，呼天成制定了从生产到生活各方面的、花样繁多的制度，强调整齐划一和绝对服从。与物质控制相联系的是精神的禁锢和奴役。呼天成自在制止盗窃事件中小试牛刀后，便开始控制村民们的精神世界。通过“斗私会”筹建模式化的地上和地下新村、“展览台”等一系列事件，打破村民之间长期固有的血缘人伦关系，利用村民对虚荣的畸形追求激发所谓的“工作热情”，将村民们的思想以物质的形式统一化、凝固化。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村里说一不二，村民也把他当成菩萨一样敬着、供着。在他创造的富裕王国里，村民们心安理得地生活着，没有人敢反抗他的意志，没有人敢违反他制定的村规，甚至有人畏惧到，一见到他就想“尿”：
呼天成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片刻，只见他快步走到床前，弯下腰去，盯着那两只混浊的眼睛，低声说：“布袋，我这就去叫车，立马派人把你送到省城的大医院去，让医院全力抢救你!你得活着，你就好好活吧。”孙布袋眨了眨眼，眼里竟然透出了一丝惊恐：“我……尿了。我一看见你，就想尿。”
到呼天成离世之际，突然想听几声狗叫，可是村子里的狗，被他以前的一声令下，全部捕杀了。于是，骇人听闻的一幕发生了：全村人学狗叫，给他送了终：
就在这时，村里惟一的老闺女徐三妮突然跪了下来，她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呼伯想听狗叫，我就给他老人家学狗叫!”于是，她竟然趴在院门前，大声地学起狗叫来……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尔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也都跟着徐三妮学起了狗叫!在黑暗之中，呼家堡传出一片震耳欲聋的狗叫声！
小说在这里结尾，抛给我们一个问题，让我们深思：这还是在新时代下，正走向现代化的人民吗？
作者对人们的这种对权力的迷信、屈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以不动声色的笔触剖析他们的灵魂，在剖析中引导我们深思产生这种病态人格的历史，在历史和现实的契合点上思索“人”的未来。
作 者：曾洪军，硕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关键词：权力 语言艺术 现实主义批判
1953年10月，李佩甫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地区（现在叫许昌市），1979年参加工作，在当时许昌地区文化局担任创作员，1984年毕业于河南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自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直在文学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至今。他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等7部，中篇小说《村魂》《黑蜻蜓》等4部，电视剧本《颍河故事》《申凤梅》等4部，电影剧本《挺立潮头》1部，以及《李佩甫文集》多卷。作品多次获奖，并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流传到国外。综观其小说创作，大多以河南乡土风情为题材，一般从较小的地域展开，反映独特的中原文化的生存环境。他的小说创作中，最擅长的是“讲故事”，讲的故事一个个贴近老百姓生活，深入剖析当代农民的心理。其小说最多的是对“权力”的批判，这种“权力”有的是“政治的”，有的是“家族式的”，有的是“地方黑恶势力的”。这些个“权力”掌握着当地农业经济的命脉，影响着农民生存的命运，充斥在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把人们对“权力”的迷信、奴性般的屈从刻画得震撼人心，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具有历史现实主义批判色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有一块如“枫叶状”的地方，这就是有着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文始祖”炎黄故里之称的中原大地——河南省，在河南版图里，又有一小块状若羊头般的地方，就是豫中平原。这豫中平原，沃野百里，一马平川，有王者之气，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是一个叫做“许国”的都城。时代的变迁，沧桑的洗礼，这王气渐变成一种“傻气”，装傻充愣，大智若愚，便成了这小片平原的特色民风。
《羊的门》正是以这片充满着“傻气”的土地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叫呼家堡的村子的故事。本书于1999年面世，一经出版，即让作家李佩甫跃入畅销书作家行列。现在，我就《羊的门》的几个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一、典型的语言
1.中原地区生活化的语言
《羊的门》里有很多极具中原地区特色的方言俗语，这些语言担当着很好的载体，忠实地执行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李佩甫的作品，主要是反映中原的源于：论文写法www.udooo.com
乡土文化，使用这些本土化的语言，对于文章的行文和读者的理解也有助推作用。就如作品中的一段对民间打招呼情景的描写：“在平原的乡野，无论你走进任何一个村落，三步之内，就会听到这样的招呼声：‘吃了么？’”（本文所引原文均见李佩甫：《羊的门》，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不注。）“吃了么？”是问候对方吃饭与否的话。这个词汇并不是河南所独有，在我国各个地方，大街小巷，大都能听见这样的音符。但是，在发音上，就有了区别。“么”字，有四种读音：yao阴平、mo阳平、ma、me，但作品中的“么”字的发音却不属于以上四个中的一个，另有发音，读mou上声。特别是行走在豫中平原的乡村里，听见当地人在跟你说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粗犷但心里却熨帖极了，很有种厚重的、踏实的感觉。作者李佩甫也这样解释：
“吃了么”是一种泛泛的亲切，是一般性的问候。它就像是西方社会里那个没有“心”字的“你好”，就像是一个陌生的点头，一个可以对任何人的客气。它的声调是温顺的，乖巧的，善意的，它又是一个陈年旧日的烙印，一个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饥饿信号的烙印。
还有一个词汇是“上屋去”。这个词所应有的语境是，来客人了，在外面寒暄几句后，真诚地邀请对方到屋里面坐。这个词跟作品所反映的年代十分锲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南农村的房屋建筑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是三间正屋，正中的那间房是客屋（客厅），两边是偏屋（卧室），厨屋在三间房的东墙根或者西墙根处，比正屋小得多、矮得多。所谓“寒窑虽破能避风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多大的物质追求，普遍的愿望是有屋子可以住、有地可以种，这就等于有了生活的希望，有了精神的寄托。作者这样解释：
“屋”的发音是很重的，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家园的象征，也是避难之所的象征。在平原，“屋”一直是避难之所的象征。
只是到了现在，这句话渐渐说得少了，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农村大都盖上了两层小洋楼，并且有了门楼，有了院落，地方大了，语气也就大了点，现在再邀请人，就说“上家去”。
2.隐晦讽刺的语言艺术
文中的王华欣终于当上了副市长以后，为了拉拢范骡子、报复呼国庆，特意在本市最豪华的桃园酒店宴请范骡子一个人。席间吃的最贵的菜肴——“黄花闺女”，价值一千二百元。这道菜盛放在一个烫金边的雕花大瓷盘里。据王市长介绍：“这道菜周围一圈是淮阳产的黄花菜，普天下只有淮阳产的黄花菜是七个瓣儿，其余地方的黄花菜都是六个瓣儿。你看中间这个窑，这是萝卜刻成的雕花窑儿，你看那形状，究竟像什么？ 哈哈，我就不细说了。里面泡着四个红枣，这四个红枣叫阴枣，这菜贵就贵在这四个红枣儿上了，炮制方法是不让说的，我就不说了。”王市长这个、投机分子的形象，通过这段在酒店的言行，展露无遗。再看“黄花闺女”这道菜上菜前后的描写：
说着，王华欣把范骡子拽上餐桌，尔后拿起菜谱，翻了翻，对小姐说：“菜不要多，要精。我们就两个人，你给挑最好的上，要四凉四热。不过，有一道菜是必须上的，让我这位老弟尝尝鲜。”站在一旁的小姐说：“先生，你指的是?”王华欣示意了一下，说：“就那个，菜单上没有的。”小姐点了点头，马上说：“明白了。”
等这道菜上来的时候：
正在这时，一个小姐扭扭地把那盘菜送进来了。当她把菜放在桌上之后，细声细气地说：“先生，菜上齐了。”王华欣笑着说：“也不给介绍介绍？”那小姐低下头，红着脸小声说：“黄花闺女。”王华欣故意重复说：“啥？”那小姐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就是你要的那么。”王华欣说：“那是个啥？”那小姐却笑着跑了。王华欣哈哈大笑说：“你看你看，还不好意思呢。”看看，这就是身为副市长的王华欣大人的形象。公款请私客、挥霍浪费且不说，王华欣这种言谈、这种口吻、这种志得意满，经常出入于高级消费场所，在这种豪华酒店肆无忌惮地调戏怎么写作员，在他身上，还有一点干部的形象吗？甚至自己做人的风格都不要了。同那些暴发户、黑社会人物、市井无赖有什么区别呢？
联想一下，他在会场上做报告时的庄重严肃、慷慨陈词、满口“三个代表”革命词句、满口的勤政爱民，两相对比，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啊！
3.抽象的语言
《羊的门》里，有多处抽象的语言描写，原因在于：作为传统的作家，在处理有必要的人物方面的描写时，李佩甫就比较讲究语言的艺术性、含蓄性，并不是直白的描写。另外基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文中的人物“呼国庆”和“谢丽娟”之间的交往起初基本上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谢”看好“呼”的才干、精明、有前途，“呼”爱恋“谢”的年轻漂亮和知识女性的气质。他们都有大学学历，都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因此将他们的写得“雅”一点，是恰当的，也是必要的。呼国庆当时还不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谢丽娟对摘自：毕业论文范文www.udooo.com
他起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所以小说写了呼国庆出轨前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基于这两种，作者李佩甫就使用了抽象化的语言，体现在两个人之间的一场亲热中：那舌尖尖上吮的是思想的汁液，亲的是语言的结晶。谢丽娟柔声说：“我的主儿，你只看了我的形式，还没有品尝内容呢。”
这样避实就虚的写法，少了感官的刺激，多了一些情趣和韵味。
二、线性结构的叙事方式
1.小说整体构架的铺排
现代结构主义理论指出，事物的结构就是把其中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呈现出新颖独特的性质。《羊的门》里，李佩甫就是这样的精心组织，对文本进行结构安排，让一个个故事循序渐进地娓娓道来，尽管跨越了一定的时空，也不显断层和理解障碍。这样的叙事结构，会让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羊的门》由序曲、尾声、正文十四章构成。序曲用《基督·新约全书》中的一段：
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段话说明了这部作品得名的来历。紧接着第一章，写到了所要讲述故事发生地的古时候的情况，大致说明了一下所要讲述故事的发生地的风土人情等。第二章便是副线：呼县长的升迁，第三、四、五、六章引出主要人物呼天成，这是文章的主线，其中采取了倒叙的方式，交代了呼天成的权力发展史，第七、八、九到最后一章，各条线在此汇集，各种矛盾冲突在这里展开，继续神化着主人公呼天成，继续让他在权力场呼风唤雨。
在章节的安排上，读者明显有种“间隔”的阅读感受。倒叙的应用、时空的交替，让情节荡气回肠。这种“间隔”，是指同一故事链之间的各个事件之间相衔接的距离，让它适当地远一点，完全要看作者的调控：距离太大，会冲淡读者对故事的完整印象，距离太小则显得作品的叙述密度过大，也影响读者的阅读感受。
2.逐步解谜的倒叙
只要提到倒叙的叙述模式，那就意味着作品要么有叙事圈套，要么设有迷局和悬念。经常运用倒叙的作者，往往善于设置悬念，慢慢展开，达到紧扣读者心弦的艺术效果。《羊的门》，在序曲和前几章中，就设置了悬念，第一，看到序曲中引用《基督·新约全书》的话，就会明白小说为什么以“羊的门”来作为书名。第二，看过第二章末尾后，县长呼国庆的政治生涯遇到大的麻烦，他却要找一个乡村的老人帮他，又有疑问：这个乡下老人又是何方神圣，能帮县太爷的忙？
就是这样的悬念，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情趣，让读者处于疑惑、解惑的循环中，增强了文本的丰富性、起伏性。
三、对“人治”的现实主义批判
“人治”文化在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便是这种文化的独特体现。“人治”的诸多措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制度化、模式化，最终上升为一整套的统治理论，用于指导帝王将相、诸侯王公的统治实践，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深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以其超常的稳定性和历史惰性牵制着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小说中的主人公，村里的当家人，村支部书记——呼天成，一个神一样的人物。虽然他的行政级别是中国行政体制中最小的，但是能力很大，权力关系网十分庞大、复杂，从京城、省会、市、县都有他的“人”，几乎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仅仅是一个村支部书记，但是他手眼通天，四处逢源。上能接上京城官场元老的线，下能改变一个市的市委常委会的决议。县里，县委书记是他侄子；市里，市委书记也得写他的账；省里，省报主编、银行行长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省委组织部长也受过他的恩惠，至于解救一个该判刑的贪污犯免受囹圄之灾，就更不在话下了。一次呼伯（呼天成）外出公干，发生了一个小车祸，他的乘用车跟一辆货车擦了一下，人都没有事。他打个电话，一辆轿车以比“110”出警还快的时间赶来，简单嘱咐司机几句，坐上来接他的车走了。没承想这场小车祸惊动了附近三个县的交警、县领导，光来车祸现场的就不下二百人，道路封锁，肇事司机连带卡车都被关起来了，围观老百姓都在猜，是谁“这么大势丈”？给呼伯开车的小伙子得意地说：“我们是呼家堡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手把一个贫困的中原小村，带上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呼家堡”这个仅几千号人口的村子，开办了若干工厂，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在20世纪90年代，村GDP就已经上亿元，这个村子的典型特点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村里全部财产，都属于集体，村民在村办工厂、单位上班，每月工资不会超过250元，但是住房、医疗、教育、食品、日用品、交通等费用全部是村集体负责。村规是“村八条”，村歌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歌手》。
为保证呼家堡日常机制的正常运行，呼天成制定了从生产到生活各方面的、花样繁多的制度，强调整齐划一和绝对服从。与物质控制相联系的是精神的禁锢和奴役。呼天成自在制止盗窃事件中小试牛刀后，便开始控制村民们的精神世界。通过“斗私会”筹建模式化的地上和地下新村、“展览台”等一系列事件，打破村民之间长期固有的血缘人伦关系，利用村民对虚荣的畸形追求激发所谓的“工作热情”，将村民们的思想以物质的形式统一化、凝固化。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村里说一不二，村民也把他当成菩萨一样敬着、供着。在他创造的富裕王国里，村民们心安理得地生活着，没有人敢反抗他的意志，没有人敢违反他制定的村规，甚至有人畏惧到，一见到他就想“尿”：
呼天成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片刻，只见他快步走到床前，弯下腰去，盯着那两只混浊的眼睛，低声说：“布袋，我这就去叫车，立马派人把你送到省城的大医院去，让医院全力抢救你!你得活着，你就好好活吧。”孙布袋眨了眨眼，眼里竟然透出了一丝惊恐：“我……尿了。我一看见你，就想尿。”
到呼天成离世之际，突然想听几声狗叫，可是村子里的狗，被他以前的一声令下，全部捕杀了。于是，骇人听闻的一幕发生了：全村人学狗叫，给他送了终：
就在这时，村里惟一的老闺女徐三妮突然跪了下来，她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呼伯想听狗叫，我就给他老人家学狗叫!”于是，她竟然趴在院门前，大声地学起狗叫来……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尔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也都跟着徐三妮学起了狗叫!在黑暗之中，呼家堡传出一片震耳欲聋的狗叫声！
小说在这里结尾，抛给我们一个问题，让我们深思：这还是在新时代下，正走向现代化的人民吗？
作者对人们的这种对权力的迷信、屈从，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以不动声色的笔触剖析他们的灵魂，在剖析中引导我们深思产生这种病态人格的历史，在历史和现实的契合点上思索“人”的未来。
作 者：曾洪军，硕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